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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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湖边到市区,再从市区到车站的路上,师傅表情凝重,一句话都不肯说,其实我有问题,但是也不敢问。直到买票上车后,大巴车上吊着的电视机里演着那些年无厘头的港式喜剧片,车上的人嘻嘻哈哈,我和师傅却怎么都笑不出来,不是因为不好笑,也不是因为董孝波是香港人的关系,而是我们根本就没看进去。
终于我忍不住了,我问师傅说,咱们就这么放了董孝波,你就不怕他抓紧时间捞到东西,然后从此就消失了吗?师傅摇摇头,他说,我给了他八个小时的时间来考虑了,如果在这八个小时里,湖心上的那艘船真的捞起来扇子的其中某一部分的话,那以董孝波的为人,他就肯定不会来昆明见你师姐了。但是假若捞不上来,他或许能够明白一个物品和一个人之间的差别,对于他而言,究竟哪个更加重要。师傅叹了口气接着说,姓董的这小子,太急于证明自己,本性到是不坏,对他来说,自尊心是活下去的勇气,错在方式,而不在人。
师傅这句话,虽然说的是董孝波,但是我听起来却跟我的过去一样。我又何尝不是拥有一颗庞大的无法战胜的自尊心,处处碰壁,若不是师傅这几年对我的打磨,我可能依旧背着我的自尊心当了个无法无天的小混混,而即便如此,在我的余生里,我也将跟这可怕的自尊共生共灭。
回到昆明已经是夜晚,云南最有名气的速食产品,莫过于遍布在大街小巷里的过桥米线了。其在云南当地的地位,和小面在重庆人眼里的无可替代是一样的,时间比较晚,我们师徒也确实没兴致专门去寻觅美食,于是师傅带着我在一家街边摊吃了过桥米线。一边吃,师傅一边好似愣神一样,怔怔的望着那附近的一根贴满牛皮癣广告的电线杆子。
我当时正觉得奇怪,心想这老头真是不乖,吃个东西也不好好吃!于是我就碰了碰师傅说,你在看什么啊师傅。师傅筷子上夹着的米线因为接触空气太久,已经都腻了。他被我这一叫唤,惊觉的回头,但是老眼里却闪烁着泪花。然后傻乎乎的笑着跟我说,没什么,吃饭吃饭。我觉得很奇怪,虽然这家米线味道不错,也不至于让你老人家感动成这样吧,于是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不告诉我的话今晚你就没烟抽了。师傅才呼了一口米线后,憨憨的笑着跟我说,没事,就是看看。
我说一根破电线杆子,有什么好看的。师傅说,好看啊,当年我就是在这个电线杆子下,第一次遇到你师姐的。
师傅这句话一说,顿时换成我哽住了。嘴里还有没咽下的米线,却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一样,吞不下去,心里酸酸的。我知道我这辈子肯定是无法取代师姐在师傅心目中的地位了,即便是师姐闯下的祸比我大得多,但那是师傅的第一个徒弟。况且我也没想过要替代师姐,用师傅的话来说,我们之间之所以成为师徒,不仅仅是因为他选择了我们,也因为我们选择了他,选择了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对方,这比起很多婚姻的宣誓我认为更加神圣,我很幸运,我选择了成为他的徒弟,即便他无法亲囊相授,即便我不是他最出色的徒弟,即便我只是师姐的一个替代品,但我们都无怨无悔,因为在这里,我们学会了放下自己的身份与本来的姓氏,懂得了相亲相爱。
于是直到吃完,我们一老一小默默点上烟,我甚至还新买了一包烟,接着散步似的走回师傅家里,烧水洗脚,把鸡给喂了,然后赶进笼子,最后锁上院子门,再回到水缸边上给祖师爷上了香,和师傅一块回到楼上,各自关上房门,关上灯,我和师傅一句话都没说过。
第二天我刻意睡了个大懒觉,直到中午才醒来。因为我不想要再见到师傅那一脸惆怅但是却特别温暖的表情。我就想睡晚一点,最好是睡到师姐到来,这样我们就能有新的话可说了。而直到师傅叫我吃午饭,我们俩默默瓜分了一盘苦瓜炒鸡蛋后,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师傅叫我去开门,我说我不去。因为我不知道门后面站的到底是董孝波还是师姐,甚至有可能是上门推销保健品的家伙。师傅瞪了我一眼,说了句什么心理素质后,他站起来打开门,是师姐来了。她还穿着前几天离开的时候那身衣服,牛仔裤都弄脏了,看样子这回她已然被折磨得不轻。
