第一章(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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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长听了面色凝重起来，说：“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个大问题，全国性的问题，我们的政府确实有责任，工作确实没有做好，对不住老百姓了！回去我们国务院要召集各有关部门，迅速出台方案，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老乡们听了，立即鼓掌欢迎，说：“好，感谢领导。”
首长说：“大家继续说，我就是来听乡亲们的意见的。不要有任何顾虑，再过一个多月，我就该退休了，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吧！”
于是有大胆的村民说：“首长，我提一个意见，我们山里的孩子现在上学太难了，我家的孩子现在每天要走几十里的山路，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得出发，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现在许多山里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根本就不读书了，都是文盲，不知道上面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
首长问：“最近的学校离你们村子有多远？”
村民说：“顺着公路有十几里，但有汽车，经常出车祸，所以孩子们为了安全，宁愿走山路，这样路程近点，但是翻山越岭，也要走一个小时。遇到下雨天，路滑，就更难走了。”
首长皱了皱眉头，说：“是不方便。”然后看了看王一鸣，说：“你们地方官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王一鸣说：“在我们西江省，这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我们有一千多万的少数民族，他们有几百万的人口是住在大山里的，是历史遗留问题，他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让他们搬迁，下山，确实有难度，有些人根本不愿意下来。上学难，主要指的是这些生活在大山里的少数民族的孩子。”
首长问：“目前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
王一鸣说：“一个是移民搬迁，让这些大山里的群众下山集中居住，目前资金上还有很大的缺口，估计全省每年这一项，就需要投入十多个亿。还有一个应急的措施，就是开办寄宿制学校，每个乡镇都搞一个，让山里的孩子集中居住，到周末回家一次。从小学就开始，这样省得孩子们天天跑了，这个投入少一点，全省正在做。每年的投入也是五六个亿。”
这个时候明林县的县长插话说：“我们县的资金已经到位了一千多万，今年一年可以基本上解决边境线上七个乡镇的问题。到时候孩子们就住在学校里，不用天天翻山越岭了。”
首长说：“这很好吗，要抓紧时间办！”
有个年纪大的村民说：“领导，我说两句吧，我们现在吃饭不愁了，挣钱想出去打工，不怕累，也能挣到钱，就是害怕得病，现在看病太贵了，进了县医院，就是看一个感冒，没有一百多块，根本下不来。我们看不起，所以，村子里好多村民都是小病扛着，大病才到县医院检查。都是小病拖成个大病。最后看不起，在家里等死。现在有些家庭为了看病都举家外逃了。”
首长问：“外逃？往哪里逃？”
村民说：“到边境线对面的外国去了，他们说，那里的政府对老百姓好，所有的边民不仅不要你的税收，还每年发补贴给你，种地补贴化肥、农药，看病全部是公费医疗。个人不用花一分钱。我们这个寨子里有一个孩子得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到了县医院检查，说是需要花十几万，还不知道能不能治疗下来。孩子的父母没有钱，就抱回来了，说是不治了，在家里等死算了。结果孩子的爸爸通过做生意，认识了一个对面国家的朋友，对方听说了这个情况，就把孩子带走了，说是自己的儿子，在对面那个国家里，不仅到省城里的大医院免费做了手术，连路费都是国家出的，个人住院时吃的饭都不要钱。大家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这个情况了，边境上的许多村民就越境跑了，他们说那边国家对老百姓好，所以他们不愿意再做中国人了。我想问一问首长，这样的情况你们上面的大领导知道吗？为什么人家的国家那么穷，还对老百姓这么好；而我们国家却做不到呢？！”
这个问题简直是太尖锐了，让首长脸上都有些挂不住了。王一鸣连忙出来打圆场，说：“个别情况，不能以偏概全。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国家一时半会也照顾不过来这么多人是吗！”
首长却认真起来，他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新鲜的问题，他看着当地的县长和县委书记，不容置疑地说：“你们这些父母官，说实话，你们县跑了多少人啊？”
县长和县委书记面面相觑，知道也隐瞒不了了，只好说：“据统计，这几年我们县跑出去的已经有三千多人，我们县还算是好的，邻近的一个县跑出去一万多人了。他们在当地落了户，根本就不回来了。”
首长说：“这样啊，原来有这么多的老百姓逃离了我们这个国家了，看起来我们的政策确实是出了问题，尤其是这负担重，上学难，看病贵，确实是伤害了许多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现在用脚投票，对我们的改革政策说不了，看起来我们上层领导也要反思反思了，不能乱改下去了。”
王一鸣坐在旁边听着，心里却在想着前一段在北京和魏正东聊天时，魏正东提供给他的一条信息。
魏正东说：“一鸣，你关注过俄罗斯的普京吗？知道为什么俄罗斯人那么拥护普京吗？姑娘们唱歌就唱‘嫁人要嫁普京那样的人’为什么？你懂吗？”
王一鸣问：“你说是为什么？”
