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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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法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世观点，自古就有不同的争议。www.Pinwenba.com在国外，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人治”，即“贤人政治”，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把政治权力和聪明才智完善地结合起来，把国家治理好。他认为实行“人治”后，正义的执行应当是不要法律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主张法治。他认为：第一，法律由众人制定，众人的判断总比个人的判断准确；第二，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这也就是我国古人说的：“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和乎人心而已”《慎子·逸文》。第三，法律具有稳定性。第四，法律具有明确性。
在我国，有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之争。儒家主张“人治”，“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而法家主张“法治”，认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法。“惟法为治”，“法者，国之权衡也。”而且提倡奉法守职，信赏必罚。“法废则人得肆其情”，“用法公平则人无怨。”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看到，追求民主，实行法治，是文明的标志，是历史的进步。在追求和完善法制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执法者的素质影响着法治的权威性和社会的稳定。执法者枉法，法律就是苍白无力的空文。不仅起不到稳定社会的目的，还会诱导助长社会不安定因素。“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慎子·逸文》。国外有“法律就象妓女”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现象。过去的开明皇帝也曾说“法者，非一人之法，而天下之法。”但一触及到本阶级集团的利益，统治者就要以权代法了。
真正的执法者，要一颗公心，两肩正气，时刻恪守“以法律为准绳”的信念。“吾心如秤，不为他人作短长。”这一点，宋代欧阳修父亲的敬业精神当值得学习。据《宋史·欧阳修传》记载：欧阳修幼年丧父，他母亲经常用他父亲的事迹对他进行教育。曾对他说：你父亲做官时，经常在夜里审理案卷，并且时常把正在审阅的案件撂下，叹起气来。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看不下去还叹气，他说：“这是判了死罪的案子，我从案卷中想给这个死囚找出一线生机。找来找去，却总是找不到。”欧阳修的父亲认为：“求是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就是让死者死得心服口服，没有一丝遗憾。有这种敬业精神，还会造成什么冤假错案吗？
执法中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执法不避亲。春秋时的腹朜就是这样的人。腹朜是墨家人，他恪守墨家的思想，奉公守法。一次，他儿子公然行凶杀人，秦惠王敬重腹朜的学识和人品，又怜惜他终生只有这一个儿子。就对腹朜说：“先生的年龄已经很大了，又只有这一个儿子，我已命司法官不杀他了。请先生在这件事上听我的话。”腹朜回答：“按墨家的规矩，杀人者应判死罪，这是天下的公理。大王虽为我的儿子开恩，但我不能不奉行墨家的规矩。”于是亲自杀了自己的儿子。这个故事虽然离我们很远，但其现实意义却离我们很近。尤其在人情溺心、关系网如织的环境中，更要提倡这种“法不遗爱”的精神。
“为治立其在我”。在执法中，执法人员的素质至关重要。从这一点说。当前造就一批高素质的执法人员队伍，比立法普法更迫切。
“三公”干部说
所谓“三公”干部，是群众的一种形象说法，他们要求农村基层干部都能具备象愚公、包公、济公那样的品质。
象愚公，就是要作风踏实，不搞虚夸，多办实事，任劳任怨地带领广大农民一步一个脚窝地致富；象包公，就是要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拉关系，不搞封建宗族网，时时事事以广大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象济公，就是要为群众多办好事，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三公”干部之说，反映了广大群众一种朴实的愿望。近几年来，农村政治思想教育比较薄弱，加之一些干部不注重思想修养，缺乏党性原则，致使一些地方的干群关系比较紧张。那里的干部往往是胸无大志，没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蓝图，甘当“维持会长”；或耿耿于一己私利，上来捞一把，很少考虑为大多数人谋福；或浮在上面，“说话三六九，行事风马牛”，和群众的关系是肝胆楚越；有的甚至大搞封建宗法家族网那一套，高高在上，大有“一人独占一江秋”之势。如此种种，怎能不和群众离心离德呢？
广大农村干部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言行如何，直接影响到党在农民中的威信。在这方面，广大农村干部应向全国劳动模范吕鸿宾学习。吕鸿宾在农村奉献几十年如一日，时刻不忘维护党的威信。他常说：“我做的事，只要让群众说共产党好，我就满意了”。他的话朴实而又深刻。如果我们的农村基层干部都有这样的思想水平和自觉性，何止是“三公”干部的形象呢？
要珍惜个人声誉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首诗告戒我们：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时要珍惜自己的声誉，不要因一时在思想上放松了自律而铸成过错，在个人历史上留下不好的声誉而抱憾终生。
声名和荣誉，是一个人能力和成就的体现，是实现了人生价值的一种标志。只要你不是浪得虚名，它都能证明你个人的实力，证明你为心中的美好理想奋斗过，证明你为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而社会给你以承认。在生活中，我们不提倡把追求个人声誉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但我们也不拒绝声誉，因为在一个进步的社会里，全社会都会脱帽向高尚的行为致敬的。要获得好的声誉，必须有正确的追求。正确追求的立足点就是为他，即把为社会谋事为人民谋福为己任，俄国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下过这样的结论：人类其实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为了自己，哪怕为了一丁点利益也不惜牺牲全世界的人；一种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牺牲自己性命的人。这里说的第一种人，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了为己上，凡事总是用吃亏与否来衡量，他们得到的是虚名浮利，只能遭到世人的鄙弃；后一种人，就是我们身边值得敬重的英雄们，孔繁森、李国安、徐虎……他们只求奉献，不求声誉，声誉却不期然而至。人们善于用很高的社会道德标准来赞颂那些乐于奉献的人，这是社会公正的选择，也是人民爱憎情感的体现。
有正确的追求，要不断抛弃虚妄的东西。无论是多高的荣誉，离开永恒的事业，都只不过是一现的昙花。而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给你生命带来活力时，才可以给你带来终身荣耀。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沙认为：唯有坚决放弃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这些虚幻无谓的东西而全力追求真理，才是人生活的真正目标。“抛弃这三种东西，则我所放弃的必定是真正的恶，而我所获得的必定是真正的善。”真正的善，必定是助动于社会，布泽于人民。
一个人得到了声誉，当倍加珍惜，珍惜声誉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如果一个人到了声名狼籍、千夫所指的地步，也就宣布他生命的终结。珍惜声誉，来不得半点矫饰，来不得半点虚伪。“君子置其身于光天化日之下，丑好在我，我无饰也；爱憎在人，我无与也。（明·吕坤《呻吟语》）在人的视野中是没有什么可以掩饰的，你不能把个人的意愿强加于人，让别人为你编织晕眼的花环。有的人可能蒙蔽一时，但蒙蔽不了永远；蒙蔽一部分，但蒙蔽不了全部。人们理性的判断会洞视到你的灵魂，你是光明磊落的人生抑或是扭曲的人生，必将昭然于天下。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诗经·小雅·鹤鸣》〉愿我们每个人有崇高，有善美，由此而带来的声誉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充实的一部分。
勤俭的美德不能丢
勤俭，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富庶、繁荣的法宝，也是一种社会道德标准，一种社会文明标志。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勤俭的美德。《左传》上说：“俭，德之共也。”意为节俭是最好的道德。宋代王安石以自身的治政体验谈到：“制俗以俭，其弊为奢。”意思是：以节俭来纠正民风，民风中最大的弊是奢侈。而象“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咏史》〉，“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伯庐《治家格言》〉等为人熟知的格言警句，更时时告诫我们不要忘记勤俭的美德。
历代有所作为的当政者都注意到以俭治国。唐太宗出巡山西，蒲州刺史赵元楷大肆铺张迎驾，唐太宗斥责他此举纯属“亡隋弊俗”，吓得赵元楷“数日不食而卒。”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更能以身行俭。洪武八年改造大内宫殿，他要求安全牢固即可，不追求华丽奇巧。他的“御床”很普通，与中产人家的卧榻差不多，每日早膳，也只用蔬菜。东晋大将军陶侃，对浪费现象更是深恶痛绝。他一次到郊外游赏，见一人手拿一把未成熟的稻穗，问道：“拔取这些东西干什么？”那人回答道：“在路上看见它，随便拔一把罢了。”陶侃听罢大怒道：“你不耕种土地也罢了，为什么反倒糟蹋人家的稻穗！”令人毫不客气地把他抓起来揍了一顿。由此可知，勤俭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勤俭从含义上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勤，二是俭。勤劳，是人类谋生的手段，也是创造物质财富最直接的方式，“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人类靠勤劳创造财富，从而奠定人们的生活基础，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进而安定人们的精神生活。勤劳也能培养一个民族坚韧不拔、奋发向上的精神。“勤”又离不开“俭”，俭能合理地、有效地使用勤劳所创造的财富，培养一个民族廉洁的风尚，保证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地发展。试想，一个民族只靠勤劳创造财富，而不靠节俭使用财富，任意挥霍浪费，那么，有多少财富也不会满足这种奢侈。这就是“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的道理，也正象曾国藩在家信中告诫家人那样：“大富大贵也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历史上西晋以大兴豪奢之风而亡国的教训是足令人心寒的。因而，我们决不能丢弃“勤”和“俭”这两个足以使人类延续的法宝。