师姐开门后,直接走到院子里,四处打量,我知道,她是在找董孝波。遗憾的是我觉得这才是师姐到这里来的唯一原因。师傅对师姐说,小董没来,要不我们等等吧,如果他要来的话,今天就一定会来的。师傅问师姐,你怎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呀?师姐说,她在柳州到处找董孝波,手机已经没电了。说完她就从包里拿出那个还带着天线,比大哥大小不了多少的诺基亚机器,事后我曾研究过这个手机,绿色的像素屏,电池比烟盒还大。
师姐把手机和充电器递给我要我去帮她插上充电。于是我应声去了再回到院子里,师姐已经开始跟师傅喋喋不休的说着。师姐的精神状况看上去不太好,也许是这件事情让她太过于受到刺激的缘故。而师傅则在一边语重心长的安慰她,甚至还帮董孝波说了不少好话。
那时候的电话,充电还需要挺长时间的。所以当电充好以后,已经是下午了。师姐拿来电话,打给董孝波,我们都安静下来,让师姐打完这个电话,却在这个时候,院子外的通道里,传来一阵叮铃铃的电话声。
师姐立刻站了起来,迅速的打开了院子门,发现董孝波正颓废的站在门口。师傅对我使个眼色,要我先把他们俩弄进来再说,别让路过的人看热闹。于是我就走到门外,推了推董孝波的肩膀对他说,你别在这傻着了,先进去再说吧。
说实在的,董孝波能来,我心里还是挺高兴的,也证明了师傅的话,这个人并不是没有良心,而是走错了路子而已。进屋以后,我就立刻站得远远的,我很不喜欢这种凝重的气氛。师姐和董孝波就这么一直对望着,师姐的表情比较让人看了难受,就是那种非常委屈,但是心里憋了一肚子话却说不出来的感觉,泪水在两人对视了几十秒后,就从师姐的眼睛里掉了下来,而董孝波则是一脸的内疚模样,却又要使劲装出一副我做也做了现在可能说什么都没用了的样子。我相信此刻的他也和师姐一样,有话,但说不出。
就这么默然了许久后,师姐突然伸手打了董孝波的肩膀一下,再一下,接着再一下,就这么一直打,越打越用力,打到最后甚至哭出了声,董孝波一直站着,仁她打,到后来我看着都觉得疼了,于是就想要上去拉开师姐,师傅说,让他们好好谈谈吧,该跟小董和你师姐说的话,我这个当长辈的都说过了,剩下的,让他们自己来决定吧。
师傅说完就从衣兜里摸出当初董孝波留下的那个扳指,放在院子里的桌子上,然后拉着我,进屋,关门,然后我们师徒俩,一边听着院子里师姐那不清晰的打骂声,一边默默喝了好几杯。
这个时间持续得原本就比较长,对我和师傅来说,可能更漫长一点。随后我们听到一声关门的声音,于是我们就走出来看,发现董孝波呆呆傻傻的站在院子里,而师姐已经跑了出去。
师傅纳闷的问,辛然跑哪去了?董孝波不回答。但是我们都知道,肯定俩人没谈出个结果来,所以师姐负气走了,师傅大声对董孝波吼着,那你还不赶紧追啊。
董孝波抬起头来,看着师傅说,追不到了。武师傅,你是个值得尊敬的人,谢谢你的提点和开导,再见了。说完,他也转身离开了屋子。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去找师姐了,但是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董孝波。
师姐那天自从离开以后,就没了消息。电话也不接,害得我和师傅找了她好久。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我和师傅才接到师姐的电话,她说她已经重新回到柳州了,而在派出所销案的事情已经不知道被谁给搞定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董孝波做的,他是一个港商,在内地做生意,自然需要打点好很多地方上的关系。而当师傅问起她董孝波的时候,师姐却说,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听说工厂已经转手给了其他人,也许董孝波就此就消失在我们的世界里了。
而事实上的确如此,从那以后,我们再没人知道董孝波的下落,即便是师傅托人到了香港打听,也不得而知。而我们也不知道他事后是否真的悔悟,没有继续打捞扇子,或是有没有捞到,这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只知道在那之后的某一年,香港海关在回归后配合内地政府追讨那些被港商因制度问题而迟迟未能归还的文物时,名单里并没有双桂堂失窃的贝叶经,也没有那师傅的那把六叶八卦扇。