魏正东说：“我看就因为这句话，他在《真理报》上说，‘一个把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拿来拉动经济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真正为民执政的政权，一定要把这三种东西当作阳光和空气，给予人民。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基本需要。一个国家不能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有人占几十套房，有的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样，执政当局没有任何脸面赖在台上，因为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执政者的责任。一个国家的执政文明，就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而不是表现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数据。’你看俄罗斯，人家是名符其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就那人家在进行‘休克疗法’的时候，也没有废除人民享有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的各种福利。而我们，按照网民的话说，就是：房产改革口袋掏空，教育改革父母逼疯，医疗改革提前送终，企业改革下岗停工。物价一天天上涨，工资收入却不见相应增加。
“底层的老百姓已经处于这样极端悲催的境地了，有些经济学家却屡屡有惊人之语，有人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还有人说：‘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你听听，真正是雷死人不偿命啊。毛主席当年曾一再告诫说：‘立场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那些人站在什么人的立场上说话？他们不是说得明明白白了吗，是利益集团！
“而民间老百姓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是物价向美国看齐，收入向非洲看齐。其实，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物价比美国还贵，收入比非洲还要低。有经济学者做过这样的计算，把全国人的工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上这个国家的GDP，得到一个数字：欧美最高，大约是55%，南美洲平均38%，菲律宾、泰国是28%，伊朗、土耳其大概是25%，非洲国家在20%以下。90%的人都说，我国跟非洲一个水平，你们简直是太乐观了，告诉你，我们中国是8%。全世界最低！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苦了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成了无产阶级！祖孙三代干一辈子，在北京还买不来60平方米的一套房子。
“现如今，中国人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神、没有祖宗，我们只认两样东西：权和钱。中国的成功之路变成了两道窄窄的门缝：一个是权；一个是钱。不能从门缝中挤进去，你就会活得很凄凉。而挤进这两道门缝的技术，卑鄙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中国正在经历出卖人格和泯灭人性的疯狂时代。这种情况，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真是空前绝后，不知道后世子孙面对历史，会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中国人。”
首长听了面色凝重起来，说：“拖欠农民工工资是个大问题，全国性的问题，我们的政府确实有责任，工作确实没有做好，对不住老百姓了！回去我们国务院要召集各有关部门，迅速出台方案，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老乡们听了，立即鼓掌欢迎，说：“好，感谢领导。”
首长说：“大家继续说，我就是来听乡亲们的意见的。不要有任何顾虑，再过一个多月，我就该退休了，让我站好最后一班岗吧！”
于是有大胆的村民说：“首长，我提一个意见，我们山里的孩子现在上学太难了，我家的孩子现在每天要走几十里的山路，每天早上六点钟就得出发，走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学校。现在许多山里的孩子，特别是女孩子，根本就不读书了，都是文盲，不知道上面知道不知道这个情况？”
首长问：“最近的学校离你们村子有多远？”
村民说：“顺着公路有十几里，但有汽车，经常出车祸，所以孩子们为了安全，宁愿走山路，这样路程近点，但是翻山越岭，也要走一个小时。遇到下雨天，路滑，就更难走了。”
首长皱了皱眉头，说：“是不方便。”然后看了看王一鸣，说：“你们地方官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王一鸣说：“在我们西江省，这也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我们有一千多万的少数民族，他们有几百万的人口是住在大山里的，是历史遗留问题，他们习惯了这样的生活方式，祖祖辈辈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让他们搬迁，下山，确实有难度，有些人根本不愿意下来。上学难，主要指的是这些生活在大山里的少数民族的孩子。”
首长问：“目前有什么解决的办法没有？”
王一鸣说：“一个是移民搬迁，让这些大山里的群众下山集中居住，目前资金上还有很大的缺口，估计全省每年这一项，就需要投入十多个亿。还有一个应急的措施，就是开办寄宿制学校，每个乡镇都搞一个，让山里的孩子集中居住，到周末回家一次。从小学就开始，这样省得孩子们天天跑了，这个投入少一点，全省正在做。每年的投入也是五六个亿。”