勤俭这种美德在我们身上理应得到发扬光大。但现实生活中，有悖于这种美德的事令人吃惊。仅就报纸公布的事实是：花费数百万外汇进口的设备搁置不用，以致生锈；无数件商品堆在仓库无人认领；觚觥交错中，又吃喝掉了多少劳动果实……那种节省一粒粮、一滴油、一度电的精神已被人们淡忘，甚至被讥笑为是“吝啬”。挥霍浪费不被认为是可耻，反而被看作是富有的表现。这决不是开化，而是愚昧和倒退。照此下去，何谈民族的振兴和富强！
日本的经济很发达，但国民中还普遍存在着“危机意识”，这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些反思。我们的经济很不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应大力提倡勤俭的风尚。教育我们的每一代人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尊重他人的财富创造，使整个社会养成一种以勤俭为荣的美德！
“抬轿子”小议
“抬轿子”这个词，最早是用于赌场之中，串联一起欺骗他人钱财的人，称之为“抬轿子”，受骗的人被称为“坐轿子”。现在，在人际关系中，“抬轿子”一词仍有所指的具体对象，那些靠不正当手段建立人际关系，善于吹吹拍拍阿谀奉迎的人，就是很好的“轿夫”。
这种人，本没什么事业心，也缺乏工作能力，只能靠迎逢捧抬的手段，“拱默取容，以循一身之利。”（宋·包拯语）手段也有一些：或掩盖某人的缺点，夸大优点，貌似恭维之至；或惺惺于某些人的需求，奉以“实惠”，貌似关心之至；或唯“势利”行事，唯唯诺诺，貌似温顺之至。而上当者，总是那些爱虚荣的人，久而久之，忘乎所以，听不进逆耳忠言，容不进民主风气，和人民相隔绝。如果说赌场中“坐轿子”的人输掉钱财，现实生活中愿意“坐轿子”的人往往丢掉人格。
抬“轿子”的人，付出人格，往往什么手段都使得出，唐朝郭弘霸，以阿谀奉迎的手段为武则天做事，当上了御史，他的上司魏元忠生病，部下和同事都去看望，郭弘霸一个人最后去，主动请求看一看魏元忠的大小便，边看边用手指点来放在口里尝，以判断病的轻重，尝后很高兴地说：“味甜就坏了，现在味苦，没有多大问题了。”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但魏元忠还是很讨厌他的谄媚。
遇到愿意接受抬举的人，谄谀者往往还能得到好处。明朝朱元璋有一次微服出行，路遇彭友信，当时，正好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悬空，朱元璋随口吟道：“谁把青红线两条，和风和雨系天腰”？彭友信灵机一动，马上和到：“玉皇昨夜銮舆出，万里长空架彩桥。”拍得恰到好处，第二天便被封为布政史。
但是，遇到智者，抬轿子的人不会得到好的结果。三国时，孙权在阳羡县当县官，手下有个管帐薄的功曹叫周谷，为讨好孙权，不惜通过改帐目的手段，满足孙权爱花钱的需要。但孙权掌大权后，却对这位善于迎逢的人不委之以重任。可见，靠“抬轿子”很难赢得真正信任，也许能得到一时荣耀，但难保终身。还是靠真才实学，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价值。
“迂”辨
人们常称那些不合时俗的人为“迂”。社会关系学中也常用到这个词，那些不受赂贿、不以权谋私、不见利忘义的人，常被称为“迂”。
“迂”，书面语也称“迂阔”，实际是个似贬实褒的词，大意是识见深远，又与一些保守的消极的思想意识相抵的行为。迂，绕也；阔，远也。有“迂”，才能绕开“人情”的纠葛；有“阔”，才能别于凡俗的偏见。不耿耿于谋私利，不碌碌于关系网，以创造更多的民众利益为己任，这坦荡胸怀，磊落行为，当然有碍于一些搞不正之风的人，难免被这些人以“迂”称之了。
《能改斋漫录》曾记一事：“神宗尝问吕正献公晦书曰：‘司马光方直，其如迂阔何！’吕曰：‘孔子上圣，子路犹认之迂。孟轲大贤，时人谓之迂，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愿陛下更察之。”看来，虽圣人、贤人以及伟大的政治家也难免遭此讥弹。不过，这倒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伟人的优点。如果耿直、虑事深远，不和世俗同流合污便是“迂”的话，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迂者。
“赢者通吃”与决策失误
1962年12月，赫鲁晓夫以部长会议主席的身份，去中央展览馆参观抽象派作品展览。当他对作品横加指责时，画家恩斯特忍不住回敬一句：“你不是艺术家，也不懂美学，你对艺术一窃不通。”赫鲁晓夫反驳到：“当我是个矿工的时候我不懂，当我在提升的各个阶梯上的时候我不懂，我也不会懂。但是，我今天是部长会议主席，我是党的领袖，难道我还不懂吗？”
按着赫鲁晓夫的逻辑，一个人在普通人时不懂的东西随着职位的升迁，就自然而然地什么都懂了。这种认为能力和水平随着地位升迁而自然提高的看法，被称为“赢者通吃”现象。譬如你在某个科研领域取得了一项科研成果，你有可能被委派到某个行政单位去当领导，似乎一种成功就能代表所有的成功。在领导阶层，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连说出的话也都是真理。有些领导好犯“下车伊始”的毛病，到了不懂的领域，不懂的行业，也要表态或作指示，以显示领导的权威和领导存在的重要。殊不知，由于我们面对的是不熟悉的事情，又没作深人的调查研究，这样轻率地一出口，碰到喜欢按领导意图办事的领导，往往就会造成决策的失误。许多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不外两个：除了化公为私的腐败因素外，再就是不谙规律，把握不了事物本质而盲目拍板造成的，其教训是深刻的。
应该看到，领导干部随着职位的升迁，他接触事物的面更广了，处理复杂的事务更多了，获取信息的渠道更顺畅了，能力和水平必然相应地提高。但这并不等于你什么都懂，什么都行了。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改革开放环境，许多事物的未卜性、突发性、多变性使我们很难一时把握。据调查，县处以上干部具备科学判断形势能力的仅占41.9%，能够应对复杂局面能力的占64.7%。，足见我们领导干部的能力和现实需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另外，按客观规律办事，是我们办成事、办大事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还研究得不深不透，有些干部遇到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就束手无策，这都是能力不足的表现。
“赢者通吃”的现象，实际暴露了一些干部自卑的一面。本来是“内力”不足，为了撑住这官架子，于是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反倒露了馅。还不如虚下心，求教于智者能人，反倒不失为官风范。孔子的学生向他问农事的时候，孔子说，吾不如稼者。对于不懂的事，我们也不妨说：吾不如专家，吾不如学者！
有感于政府大院不设栅栏
中国一向是“官门深似海”，凡属官办之地，高墙壁垒，门卫凛然，百姓望而怯步，造成官民阻隔。这实属官衙遗风。封建社会，下级要见上级往往还要靠金钱打通“阍人”这一关，更不用说百姓见官了，这也遗留下来一种百姓不愿见官的心理。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在制度上消除了这种隔绝。但在一些机制不健全的地方，门难进、官难见现象依然存在。本来，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机构，“公仆们”和人民群众之间已形成一种“契约”关系（卢梭的这种“契约说”被马克思吸纳到自己的学说中）即人民用纳税钱雇你在那里为人民办事，你没有任何权力和理由来回绝人民的要求。道理就这么简单，哪有人肯花钱雇别人凌驾于自己头上呢（故“父母官”一说是对民主的亵渎）？思想家们早已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对契约的尊重是现代社会存在的根基。契约关系具备开放性、包容性、公正性、透明性和确定性的特点，这无疑有助于民主社会的规范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我们的“契约”观念远没有那样深人人心，但宗旨教育常在耳畔迴想，“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只有和百姓距离拉近，把心贴近百姓，象胡锦涛说的那样，把人民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
市政府大院不设栅栏，看上去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实则是一种开放的作风。既然是为人民办事的机构，何必要用一道屏藩，把官民隔绝得那样分明呢？据报载：被称为“改革书记”的山西省长冶市委书记吕日周上任后的一项改革举动就是拆除市政府围墙，建开放型广场，而且每个月有两三次在广场上举办政府和市民的对话。这当然是更深层意义上的“透明”了。其实，不设栅栏看似小事，恰恰展示了政府对自身形象的自信。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必须是政治上的公开，才能带来经济上的开放。
有感于“根据录音整理”
近阅几篇领导讲话，皆注明“根据录音整理”。
“根据录音整理”，就意味着事先未经秘书准备，领导即席发表的讲话。凡这类讲话，最能体现领导者的素质和水平。它要求领导者必须具备：其一，思维清晰。该讲几个问题，哪个部分是重点，一个问题在阐述时分几点，都必须有明确的思路，否则，就会犯表述不清，重复冗沓的毛病，给人的印象是，这个领导思维不清晰。其二，对讲话的环境、对象必须清楚。也即他们需要什么或应该让他们知道什么，这样才更有针对性，才能抓住听者的心理。这其实是要求领导者对自己分管的工作必须熟悉。既要充分了解下情，还要巧妙地和“上情”(领导意图或政策）结合。该引用哪些事例、数据来说明，做到心中有数。其中列举数据尤为重要。我们虽不能做到象温家宝总理那样具备“计算机”般的记数据能力，但对工作中的基本数据是必须掌握的。它体现一名领导干部严谨慎密的工作作风。其三，要具备简洁表达的能力。即席讲话最忌信口开河，漫无边际，不切主题。即席讲话都有准备不充分的心理，内容最好相对集中些。不要这也重要，那也重要。最宜用简洁的语言把问题点到即收。至于说某个问题具有非常的重要性，可用正式文件阐述。对讲话中涉及到的政策性强的事情，或前瞻性的预测，一时很难把握准，但又需透露一些信息给群众的，领导尤需慎言。信口开河而又把握不准，容易犯导向性错误。至于应酬式的讲话、套话式的讲话，最好不讲。不讲至少可保持一种“深沉”，讲了反倒影响威信。
即席讲话能力是领导干部综合能力的体现。我们的一些干部缺乏这一基本素质，有的领导连会议主持词、致酒词甚至述职报告都由秘书写，长此以往养成的依赖性，岂不连思维都要僵化。一名干部个人勤动手（哪怕写个提纲）对提高思维能力和综合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在逐步深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些地方出台了取消秘书（如四川省绵阳市）或减少秘书的举措。据悉：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发表的关于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的讲话就是一篇脱稿讲话。这无疑都是一缕缕清风，带来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新气象。
何不借此“清风”，抓住“即席讲话”的机会，弘扬领导者的个性，展现领导者的才华呢？
干部交流好
几年来，我们和外省市及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干部交流。我们交流干部的目的，是增加干部队伍的活力，使我们的事业生机勃勃。
干部交流，有如下好处：