事情的结局,也不知道是好是坏,总之我们还继续这么生活着,各自经营着一片小天地。我和师傅那段日子都特别关心师姐,常常打电话,直到她走出心里的困境,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她告诉师傅,她在柳州收了几个徒弟,悟性都还不错,也算是对师傅当年的搭救一种报答,起码让我们开枝散叶了。
师傅听后很是高兴,还特别带我前去柳州给每个徒孙都包了个大红包,顺便亲自考究下这几个跟我岁数差不多的孩子的心性。我虽然岁数和师姐的几个徒弟差不多,但是我却是老资格的师叔了,所以我也很得意,并且在柳州吃到了一家母女经营的长沙臭豆腐,任凭风浪再大,我依旧是个吃货。
而师傅,也许是因为经历过多,他在半年的时间里就苍老了很多。身体明显不如从前,因为咳嗽还一度逼着我戒烟,事后又被我以庆祝戒烟成功为理由,重新抽上了。
2001年下半年的时候,师傅突然要我收拾行囊,跟着他出一趟远门。我问师傅,咱们这大包小包的是要去哪呀,师傅说,去四川,去藏区。藏区是我一直很向往的,那二年,还没有打砸抢的事件发生,而藏区的美丽我也只能在电视里和明信片上看到,这次要去那边,心里特别激动,还为此专门花了99块钱买了个一次性相机和两个胶卷,柯达的,那时候还没破产。
但是当我们坐着火车一路从昆明颠簸到西安,再从西安转了火车到达了青海西宁的时候,我们又要转车了。在西宁下车以后,尽管青海的蓝天白云和那种荒芜的美感,以及各式各样的回族小吃深深吸引我,但师傅还是带着我很快坐上了到青海玉树和四川石渠的巴士车,一路上,师傅还是时不时的咳嗽几声,胡子也好多天都没刮了,而且胡子里已经有了白色。
看着师傅的模样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的,于是我就一直找话题跟师傅说话,问些没脑子的问题,在西宁到玉树的途中,我们路过了一个很大的自由市场,很多买卖虫草的,由于巨便宜且大根所以我一冲动就买了近一千块钱的虫草,打算回昆明以后,再去买只老鸭子,炖汤给师傅喝,剩下的寄回家给父母算了。
过了青海后,就到了四川,那个地方叫石渠,我问师傅是不是这个地方的人都喜欢打石头做渠道啊,说完我哈哈哈的笑起来,顺便陶醉下自己的幽默。师傅说,这个地方有个太阳部落,据说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非常缺氧,你还是少说点话比较好,免得你一会就死在车上了。
虽然知道师傅是在开玩笑,但是我还是闭嘴了。隔了一会,师傅侧脸看着窗外的雪山和几乎没人的荒原,突然淡淡地对我说:
“这趟完了,你就出师吧。我也该休息休息了。”
在从湖边到市区,再从市区到车站的路上,师傅表情凝重,一句话都不肯说,其实我有问题,但是也不敢问。直到买票上车后,大巴车上吊着的电视机里演着那些年无厘头的港式喜剧片,车上的人嘻嘻哈哈,我和师傅却怎么都笑不出来,不是因为不好笑,也不是因为董孝波是香港人的关系,而是我们根本就没看进去。
终于我忍不住了,我问师傅说,咱们就这么放了董孝波,你就不怕他抓紧时间捞到东西,然后从此就消失了吗?师傅摇摇头,他说,我给了他八个小时的时间来考虑了,如果在这八个小时里,湖心上的那艘船真的捞起来扇子的其中某一部分的话,那以董孝波的为人,他就肯定不会来昆明见你师姐了。但是假若捞不上来,他或许能够明白一个物品和一个人之间的差别,对于他而言,究竟哪个更加重要。师傅叹了口气接着说,姓董的这小子,太急于证明自己,本性到是不坏,对他来说,自尊心是活下去的勇气,错在方式,而不在人。
师傅这句话,虽然说的是董孝波,但是我听起来却跟我的过去一样。我又何尝不是拥有一颗庞大的无法战胜的自尊心,处处碰壁,若不是师傅这几年对我的打磨,我可能依旧背着我的自尊心当了个无法无天的小混混,而即便如此,在我的余生里,我也将跟这可怕的自尊共生共灭。
回到昆明已经是夜晚,云南最有名气的速食产品,莫过于遍布在大街小巷里的过桥米线了。其在云南当地的地位,和小面在重庆人眼里的无可替代是一样的,时间比较晚,我们师徒也确实没兴致专门去寻觅美食,于是师傅带着我在一家街边摊吃了过桥米线。一边吃,师傅一边好似愣神一样,怔怔的望着那附近的一根贴满牛皮癣广告的电线杆子。
我当时正觉得奇怪,心想这老头真是不乖,吃个东西也不好好吃!于是我就碰了碰师傅说,你在看什么啊师傅。师傅筷子上夹着的米线因为接触空气太久,已经都腻了。他被我这一叫唤,惊觉的回头,但是老眼里却闪烁着泪花。然后傻乎乎的笑着跟我说,没什么,吃饭吃饭。我觉得很奇怪,虽然这家米线味道不错,也不至于让你老人家感动成这样吧,于是我问他到底怎么了,不告诉我的话今晚你就没烟抽了。师傅才呼了一口米线后,憨憨的笑着跟我说,没事,就是看看。
