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远东的力量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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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d692d57d35e1478ca636dc0171cbeb83_5">第二节远东的力量格局</h3>

 20世纪前半段，中国历史通过革命开启其现代平民社会建设的历史，外部世界的压力与刺激是中国历史走上这样一条道路的极为重要的动因。直到二战结束，外部世界在远东的力量格局当中，可以看到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海洋秩序、俄罗斯（苏联）的大陆秩序以及日本的亚细亚秩序这三种谋划的对峙与冲撞；这三种谋划在一战前与一战后，都有着深刻的变化。作为弱者的中国，只能在这诸种强国谋划的夹缝中艰难地推进自我的重构。

 一、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谋划

 1.英国的秩序想象

 自19世纪中期以来，英国是远东秩序事实上的主导者；这一地位自进入20世纪开始缓慢下降，到20世纪中期，逐渐被美国所替代。两个国家对于秩序的主导，都是以其对国际贸易秩序的主导为基本的动力机制。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阐明了普遍自由贸易的原则，他极力批评当时的英国通过殖民地贸易垄断制度来积累财富的做法，谴责这种制度破坏了英国产业部门间的自然均衡。在他看来，最终的均衡甚至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均衡，而是依托于一个具有普遍开放性的自由制度，全球作为一个统一大市场达到普遍均衡。他进一步提出，全球普遍市场的运行，最终会展开为一个世界历史过程。通过不断的商业交互与技术传播，包括对于亚洲非洲等地落后民族的传播，“使世界上各地的居民，有同等的勇气与实力。只有这样，才可引起相互的恐惧，从而威压一切独立国的专横，使它们能相互尊重彼此的权利”。这将带来人类对于自由的普遍享有。斯密的论证，使得后来英国所推行的自由贸易获得了高度的伦理正当性，其支撑的全球普遍秩序被承认为一个可欲的秩序。

 然而，英国政府却并未马上理会斯密的说法，仍长期地采行保护贸易的政策，因为彼时英国的政治精英主要是贵族地主阶层，保护贸易利于其所经营的农业。工业革命当中诞生的工业家阶层不断抗争，终于通过议会改革而在政治上有了更大的声音，推动着英国经济政策的缓慢转型。以1846年废除《谷物法》、1849年废除《航海条例》为标志，英国终于完成政策转型，实行了自由贸易，这距离《国富论》的出版已经过去七十余年了。一旦开始自由贸易，英国就走到了极致，实行单方面自由贸易，即无论其他国家是否向英国实行自由贸易，英国都向它们实行自由贸易。

 英国的国家利益却正是在这一初看上去极为理想主义的政策中获得了最大的实现。彼时的英国是全球唯一的工业国，它进口的是原材料和粮食，出口的是制成品。自由贸易使得英国制造业从原料成本和粮食价格决定的劳动力成本两方面获得了最强的成本控制能力，从而放大自己的工业优势，其他国家除非出现英国无法匹敌的技术革命，否则将无法与英国的工业进行竞争，只能作为原材料殖民地和产品市场存在。自由贸易令英国积累了巨额财富，并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英国得以操控全球的金融和贸易规则，并以其海洋霸主身份作为规则执行力的终极担保。波兰尼提出，从19世纪后期到一战前，世界秩序是建立在政治、经济相互渗透互为支撑的四个机制之上的，它们分别是均势体系、国际金本位制、自我调节的市场以及自由主义国家。英国支撑起来的金本位是这四个制度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而金本位的源泉和基体是自我调节的市场；金本位制是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尝试；均势体系是金本位基础的上层建筑，并通过金本位来运转；自由主义国家则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结果。

 在此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英国的国家利益与其世界主义取向的深刻关联，这也是真正的霸主国的关键所在——只有将一己之私包纳在一个普遍秩序当中，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自己的国家利益。这样一种包纳，会自然形成霸主国运用其力量时的自我节制，因其力量只有用来维护此一普遍秩序，才最符合其国家的长远利益；从而，其他国家对霸主国运用力量的方式可以形成相对有效的预期，并对其形成信任，这种信任不是基于对霸主国的善意的相信，而是基于对霸主国能够识别其本身的长远利益之能力的相信。这些国家的力量从而不会与霸主国处于本质性的对抗关系中，后者因此可大幅降低统治世界的成本，使其霸主地位可持续。

 2.直迄一战的英国远东战略

 切换到远东来看，便可知，英国在这里的谋划势必要以远东最大的市场——中国的普遍开放为其基本目标，其在远东的经济、政治、军事战略等的设定都是围绕此一目标展开的。若欲中国市场的普遍开放，则维持一个统一而又适度繁荣，并且接受英国“规训”的中国，是最符合英国利益的。让中国有能力在英国的主导下自我统治，英国便既无须承担治理的责任，又能获得全部的贸易好处；倘若中国被列强瓜分，则其他列强可能会向英国封闭其瓜分部分的市场；倘若中国过于贫穷，则不可能拥有对于英国商品的消费力；倘若中国太过强大，英国又会无力对其进行控制，中国的市场则未必能为英国所占有——这样一种政治逻辑，与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草原帝国对于中原的“榨取-保护”的关系如出一辙，只不过是其中的行为主体和经济逻辑发生了变化。