一是打破“人情网”。清人顾炎武曾说：“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久也，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必然由于种种关系，形成“人情网”，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必然受到这“人情网”的掣肘。常常因为是老上级、老部下，或老朋友，或亲属关系，本来在原则上是不应该办的事，却不得已而为之，有的甚至走向违法违纪，给工作带来不便甚至损失。交流到新的岗位，就可以直接避开这种“人情网”；二是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多了解一些情况。(邓小平语)交流后，接触不同岗位的特点，联系不同层次的群众，能使自己开阔视野，丰富经验，增长才干；三是改变思维定势，有利于开拓进取。一个人长久在一个部门工作，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思考或处理问题总是囿于经验的条件，习惯按老八板去做，工作面不能放开。交流后，新的环境、新的问题会促使其改变思维定势，促使其开拓进取；四是避免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一个人久处一地，往往以为人熟情况熟，不注重调查，不深入基层，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高高在上，养成官僚主义作风。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接触新的工作面，可以迫使自己深入下去；五是减少惰力，增进活力。一个人新任一职，会促使其增加工作热情，焕发能力，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去工作。
如此好处，足以说明干部交流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有效措施，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它，把这种做法坚持下去，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麻风病”说
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一种“玩物丧志”的潜流销蚀着民族的意志。其中犹以“麻风”为甚，以至于有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亿人做工两亿人吃，三亿人站桩练气功，四亿人烧香拜菩萨，五亿人围着方桌砌长城。”
胡适先生是深谙我们民族的这种劣性的。他于1914年第一次到美国时，发现各地俱乐部里都有中国的麻将，他为中国的“国粹”在那里安了家颇引以为自豪。
1927年他再度游历西方各国，却发现麻将已很少有人问津了。他冥思苦想找到了答案：一个先进的民族不会沉溺在玩乐之中的。他算了一笔帐：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每天至少有一百万副麻将牌在操作，就算每桌只打八圈，以每圈半小时计，就要消耗掉四百万小时，相当于损失掉五百年的光阴。他由此评价说：“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有长进的民族肯这样荒时废业的？麻将只能是爱闲荡、不珍惜时间民族的专利品！”
胡适先生没有想到，在他客死他乡后的今天，他的话在他的故乡仍有强烈的针砭作用。君不见，婚丧嫁娶之机、节假喜聚之时，甚至工作之中也敢忙里“偷”闲战上一番，且老少皆上阵。这种“麻风病”不仅荒废了时光，消磨了精力，也引起贪污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据不完全统计，仅1991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获赌博案件30余万起，查处一百多万人，比1990年同期上升了20%和27%。有多少家庭因染上“麻风病”而导致家庭破裂。难怪清人尤侗这样写诗来斥责赌博：“天下之恶莫过于赌;势如劫盗，示如贪贾。”
赌博之风盛行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历代统治者都把它列在禁绝之列。早在战国时的《法经》中就规定：士民赌博者处以罚金三千；太子赌博，处以笞刑三十。明朝规定：凡赌博者断手腕。《大明律》还规定：官吏赌博，加一等治罪；凡是造赌具的，要杖一百流放二千里，设赌场的，初犯杖一百徙三年，再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倡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对赌博之风尤要根绝。只要措施得力，雷厉风行，赌博这一痼疾一定会得到根除。
一面光鉴千古的镜子
——读邓颖超遗嘱
一个伟大的战士离去了！一种不朽的精神留下了！一封挚诚的信，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光明磊落一生的写照，无私奉献精神的缩影。当邓颖超同志穿着沐浴了三十年风雨、打着补钉的衣服化作清烟，升入宇宙又扑回祖国怀抱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冲击波，震撼人们的感情，净化人们的心灵，使人们的思想得以升华。
她，更让人们去深深地思索……
(一）
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镜子。
人固有一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一个人用自己的行动赋予生以各种意义，也要经受死的考验。一个在庄严的党旗下举过拳头的人，面对死神将至，对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是对党性、共产主义信念、唯物主义思想的最后考验。邓颖超同志正是以“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的遗言，登上了共产主义者生前一无所有，死后一无所求至善至美的生命峰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杰出战士。
这面镜子，应该使一些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感到羞愧。
(二）
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镜子。
“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句平常的话包容着深邃的内涵。这句话，每个共产党员只能用实践掂量出它的份量。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深知这“无限”的含意，并能终身去实践。”无限”，就是不讲任何条件，不计任何私利，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为人民做点什么，让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党的关怀，党的力量。邓颖超同志正是以为人民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圆满地回答了这个课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揩模。
这面镜子，应该让那些以权谋私、高高在上，眼中没有人民的“公仆”显得无地自容。
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如何对待公私利益的镜子。
“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在物质待遇和名誉面前，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质。有的人一生都在苦苦追逐，而邓颖超同志却把这些都让出了！她带着充实的精神两袖清风而去，她的形象却为万世所景仰。
这面镜子，应该使那些不择手段地化公为私和追名逐利的人感到可悲。
(四）
这是一面镜子，一面共产党人如何对待子女亲属关系的镜子。
他们没有子女，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但他们有亲属，更有人之常情。这情，总是服从于革命利益。解放初期，一次周恩来路过家乡，他真想回去看一眼阔别多年的家乡和亲人，但他压下了这思乡之情。事后他含着眼泪回忆说：“不回家的原因是怕地方政府迎送招待带来不好的影响，也是怕亲属借自己的声望向政府提要求给地方政府带来难题。”他们在这方面，从来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他们一生，从来未用手中权力为亲属谋取点什么。“一贯执行”，这对端正党风何等重要。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发自心灵的呼唤！
这面镜子，应该让那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卑贱！
(五）
诗人臧克家说：有人活着，但他已经死去；有人死去，但他还活着。是的，有人活着，但他为了个人利益活着，活得一文不值，人民自然唾弃他；有人死去了，但他为人民利益而活过，人民将在心中为他筑起不朽的丰碑！
邓颖超同志离去了！她的骨灰撒在中华大地，她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她的遗嘱，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是一面光鉴千古的镜子，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用这面镜子透视一下自己，做出最好的抉择，在人民的心中写下光辉的一笔吧！
廉洁——执政党的生命线
——廉政漫说之一
廉政这个词含意很广，具有方正、清白、高洁、公平、不苟、明察等意思。廉政，在任何国家里，都是对执政党和公务员的起码要求，是一个公务人员优秀本质的主要方面和必备条件，也是一个执政党能否赢得人民群众信赖拥护的主耍因素。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是一切为了人民。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时时处处维护人民的利益。而不廉洁行为，恰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因此，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人民群众往往用廉洁去衡量一个政党是否值得信赖。廉洁，就赢得人心；腐败，就会失去民心。一九四九年，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司令们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是廉洁，以及廉洁换取的民心。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正是靠廉洁赢得人民拥护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更应保持这种廉洁品质。
不容忽视的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党内出现了腐败现象。尽管我们党的发展史上，党内也曾出现过腐败的蛀虫，但和现在的腐败问题比较起来，现实中的腐败显得更复杂些，更严重些，危害更大些。有人估计，建国以来在多种运动中因腐败落马的不少干2000万人。腐败现象，一是削弱党的战斗力；二是干扰和破坏改革开放的进行，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三是影响杜会风气，破坏社会安定团结。
产生消极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一些党员干部不注重思想作风修养，他们只是在组织上人了党，思想上根本没有入党，他们迈进党的大门，不是为了为人民做更多的奉献，而是为了捞取私利，“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宋·李格非语）；二是一些人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改革开放，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邓小平语）改革开放，我们面对的窗口很复杂，面对资产阶级思想、生活方式的侵蚀和和平演变的攻势，一些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把商品交易的原则带到党内，追求的是金钱物资，贪图的是奢侈享受，身边没有，就借助手中的权力去捞取。最终成为贪婪的“殉钱者”。