我说一根破电线杆子,有什么好看的。师傅说,好看啊,当年我就是在这个电线杆子下,第一次遇到你师姐的。
师傅这句话一说,顿时换成我哽住了。嘴里还有没咽下的米线,却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堵在胸口一样,吞不下去,心里酸酸的。我知道我这辈子肯定是无法取代师姐在师傅心目中的地位了,即便是师姐闯下的祸比我大得多,但那是师傅的第一个徒弟。况且我也没想过要替代师姐,用师傅的话来说,我们之间之所以成为师徒,不仅仅是因为他选择了我们,也因为我们选择了他,选择了把自己的人生托付给对方,这比起很多婚姻的宣誓我认为更加神圣,我很幸运,我选择了成为他的徒弟,即便他无法亲囊相授,即便我不是他最出色的徒弟,即便我只是师姐的一个替代品,但我们都无怨无悔,因为在这里,我们学会了放下自己的身份与本来的姓氏,懂得了相亲相爱。
于是直到吃完,我们一老一小默默点上烟,我甚至还新买了一包烟,接着散步似的走回师傅家里,烧水洗脚,把鸡给喂了,然后赶进笼子,最后锁上院子门,再回到水缸边上给祖师爷上了香,和师傅一块回到楼上,各自关上房门,关上灯,我和师傅一句话都没说过。
第二天我刻意睡了个大懒觉,直到中午才醒来。因为我不想要再见到师傅那一脸惆怅但是却特别温暖的表情。我就想睡晚一点,最好是睡到师姐到来,这样我们就能有新的话可说了。而直到师傅叫我吃午饭,我们俩默默瓜分了一盘苦瓜炒鸡蛋后,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师傅叫我去开门,我说我不去。因为我不知道门后面站的到底是董孝波还是师姐,甚至有可能是上门推销保健品的家伙。师傅瞪了我一眼,说了句什么心理素质后,他站起来打开门,是师姐来了。她还穿着前几天离开的时候那身衣服,牛仔裤都弄脏了,看样子这回她已然被折磨得不轻。
师姐开门后,直接走到院子里,四处打量,我知道,她是在找董孝波。遗憾的是我觉得这才是师姐到这里来的唯一原因。师傅对师姐说,小董没来,要不我们等等吧,如果他要来的话,今天就一定会来的。师傅问师姐,你怎么不给他打个电话呀?师姐说,她在柳州到处找董孝波,手机已经没电了。说完她就从包里拿出那个还带着天线,比大哥大小不了多少的诺基亚机器,事后我曾研究过这个手机,绿色的像素屏,电池比烟盒还大。
师姐把手机和充电器递给我要我去帮她插上充电。于是我应声去了再回到院子里,师姐已经开始跟师傅喋喋不休的说着。师姐的精神状况看上去不太好,也许是这件事情让她太过于受到刺激的缘故。而师傅则在一边语重心长的安慰她,甚至还帮董孝波说了不少好话。
那时候的电话,充电还需要挺长时间的。所以当电充好以后,已经是下午了。师姐拿来电话,打给董孝波,我们都安静下来,让师姐打完这个电话,却在这个时候,院子外的通道里,传来一阵叮铃铃的电话声。
师姐立刻站了起来,迅速的打开了院子门,发现董孝波正颓废的站在门口。师傅对我使个眼色,要我先把他们俩弄进来再说,别让路过的人看热闹。于是我就走到门外,推了推董孝波的肩膀对他说,你别在这傻着了,先进去再说吧。
说实在的,董孝波能来,我心里还是挺高兴的,也证明了师傅的话,这个人并不是没有良心,而是走错了路子而已。进屋以后,我就立刻站得远远的,我很不喜欢这种凝重的气氛。师姐和董孝波就这么一直对望着,师姐的表情比较让人看了难受,就是那种非常委屈,但是心里憋了一肚子话却说不出来的感觉,泪水在两人对视了几十秒后,就从师姐的眼睛里掉了下来,而董孝波则是一脸的内疚模样,却又要使劲装出一副我做也做了现在可能说什么都没用了的样子。我相信此刻的他也和师姐一样,有话,但说不出。
就这么默然了许久后,师姐突然伸手打了董孝波的肩膀一下,再一下,接着再一下,就这么一直打,越打越用力,打到最后甚至哭出了声,董孝波一直站着,仁她打,到后来我看着都觉得疼了,于是就想要上去拉开师姐,师傅说,让他们好好谈谈吧,该跟小董和你师姐说的话,我这个当长辈的都说过了,剩下的,让他们自己来决定吧。
师傅说完就从衣兜里摸出当初董孝波留下的那个扳指,放在院子里的桌子上,然后拉着我,进屋,关门,然后我们师徒俩,一边听着院子里师姐那不清晰的打骂声,一边默默喝了好几杯。
