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万通立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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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上市公司，用开玩笑的说法，你是做“大奶”还是做“二奶”“三奶”，也要做个选择。上市公司做大了以后，如果你是大股东，那你赚钱的机会可能会比较少，因为你不能退出，你是创办者，你一退出股价就下来了。而且，现在中国证监会限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的减持，你也没法儿卖。股价好的时候，你想卖他不让你卖；股价坏的时候，他还要让你增持，这就是你做“大奶”的代价。“大奶”只负责体面和维持秩序，表示你的事业还在。但是，很多上市公司的二股东、三股东非常爽，股价好了就卖，有问题、有危机的时候也不需要他出面，因为实际控制人不是他。而且他的股份也不算太少，你30%～40%，他20%～30%，他可以减持10%。所以，很多人不选择当“大奶”。
比如百度，李彦宏到现在为止都没卖过什么股票，但百度早期的创始人，那些“二奶”“三奶”都卖了，结果不到40岁就退休了，现在每天在家里“盲品”，就是蒙着眼睛品酒的味道，然后到处去玩，开心得很。等到经济状况实在不好的时候，他再入市收购一家公司，就可以当“大奶”。他永远有当“大奶”的机会，但他先把“二奶”的钱套现了。所以，在股权的安排上，我们要兼顾很多因素，包括刚才讲的利益问题、治理问题、自我约束，也包括实际套现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搞海外上市，一方面当“大奶”，另一方面通过家属或朋友安排一些其他的可流通的股份来平衡。
我不追求传奇
第三方面的问题，效率问题。说到效率，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我一个人说了算多快呀，五六个人商量，慢、扯皮。实际上，这里还是有算不清的账，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集权有效率，还是相对民主的、有程序的管理有效率。大家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做比较，首先是点上有效和系统有效。集权是点上有效率，系统没效率。什么意思呢？比如朝鲜的先军政策，什么都以军事为先，点上很有效率，但饿死了300万人，系统是无效率的。再比如我们办奥运会花了约4000亿元，全国很多事都停下来了，系统成本太高。
我们万通和别的公司合作，私人公司和跨国公司对我们的批评是不一样的，非常有意思。私人公司总批评我们万通像国企，太慢。当然，在批评过程中，它在规模等各方面与我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后来我想想，私人公司也有道理。为什么？它是比点上的效率。我们曾经和一个私人老板合作一个项目，他是自己在那儿卖楼，而我们是经理人在卖楼。我们的经理人都不敢自己做决定，他一个人就把什么都决定了，反正最后干坏了他自己也认了。所以，他效率极高，晚上不睡觉都行，而我们的经理人下班了肯定要休息，要有假期，公司还有一些后台支持，总体来讲效率就低。但这个私人老板只能做一个项目，到现在他做了快20年了，一直是做一个项目。万通现在已经做了300个项目了。所以，私人老板总认为规范的、正式的组织和系统没效率，因为他是点对点比，他不建系统，因为系统是有成本的，很慢。
跨国公司总抱怨中国企业太灵活了，什么事都想变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比如我们招标一块土地，大家知道，在中国，招标这事，如果大家都商量好了，找几个朋友来投就可以了。因为必须有人来投，有些领导会说希望哪几家来投，这种事在中国并不违法。但在跨国公司看来，这是不行的，这叫违反公平交易法。大家谁都不知道谁，这才叫投标，如果事先都知道了，那这事就不行。
那么，到底是系统有效率好，还是点上有效率好？这就要看你追求的目标，如果你想把事业做大，那就要讲求系统的效率，而不是点上的效率。老板一个人说了算，想给哪个领导钱就给哪个领导钱，1000万元现金说拿走就拿走了，点上是很有效率，但系统没人管你，没人提醒你，到时候一反腐，你和企业就完蛋了。这叫系统无效。