这个时候明林县的县长插话说：“我们县的资金已经到位了一千多万，今年一年可以基本上解决边境线上七个乡镇的问题。到时候孩子们就住在学校里，不用天天翻山越岭了。”
首长说：“这很好吗，要抓紧时间办！”
有个年纪大的村民说：“领导，我说两句吧，我们现在吃饭不愁了，挣钱想出去打工，不怕累，也能挣到钱，就是害怕得病，现在看病太贵了，进了县医院，就是看一个感冒，没有一百多块，根本下不来。我们看不起，所以，村子里好多村民都是小病扛着，大病才到县医院检查。都是小病拖成个大病。最后看不起，在家里等死。现在有些家庭为了看病都举家外逃了。”
首长问：“外逃？往哪里逃？”
村民说：“到边境线对面的外国去了，他们说，那里的政府对老百姓好，所有的边民不仅不要你的税收，还每年发补贴给你，种地补贴化肥、农药，看病全部是公费医疗。个人不用花一分钱。我们这个寨子里有一个孩子得的是先天性心脏病，到了县医院检查，说是需要花十几万，还不知道能不能治疗下来。孩子的父母没有钱，就抱回来了，说是不治了，在家里等死算了。结果孩子的爸爸通过做生意，认识了一个对面国家的朋友，对方听说了这个情况，就把孩子带走了，说是自己的儿子，在对面那个国家里，不仅到省城里的大医院免费做了手术，连路费都是国家出的，个人住院时吃的饭都不要钱。大家一传十十传百，都知道这个情况了，边境上的许多村民就越境跑了，他们说那边国家对老百姓好，所以他们不愿意再做中国人了。我想问一问首长，这样的情况你们上面的大领导知道吗？为什么人家的国家那么穷，还对老百姓这么好；而我们国家却做不到呢？！”
这个问题简直是太尖锐了，让首长脸上都有些挂不住了。王一鸣连忙出来打圆场，说：“个别情况，不能以偏概全。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国家一时半会也照顾不过来这么多人是吗！”
首长却认真起来，他是第一次听到这样新鲜的问题，他看着当地的县长和县委书记，不容置疑地说：“你们这些父母官，说实话，你们县跑了多少人啊？”
县长和县委书记面面相觑，知道也隐瞒不了了，只好说：“据统计，这几年我们县跑出去的已经有三千多人，我们县还算是好的，邻近的一个县跑出去一万多人了。他们在当地落了户，根本就不回来了。”
首长说：“这样啊，原来有这么多的老百姓逃离了我们这个国家了，看起来我们的政策确实是出了问题，尤其是这负担重，上学难，看病贵，确实是伤害了许多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现在用脚投票，对我们的改革政策说不了，看起来我们上层领导也要反思反思了，不能乱改下去了。”
王一鸣坐在旁边听着，心里却在想着前一段在北京和魏正东聊天时，魏正东提供给他的一条信息。
魏正东说：“一鸣，你关注过俄罗斯的普京吗？知道为什么俄罗斯人那么拥护普京吗？姑娘们唱歌就唱‘嫁人要嫁普京那样的人’为什么？你懂吗？”
王一鸣问：“你说是为什么？”
魏正东说：“我看就因为这句话，他在《真理报》上说，‘一个把老百姓的居住权、健康权和受教育权拿来拉动经济的政府一定是个没有良心的政府！真正为民执政的政权，一定要把这三种东西当作阳光和空气，给予人民。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基本需要。一个国家不能变成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有人占几十套房，有的人住不起房——真要那样，执政当局没有任何脸面赖在台上，因为民生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就是执政者的责任。一个国家的执政文明，就表现在对弱势群体的关怀上，而不是表现在富人有多富，也不表现在经济增长的数据。’你看俄罗斯，人家是名符其实的资本主义社会，就那人家在进行‘休克疗法’的时候，也没有废除人民享有的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的各种福利。而我们，按照网民的话说，就是：房产改革口袋掏空，教育改革父母逼疯，医疗改革提前送终，企业改革下岗停工。物价一天天上涨，工资收入却不见相应增加。
“底层的老百姓已经处于这样极端悲催的境地了，有些经济学家却屡屡有惊人之语，有人说：‘为了达到改革的目标，必须牺牲一代人，这一代人就是3000万老工人。8亿多农民和下岗工人是中国巨大的财富，没有他们的辛苦哪有少数人的享乐，他们的存在和维持现在的状态是很有必要的。’
“还有人说：‘经济学家就是为利益集团服务的；经济学家就是应该不讲道德。不要担心贫富两极分化，财富分配应该以老百姓不造反为底线。’你听听，真正是雷死人不偿命啊。毛主席当年曾一再告诫说：‘立场错了，知识越多越反动。’现在那些人站在什么人的立场上说话？他们不是说得明明白白了吗，是利益集团！
“而民间老百姓是怎么说的呢，我们是物价向美国看齐，收入向非洲看齐。其实，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我们的物价比美国还贵，收入比非洲还要低。有经济学者做过这样的计算，把全国人的工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上这个国家的GDP，得到一个数字：欧美最高，大约是55%，南美洲平均38%，菲律宾、泰国是28%，伊朗、土耳其大概是25%，非洲国家在20%以下。90%的人都说，我国跟非洲一个水平，你们简直是太乐观了，告诉你，我们中国是8%。全世界最低！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就是苦了全中国的老百姓，都成了无产阶级！祖孙三代干一辈子，在北京还买不来60平方米的一套房子。
“现如今，中国人没有天、没有地、没有神、没有祖宗，我们只认两样东西：权和钱。中国的成功之路变成了两道窄窄的门缝：一个是权；一个是钱。不能从门缝中挤进去，你就会活得很凄凉。而挤进这两道门缝的技术，卑鄙到令人发指的地步。中国正在经历出卖人格和泯灭人性的疯狂时代。这种情况，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真是空前绝后，不知道后世子孙面对历史，会如何看待我们今天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