这个时间持续得原本就比较长,对我和师傅来说,可能更漫长一点。随后我们听到一声关门的声音,于是我们就走出来看,发现董孝波呆呆傻傻的站在院子里,而师姐已经跑了出去。
师傅纳闷的问,辛然跑哪去了?董孝波不回答。但是我们都知道,肯定俩人没谈出个结果来,所以师姐负气走了,师傅大声对董孝波吼着,那你还不赶紧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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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去找师姐了,但是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董孝波。
师姐那天自从离开以后,就没了消息。电话也不接,害得我和师傅找了她好久。直到一个多月之后,我和师傅才接到师姐的电话,她说她已经重新回到柳州了,而在派出所销案的事情已经不知道被谁给搞定了。其实我们都知道这是董孝波做的,他是一个港商,在内地做生意,自然需要打点好很多地方上的关系。而当师傅问起她董孝波的时候,师姐却说,他们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联系了,听说工厂已经转手给了其他人,也许董孝波就此就消失在我们的世界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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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结局,也不知道是好是坏,总之我们还继续这么生活着,各自经营着一片小天地。我和师傅那段日子都特别关心师姐,常常打电话,直到她走出心里的困境,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她告诉师傅,她在柳州收了几个徒弟,悟性都还不错,也算是对师傅当年的搭救一种报答,起码让我们开枝散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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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师傅,也许是因为经历过多,他在半年的时间里就苍老了很多。身体明显不如从前,因为咳嗽还一度逼着我戒烟,事后又被我以庆祝戒烟成功为理由,重新抽上了。
2001年下半年的时候,师傅突然要我收拾行囊,跟着他出一趟远门。我问师傅,咱们这大包小包的是要去哪呀,师傅说,去四川,去藏区。藏区是我一直很向往的,那二年,还没有打砸抢的事件发生,而藏区的美丽我也只能在电视里和明信片上看到,这次要去那边,心里特别激动,还为此专门花了99块钱买了个一次性相机和两个胶卷,柯达的,那时候还没破产。
但是当我们坐着火车一路从昆明颠簸到西安,再从西安转了火车到达了青海西宁的时候,我们又要转车了。在西宁下车以后,尽管青海的蓝天白云和那种荒芜的美感,以及各式各样的回族小吃深深吸引我,但师傅还是带着我很快坐上了到青海玉树和四川石渠的巴士车,一路上,师傅还是时不时的咳嗽几声,胡子也好多天都没刮了,而且胡子里已经有了白色。
看着师傅的模样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的,于是我就一直找话题跟师傅说话,问些没脑子的问题,在西宁到玉树的途中,我们路过了一个很大的自由市场,很多买卖虫草的,由于巨便宜且大根所以我一冲动就买了近一千块钱的虫草,打算回昆明以后,再去买只老鸭子,炖汤给师傅喝,剩下的寄回家给父母算了。
过了青海后,就到了四川,那个地方叫石渠,我问师傅是不是这个地方的人都喜欢打石头做渠道啊,说完我哈哈哈的笑起来,顺便陶醉下自己的幽默。师傅说,这个地方有个太阳部落,据说是离太阳最近的地方。非常缺氧,你还是少说点话比较好,免得你一会就死在车上了。
虽然知道师傅是在开玩笑,但是我还是闭嘴了。隔了一会,师傅侧脸看着窗外的雪山和几乎没人的荒原,突然淡淡地对我说:
“这趟完了,你就出师吧。我也该休息休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