 因此，英国最初的政策是扶助大清，对其进行“规训”，将其引导进入现代世界体系，从而成为自己的庞大市场；同时要通过对大清的扶助而形成远东的均势体系，与俄国形成相互制衡，使得英国仍然可以一种离岸平衡手的超然姿态，成为整个格局的主导者。但是甲午战争证明了大清并不是个合格的远东代理人，英国不得不将眼光转向日本。反过来，英国对于大清则更多地寻求一种对其进行有效控制的策略，在《马关条约》之后大清努力筹钱支付对日赔款的时候，英国极力推动大清向英国的汇丰银行借贷；大清为了“以夷制夷”的考虑，也向其他列强进行了大量借贷，英国遂进一步胁迫大清，令其同意海关总税务司一直由英国人来担任，以此来掌控帝国财政。由于大清向各国的贷款及分期支付的赔款基本都是以关税作为担保，英国因此获得了相对于其他列强的对华优势。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的相对国力下降，面对德国在海上的挑战、俄国在亚洲陆上的挑战，渐渐有些力不从心。故而英国被迫开始放弃其“光荣孤立”的政策，寻求结盟，1902年的英日同盟遂构成此后英国远东政策的基石。但英国的结盟政策，仍然是确保其普遍经贸利益的手段而已，其中很重要的一点仍然是确保中国这个巨大市场的统一与适度繁荣，以及确保英国对其的控制。正是在这一原则的引导下，英国赞同美国在19世纪末所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在庚子之变后，会同美国重申此一政策，力图借助美国的力量来保证中国不被肢解。

 而在当时美国的外交决策层及其智囊团看来，世纪之交的时代正面临着世界金融中心从伦敦和巴黎向外转移的契机，它或者向东移至柏林和彼得堡，或者向西移到纽约。这个重大问题最终将取决于由哪一方控制亚洲市场，海洋民族和非海洋民族将会展开竞争，所以英国和美国这种海洋民族应该结盟对抗非海洋的俄国人和德国人。 这样一种战略规划，也是后来美国能够顺畅地接过英国的海洋霸主地位的原因之一。

 英国的远东战略一直延续到一战结束，并未因辛亥革命而发生什么太大变化。在辛亥革命后，英国很快主导并带同其他列强，向袁世凯发放了“善后大借款”，力图以此扶植起一个有能力在中国维系基本统一局面、保证市场繁荣的政权；同时，通过五国银行团的协同行动，将其他列强也捆绑在同一利益格局当中，以确保英国所主导的远东格局不受挑战。英美两国的这种政策取向，是中国在最衰弱的年代中得以“以夷制夷”，不至于彻底遭到瓜分的重要原因——当然，这并不是出于英美的善意，而是出于它们对于自身最佳利益的判断。

 3.一战及其后的英美转捩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现代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不仅仅是让列强关系彻底洗了牌，美国和日本都崛起为强国，英、法两国遭到严重削弱，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奥斯曼帝国全部崩溃；一战还带来人类在国际秩序观上的深刻变迁，即，从现实主义转向理想主义。

 一战前的国际秩序观是由欧洲列强主导的现实主义。这种理念认为，国际秩序以国家实力为前提，脱离开实力对比的理想是没有意义的。但现实主义对实力的讨论并不是为了战争，而是为了和平。它认为，和平的基础是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因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力量均衡将使得各国无法通过战争来实现政治目标，而只能通过大国间的和平谈判来实现。只有这样，和平才是有保障的；试图简单地通过各国间的善意来实现和平，这种和平是没有保障的，因为我们无法确认其他国家的善意是否可靠。为了确保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以便保障和平，必要的时候便要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牺牲弱者也谈不上什么正义不正义，现实世界本来就不是理想的。这套国际秩序理念，保障了从拿破仑战争结束直到一战之前大约一百年的和平；期间虽然有过一些战争，但规模都不大，基本上就是调整力量均衡的。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现实主义的逻辑说不通了。一方面，现实主义完全没能阻止一战的爆发；另一方面，一战打到后来呈现出极大的荒谬性，人们几乎都忘记了为何要打仗，只是在战争惯性下咬着牙坚持，这使源自古希腊、古希伯来的西方政治哲学和神学传统中的“正义战争论”<span class="mark" title="关于“正义战争论”在西方精神传统中的传承与流变，可参见［美］迈克尔·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战争——通过历史实例的道德论证》，任辉献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美］理查德·塔克《战争与和平的权利——从格劳秀斯到康德的政治思想与国际秩序》，罗炯等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林国华《西洋正义战争学说简述——从奥古斯丁到维多利亚》，《学术月刊》2015年第2期；等等。"> 遭到巨大挑战，所有的正义性都在毫无意义的血腥厮杀当中被还原为梦呓。

 这样一种荒谬的战争，不啻对19世纪以来洋溢在西方世界的理性主义乐观精神的巨大嘲弄；除非能够找到一种新的政治叙事逻辑，为战争本身重新确立正义基础，否则这场战争有可能彻底毁掉西方的精神和伦理世界。而一旦找到这样一种新的叙事逻辑，就意味着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身将被重新定义，战争的起因及其最初的目标都已经不重要，甚至会被人们刻意遗忘掉；战争的目标会被重新定义，战后的秩序安排也会因此获得一种规范性的方向引导，西方的精神世界也因此获得新生的机会——虽则这种机会不一定会成功，但原有的精神世界肯定是会失败的。因此，在一战末期，出现了理想主义的理念，认为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并不能保障和平，一种符合道德的、公正的国际秩序才能保障和平。此时有两种主要的理想主义理念，一种是时任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被称为威尔逊主义，另一种是列宁主义。两人都反对现实主义，但是究竟什么样的国际秩序才算符合道德，他们的主张区别很大。<span class="mark" title="简单说，威尔逊认为，之所以会爆发世界大战，根本原因就是大帝国以建立力量均衡为名，压迫弱小民族，引发内外各种矛盾；因此，为了确保世界和平，便应保障各民族的平等，允许弱小民族独立建国。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民族自决”，各个民族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也懂得了尊重其他民族的命运，和平便有了保障。列宁则认为，之所以会爆发世界大战，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发展到了最深刻阶段，统治阶级要向外转移矛盾，便爆发了战争；就算战争打完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仍然在，还有对外转移矛盾的需求，所以未来还会爆发大战。要保障世界和平，唯有各个国家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之后，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消失，阶级矛盾便得到消除，人类实现大同。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全球革命”。这两种理想主义理念，嗣后从不同的角度都对中国的历史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关于列宁主义，留待后文详叙，此处先展开谈一下威尔逊主义。