贪婪的思想和权力结合最容易产生腐败。贪者，有权的必以权谋私。因此，应特别警惕手中有权人的思想腐败变质问题。对执政党来说，必须保证手中握有权力的人的廉洁，必须同贪污腐化现象做不懈的斗争，清除腐败分子，以保证组织的纯洁，使党以旺盛的战斗力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否则，将一事无成。一位知名人士这样说过：“一个国家，腐败不除，无以立国；一个政党，不能清廉，无以立信；一个人，不能严于律己，就无以立德立行。”这是很深刻的警世之言。我们如果任腐败发展，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甚至导致执政党生命的终结。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
——廉政漫说之二
同样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有的人经不起考验，走向腐化堕落。大多数人都能保持廉洁的本色，这涉及到人的思想修养问题。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最容易受到腐蚀，所谓“空穴来风”就是这个道理。也正如苏轼所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加强自身修养，增强防腐防变能力。
首先要加强思想修养。要树立立党为公，立民为本的思想，要摆正党、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摆正公与私、义与利、为己与为他的关系。“无私然后能至公”。（隋·王通语〉要讲奉献，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做到约己而受民，临财而不贪。要在心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到“心中有主”，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为名利所动，都能“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
其二，要加强作风修养。一个党员，要养成踏实、简朴的作风，不去追求华靡、奢侈的东西。要把立足点放在为人民谋福上，多做一些切实有益的事情，而不是把心思用在个人患得患失上。要经常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背离了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是否有虚假的、浮荣的东西，是否和消极事物攀比，进而克服之。
第三，要加强道德修养。“贪者，民之贼也。”（包拯语）贪占巧取的行为，不仅党性不允许，也是社会公德所不允许的。我们的一些干部手中握有人民给的权力，但在为人民办事时，却还向群众索取代价，以满足个人私欲，这种行为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败坏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这类人，应以郝文山同志为镜照一下。据《人民日报》载：山西忻州地区土地局局长郝文山在被问及“面对送上门的钱，你为何廉洁自恃，不为所动”时，郝文山回答：“我第一是不贪。收下不义之财，就把自己归人了贪官污吏行列。第二是不忍，送钱财的，大多是不如我的百姓和小干部，他们送的可能就是儿子上学的伙食费或老人的冬衣钱。第三是不敢。收受钱财和以权谋私，终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我们党的干部，应具备这种社会道德和贪占可耻的廉耻观。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做危害群众利益，背弃社会公德的事，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公仆。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陈毅同志的铮铮之言，可书为座右，刻记在心。
要坚持以法治腐
——廉政漫说之三
我国的一些腐败现象得不到根本遏制，和法制不健全有关。
国外在防腐反贪方面，有较完备具体的法规来制约人们的行为。芬兰鉴于国家公职人员所处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制定公布了《公务员法》，其中规定：官员接受公司的宴请，或是购买公司出售的减价产品，动摇了公众对国家公职人员的信任，是一种犯罪行为。不允许经济界人向公职人员送礼，行贿和受贿判刑是相同的。芬兰甚至对老百姓亲友间的馈赠也有法律限制和调节，收到价值相当于普通工人月工资五分之一以上礼品，须交礼品税。联邦德国的《公务员法》规定，允许公务员出席一般性社会活动，但不准接受礼品、吃请、迎送和减免住宿费等。公务人员出差在工矿企业食堂就餐，须缴纳与企业职工相等的费用。以高效廉洁著称的新加坡，也是靠完备的法规来治理的。新加坡一商业事务局局长因两项“说谎”罪被判刑三个月监禁，不仅失去1.2万新元的公职，担任公职20年的50万新元的公积金和30万新元的退休金也因此被取消。
马克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法律一旦形成，就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很强的制约性、规范性，是人们普遍遵循的规则。社会越发展，越注重法制建设，只有以法律为准绳来制约人们的言行，社会才更稳定，更有秩序。而人治的社会，往往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评断是非的标准，以人的感情为中心处理各种关系，很容易混淆是非，滋生腐败。我国还不是一个完全法制的国家，许多方面的法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我们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情况，需要我们去研究，去建立新的法制秩序。这必然有一个过程，这过程容易被腐败分子钻法制薄弱的空子。法制不完备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对已经形成的法规，得不到彻底的贯彻执行。以权代法、以情循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对法规的实施。
在国家法制完善的过程中，要采取措施保证党风和社会风气稳定向善。一是要发挥现有法规的作用，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二是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并把它不折不扣地给以落实。三是要加强社会监督。其一要注重舆论监督，事实证明，腐败问题最怕“曝光”，通过舆论“曝光”，产生强大的威慑力。其二要办事公开化，以利于广大群众参与监督，杜绝少数人唯个人意志、个人利益决事的现象。
我们呼吁法治的秩序！我们也要以实际行动维护法纪的尊严，使社会稳步走向法制的轨道！
要严肃执行法纪
——廉政漫说之四
当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不正风气，缺乏正直的执法者也是一种原因。“法之不行，人不力也。”没有正直的执法者来实施法纪，法纪就会失去权威性和严肃性，成为被利用的工具或点缀文明的空文。
古往今来，“从心”还是“从法”，一直贯穿在不同社会阶段法纪的实施中。在封建社会里，“刑不上大夫”，有较高权势的人总是想方设法摆脱法的制约，而且这权势荫庇的范围也很广，很难触犯。遇到较开明的当权者，执法者才有伸张正义的可能。汉光武帝刘秀可称历史上一个肯屈尊守法的皇帝。建武十九年，其姊湖阳公主的家奴杀了人，因藏匿在公主家中，官吏无法捕捉，后来公主外出，此奴为之架车，被洛阳令董宣发现。“叱奴下车，因格杀之。”公主受此羞辱，向刘秀告了状。刘秀当时十分生气，要杀董宜。董宣慨然说：“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他“请得自杀”，遂以头击桩，洒血满面，刘秀急令人阻止，令董宣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坚决不从，刘秀使人强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最后被刘秀呼为“强项令”，赐钱30万。董宣由是“博击强豪，京师莫不震栗。”
象董宣这样敢干冒犯权势的精神是深得民心的。人们之所以深深喜爱戏剧舞台上象董宣、包公这样的形象，实际是现实生活中渴望正义和廉明的折射。在现实生活一些环境中，触犯权力和关系网是需要勇气的。据《了望》报道：河北省魏县工商干部姜瑞峰查获假药案100多起，处理不法分子2000多人，为此他屡遭打击报复，家几次被砸，妻子被吓得精神失常，本人在魏县无法工作，被调往其它县。江西省萍乡市上粟出口花炮厂厂长陈艳洪贪污挪用公款六万多元，被司机柳坤发检举，陈竟雇人将柳杀死。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社会上邪恶的势力总是竭尽全力同法较量。他们或是打击报复，或是采取多种手段，拉拢腐蚀执法执纪人员，使法的庄严失去光彩。
就法的本质来说，任何时代的法律，对每个时代的人来说，都是平等的，象唐太宗说的那样：“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要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者的正义品格是难得可贵的。我们要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执法执纪人员，这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执法执纪人员也要加强自身修养，以独立完整的人格来维护法纪的尊严，要有一种“沛乎塞苍冥”的浩然正气，以法律为准绳，以法服人心，使整个社会的法制建设走向正常的轨道。
不要因小失大
——廉政漫说之五
宋朝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曾说：“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侯也”。一个朝代，一个国家之都的状态，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政治面貌，是国家治乱的“晴雨表”，这是一个以小见大的道理。
社会是这样，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也能以小见大。不注重小节，往往因小失大。
人有了一点过失，就应在思想上防微杜渐，做到”时见己过，刮磨砥砺。”如果认为过小无伤大节，不以为然，往往就会有大的患祸而至。过失由小渐大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人的主观因素即可促其向好的方面转变，也可向坏的方面衍化，关键是看一个人有无思想境界处理好这个“小”与“大”的关系。思想意志薄弱、自我制约能力差的人，往往“以小恶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解。《周易·系辞下》）分析腐败分子走向堕落的原因，都是在这“小”与“大”的渐变中走向毁灭的。
战国时公仪休做了鲁国的宰相，因为他喜欢吃鱼，便时时有人送来，他一概拒绝，且有高论：喜欢吃鱼才不接受别人送鱼，倘若接受，理亏而枉法，枉法而失掉官职，连自己也买不成鱼了。这位公仪休很有点眼光，把“小”与“大”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它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注重眼前的小利益，而忽视身后的大得失，是愚蠢的事。好些人都不能领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深刻道理。
“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贞观政要·政体》）“小”与“大”的道理很简单，又很重要，切不可等闲视之，我们要时时拂扫思想镜子上的灰尘，做到“胸中全无一点尘”，在任何环境中，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画个光荣的句号
——廉政漫说之六
以前读宋朝诗人朱敦儒词，感其词有豪迈狂逸之气，后读《宋史》略知其人品。其早年“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曾几次被朝廷召见，都被他辞决。后经友人劝说“始幡然而起。”曾官至兵部郎官，两浙提典别狱。后来，被弹劾为“专搞异论”而罢职请归。可见其有高节。然晚年，“时秦桧当国，喜奖用骚人墨客以文太平，桧子喜亦好诗，於是先用敦儒子为删定官，复除敦儒鸿少卿。桧死，敦儒也废。谈者谓敦儒老怀舐犊之爱，而畏避逐，故其节不终云。”这位朱敦儒在宦海中几经浮沉，最后终因“老怀舐犊之爱”，为奸臣秦桧所用，在史书上落了个“晚节不终”的名。