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办奥运会总共花了约4000亿元，中央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指导委员会，全国人民都支持，花了四年，终于把这个奥运会办完了。美国的世贸中心被拉登炸掉，整个重建项目花了360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来算，成本和我们办奥运会是差不多的。但是，整个世贸重建项目没有政府管，也没有成立什么特别协调小组，人家就是按商业合约做。
最有意思的是，有个犹太人在“9·11”事件发生前取得了世贸中心的租约，世贸被撞了以后，他要求赔偿。他找律师想了一个招儿，要求赔偿两次。为什么赔两次呢？因为世贸的两座楼倒塌前后隔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这等于是撞了两次，所以要赔两次。当地的老百姓和舆论就说这人太奸诈、太精了。后来律师说“9·11”事件就一次，而且这两座楼的基座是连起来的，所以是一座楼。他说我看着是两座楼，双方就这样扯来扯去。这要是在中国，全国人民受了这么大的伤痛，政府还能允许你在这儿扯？这哥们儿就非要打官司，要求赔两次，也不管媒体怎么看。后来判的是赔一次，他就认了，不再说什么。在我们来看，这事太没效率、太扯了。
世贸大楼重建的时候，还有一件事也很有意思。当时大楼的地基已经建好，拿水泥封住了，突然有个“9·11”事件遇难者的家属出来哭，说到现在都睡不着觉，总觉得自己家的人还埋在里面，你们当时一定没好好挖。怎么办？那得挖啊，如果不挖，这事在美国来说就是伤害别人的心灵，选票都没有了。于是就挖，谁出钱呢？政府出钱。挖了大概两个月，花了4000万美元，就为了安慰一颗受伤的心灵。你说这是不是无效？如果从系统来说，它很有效，为什么？因为以后不会再有翻烧饼的烂事了。如果你当时图快、图省事，后面翻烧饼的烂事就会很多。所以，系统有效率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质量；第二，成本，也就是未来节省的钱；第三，对未来负责任。
这是点上有效和系统有效，其次是短期有效和长期有效，点上有效其实就是短期有效，长期是无效的。拿中国历史来说，如果集权是有效的，中国就不应该到今天经济才发展，因为500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是集权，是专制，这显然是无效的。为什么无效？因为集权的体制永远不可能保证你持续地创造财富，它总是在进行“创造财富-破坏财富”的周期循环。在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中，好皇帝统治的时间最多不超过500年。
好皇帝一般出现在两个时间点：一个是太祖或高祖，也就是开国皇帝，杀了很多人当上了皇帝，这算好皇帝。再一个是中兴皇帝。皇位传到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由于老婆太多、皇子太多、太监太多，一搅和就出现了皇位继承危机。
其中一个皇子或小老婆和一个大臣勾结，折腾一番，就出现了中兴。每个朝代都有中兴皇帝，中兴皇帝也很厉害，中兴皇帝再往下传两三代，这个朝代就结束了。所以，在集权体制下，国家的统治者都是通过战乱、内乱选拔出来的，财富得不到积累。
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制度，财富就能得到积累。比如英国、美国，财富每增长一点儿，都能积累起来，越积累越多。而中国过去几千年来经历了那么多朝代，在汉朝、唐朝和清朝的时候，中国的GDP在全球的排名都比现在高，但财富没有积累下来。这就是短期有效率，但长期没效率。
再有，究竟是集权做决策的正确概率高，还是适度的分权、有一定的约束做决策的正确概率高，这也有个比较。集权制度的决策正确性从负分到零分、到90分都有可能，比如伟大领袖毛主席1949年成立新中国，这么翻天覆地的决策就是90分，但一场“文革”让中国的经济几近崩溃，就是负分。如果是民主制度，或者说有个董事会制约一下，决策的正确性又如何呢？大体上是60～80分，最差的不会低于60分，最好的能超过80分。以我们中国的体制来看，奥巴马在当总统以前连个科级干部都不是，噌一下当了总统，也做得有板有眼。他敢做决策，多大的决策都敢做，因为美国的制度系统保证了你所做决策的正确性不会低于60分。