 威尔逊主义一经提出，便迅速占据了整个国际政治界的道德制高点。英法两国即便很讨厌威尔逊主义的不切实际，却也不得不在名义上接受它。因为在荒谬的战争中挣扎出来的两国，要想获得精神救赎，让数百万死者和伤者的巨大牺牲获得意义，接受威尔逊主义便是其为数不多的机会。依照传统的战争伦理，德奥两国只是战败国，却无罪责，德国的领导人之所以肯于接受投降的要求，也是基于这样一种传统的预设；但威尔逊主义要想成立，必须要有一个道德上的敌人，所以也只能将战争归罪于战败的德奥，<span class="mark" title="马克斯·韦伯也思考过相关问题，意识到传统的战争观已不足以解决为一战赋予意义的问题，必须重新设立战争观及责任观。但是作为德国人，他只能对外归责，同时这个责任的识别也必须是基于可获得普遍性认同的理由。所以他认为：“唯一一个只有通过一场侵略战争才能实现其目标的力量，就是与俄国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态度融为一体的沙皇制度。沙皇统治负有真正的战争责任，而同盟国则是未能‘以任何体面的方式避免军事冲突’。‘沙皇统治……构成了各民族以往从未设想到的最可怕的奴役制度——它一直存在到这个和约出现为止。’德国人民1914年‘团结起来毅然决然投入战斗’，‘仅仅是一场抗击沙皇统治的防御战’。”（参见［德］沃尔夫冈·J. 蒙森《马克斯·韦伯与德国政治：1890—1920》，阎克文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第316页。）"> 使其背负起一种伦理枷锁。可以说，因为西方世界作为一个整体需要获得救赎，德奥两国便不得不成了新的道德祭坛上的祭品。

 威尔逊主义是一种普遍主义的逻辑，其所主张的“民族自决”原则虽然被西方人限定在了“白人世界”，但这种限定并无足够强的理论根基，相反，突破白人世界而达致全人类，才能让该原则真正获得逻辑自洽。所以，到了巴黎和会上，该原则迅速获得所有弱小国家的热情支持，“民族自决”原则遂也构成约束战后秩序安排的规范性原则。很多人都热望着这一次和会将是人类永久和平的开始，力图让第一次世界大战变成一场终结一切战争的战争。威尔逊主义内生于西方世界的精神需求，却进一步打破了西方在近代基于“文明”“野蛮”之二分而成的“二元外交体系”， 将其法权秩序从西方世界的禁脔拓展为属于全人类的公共善，在规范意义上，它从一种特殊秩序自我实现为一种普遍秩序。

 但是，威尔逊主义作为一种理想主义的主张，也有一种尴尬的困境。它的实现，实际上需要国际层面的深层合作，但是由于“囚徒困境”的存在，不合作反倒是单个博弈者的理性选择，深层合作很难出现。要打破囚徒困境，有两种途径，一是多次的反复博弈，另一是有第三方执行人机制的出现，使得违约的成本远大于违约的收益，合作便会成为更加理性的选择。多次博弈以破除囚徒困境，其有效性很依赖于博弈主体对历史经验的体会，行为主体的持续参与是基本前提；令人遗憾的是，国际政治层面上的多次博弈，往往是以数十年为时间单位，经常一两代人就这样过去了，参与博弈的行为主体事实上已经换人了，而人类从历史教训当中学到的往往很有限，以前吃的亏到了后面的代际经常还会再吃。以多次博弈来破除囚徒困境，在国际政治上成本很高，效率很低。打破囚徒困境的效率更高的方式还是第三方执行人机制的出现，通常这就是一个超越于各博弈国之上的一个霸主国。

 但是这里又有新的困境。一方面，这个执行人本身的中立性如何确保？唯一的可能性在于，作为第三方执行人的身份本身，对于霸主国来说蕴含着巨大的国家利益，它为此愿意保证中立性，并且愿意节制自己不以此自肥，否则会损害其长期利益，但这种保障并不总是够牢靠。另一方面，姑且假定它能够认识到自己的长期利益，从而愿意自我节制，但如此承担起第三方执行人的责任，相当于输出秩序，这同样是需要财政输出来作为支撑的，而财政输出则需要在本国内部进行政治博弈，那么该国内政的博弈结果是否能够形成这样一种政治意志，以便完成财政与秩序的输出？这种输出还必须让输出国能够有效地从过程中收租，事情才是可持续的；而收租过程只能通过一种经贸过程来完成，倘若输出国在需要其作为执行人的地方却无足够的成比例的经济利益，则它在事实上不会向这里输出秩序。所有这些条件加在一块，就意味着以第三方执行人机制来破除囚徒困境，也是个高度困难的事情。

 这一系列困难的存在，意味着威尔逊主义所需要的那种深层合作是非常难出现的，它需要一系列苛刻的条件。因此，威尔逊主义作为理想主义的口号可以喊得很响，但在实践中经常难以落实，反倒会让它显得很虚伪。而倘若明白拒斥威尔逊主义，仍然坚持过去那种现实主义的话，又很容易让拒斥者在国际上陷入道德困境。这一种两难格局，是一战后的世界秩序陷入一系列困境的根本原因所在。