在生活中，一个人做一阵子好事容易，做一辈子好人不容易。好些人前半生的功业不可谓不辉煌，然而到了晚年，放松了思想防范，觉得“船到码头货到站”，该享受享受了；或和社会上的“暴发户”去比较，觉得吃亏了，白干了大半生，于是产生象列宁描述贪婪的小私有者那样：“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不择手段地去谋取私利，为了子女的就业、升学、置家、出国，不惜践踏党纪国法。象花甲之年的海南省建设银行行长唐菊秋受贿被判刑七年，大丘庄前农工商总经理禹作敏被判刑二十年的教训都是令人沉思的。
孔子早就告试人们：“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即衰，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对中老年干部最严峻的考验。一个人要给自己的一生划上一个光荣的句号。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仅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还要离岗不离“位”，党员这个岗是没有退位的，直至“盖棺论定”。
老画家董寿平说：“人老之后，就要慎物绝缘，平淡天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个人如达到如此思想境界，不仅能保持晚节，也能颐养天年。
要过好子女关
——廉政漫说之七
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同志向全党高级干部推荐过《战国策》中《触詟说太后》一文。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对子女的两种爱法：一种是“妇人之爱”，一种是“丈夫之爱”。
所谓“妇人之爱”，就是以子女个人利益为核心，时时刻刻去维护它，甚至不惜和社会利益及法纪相抵触。而“丈夫之爱”是把子女放在社会环境中锻炼，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爱子”之法。体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比较重视子女教育的民族。一些先达的模范行动，表现出高尚的情操。
后汉著名学者扬震，曾官至司徒、太尉等职，他的故旧见他家境不富裕，“子孙常蔬食步行”，劝他有权时置些产业，留给子孙，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林则徐也不愿留下钱财成为子孙的累赘。他留给子孙一副名联：“子孙若如我，留钱作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作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曾国藩，这位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在教育子女上，却是有口皆碑的。他常告诫儿子奉公守法，不许子弟“恃父势”去结交官员。他告诫长子纪泽：“世家子弟最容易犯一个奢字，傲字。”又谕次子纪鸿；”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不与寒士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儿子应试前他谆谆告诫，”场前不可与考官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他的儿孙后来都很有成就。
在现代，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要求子女严格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程度。他一生辛劳，积攒了大量财富，都捐给了社会，没给子孙留下一分钱。儿子陈国庆毕业以后进他办的工厂当工人，每月挣工资中最低的一等，而且是全部生活费用。他要求儿子和工人一样上工，三顿饭都在工厂里排队吃食堂。一次募捐，每人捐3元钱，陈国庆觉得实在困难，去求他父亲，被陈嘉庚坚决拒绝。他说几块钱对于我是太小的事。但我就是要从这些小事上培养你的自立能力。普通工人能做到的事，陈嘉庚的儿子就应该做得到。”
毛泽东更是教子的典范。
一九四六年，毛岸英从莫斯科毕业后回到延安，毛泽东把他送到枣园上“劳动大学”，与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要求自己的子女做最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比一般老百姓吃苦还多。他对岸英说：“谁让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抗美援朝时，他又象普通百姓一样，送儿子到朝鲜战场。岸英牺牲后，又长埋于异国他乡。他最疼爱的小女儿李讷，與从未沾过一点特殊的光。她也象普通中国人一样过日子，既要为柴米油盐和水电费而操心，又要为孩子上学看病坐车而犯难，以致熟悉李讷的人说：“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辛苦了！”
前辈们的行为足以让上那些以权为子女谋的人汗颜，也足以警示我们，要过好子女关。
温公客位榜的启示
——廉政漫说之八
宋朝洪迈在《客斋随笔》中，曾记一则“温公客位榜”的故事：
“司马温公作相日。亲书榜稿揭于客位，曰：‘访及诸君，若睹朝阙遣，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俱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所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筒分付吏人，令传人，光得于朝省众官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
温公，即宋朝名臣司马光。他以品行高洁、政绩卓著称道于世。据史料记载：“公於物淡然无所好，惟与德义名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巳……。”这可以看出他十分注重道德修养，淡然名利，保持清如水的品质，因而敢于向世人昭示自己的观点，让世人敦促自己的言行。
这篇榜稿，无疑是一篇自警自励自我约束的檄文。综为一点，就是要求身边的人以国家之务为重，议事处世，要出以公心，不得以私人关系来干预公事，谋取私利，这足以看出他的坦荡胸怀。他自信自己的行为“仰不怍于天，俯不愧于地”，无须掩饰，无需掺杂任何杂念地把赤诚之心袒露给大家。象他这样位居高位的人公开严格要求自己，无疑对当时的官场风气起到良好的作用。
在清朝康熙年间，也有这样一位重名节的督抚叫张清恪，他曾在自家堂前悬挂一张《禁止馈送檄文》。其中写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取一文我不值一文。”
由此看来，清正廉洁的人，都敢于公开让世人监督自己，因为他心底无私无欲，无欲则刚，要求起别人来，必然有说服力，有号召力，让他去管理一地，必然政令畅通，风气淳正。
当今社会，更不乏其人，其中犹以湖南省华容县县委书记陈满生提出的公开约束典型。不妨录之，与大家共识：
1、减办公用费。报刊杂志除自费的外，我的办公室只留两报一刊，其余全部谢退。属我办公用具，未经我许，概不更换新添。2、紧缩应酬往来。凡县内各类会议、活动，有需我参加者，口头或转达即可，一概拒绝请柬。无特殊情况，外来宾客，皆不陪餐。3、兴徒步简车。单个外出开会，若不属晚间赶程。不再专车接送，下乡调查，尽量搭乘客车。4、拒各类送礼。5、严亲朋好友。如有以我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之名，到县内各单位联系工作、交涉业务、寻求资助者，请均平等对待。万不可特殊优厚。若不从者，日后‘恩将仇报’，对有关人员从严处之。”何等磊落，何等光明！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敢于公开让群众来监督，事事以身作则，就会产生民服其德的效应。社会风气如风行草偃得到根本好转。
“玩物”不可“丧志”
——廉政漫说之九
人都有“礼乐滨纷极耳目之娱”的情趣。如何对待这“情趣”，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修养。有的人把它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有的人则走向“玩物丧志”的极端。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很精于玩的民族，玩古董、玩蛐蛐、玩花鸟、玩山、玩水、玩麻将……好多人在玩中消磨了意志，历史上甚至有的因玩断送了国家的命运的教训。
南宋后主李煜，醉心于歌舞词赋，结果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只留下“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遗憾；宋朝宰相贾似道，在元兵围攻襄樊，宋朝就要灭亡的时刻，竟然还与群妾爬在地上斗蟋蟀；“暖阁才人笼蟋蟀，昼长无事为欢娱”，这是明人吴伟业写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玩蟋蟀的情形。朱瞻基是个昏庸的“蟋蟀皇帝”，他对珠宝及花木鸟兽等玩物追求不已，尤好斗蟋蟀，哪还有心思治理国家？至于“焚香鼓琴白昼静，吟诗瀹茗青春闲”，“放旷杯酒间“者，更不可胜数。连陆游这样勤奋的诗人，也曾因酒误事，发出“山寒酒过平时量，窗黑书亏半日功”的感叹。
古来贤者和有识之士，都把玩物和宴游斥为“邪恶”之道。孔子曾斥赌博、斗鸡等行为是“兼行恶道”。孟子把赌博斥为“五不孝”之一。
晋朝的陶侃告诫人们：“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明朝学者顾炎武，每见人宴饮终日，辄为攒眉。客退，必戒曰：“可惜一日虚度矣”！他一生勤奋好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则载书数麓同随。旅店小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因而最是瞧不起荒游度日的人了。
清人李沂也指责过沉溺于游玩之乐的人，“窃见人於应酬嬉游宴会博奕及蓄种种玩好，莫不殚精竭力而为之，至于读书则否。……苟以应酬嬉游宴会博奕及蓄种种玩好之精神用之于读书，则识见日益高，力量日益厚，学问日益富。”（《秋星阁诗话》）劝诫人们把精力用在读书长知识上，做有益于世的人。
大凡上进的人，对游玩之逸趣，必有节制，首先考虑的是“立功天地”的事，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学习和创造业绩上。稍有闲暇，蓄一些爱好，也无伤大志。象郑板桥评苏轼那样：“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宦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东坡居士刻刻以天地万物为心，以其余闲作为枯木竹石，不害也。《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关键是做到心中有“以天地万物为心”的主导意识，游艺闲趣能审其轻重，不至于荒废正业。又如梁启超先生素有嗜麻将的爱好，他自己说“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但正如粱实秋先生所说：“有任公先生的学问风操，可以打牌，我们没有他那样的学问风操，不得藉口。”梁启超先生修养淳高，能把握住自己，所以未影响他成为著名的学者、导师。我们一般人则很难做到。应特别提醒自己，有所爱好，也有所节制，一旦沉溺下去，就会荒时废业了。在生活中既要保持乐趣，也要保持生活的风操，保持向上的精神，这对青年人来说，尤为重要。
遗子孙“清白”
——廉政漫说之十一
后汉杨震位极人臣，但因为官清廉，子孙吃饭以蔬食为主。外出也没有车马。所以老朋友中有人建议他为子孙置点产业，扬震不肯，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见《后汉书·扬震传》。