我曾经看过一部美国追杀拉登的纪录片，讲的就是做决策。“9·11”事件发生以后，布什下令说一定要抓住拉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中情局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拉登的情报，十多年来，一天都没停过，这就叫系统有效。后来，中情局的一组人找到了拉登的藏身之所，据情报分析，这个屋子里的人有60%的可能性是拉登。因为这组人天天追踪拉登的情报，追得很疲劳了，所以他们很希望他就是拉登，把他打死就立功了。他们会在主观上夸大这种可能性，就像办案一样，我一定要出成绩，即使你不是贪污犯，不是坏人，我也说你是坏人。这时候怎么决策呢？他们找来另外一组人，叫作红队。第一，这组人从来没接触过拉登这件事；第二，这件事成不成功和他们的利益、升迁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让这组人来分析，这组人分析完，认为只有40%的可能性是拉登。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问题丢给了奥巴马，让这个连科级干部都不是的人来决定这么大的事，因为这件事的决策权在总统手里，谁都不能取代总统。当天晚上，奥巴马跟这些人说，这么多可能性，我今天决策不了，休息，明天早上再说。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告诉底下：干，折腾！于是，下面的人就开始执行。从决策的角度来说，有一组人分析的可能性是60%，还有一组人分析的可能性是40%，这种制度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是有底线的。而如果是非常集权的制度，可能自己一个人就定了。所以，不管是什么人，演员也好，黑人也好，女的也好，都可以当总统，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和整个系统的运作。
所以，我们在选择股权比例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追求系统的稳定性，还是追求个别点上的效率？你是假定自己一辈子都做正确的决策，还是假定自己也会做错误的决策，所以要找个人看着你？拿我自己来说，我肯定是选择系统有效性。所以，在万通，我现在的股份大概是30%，我们有若干董事，我不追求传奇，只做80分以内的决策。虽然我们每年的增长比较小，但很稳当，负债比较低。可是男人有时候突然来劲了，就背着手撒尿，非得干一件伟大的事。那怎么办？如果我想过瘾，我就拿自己的钱赌，不拿公司的股权。你自己拿钱跟朋友做一件事，砸了就砸了。刀郎有首歌叫作《冲动的惩罚》，作为男人，你要冲动，就拿自己的钱去冲动，但60～80分这个体系不能变。每次决策你都老老实实地按程序走，这样就不会出错，最后你会很踏实。
拿万通来说，我现在要出去送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体系绝对不允许我这么做，没人配合我。为什么？因为公司的出纳不是我定的，我们有专门的人力资源部门来考核这个出纳，而且这个出纳跟我非亲非故，不是我女朋友，也不是我的孩子，所以她不可能听我的。即使出纳要动，我们也有别的制约，总之这事我是干不成的。我要干，只能从自己家里拿钱。大家都是有理性的人，我从自己家里拿钱搞定一件事，让其他股东得利，我脑子又没进水，算了，不干了。所以，现在不管哪个官员出事，都跟我们一点儿关系没有。我老开玩笑，说我们是“夜总会里的处女”，平时大家看不出来，“扫黄”的时候才知道谁是好人。
专业化的企业越做越省心，多元化的企业越做越辛苦
专业化这个问题也困扰着很多人，是做一件事还是同时做很多事？大家现在都做投资，李嘉诚投很多，巴菲特也投很多，GE（通用电气）也投很多，有些人就想，那我也投。我认为，大家应该相信一点：专业化的企业越做越省心，多元化的企业越做越辛苦。多元化的企业实际上是想多赚钱，或者是想规避风险；专业化的企业也是想多赚钱。刚才我讲了，这其实是算不准的。目前全世界市值较高的公司，有专业化的，也有多元化的。一会儿专业化的公司上来了，比如沃尔玛，一会儿GE也不错。总体看来，在市值较高的公司里，专业化的公司要多于多元化的公司，比如微软、苹果、facebook（脸谱网）等，这都是专业化的公司。也就是说，总体来说，专业化的公司市值高的概率要大一些。