 这种困境在巴黎和会上关于远东问题的处理当中呈现了出来。为了拉拢日本在大战中站在自己一边，英法等国向日本承诺了在战后让其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这在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行为当中是常见的利益交换。但是巴黎和会上威尔逊主义对于现实主义的置换，使得该承诺丧失了正当性；而英法倘若不接受威尔逊主义，则其无法以现实主义将这四年的荒谬战争正当化——这一场战争的代价已经超过了任何现实主义所能容忍与辩护的边界——反过来会让本国遇到更多的麻烦。所以英法便不得不对威尔逊主义虚与委蛇，但这又使其要兑现当年对日本的承诺时变得很尴尬；更及英法仍然坚持在远东的殖民利益，这更使得其口头上的威尔逊主义变得虚伪。

 美国当然愿意采行威尔逊主义的外交原则，它高度鄙弃老牌殖民帝国肮脏的现实主义政治。但是美国在内政层面上并无法形成足够强的政治意志，以至于可以用强力来担保其理想主义的秩序原则一定会落实，所以美国对于中国只能表达一种道义上的支持，而无法给出实质性的支持。这让当初对于美国抱有巨大希望的中国极度失望。

 日本则认为自己对于山东的主张是有着较为充分的理由的，因为段祺瑞执政府曾在“西原借款”当中承诺，以山东的路矿权作为抵押品。但是日本也愿意支持威尔逊主义，因为它从威尔逊主义当中进一步引申出“种族平等”的主张，要求黄种人与白种人的平等。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主张或许会吸引中国的支持，但日本面对山东问题的现实主义态度，与理想主义自相矛盾，反而在中国受到巨大的敌视。

 各种自相矛盾的困境，差不多都是以中国的利益为代价来交易与化解的，德国的山东权益最终还是在列强的妥协中被交予了日本。中国在巨大的希望中迎来更加巨大的失望，于是在国内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它将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成果，以剧烈而又深刻的方式扩散于中国社会，民族主义焕发出巨大的动员力量。辛亥革命只影响到了中国的精英阶层，五四运动才将精神自觉灌注到一般市民阶层当中，寻找现代中国的精神历程由此展开。但是这也开启了后来历史上所能看到的各种思想分歧与对抗，它们都构成后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展开过程当中的重要因素。

 巴黎和会的各种权宜之计与虚与委蛇，是不可能真正带来和平的，它带来的只不过是二十年的休战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终结了欧洲列强的旧秩序，战后的美国相对于西欧国家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地形成了压倒性的优势，于是欧洲各国若欲形成合作，所需的第三方执行人终于出现了，战后欧洲踏上了统一的进程。美国的强大国力与其强大的政治意志，在远东获得了同样清晰的体现，英国终于从远东霸主的地位上彻底退了下来，将远东主导权过渡给了美国。

 此时的美国仍然坚持其理想主义的逻辑，但是由于其强大的国力带来其全球性的利益，从而使得秩序输出所需要承担的国内政治成本大幅下降。对外输出秩序，成为全球秩序的主导者，一一成为可能，美国的理想主义秩序置换掉了英国的现实主义秩序，成为远东的海洋要素的政治呈现，并构成了嗣后冷战中至关重要的一个精神动力机制。

 二、俄国的谋划

 1.俄国的秩序想象

 俄国的秩序想象与东正教及其所孕育出来的弥赛亚主义有着深刻关联，由此衍生出一种深刻的帝国情结，这里面可以发现一条从沙皇俄国到苏联的精神线索。

 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在1453年倒在了奥斯曼武士的铁蹄之下，帝国末代皇帝的一个侄女逃到了俄罗斯，在1472年与莫斯科君主伊凡三世结婚，后者从此开始自称“恺撒”，其俄语发音近似于“沙”，这便是沙皇制度的起源。伊凡三世又将拜占庭帝国的双头鹰标志添加到自己家族的圣乔治标志上，从此，沙皇俄国自视为东正教的帝国。

 任何一个宗教都会认为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于是这个帝国也就会自视为世上唯一正宗的帝国，是文明的唯一寄托所在。1510—1511年间，费洛菲伊修士上书沙皇：“所有的王国都将因信仰不纯而被淹没，而新的俄罗斯的王国将成为东正教的顶梁柱……所有信奉基督正教的王国聚集在您的帝国，在普天下您是唯一的基督教沙皇。您可知道，虔敬上帝的君主，所有的基督教王国都统归于您，两个罗马先后衰落了，第三罗马（莫斯科）正屹立着，第四个罗马不会再有。您的基督教王国不会落入他人之手。” 第三罗马的意象被构造出来之后，俄罗斯便将自己与更加久远的历史、更加伟大的文明联系在了一起，它进一步自视为人类文明使命的真正担纲者。这一使命的道德意义，当然是来源于东正教。

 区别于西部欧洲有着理性主义气质的天主教，东正教有着更强的神秘主义传统。它不认为人类可以依凭自己的理性去探究神的意志，更反对理性对于世界的统摄作用——当然，这不是反对理性，而是反对以理性为世界的根本尺度。它对上帝创世的神秘意图有着一种深刻的信仰，坚信人类终将通过弥赛亚获得拯救。获得拯救的途径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信仰——东正教信仰，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帝国从而便是属于人类的帝国，俄罗斯民族便是这个世间的弥赛亚民族。耶稣基督是上帝派到世间的弥赛亚，他通过自己的苦难而使得人类获得救赎；俄罗斯这个弥赛亚民族也将模仿耶稣基督的榜样，通过自己的苦难而帮助全人类获得救赎。于是，第三罗马的信念进一步地演化为弥赛亚帝国的精神结构。

 由于这样一种深层次的精神结构，我们便可以看到俄罗斯一系列非常独特的历史呈现。这个民族承受着深重的苦难，而且苦难遍及于从底层到上层的整个社会——苦难首先不是一种物理事实，而是一种自我体验。帝俄时期，底层的农民在贫困、愚昧当中挣扎，其苦难体现在物质层面；托尔斯泰为代表的贵族阶层面对着底层人民的这种苦难而承受着深刻的心灵折磨，苦难体现在精神层面；具有反抗精神的贵族被流放西伯利亚，承受着物质和精神双重层面的苦难；甚至是沙皇本人也时刻有着一种深刻的苦难意识，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相信，只有通过自己经受的苦难，才能使俄国获得拯救，进而使欧洲与人类获得拯救。