以杨震这样显宦之人，手中的权力若向自己和子女倾斜一点，不用说为子孙留下万贯家产，总不致于连肉都吃不上。但杨震是从更长远考虑，他要子孙在清贫中成长，在清贫的生活中磨炼操守，靠自己的奋斗在世上立足，这是最丰厚的精神遗产。无独有偶，唐代著名宰相房玄龄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人。据《隋书·房彦谦传》记载：房家有祖上留下的产业，很是富有，但房彦谦做官后，把家产和俸禄都用来救济亲戚朋友，以致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所用的车马，衣服和器具都“务存素俭”。他以自身言行为子孙做榜样。“自少及长，一言一行，未尝涉私。”虽然因此导致钱财空乏，仍然自得其乐。他曾坦然地对儿子房玄龄说：“从（别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纵观世人，以官致富者，多如牛毛。以官致贫者，却凤毛麟角了。最难能可贵的是，不和那些“因禄富”的人去攀比。攀比心理也是导致一个人走向堕落的因素。一些人就是这样，你能借手中权力捞好处，我为什么不能借工作之便有所取。你有车子、房子、票子，我也要想方设法得到。正常渠道获取，本无可非议，就怕取不义之财。许多人就是这样走向毁灭。这种”奔波”，是人性的一种变异，是为物所累，不仅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留下财产，也给子孙留下祸根。“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钱财对一个人的道德和能力培养来说，起一种消蚀的作用，还不如在清贫的条件下，为了创造生活，有奋发向上的动力，不断地去进取，靠自己奋斗得到的幸福，也享之坦然，韵味余长。
古代贤者的这种做法，主要是杜绝子女的依赖性。古人是深知”艰难困苦，玉汝成玉”的道理的。倘若子孙躺在万贯家产上，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就会产生惰性，不思进取，成为玩鸡斗狗的纨绔子弟，直到把家产挥霍殆尽。财产没有是小事，家族败落、子孙颓废是大事。因而在物质环境上，不给子孙创造一点依赖的条件，让子孙凭自己的能力去创造财富。梁朝人徐勉曾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子孙以清白。子孙才也，则向致辎车并。如其不才，终为他有。”《梁书·徐勉传》后一句说得非常深刻，子孙有才，靠他们自己的努力，照样可以乘上车（掌权的象征），不愁富贵。如果子孙不才，就是留下财产也守不住，最终还是归他人所有。
“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箴常作灾”。（宋·黄山谷〉遗子孙以清白，是一种高瞻远瞩的做法。在教育子女方面，创造什么固然重要，留下什么也很重要。“祸不出所憎，常出所爱。”（汉·傅干）爱的途径和方法是每个父母都应慎重选择的。有的人终身都在为子女谋，甚至不择手段，殊不知，福祸相依，也许断送子孙的正是你。
事业·家庭·爱情
人生进步的动力很多，爱情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力源。
在人类文化艺术史上，纯洁的爱情一直就是激发人们进行艺术创作的源泉之一，爱成为一个永恒的精神主题。在生活中，爱情也是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人生不可忽视的动力。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罗素就曾把对爱情的渴望作为支配自己一生的激情之一。当爱情走进家庭后，对事业更显得至关重要。处理得好，可以促进人事业成功，处理不好，就可导致人才能沉没。
家庭和事业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种是一方的牺牲，承担起主要家庭负担，为一方创造条件，臻其事业成功。马克思和燕妮的关系如是。
一种是双方都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不计较生活的一些方面，相互砥砺，共同走向成功。许多知识分子家庭多是这样。如科学家居里夫妇，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夫妇。
一种是“对立型”，一方有事业心，一方沉溺于个人生活，相互不理解，相互抵触，逐步消磨了对事业的热情，使人走向消沉。
至于双方都无事业心，都沉醉在个人生活小圈子的家庭，就无讨论的意义了。
第一种现象，是令我们羡慕的。第二种现象，不是我们所苛求的。而第三种现象，是一般人常遇到且需认真对待的。在生活中，好多人都有这种不协调，处在一种“永恒的挣扎”（劳伦斯语）中。有的人，本来很有才华，一旦组成家庭，就销声匿迹了。有的冲破阻力，却给家庭带来危机。有的在长久摩擦中去改变，却把美好时光都错过，由此而导致心理失衡，家庭失衡，社会失衡。这是令人叹息的。
我们在人生旅途上，注定要担起家庭的重担，要作出种种付出和牺牲，甚至影响到事业。有位作家曾遗憾地说：造物主造物的方法太不合理，把青春的位置放在生命过程的最前一段，使人生最宝贵的时光，折磨于生活重担之下。倘若他有造人之权，要象蝴蝶虫类那样，幼虫时期就作完各种可厌恶的营生工作。但这毕竟是一种想象，家庭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重视它。
我们应该把家庭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就是建立家庭，要从中获得什么。恩格斯在谈到爱的概念时候说，爱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不能成为独立的、孤立的人，我如果是这样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残缺不全。至于第二个环节是，我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了自己，即获得了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而另一个人反过来对我亦同。这是很精辟的分析，人在家庭中最根本的获取是既要有爱的温馨，又要有事业的力量，家庭在社会运行的轨道中，是我们小憩的港湾，是我们补充能源的加油站。衡量一个家庭在社会上有无地位，是否是社会肌体上富有生命力的细胞，不是看男女双方为家庭贡献多少，而是看这个家庭为社会贡献多少，那些局限在个人利益小圈子里的家庭，总是显得黯淡无光。只有靠智慧勤奋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家庭才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样的家庭中，夫妻关系是平等的，和谐的，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也正象一位哲学家说的那样：“高尚的爱是两个灵魂的息息相通。”这样的家庭，才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最活跃基因。
“我愿意是废墟……只要我的爱人，是青春的常青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上升。”让更多的“常春藤”，沿着我们的额“攀援上升”吧！
家，那一方温馨的天地
据说，对“家”字的一种解释是：屋子里住着一种动物。
这屋下，不管是“豕”也好，还是衍化为专指人的居所，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那么重要。未成年时，那是你“成蛹”的壳；待你放飞独立撑起一个家，那是你生命的港湾。不管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倦鸟终要归巢，你要回家享受那一片温馨，承担起那份责任……在中国，家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政治制度的基础，我们的祖宗把治家和治国看得同等重要，早就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语。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那么，家就是国的缩影了。中国人之所以重视家，是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决定的，它制约着人们的衣食住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开放改革的大环境下，家的观念也受到冲击。不仅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在解体，连夫妻一孩的“三角形”家庭也经受各种考验。在一些人眼里，爱的吸引力似乎不如外面的世界魅力大，对家的感情正在淡化，对家的依赖性逐渐减弱，有的竟感觉有了家，就象有一座大山压在肩上。更有甚者，做出违反家庭伦理道德的事了。
应当说，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就是责任心的丧失。两个人一旦组成家庭，就产生了契约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情爱，而是融进了强烈的责任感。生与死，痛苦与快乐，幸福与磨难，都寄付在家这只小船上。如果两个人有哪一个不同心用力去撑船，它都不会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一个人，你可以不要家庭，但不可以没有责任感，有了家庭，责任感就更大。
组建了家庭，双方就意味着要承担起不可推倭的责任，就要对家庭成员负责，这是一个人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一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家庭内，但都往往波及到社会，形成社会问题，那么，人们承担的就不仅仅是家庭责任，还要承担社会责任了。这又回到孟子说的那句话上：“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男人就要更严格求之于自身。如果一身不能立，就无以言家，更无以言国了。另外，我们生活在大改革、大变化的年代，每个人的精神上、心理上都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工作上的，工资上的，物价上的，人际关系上的，思想观念上……人的感情变得很脆弱，人们更应珍惜夫妻之间的感情，珍惜家的温情，夫妻携手迎接各种挑战。实际上一个人在外面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什么苦恼，最能使之在精神上得以解脱的，不还是“家”吗？
男人在外，你是否时刻都想着：家——那一方温馨的天地……文论·诗歌·散文
读书与作诗
我们说读书与作诗有密切的关系，并不是像宋代一些诗人说的那样：“诗句高胜，当从学问中来。”（宋·黄庭坚语）钻进书本中去寻找素材。而是说通过多读书，“以养其气”一一提高思想修养和文学修养，借鉴写作技巧。
青年诗人吴晓曾提出现代诗应与神话、史诗在全新意义上的融合。且不论这种提法对历史反思的价值，就其内容上说，要想结合，必然先对神话、史诗有一定的了解。再则，从我国文学发展的源头看，中国文学始于《诗经》也好，始于“卜辞文学”也罢，在内容和艺术手法上，都对当代文学有借鉴作用，不读书何以知之呢？有人提出作家要“学者化”，就是要作家知识博一些。
丰富的知识能充实诗的内容，增进诗的深度力度。孙昕晨《过诗人墓》诗，曾这样写陈子昂：“抱头哭过，仰天笑过／疯狂地爱过，刻骨地恨过／倚剑咆哮过，抚膺叹息过／如今，静静地睡在这里／几百年风雨撩不动你苦吟的须髯。”
如果不通过读书了解陈子昂的生平，怎能概括其生平与性格，怎能在立意上卓然标新呢？
多读书对提高写作技巧有裨益。古人说：“能观千剑则晓剑”、“能读千赋则善赋”的道理就在此。唐朝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公认的名句，其实在技巧上是借鉴了庚信《写射赋》中“落花与芒盖齐飞，杨柳共春天一色”。陈毅将军《赠缅甸友人》诗：“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在艺术手法上也借鉴了李云仪诗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因能熟记，随手拈来，点铁成金为新的意境。
清人李沂在《秋星阁诗话》中对读书与作诗的关系概括很全面：“读书非为诗也，而写诗不可不读书。诗须识高，而非读书则识不高；诗须力厚，而非读书则力不厚；诗须学富，而非读书则学不富。昔人谓子美诗无一字无来处，由读书多也。故其诗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老自言其得力处。”
为诗者当以此鉴。