专业化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累。比如万科的王石只做住宅，他把这一件事做到了全球第一。专业的活儿是手艺活儿，越做越熟练，所以他的公司的体系越来越好。他不用去跟领导搞那些暧昧的事情，人家活得很舒服，60岁跑到美国学外语去了。所以，专业化节省精力，而且也不少赚钱。比如，擦地板挣的钱一定比开餐馆少吗？我看不一定，我擦得好了，全世界的人都来找我擦，全中国的人都来找我擦，那我也是个庞大的公司，一样可以挣钱。当然，你开餐馆也可以开得很大。但你既开餐馆又擦地板，同时做两件事，就会浪费精力。我们曾做过一个比较，在地产行业，一家母公司在做地产的同时还做很多别的事，和一家只做地产的公司比，一般来说，只做地产的公司的效率要高于多元化的母公司。在只做地产的公司里，只做一个产品的效率又高于做多个产品。
如果你是上市公司，用开玩笑的说法，你是做“大奶”还是做“二奶”“三奶”，也要做个选择。上市公司做大了以后，如果你是大股东，那你赚钱的机会可能会比较少，因为你不能退出，你是创办者，你一退出股价就下来了。而且，现在中国证监会限制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的减持，你也没法儿卖。股价好的时候，你想卖他不让你卖；股价坏的时候，他还要让你增持，这就是你做“大奶”的代价。“大奶”只负责体面和维持秩序，表示你的事业还在。但是，很多上市公司的二股东、三股东非常爽，股价好了就卖，有问题、有危机的时候也不需要他出面，因为实际控制人不是他。而且他的股份也不算太少，你30%～40%，他20%～30%，他可以减持10%。所以，很多人不选择当“大奶”。
比如百度，李彦宏到现在为止都没卖过什么股票，但百度早期的创始人，那些“二奶”“三奶”都卖了，结果不到40岁就退休了，现在每天在家里“盲品”，就是蒙着眼睛品酒的味道，然后到处去玩，开心得很。等到经济状况实在不好的时候，他再入市收购一家公司，就可以当“大奶”。他永远有当“大奶”的机会，但他先把“二奶”的钱套现了。所以，在股权的安排上，我们要兼顾很多因素，包括刚才讲的利益问题、治理问题、自我约束，也包括实际套现的问题。现在很多人都搞海外上市，一方面当“大奶”，另一方面通过家属或朋友安排一些其他的可流通的股份来平衡。
我不追求传奇
第三方面的问题，效率问题。说到效率，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我一个人说了算多快呀，五六个人商量，慢、扯皮。实际上，这里还是有算不清的账，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集权有效率，还是相对民主的、有程序的管理有效率。大家可以从三个方面去做比较，首先是点上有效和系统有效。集权是点上有效率，系统没效率。什么意思呢？比如朝鲜的先军政策，什么都以军事为先，点上很有效率，但饿死了300万人，系统是无效率的。再比如我们办奥运会花了约4000亿元，全国很多事都停下来了，系统成本太高。
我们万通和别的公司合作，私人公司和跨国公司对我们的批评是不一样的，非常有意思。私人公司总批评我们万通像国企，太慢。当然，在批评过程中，它在规模等各方面与我们的差距也越来越大。后来我想想，私人公司也有道理。为什么？它是比点上的效率。我们曾经和一个私人老板合作一个项目，他是自己在那儿卖楼，而我们是经理人在卖楼。我们的经理人都不敢自己做决定，他一个人就把什么都决定了，反正最后干坏了他自己也认了。所以，他效率极高，晚上不睡觉都行，而我们的经理人下班了肯定要休息，要有假期，公司还有一些后台支持，总体来讲效率就低。但这个私人老板只能做一个项目，到现在他做了快20年了，一直是做一个项目。万通现在已经做了300个项目了。所以，私人老板总认为规范的、正式的组织和系统没效率，因为他是点对点比，他不建系统，因为系统是有成本的，很慢。
跨国公司总抱怨中国企业太灵活了，什么事都想变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比如我们招标一块土地，大家知道，在中国，招标这事，如果大家都商量好了，找几个朋友来投就可以了。因为必须有人来投，有些领导会说希望哪几家来投，这种事在中国并不违法。但在跨国公司看来，这是不行的，这叫违反公平交易法。大家谁都不知道谁，这才叫投标，如果事先都知道了，那这事就不行。
那么，到底是系统有效率好，还是点上有效率好？这就要看你追求的目标，如果你想把事业做大，那就要讲求系统的效率，而不是点上的效率。老板一个人说了算，想给哪个领导钱就给哪个领导钱，1000万元现金说拿走就拿走了，点上是很有效率，但系统没人管你，没人提醒你，到时候一反腐，你和企业就完蛋了。这叫系统无效。