 但是对于俄罗斯人来说，忍受苦难并不是目的，通过苦难的磨炼并战胜苦难，才能证明自己作为弥赛亚民族的独特命运。苦难在俄罗斯人的眼中被审美化，并不是一种悲惨的命运，相反，它可能是一种珍贵的礼物，只有通过它，俄罗斯民族的意义才真正获得呈现。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每每能够在逆境中奋起，在绝望中获得胜利。无论是1812年击败拿破仑的战争，还是两次世界大战的经历，俄罗斯都是在极度的困境当中，焕发出一种超拔的勇气与力量，最终战胜困境，进而证成自己的独特命运。

 对于这个帝国来说，它相信自己是世间独一无二的，其他的虚假帝国终将臣服于自己。但是这种以东正教信仰为前提的确信，难以在斯拉夫民族之外找到共鸣，此一弥赛亚帝国便沦为自说自话，无法获得普世性的意义。一战带来了一个机会，布尔什维克革命因战争而成，它有着一种普世性的指向。

 仔细考察布尔什维克革命，会在其中发现与东正教弥赛亚帝国极为类似的精神结构。它也深信苦难对于人类的净化作用，相信人类的救赎寄托于贫苦的无产阶级之中，堕落的资产阶级是苦难的来源，是需要被克服的对立面；它深信俄国的特殊命运，这在列宁所提出的“资本主义的最薄弱环节”这一概念当中获得体现，相信通过俄国的革命，将引起连锁反应从而使人类获得终极解放。布尔什维克革命对于东正教帝国的精神结构所做的一个重要改变是，它不再将帝国的基础奠立在宗教信念上，而是奠立在无产阶级的正义品性上；无产阶级也并不局限于斯拉夫民族，它由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来定义，从而有一种真正普世的属性在内。这样，布尔什维克革命继承了弥赛亚帝国的精神结构，但将其扩展潜力突破于斯拉夫民族之外，一种真正的普世帝国就此在精神层面获得了证成。

 与苦难相伴生的，是俄罗斯民族性格中深刻的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首先来源于它的地缘结构。俄罗斯诞生于东欧大平原，周围没有任何自然屏障，因而在历史上屡遭入侵。从13世纪蒙古人的入侵到16世纪波兰人的入侵，这种种历史记忆，带来了不安全感，但它又通过转化为苦难意识而激活了俄罗斯的大国情怀，两种情感的叠加，促使俄罗斯在16世纪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它要用庞大的战略纵深来克服欠缺自然屏障的问题。

 通过扩张，俄罗斯征服了当年的征服者，这给俄罗斯人带来了新的不安全感——帝国的人口、宗教不再单一，内部充满冲突；帝国疆域庞大，易受外部攻击的方向变得更多。这种不安全感促使俄国去征服更多的疆域，这刚好与帝国所承载的宗教之普世性传播的需求相同构，两相叠加就进一步促成了俄国的扩张欲望，表现为强烈的帝国冲动。

 帝国是要为世界定规矩，而非被世界所规矩的，所以我们常能看到俄罗斯外交行为中高度的自我中心性——它只以自己的利益判断为基础，而不会过多地顾虑他人的观感；它不会屈服于强者，但也不会怜悯弱者；它行事强硬，又往往出人意表。倘若按照一种僵化的方式去理解俄罗斯，必会陷入困惑。

 2.直迄一战的远东战略

 如此一种帝国精神长期地构成了俄国对外战略的驱动力。这种驱动力极不同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乃至于法、德这样的国家，其对外扩张对俄罗斯而言呈现为某种道德使命，而不仅仅是商业利益的获取；道德使命不像商业利益，是不能折价计算的。这是俄国区别于西欧国家，有着对于土地的特殊贪婪的底层精神动力。

 此种精神动力在远东，便呈现为沙皇俄国的“黄俄罗斯”战略，它极力想要将中国东北地区（在较弱的意义上也包括朝鲜）纳入帝国疆域之内，这不仅可以获得大片领土，还可以获得一个太平洋方向的不冻港；在其余的大清所属之内亚地区的战略，则是要将蒙、疆地区分离出去，或者至少是构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其在新疆地区的对手则主要是英国和伊斯兰力量，这构成了中亚“大博弈”，前文已有论及；在东北地区的对手主要是日本和英国。

 19世纪末，英国与美国在中国推动门户开放政策，这与英国的自由贸易政策也是相一致的。而俄国时任财政大臣维特伯爵则主张俄国在东北地区通过运价和关税特权实行门户关闭政策，而期望英国在长江流域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允许俄国势力进入。 这样一种政策当然无法获得英国的同意，但是它居然会被提出，显然是因为“黄俄罗斯”战略让沙俄将东北基本上当成准俄国领土了，即便是维特这样一位有着相当自由主义倾向的重臣，也会提出这种初看上去很不合逻辑的政策。这也反映了大陆帝国与海洋帝国的两种不同战略选择：前者渴望着尽可能多的土地，将此定义为自己的根本利益，贸易是从属于土地的；后者则追求着更大的贸易机会，并努力通过对于海洋航道的控制以及对贸易规则的输出来获取利益，土地是从属于贸易的。

 虽然海洋帝国并不在乎对土地的占有，但它不会愿意接受大陆帝国对于原本开放的土地的封闭，这将剥夺其贸易机会。故而英国支持日本打败了俄国，让其“黄俄罗斯”的梦想破灭；而日本此时正极力想要证明自己是个国际秩序当中适格的好学生，它会愿意接受英国在中国东北开放贸易的要求，大清也不得不为了保住东北而吸引尽可能多的列强利益进入，以便形成相互制衡，东北于是成为大清最开放的地方。