人与法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世观点，自古就有不同的争议。www.Pinwenba.com在国外，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主张“人治”，即“贤人政治”，认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把政治权力和聪明才智完善地结合起来，把国家治理好。他认为实行“人治”后，正义的执行应当是不要法律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主张法治。他认为：第一，法律由众人制定，众人的判断总比个人的判断准确；第二，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这也就是我国古人说的：“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和乎人心而已”《慎子·逸文》。第三，法律具有稳定性。第四，法律具有明确性。
在我国，有儒家的“人治”与法家的“法治”之争。儒家主张“人治”，“为政在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而法家主张“法治”，认为决定国家命运的是法。“惟法为治”，“法者，国之权衡也。”而且提倡奉法守职，信赏必罚。“法废则人得肆其情”，“用法公平则人无怨。”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们看到，追求民主，实行法治，是文明的标志，是历史的进步。在追求和完善法制的过程中，有一个问题是不容忽视的，这就是执法者的素质影响着法治的权威性和社会的稳定。执法者枉法，法律就是苍白无力的空文。不仅起不到稳定社会的目的，还会诱导助长社会不安定因素。“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慎子·逸文》。国外有“法律就象妓女”的说法指的就是这种现象。过去的开明皇帝也曾说“法者，非一人之法，而天下之法。”但一触及到本阶级集团的利益，统治者就要以权代法了。
真正的执法者，要一颗公心，两肩正气，时刻恪守“以法律为准绳”的信念。“吾心如秤，不为他人作短长。”这一点，宋代欧阳修父亲的敬业精神当值得学习。据《宋史·欧阳修传》记载：欧阳修幼年丧父，他母亲经常用他父亲的事迹对他进行教育。曾对他说：你父亲做官时，经常在夜里审理案卷，并且时常把正在审阅的案件撂下，叹起气来。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看不下去还叹气，他说：“这是判了死罪的案子，我从案卷中想给这个死囚找出一线生机。找来找去，却总是找不到。”欧阳修的父亲认为：“求是生而不得，则死者与我皆无恨。”就是让死者死得心服口服，没有一丝遗憾。有这种敬业精神，还会造成什么冤假错案吗？
执法中还有一种难能可贵的品质就是执法不避亲。春秋时的腹朜就是这样的人。腹朜是墨家人，他恪守墨家的思想，奉公守法。一次，他儿子公然行凶杀人，秦惠王敬重腹朜的学识和人品，又怜惜他终生只有这一个儿子。就对腹朜说：“先生的年龄已经很大了，又只有这一个儿子，我已命司法官不杀他了。请先生在这件事上听我的话。”腹朜回答：“按墨家的规矩，杀人者应判死罪，这是天下的公理。大王虽为我的儿子开恩，但我不能不奉行墨家的规矩。”于是亲自杀了自己的儿子。这个故事虽然离我们很远，但其现实意义却离我们很近。尤其在人情溺心、关系网如织的环境中，更要提倡这种“法不遗爱”的精神。
“为治立其在我”。在执法中，执法人员的素质至关重要。从这一点说。当前造就一批高素质的执法人员队伍，比立法普法更迫切。
“三公”干部说
所谓“三公”干部，是群众的一种形象说法，他们要求农村基层干部都能具备象愚公、包公、济公那样的品质。
象愚公，就是要作风踏实，不搞虚夸，多办实事，任劳任怨地带领广大农民一步一个脚窝地致富；象包公，就是要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不拉关系，不搞封建宗族网，时时事事以广大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象济公，就是要为群众多办好事，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帮群众之所需，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三公”干部之说，反映了广大群众一种朴实的愿望。近几年来，农村政治思想教育比较薄弱，加之一些干部不注重思想修养，缺乏党性原则，致使一些地方的干群关系比较紧张。那里的干部往往是胸无大志，没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蓝图，甘当“维持会长”；或耿耿于一己私利，上来捞一把，很少考虑为大多数人谋福；或浮在上面，“说话三六九，行事风马牛”，和群众的关系是肝胆楚越；有的甚至大搞封建宗法家族网那一套，高高在上，大有“一人独占一江秋”之势。如此种种，怎能不和群众离心离德呢？
广大农村干部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在农村的具体执行者，他们的言行如何，直接影响到党在农民中的威信。在这方面，广大农村干部应向全国劳动模范吕鸿宾学习。吕鸿宾在农村奉献几十年如一日，时刻不忘维护党的威信。他常说：“我做的事，只要让群众说共产党好，我就满意了”。他的话朴实而又深刻。如果我们的农村基层干部都有这样的思想水平和自觉性，何止是“三公”干部的形象呢？
要珍惜个人声誉
“周公恐惧流言后，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首诗告戒我们：一个人在他的有生之时要珍惜自己的声誉，不要因一时在思想上放松了自律而铸成过错，在个人历史上留下不好的声誉而抱憾终生。
声名和荣誉，是一个人能力和成就的体现，是实现了人生价值的一种标志。只要你不是浪得虚名，它都能证明你个人的实力，证明你为心中的美好理想奋斗过，证明你为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因而社会给你以承认。在生活中，我们不提倡把追求个人声誉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但我们也不拒绝声誉，因为在一个进步的社会里，全社会都会脱帽向高尚的行为致敬的。要获得好的声誉，必须有正确的追求。正确追求的立足点就是为他，即把为社会谋事为人民谋福为己任，俄国文学巨匠陀思妥耶夫斯基曾下过这样的结论：人类其实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为了自己，哪怕为了一丁点利益也不惜牺牲全世界的人；一种是为了别人的利益可以牺牲自己的利益乃至牺牲自己性命的人。这里说的第一种人，把自己的立足点放在了为己上，凡事总是用吃亏与否来衡量，他们得到的是虚名浮利，只能遭到世人的鄙弃；后一种人，就是我们身边值得敬重的英雄们，孔繁森、李国安、徐虎……他们只求奉献，不求声誉，声誉却不期然而至。人们善于用很高的社会道德标准来赞颂那些乐于奉献的人，这是社会公正的选择，也是人民爱憎情感的体现。
有正确的追求，要不断抛弃虚妄的东西。无论是多高的荣誉，离开永恒的事业，都只不过是一现的昙花。而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给你生命带来活力时，才可以给你带来终身荣耀。荷兰大哲学家斯宾诺沙认为：唯有坚决放弃财富、荣誉和感官快乐这些虚幻无谓的东西而全力追求真理，才是人生活的真正目标。“抛弃这三种东西，则我所放弃的必定是真正的恶，而我所获得的必定是真正的善。”真正的善，必定是助动于社会，布泽于人民。
一个人得到了声誉，当倍加珍惜，珍惜声誉就是珍惜自己的生命。如果一个人到了声名狼籍、千夫所指的地步，也就宣布他生命的终结。珍惜声誉，来不得半点矫饰，来不得半点虚伪。“君子置其身于光天化日之下，丑好在我，我无饰也；爱憎在人，我无与也。（明·吕坤《呻吟语》）在人的视野中是没有什么可以掩饰的，你不能把个人的意愿强加于人，让别人为你编织晕眼的花环。有的人可能蒙蔽一时，但蒙蔽不了永远；蒙蔽一部分，但蒙蔽不了全部。人们理性的判断会洞视到你的灵魂，你是光明磊落的人生抑或是扭曲的人生，必将昭然于天下。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诗经·小雅·鹤鸣》〉愿我们每个人有崇高，有善美，由此而带来的声誉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充实的一部分。
勤俭的美德不能丢
勤俭，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富庶、繁荣的法宝，也是一种社会道德标准，一种社会文明标志。我们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勤俭的美德。《左传》上说：“俭，德之共也。”意为节俭是最好的道德。宋代王安石以自身的治政体验谈到：“制俗以俭，其弊为奢。”意思是：以节俭来纠正民风，民风中最大的弊是奢侈。而象“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李商隐《咏史》〉，“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朱伯庐《治家格言》〉等为人熟知的格言警句，更时时告诫我们不要忘记勤俭的美德。
历代有所作为的当政者都注意到以俭治国。唐太宗出巡山西，蒲州刺史赵元楷大肆铺张迎驾，唐太宗斥责他此举纯属“亡隋弊俗”，吓得赵元楷“数日不食而卒。”农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更能以身行俭。洪武八年改造大内宫殿，他要求安全牢固即可，不追求华丽奇巧。他的“御床”很普通，与中产人家的卧榻差不多，每日早膳，也只用蔬菜。东晋大将军陶侃，对浪费现象更是深恶痛绝。他一次到郊外游赏，见一人手拿一把未成熟的稻穗，问道：“拔取这些东西干什么？”那人回答道：“在路上看见它，随便拔一把罢了。”陶侃听罢大怒道：“你不耕种土地也罢了，为什么反倒糟蹋人家的稻穗！”令人毫不客气地把他抓起来揍了一顿。由此可知，勤俭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之一。
勤俭从含义上说，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勤，二是俭。勤劳，是人类谋生的手段，也是创造物质财富最直接的方式，“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人类靠勤劳创造财富，从而奠定人们的生活基础，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进而安定人们的精神生活。勤劳也能培养一个民族坚韧不拔、奋发向上的精神。“勤”又离不开“俭”，俭能合理地、有效地使用勤劳所创造的财富，培养一个民族廉洁的风尚，保证一个民族生生不息地发展。试想，一个民族只靠勤劳创造财富，而不靠节俭使用财富，任意挥霍浪费，那么，有多少财富也不会满足这种奢侈。这就是“奢者富不足，俭者贫有余”的道理，也正象曾国藩在家信中告诫家人那样：“大富大贵也靠不住，惟勤俭二字可以持久。”历史上西晋以大兴豪奢之风而亡国的教训是足令人心寒的。因而，我们决不能丢弃“勤”和“俭”这两个足以使人类延续的法宝。
勤俭这种美德在我们身上理应得到发扬光大。但现实生活中，有悖于这种美德的事令人吃惊。仅就报纸公布的事实是：花费数百万外汇进口的设备搁置不用，以致生锈；无数件商品堆在仓库无人认领；觚觥交错中，又吃喝掉了多少劳动果实……那种节省一粒粮、一滴油、一度电的精神已被人们淡忘，甚至被讥笑为是“吝啬”。挥霍浪费不被认为是可耻，反而被看作是富有的表现。这决不是开化，而是愚昧和倒退。照此下去，何谈民族的振兴和富强！
日本的经济很发达，但国民中还普遍存在着“危机意识”，这可以使我们得到一些反思。我们的经济很不发达，人民的生活水平还很低，应大力提倡勤俭的风尚。教育我们的每一代人珍惜自己的劳动成果，尊重他人的财富创造，使整个社会养成一种以勤俭为荣的美德！
“抬轿子”小议
“抬轿子”这个词，最早是用于赌场之中，串联一起欺骗他人钱财的人，称之为“抬轿子”，受骗的人被称为“坐轿子”。现在，在人际关系中，“抬轿子”一词仍有所指的具体对象，那些靠不正当手段建立人际关系，善于吹吹拍拍阿谀奉迎的人，就是很好的“轿夫”。
这种人，本没什么事业心，也缺乏工作能力，只能靠迎逢捧抬的手段，“拱默取容，以循一身之利。”（宋·包拯语）手段也有一些：或掩盖某人的缺点，夸大优点，貌似恭维之至；或惺惺于某些人的需求，奉以“实惠”，貌似关心之至；或唯“势利”行事，唯唯诺诺，貌似温顺之至。而上当者，总是那些爱虚荣的人，久而久之，忘乎所以，听不进逆耳忠言，容不进民主风气，和人民相隔绝。如果说赌场中“坐轿子”的人输掉钱财，现实生活中愿意“坐轿子”的人往往丢掉人格。
抬“轿子”的人，付出人格，往往什么手段都使得出，唐朝郭弘霸，以阿谀奉迎的手段为武则天做事，当上了御史，他的上司魏元忠生病，部下和同事都去看望，郭弘霸一个人最后去，主动请求看一看魏元忠的大小便，边看边用手指点来放在口里尝，以判断病的轻重，尝后很高兴地说：“味甜就坏了，现在味苦，没有多大问题了。”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但魏元忠还是很讨厌他的谄媚。