我再举个例子。我们办奥运会总共花了约4000亿元，中央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指导委员会，全国人民都支持，花了四年，终于把这个奥运会办完了。美国的世贸中心被拉登炸掉，整个重建项目花了360亿美元，按照当时的汇率来算，成本和我们办奥运会是差不多的。但是，整个世贸重建项目没有政府管，也没有成立什么特别协调小组，人家就是按商业合约做。
最有意思的是，有个犹太人在“9·11”事件发生前取得了世贸中心的租约，世贸被撞了以后，他要求赔偿。他找律师想了一个招儿，要求赔偿两次。为什么赔两次呢？因为世贸的两座楼倒塌前后隔了差不多半个小时，这等于是撞了两次，所以要赔两次。当地的老百姓和舆论就说这人太奸诈、太精了。后来律师说“9·11”事件就一次，而且这两座楼的基座是连起来的，所以是一座楼。他说我看着是两座楼，双方就这样扯来扯去。这要是在中国，全国人民受了这么大的伤痛，政府还能允许你在这儿扯？这哥们儿就非要打官司，要求赔两次，也不管媒体怎么看。后来判的是赔一次，他就认了，不再说什么。在我们来看，这事太没效率、太扯了。
世贸大楼重建的时候，还有一件事也很有意思。当时大楼的地基已经建好，拿水泥封住了，突然有个“9·11”事件遇难者的家属出来哭，说到现在都睡不着觉，总觉得自己家的人还埋在里面，你们当时一定没好好挖。怎么办？那得挖啊，如果不挖，这事在美国来说就是伤害别人的心灵，选票都没有了。于是就挖，谁出钱呢？政府出钱。挖了大概两个月，花了4000万美元，就为了安慰一颗受伤的心灵。你说这是不是无效？如果从系统来说，它很有效，为什么？因为以后不会再有翻烧饼的烂事了。如果你当时图快、图省事，后面翻烧饼的烂事就会很多。所以，系统有效率包含三个方面：第一，质量；第二，成本，也就是未来节省的钱；第三，对未来负责任。
这是点上有效和系统有效，其次是短期有效和长期有效，点上有效其实就是短期有效，长期是无效的。拿中国历史来说，如果集权是有效的，中国就不应该到今天经济才发展，因为5000多年以来，中国一直是集权，是专制，这显然是无效的。为什么无效？因为集权的体制永远不可能保证你持续地创造财富，它总是在进行“创造财富-破坏财富”的周期循环。在中国5000多年的历史中，好皇帝统治的时间最多不超过500年。
好皇帝一般出现在两个时间点：一个是太祖或高祖，也就是开国皇帝，杀了很多人当上了皇帝，这算好皇帝。再一个是中兴皇帝。皇位传到第二代、第三代的时候，由于老婆太多、皇子太多、太监太多，一搅和就出现了皇位继承危机。
其中一个皇子或小老婆和一个大臣勾结，折腾一番，就出现了中兴。每个朝代都有中兴皇帝，中兴皇帝也很厉害，中兴皇帝再往下传两三代，这个朝代就结束了。所以，在集权体制下，国家的统治者都是通过战乱、内乱选拔出来的，财富得不到积累。
如果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制度，财富就能得到积累。比如英国、美国，财富每增长一点儿，都能积累起来，越积累越多。而中国过去几千年来经历了那么多朝代，在汉朝、唐朝和清朝的时候，中国的GDP在全球的排名都比现在高，但财富没有积累下来。这就是短期有效率，但长期没效率。
再有，究竟是集权做决策的正确概率高，还是适度的分权、有一定的约束做决策的正确概率高，这也有个比较。集权制度的决策正确性从负分到零分、到90分都有可能，比如伟大领袖毛主席1949年成立新中国，这么翻天覆地的决策就是90分，但一场“文革”让中国的经济几近崩溃，就是负分。如果是民主制度，或者说有个董事会制约一下，决策的正确性又如何呢？大体上是60～80分，最差的不会低于60分，最好的能超过80分。以我们中国的体制来看，奥巴马在当总统以前连个科级干部都不是，噌一下当了总统，也做得有板有眼。他敢做决策，多大的决策都敢做，因为美国的制度系统保证了你所做决策的正确性不会低于60分。