 3.一战后的战略扩展

 一战后沙皇俄国变成了苏联，苏联的远东战略从属于其整体的共产主义革命战略，其内在逻辑由列宁的革命理论演化出来。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革命有可能在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即俄国率先展开，这基于他对近代以来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之流转的逻辑分析。他提出：“革命无产阶级国际中的领导权暂时（自然只是在一个短时期内）转到俄国人手中去了，正像它在19世纪各个不同的时期中曾先后掌握在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的手中一样。” 这个流转过程是递次地从发达国家向次发达国家的转移，因为只要发达国家发展起来，则其工人阶级的领导者就很容易蜕变，被资产阶级所收买；所以革命无产阶级国际的领导权便会转移到已经有了有一定力量的无产阶级，却又还没有被资产阶级所收买的国家去，这样一种次发达国家便是帝国主义链条当中的薄弱环节。

 这样一种薄弱环节的主张，与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应该在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率先发动的理论是不一致的。马克思的理论系基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阐述，得出共产主义是人类的普遍历史发展目标的结论，当然应该是最发达的国家最先走到共产主义阶段，革命作为通向这一目标的关键一跃而获得正当性；列宁的理论独创性则在于其作为一种关于革命策略的理论，使得革命获得了一种现实可操作性。但是，列宁的革命策略与马克思的历史目标的载体不同，这里出现了张力，列宁为了调和这一张力，进一步论述道：“与各先进国家相比，俄国人开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容易的，但是把它继续到获得最终胜利，即完全组织起社会主义社会，就比较困难了。……要继续社会主义建设工作，要把这种工作进行到底，还需要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文化程度较高、无产阶级的比重和影响较大的国家所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只要走上无产阶级专政的道路，就有一切可能超过俄国。” 也就是说，俄国只是全球无产阶级革命的导火索，由此引发最发达国家的革命，从而实现全球普遍革命，则策略与目标的张力到时自然消解。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天然的普世主义，也一定是以全球为单位的。

 但是，布尔什维克党人在革命后很快便发现，最发达国家的普遍革命并未真的被连锁性激发起来。依照列宁的革命策略理论，很容易便会得出结论：这是因为西欧的工人阶级上层被资产阶级收买了，他们陷入了机会主义路线；而资产阶级之所以有能力收买工人上层，“是因为先进的国家过去和现在创造自己的文化都是靠了能剥削10亿被压迫的人民（指广大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人民——笔者注）这样的条件。这是因为这些国家的资本家掠夺来的东西，大大超过了他们能够从本国工人身上榨取的利润”。只要从中拿出一小部分，便能完成收买工作。

 广大殖民地本来只是帝国主义的剥削对象，就此又转化为新的帝国主义链条的薄弱环节，成为世界革命的根本所在；为了推动先进国家的普遍革命，不得不先推动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而先进国家内部未被收买的无产阶级政党，也要对此有明确的态度。“在资产阶级占有殖民地并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里，党在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问题上必须采取特别明确的路线。凡是愿意加入第三国际的党，都必须无情地揭露‘本国的’帝国主义者在殖民地所干的勾当，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行动上支持殖民地的一切解放运动，要求把本国的帝国主义者赶出这些殖民地，教育本国工人真心实意地以兄弟般的态度来对待殖民地和被压迫民族的劳动人民，不断地鼓动本国军队反对对殖民地人民的任何压迫。”

 于是，第三国际的任务就此又向前推进为在广大落后国家和地区推动革命。中国作为最大的半殖民地国家，自然会被纳入共产国际的整体规划中，并占有重要的分量。为此，共产国际成立了远东局，负责中日朝三国事务，努力推动这些地方的革命工作。

 列宁又明确提出，在落后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其无产阶级远未发展起来，另一方面，其资产阶级同样也受到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不像先进国家的资产阶级一样是反动力量，而是革命力量，因而，在这些地方的革命并不一定是无产阶级革命，而可能是资产阶级领导下的民主运动，更准确地，应该被界定为“民族革命”。 所以，苏联、共产国际在远东的行动并不必然呈现为对共产主义革命的推动，它同样可以呈现为对民族主义革命的推动。对苏联来说，两种革命殊途同归，都可以达到促进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进入普遍革命进程的作用。

 前述革命的推动与谋划，是基于苏联的全球战略谋划而展开。这种谋划与威尔逊主义一样，是一种基于理想主义的秩序想象。这样一种新的道德理想，同样可以为一战赋予传统的现实主义秩序观所无法赋予的意义；但与威尔逊主义不同的是，这个新理想所寻获的道德上的敌人，不是德、奥这种具体的敌人，而是抽象的敌人，是人类过往的诸种制度、传统、伦理观念等等，从而形成一种无限诉求。

 无限诉求在现实当中是无法满足的，它在实践中一定要收敛在一些具体的约束条件上，也就是要被实际上的势力均衡所约束。这样，苏联的对外战略谋划会迅速地被势力均衡当中的博弈逻辑所塑造，其对外扩张就同时呈现为两个面相，一方面是输出革命的理想主义面相，另一方面是现实主义、帝国主义面相。

 两次大战之间，苏联在远东所面临的格局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通过其普遍贸易的政策，仍然在不断地从中国汲取资源以收买本国的无产阶级，日本则在亚细亚主义的激励下不断扩张其在中国的势力，并有可能以此为基地威胁苏联远东地区。苏联要在这样一种格局下，依照自己的谋划而在中国内部寻找可靠的合作者，它并不事先设定意识形态上的一致性，而是进行了广泛的尝试，既支持民族主义的冯玉祥和改组后的国民党，也支持共产党；其意识形态的多重面相，一方面会在中国打开超越民族主义的宏大视野，一方面也会激活出更深刻的民族主义。这里面的多重复杂性，是我们理解前冷战时代苏联远东政策的关键，也是理解中国在那段历史中进行现代转型所遭遇的复杂环境的关键。

 三、日本的谋划

 1.日本的生存困境

 与英美两国以及俄国不同，日本的任何秩序想象都是处在某种普遍性秩序的精神压制当中，无论此种秩序是如早期的来自中国还是如后期的来自西方。这是日本始终面对的一种生存困境，从精神现象学的角度来看，它的所有努力差不多都是要与当时所面临的精神压制相对抗，但是这种努力又受制于其本身的体量，而难以成功。近代以来的日本史，其深层的线索皆在此中。

 由于日本没有内生的轴心文明，所以它在早期对于精神压制的理解，基本都是通过从东亚大陆传来的文化而迂回展开的，而这在嗣后形成一种精神上的路径依赖，到了明治维新之后也仍然如此。儒学在江户时代早期成为日本的主流思想资源，“华夷之辨”就此进入日本人的思考之中。儒学中有着隐含的中原正统性之意，这种观念下日本只能成为夷狄。当时有日本儒生记录道：“吾国儒书甚为流行，多少阅读儒书者，皆以唐为中国，以吾国为夷狄。更有甚者，以自己生为夷狄而悔恨痛哭。”

 为了克服中华帝国所带来的这种精神压制，在明清鼎革之际，日本发展出“华夷变态”论，认为大陆上的帝国已经不再是“中华”，“华夏变于夷之态”，沦为“夷狄”，日本才是真正的“中华”。 如此一来，日本便通过儒家的观念而构建起独立于中华帝国之外的主体性。然而，这样的一种主体性，便意味着对于大陆秩序的拒斥而孤芳自赏，虽然是通过有着普遍主义取向的儒家获得表达，却在事实上被还原为特殊主义的。也就是说，日本地处儒家所重视的中原以外，却依照儒家的理念自居“中国”，这在实际上已经是自我否定了；可日本又无法放弃儒家理念，因为没有可替代的轴心文明内核，于是它就落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困境。普遍与特殊的张力不仅未能真正获得化解，反倒陷入更加纠结的境地，从而仍然无法克服中国的精神压制。

 2.从克服中国到克服西方

 直到西方的到来，给日本提供了一种全然不同的精神秩序，它终于获得了将其特殊主义的日本“中华”想象转化为普遍主义，以实现对于中国的超越的可能性。明治维新之后，日本除了迅速引入西方的一系列制度器物，还大规模引入国际法，并依照国际法的要求来改革国内法权秩序，经过不懈努力，终于在甲午战争后被西方人承认为“文明国”。 而日本并未因此放弃自己的儒家秩序想象。明治二十三年（1890），天皇颁布了《教育敕语》<span class="mark" title="《教育敕语》全文如下：“朕惟我皇祖皇宗肇国宏远，树德深厚，我臣民克忠克孝亿兆一心，世济其美，此我国体之精华，而教育之渊源亦实存乎此。尔臣民孝于父母，友于兄弟，夫妇相和，朋友相信，恭俭持己，博爱及众，修学习业以启发智能，成就德器。进广公益，开世务，常重国宪，遵国法。一旦缓急则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者不独为朕忠良臣民，又足以显彰尔祖先之遗风矣。“斯道也，实为我皇祖皇宗之遗训，而子孙臣民之所当遵守。通诸古今而不谬，施诸中外而不悖。朕庶几与尔臣民俱拳拳服膺咸一其德。”">，表达了日本国家的自我身份确认。其中的核心精神，实际上是儒家理念的一种表达。如此一来，日本差不多就完成了对于中国之精神压制的克服——它仍然奉持儒教秩序，并有效地加入了现代秩序，日本在儒家的基座上却一下子获得了一种世界主义的视野，实现了普遍化，这是中国远未做到的。或者说，过去日本之所以尊奉儒家，是因为这是当时所知的文明的唯一标准，日本实际上是在尊奉文明，结果就不得不仰视中国；现在西方提供了一个似乎更高的文明标准，日本便发现了克服中国精神压制的机会，即，如果自己能比中国更快更好地学习西方，进到更高的文明之域，则即便自己并未放弃儒家，也无需再仰视中国，而可以平视甚至俯视它。

 然而，依托西方来克服中国，反过来又必会落入西方的精神压制。这种压制在甲午战争后“三国干涉还辽”之际便成为日本人挥之不去的一个情结；但彼时日本正亟欲获得西方尤其是英国的“文明国”承认，所以高度遵守国际法，并因此节制着自己进一步肢解中国的欲望。在一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日本人抓住威尔逊主义的新秩序观念，力主在国联章程当中加入一“种族平等条款”，如此则其所受到的西方精神压制或可化解。但是这个主张被英法拒绝了，因为一旦接受了这个主张，它们便不再有理由统治自己的殖民地。为了安抚日本，英法两国答应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但对日本来说，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无法替代。这次外交挫折让日本人形成了一种认知，就是现行的国际法秩序仍然不过是西方列强压制有色人种的工具，依照白人的游戏规则，有色人种永远没有获得真正平等的机会。西方世界的“二元外交体系”，将西方的普遍性还原为一种特殊性，或说堕落为一种伪普遍性，日本对此的反抗因此获得了一种伦理基础。

 这种反抗最终会呈现为更大规模的战争，但日本在战争前便已在苦苦寻找战争的伦理意义。这种寻找逐渐发展成为“亚洲主义”，日本要将自己的战略规划以亚洲为单位展开，构成一个超日本的框架，将有色人种普遍地组织起来，以此来对抗白人世界的压制。最终要粉碎种族压迫，打掉伪普遍性，实现各民族的普遍平等，日本将成为这样一个历史使命的担纲者。如此，日本在完成了对中国的超越之后，又完成对西方的超越，实现对于西方所催生的近代世界的“超克”，从而获得最大的普遍性。