我曾经看过一部美国追杀拉登的纪录片，讲的就是做决策。“9·11”事件发生以后，布什下令说一定要抓住拉登，活要见人，死要见尸。中情局就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拉登的情报，十多年来，一天都没停过，这就叫系统有效。后来，中情局的一组人找到了拉登的藏身之所，据情报分析，这个屋子里的人有60%的可能性是拉登。因为这组人天天追踪拉登的情报，追得很疲劳了，所以他们很希望他就是拉登，把他打死就立功了。他们会在主观上夸大这种可能性，就像办案一样，我一定要出成绩，即使你不是贪污犯，不是坏人，我也说你是坏人。这时候怎么决策呢？他们找来另外一组人，叫作红队。第一，这组人从来没接触过拉登这件事；第二，这件事成不成功和他们的利益、升迁没有任何关系。他们让这组人来分析，这组人分析完，认为只有40%的可能性是拉登。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问题丢给了奥巴马，让这个连科级干部都不是的人来决定这么大的事，因为这件事的决策权在总统手里，谁都不能取代总统。当天晚上，奥巴马跟这些人说，这么多可能性，我今天决策不了，休息，明天早上再说。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告诉底下：干，折腾！于是，下面的人就开始执行。从决策的角度来说，有一组人分析的可能性是60%，还有一组人分析的可能性是40%，这种制度保证了决策的正确性是有底线的。而如果是非常集权的制度，可能自己一个人就定了。所以，不管是什么人，演员也好，黑人也好，女的也好，都可以当总统，不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和整个系统的运作。
所以，我们在选择股权比例的时候一定要考虑清楚：你是追求系统的稳定性，还是追求个别点上的效率？你是假定自己一辈子都做正确的决策，还是假定自己也会做错误的决策，所以要找个人看着你？拿我自己来说，我肯定是选择系统有效性。所以，在万通，我现在的股份大概是30%，我们有若干董事，我不追求传奇，只做80分以内的决策。虽然我们每年的增长比较小，但很稳当，负债比较低。可是男人有时候突然来劲了，就背着手撒尿，非得干一件伟大的事。那怎么办？如果我想过瘾，我就拿自己的钱赌，不拿公司的股权。你自己拿钱跟朋友做一件事，砸了就砸了。刀郎有首歌叫作《冲动的惩罚》，作为男人，你要冲动，就拿自己的钱去冲动，但60～80分这个体系不能变。每次决策你都老老实实地按程序走，这样就不会出错，最后你会很踏实。
拿万通来说，我现在要出去送钱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的体系绝对不允许我这么做，没人配合我。为什么？因为公司的出纳不是我定的，我们有专门的人力资源部门来考核这个出纳，而且这个出纳跟我非亲非故，不是我女朋友，也不是我的孩子，所以她不可能听我的。即使出纳要动，我们也有别的制约，总之这事我是干不成的。我要干，只能从自己家里拿钱。大家都是有理性的人，我从自己家里拿钱搞定一件事，让其他股东得利，我脑子又没进水，算了，不干了。所以，现在不管哪个官员出事，都跟我们一点儿关系没有。我老开玩笑，说我们是“夜总会里的处女”，平时大家看不出来，“扫黄”的时候才知道谁是好人。
专业化的企业越做越省心，多元化的企业越做越辛苦
专业化这个问题也困扰着很多人，是做一件事还是同时做很多事？大家现在都做投资，李嘉诚投很多，巴菲特也投很多，GE（通用电气）也投很多，有些人就想，那我也投。我认为，大家应该相信一点：专业化的企业越做越省心，多元化的企业越做越辛苦。多元化的企业实际上是想多赚钱，或者是想规避风险；专业化的企业也是想多赚钱。刚才我讲了，这其实是算不准的。目前全世界市值较高的公司，有专业化的，也有多元化的。一会儿专业化的公司上来了，比如沃尔玛，一会儿GE也不错。总体看来，在市值较高的公司里，专业化的公司要多于多元化的公司，比如微软、苹果、facebook（脸谱网）等，这都是专业化的公司。也就是说，总体来说，专业化的公司市值高的概率要大一些。
专业化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累。比如万科的王石只做住宅，他把这一件事做到了全球第一。专业的活儿是手艺活儿，越做越熟练，所以他的公司的体系越来越好。他不用去跟领导搞那些暧昧的事情，人家活得很舒服，60岁跑到美国学外语去了。所以，专业化节省精力，而且也不少赚钱。比如，擦地板挣的钱一定比开餐馆少吗？我看不一定，我擦得好了，全世界的人都来找我擦，全中国的人都来找我擦，那我也是个庞大的公司，一样可以挣钱。当然，你开餐馆也可以开得很大。但你既开餐馆又擦地板，同时做两件事，就会浪费精力。我们曾做过一个比较，在地产行业，一家母公司在做地产的同时还做很多别的事，和一家只做地产的公司比，一般来说，只做地产的公司的效率要高于多元化的母公司。在只做地产的公司里，只做一个产品的效率又高于做多个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