 这样一来，日本所发动的侵略战争就在其秩序想象中获得了一种至高的“正当性”辩护。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朝野谴责中国政府的着力点，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国家利益之争，而是中国政府对日本志向的不理解；他们谴责中国政府通过煽动民族主义来对抗日本。 这种看上去匪夷所思的谴责，只有在亚洲主义的框架内才能获得理解。在日本看来，征服中国正是亚洲秩序乃至世界文明秩序的重建过程。

 但是倘若战争只局限在对华的话，所谓亚洲主义便说不通，对华战争看上去只不过是重复着帝国主义的老路，这种道路只会呈现为对弱者的欺凌，于是日本对于西方世界的反抗便没有任何伦理基础，最终一切努力也都会在更强的强者到来之后灰飞烟灭。一旦从对华战争进展为对英美的战争，则战争的意义便转化为基于亚洲主义而对西方霸权的反抗，对华战争的意义也会因此而获得全新界定。所以在1941年12月8日天皇颁布对英美的宣战诏书之后，知识界当中的亚洲主义者非常兴奋。著名的亚洲主义者、鲁迅研究专家竹内好先生在《大东亚战争与吾等的决意》一文中欢呼道：“历史被创造出来了！世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面貌！我们目睹了这一切。我们因感动而战栗着，我们在战栗中用目光追随着那如同彩虹般划破天空的光芒，追随着那光芒的走向，我们感觉到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涌出某种难以名状的、摄人心魄的震撼之力。十二月八日，当宣战的诏书颁布之时，日本国民的决意汇成一个燃烧的海洋。”

 然而，日本的这一系列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它在本质上无法克服那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张力。中日两国的规模对比，使得日本面对中国时天然地就会被还原为一个特殊存在，这与两国的强弱无关，即便在日本相对于中国最强的时候，它也无法统治这个国家，而只会激发出中国强大的民族主义。日本军部曾经组织一批学者进行研究，并结集成书《异民族统治中国史》，试图从中获取统治中国的经验。但军部忽略了的是，那些入主中原的草原民族，都不是崛起于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古典帝国时代，统治者的血统不是根本问题，统治者是否承受天命才是根本问题；但日本在20世纪试图征服中国，则是在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此时统治者的血统是根本问题。这就意味着，在民族主义的时代日本不可能有机会征服中国；但倘无西方带来的民族主义，日本也不会迅猛崛起；而在民族主义时代，日本又受到西方的精神压制，欲克服之，便又必须征服中国大陆。

 这背后的连环套逻辑，意味着日本只有将视野转移出亚洲大陆，才有可能真正找到其普遍性的基础；倘若视野盯着亚洲大陆，则其任何战略都无法摆脱失败的命运。但《教育敕语》当中的儒家秩序观，意味着其所有的普遍性视野都是以对亚洲大陆的理解与克服为前提，也就意味着它的这些战略都是注定失败的。

 3.认识论的突破

 克服中国与克服西方，在这里构成了互为条件的双重任务，实则一种循环论证，这令日本的自我意识形成前所未有的格局，同时也进入前所未有的虚妄。但是，日本的这种努力所逼问出的问题是个真问题，即构成日本之生存困境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关系，究竟如何才可能化解？

 最初意识到这个真问题的，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使得循环论证的双重任务以及各种杂糅，终于获得击穿，一种全新的视野于是展现开来。击穿的力量来自马克思主义对于文化与种族的去魅能力，它将这些皆还原为某种意义上的阶级压迫的产物。它虽则未能真正地解决问题，但打开了一种真正的普遍性视野。

 在这种视野下，日本思想界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本首先在于对中国的恰当理解，一切身份纠结都源自日本与中国的关系，倘若清晰于此，则双重任务便会被合并为一个任务。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三木清在1940年便谈道：“妨碍支那独立的是帝国主义列国。日本的行动的意义被认为是将支那从白人帝国主义中解放出来。没有这种解放，东洋的统一就无法实现。但是，如果日本取代欧美诸国而对支那进行帝国主义支配，那么东亚协同体的真正意义就无法实现。在驱逐白人帝国主义这一口号中，应该驱逐的是帝国主义，而不是白人。……以东亚协同体建设为目标的日本，自己不能成为帝国主义。”

 于是，日本思想界通过马克思主义者的视野，形成了对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认知，这是留给战后日本的一份重要精神遗产。马克思主义早在19世纪末便传入日本，其在日本思想界有着重要影响，并且构成了中国对于马克思主义之理解的最初来源，乃至对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与发展也有着重要影响。

 一种复杂的精神史就此呈现出来，日本的普遍主义理念——亚洲主义，在中国激活了民族主义；日本借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主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理念，在中国激活了超越民族主义的普遍主义——共产主义。

 这样一种复杂的精神史，实与中日两国对于彼此的历史意义的巨大差异相关。对日本来说，认知中国，是其认知自己的首要条件；对中国来说，认知日本，并不一定是其认知自己的首要条件。于是，在日本试图以其普遍主义克服中国——亦即从军事和政治上压制中国时，日本反倒成了中国认知自己的首要条件，民族主义就此被激活了；在日本的有识之士认知到中国的民族主义，并表达出善意时，中国的视野则会在一种相对从容的状态中再度回复到普遍主义格局当中；但中国的这种普遍主义倘无对日本民族主义的恰当理解，则日本仍然无法摆脱那种精神压制，前面所述的各种精神纠结会继续构成其国际战略上的动力，这带来了近年来日本的一系列外交谋划。中日两国的精神纠缠，正是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精神史以及日本精神史的核心线索之一。

第二节 远东的力量格局

第二节远东的力量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