遇到愿意接受抬举的人，谄谀者往往还能得到好处。明朝朱元璋有一次微服出行，路遇彭友信，当时，正好雨过天晴，一道彩虹悬空，朱元璋随口吟道：“谁把青红线两条，和风和雨系天腰”？彭友信灵机一动，马上和到：“玉皇昨夜銮舆出，万里长空架彩桥。”拍得恰到好处，第二天便被封为布政史。
但是，遇到智者，抬轿子的人不会得到好的结果。三国时，孙权在阳羡县当县官，手下有个管帐薄的功曹叫周谷，为讨好孙权，不惜通过改帐目的手段，满足孙权爱花钱的需要。但孙权掌大权后，却对这位善于迎逢的人不委之以重任。可见，靠“抬轿子”很难赢得真正信任，也许能得到一时荣耀，但难保终身。还是靠真才实学，才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价值。
“迂”辨
人们常称那些不合时俗的人为“迂”。社会关系学中也常用到这个词，那些不受赂贿、不以权谋私、不见利忘义的人，常被称为“迂”。
“迂”，书面语也称“迂阔”，实际是个似贬实褒的词，大意是识见深远，又与一些保守的消极的思想意识相抵的行为。迂，绕也；阔，远也。有“迂”，才能绕开“人情”的纠葛；有“阔”，才能别于凡俗的偏见。不耿耿于谋私利，不碌碌于关系网，以创造更多的民众利益为己任，这坦荡胸怀，磊落行为，当然有碍于一些搞不正之风的人，难免被这些人以“迂”称之了。
《能改斋漫录》曾记一事：“神宗尝问吕正献公晦书曰：‘司马光方直，其如迂阔何！’吕曰：‘孔子上圣，子路犹认之迂。孟轲大贤，时人谓之迂，况光岂免此名？大抵虑事深远，则近于迂矣。愿陛下更察之。”看来，虽圣人、贤人以及伟大的政治家也难免遭此讥弹。不过，这倒是他们之所以能成为伟人的优点。如果耿直、虑事深远，不和世俗同流合污便是“迂”的话，我们的事业需要这样的迂者。
“赢者通吃”与决策失误
1962年12月，赫鲁晓夫以部长会议主席的身份，去中央展览馆参观抽象派作品展览。当他对作品横加指责时，画家恩斯特忍不住回敬一句：“你不是艺术家，也不懂美学，你对艺术一窃不通。”赫鲁晓夫反驳到：“当我是个矿工的时候我不懂，当我在提升的各个阶梯上的时候我不懂，我也不会懂。但是，我今天是部长会议主席，我是党的领袖，难道我还不懂吗？”
按着赫鲁晓夫的逻辑，一个人在普通人时不懂的东西随着职位的升迁，就自然而然地什么都懂了。这种认为能力和水平随着地位升迁而自然提高的看法，被称为“赢者通吃”现象。譬如你在某个科研领域取得了一项科研成果，你有可能被委派到某个行政单位去当领导，似乎一种成功就能代表所有的成功。在领导阶层，这种现象更为普遍。“一登龙门，身价十倍”，连说出的话也都是真理。有些领导好犯“下车伊始”的毛病，到了不懂的领域，不懂的行业，也要表态或作指示，以显示领导的权威和领导存在的重要。殊不知，由于我们面对的是不熟悉的事情，又没作深人的调查研究，这样轻率地一出口，碰到喜欢按领导意图办事的领导，往往就会造成决策的失误。许多决策失误的主要原因不外两个：除了化公为私的腐败因素外，再就是不谙规律，把握不了事物本质而盲目拍板造成的，其教训是深刻的。
应该看到，领导干部随着职位的升迁，他接触事物的面更广了，处理复杂的事务更多了，获取信息的渠道更顺畅了，能力和水平必然相应地提高。但这并不等于你什么都懂，什么都行了。要知道，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改革开放环境，许多事物的未卜性、突发性、多变性使我们很难一时把握。据调查，县处以上干部具备科学判断形势能力的仅占41.9%，能够应对复杂局面能力的占64.7%。，足见我们领导干部的能力和现实需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另外，按客观规律办事，是我们办成事、办大事必须遵循的原则，《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要“努力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我们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还研究得不深不透，有些干部遇到深层次的问题和矛盾就束手无策，这都是能力不足的表现。
“赢者通吃”的现象，实际暴露了一些干部自卑的一面。本来是“内力”不足，为了撑住这官架子，于是不懂装懂，指手划脚，反倒露了馅。还不如虚下心，求教于智者能人，反倒不失为官风范。孔子的学生向他问农事的时候，孔子说，吾不如稼者。对于不懂的事，我们也不妨说：吾不如专家，吾不如学者！
有感于政府大院不设栅栏
中国一向是“官门深似海”，凡属官办之地，高墙壁垒，门卫凛然，百姓望而怯步，造成官民阻隔。这实属官衙遗风。封建社会，下级要见上级往往还要靠金钱打通“阍人”这一关，更不用说百姓见官了，这也遗留下来一种百姓不愿见官的心理。
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在制度上消除了这种隔绝。但在一些机制不健全的地方，门难进、官难见现象依然存在。本来，政府是为人民办事的机构，“公仆们”和人民群众之间已形成一种“契约”关系（卢梭的这种“契约说”被马克思吸纳到自己的学说中）即人民用纳税钱雇你在那里为人民办事，你没有任何权力和理由来回绝人民的要求。道理就这么简单，哪有人肯花钱雇别人凌驾于自己头上呢（故“父母官”一说是对民主的亵渎）？思想家们早已论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对契约的尊重是现代社会存在的根基。契约关系具备开放性、包容性、公正性、透明性和确定性的特点，这无疑有助于民主社会的规范和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我们的“契约”观念远没有那样深人人心，但宗旨教育常在耳畔迴想，“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也是我们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我们只有和百姓距离拉近，把心贴近百姓，象胡锦涛说的那样，把人民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把人民的需要作为第一选择，把人民的利益作为第一考虑，把人民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才能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
市政府大院不设栅栏，看上去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实则是一种开放的作风。既然是为人民办事的机构，何必要用一道屏藩，把官民隔绝得那样分明呢？据报载：被称为“改革书记”的山西省长冶市委书记吕日周上任后的一项改革举动就是拆除市政府围墙，建开放型广场，而且每个月有两三次在广场上举办政府和市民的对话。这当然是更深层意义上的“透明”了。其实，不设栅栏看似小事，恰恰展示了政府对自身形象的自信。一个好的社会环境，必须是政治上的公开，才能带来经济上的开放。
有感于“根据录音整理”
近阅几篇领导讲话，皆注明“根据录音整理”。
“根据录音整理”，就意味着事先未经秘书准备，领导即席发表的讲话。凡这类讲话，最能体现领导者的素质和水平。它要求领导者必须具备：其一，思维清晰。该讲几个问题，哪个部分是重点，一个问题在阐述时分几点，都必须有明确的思路，否则，就会犯表述不清，重复冗沓的毛病，给人的印象是，这个领导思维不清晰。其二，对讲话的环境、对象必须清楚。也即他们需要什么或应该让他们知道什么，这样才更有针对性，才能抓住听者的心理。这其实是要求领导者对自己分管的工作必须熟悉。既要充分了解下情，还要巧妙地和“上情”(领导意图或政策）结合。该引用哪些事例、数据来说明，做到心中有数。其中列举数据尤为重要。我们虽不能做到象温家宝总理那样具备“计算机”般的记数据能力，但对工作中的基本数据是必须掌握的。它体现一名领导干部严谨慎密的工作作风。其三，要具备简洁表达的能力。即席讲话最忌信口开河，漫无边际，不切主题。即席讲话都有准备不充分的心理，内容最好相对集中些。不要这也重要，那也重要。最宜用简洁的语言把问题点到即收。至于说某个问题具有非常的重要性，可用正式文件阐述。对讲话中涉及到的政策性强的事情，或前瞻性的预测，一时很难把握准，但又需透露一些信息给群众的，领导尤需慎言。信口开河而又把握不准，容易犯导向性错误。至于应酬式的讲话、套话式的讲话，最好不讲。不讲至少可保持一种“深沉”，讲了反倒影响威信。
即席讲话能力是领导干部综合能力的体现。我们的一些干部缺乏这一基本素质，有的领导连会议主持词、致酒词甚至述职报告都由秘书写，长此以往养成的依赖性，岂不连思维都要僵化。一名干部个人勤动手（哪怕写个提纲）对提高思维能力和综合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在逐步深化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一些地方出台了取消秘书（如四川省绵阳市）或减少秘书的举措。据悉：胡锦涛同志在西柏坡发表的关于发扬艰苦奋斗作风的讲话就是一篇脱稿讲话。这无疑都是一缕缕清风，带来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的新气象。
何不借此“清风”，抓住“即席讲话”的机会，弘扬领导者的个性，展现领导者的才华呢？
干部交流好
几年来，我们和外省市及在全市范围内进行了干部交流。我们交流干部的目的，是增加干部队伍的活力，使我们的事业生机勃勃。
干部交流，有如下好处：
一是打破“人情网”。清人顾炎武曾说：“夫守令之官，不可以久也，监临之任，不可以久也，久则情亲而弊生，望轻而法玩。”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呆久了，必然由于种种关系，形成“人情网”，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必然受到这“人情网”的掣肘。常常因为是老上级、老部下，或老朋友，或亲属关系，本来在原则上是不应该办的事，却不得已而为之，有的甚至走向违法违纪，给工作带来不便甚至损失。交流到新的岗位，就可以直接避开这种“人情网”；二是可以“多接触一些人，多了解一些情况。(邓小平语)交流后，接触不同岗位的特点，联系不同层次的群众，能使自己开阔视野，丰富经验，增长才干；三是改变思维定势，有利于开拓进取。一个人长久在一个部门工作，会形成一种思维定势，思考或处理问题总是囿于经验的条件，习惯按老八板去做，工作面不能放开。交流后，新的环境、新的问题会促使其改变思维定势，促使其开拓进取；四是避免犯官僚主义的错误。一个人久处一地，往往以为人熟情况熟，不注重调查，不深入基层，不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高高在上，养成官僚主义作风。到了新的工作岗位，接触新的工作面，可以迫使自己深入下去；五是减少惰力，增进活力。一个人新任一职，会促使其增加工作热情，焕发能力，兢兢业业，勤勤恳恳地去工作。
如此好处，足以说明干部交流是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的有效措施，我们要正确认识和对待它，把这种做法坚持下去，并在实践中逐步完善。
“麻风病”说
在我们的生活中存在一种“玩物丧志”的潜流销蚀着民族的意志。其中犹以“麻风”为甚，以至于有这样一句顺口溜：“一亿人做工两亿人吃，三亿人站桩练气功，四亿人烧香拜菩萨，五亿人围着方桌砌长城。”
胡适先生是深谙我们民族的这种劣性的。他于1914年第一次到美国时，发现各地俱乐部里都有中国的麻将，他为中国的“国粹”在那里安了家颇引以为自豪。
1927年他再度游历西方各国，却发现麻将已很少有人问津了。他冥思苦想找到了答案：一个先进的民族不会沉溺在玩乐之中的。他算了一笔帐：二十年代中国社会每天至少有一百万副麻将牌在操作，就算每桌只打八圈，以每圈半小时计，就要消耗掉四百万小时，相当于损失掉五百年的光阴。他由此评价说：“我们走遍世界，可曾看到哪一个有长进的民族肯这样荒时废业的？麻将只能是爱闲荡、不珍惜时间民族的专利品！”
胡适先生没有想到，在他客死他乡后的今天，他的话在他的故乡仍有强烈的针砭作用。君不见，婚丧嫁娶之机、节假喜聚之时，甚至工作之中也敢忙里“偷”闲战上一番，且老少皆上阵。这种“麻风病”不仅荒废了时光，消磨了精力，也引起贪污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导致社会风气败坏。据不完全统计，仅1991年1月至11月，全国共查获赌博案件30余万起，查处一百多万人，比1990年同期上升了20%和27%。有多少家庭因染上“麻风病”而导致家庭破裂。难怪清人尤侗这样写诗来斥责赌博：“天下之恶莫过于赌;势如劫盗，示如贪贾。”
赌博之风盛行是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历代统治者都把它列在禁绝之列。早在战国时的《法经》中就规定：士民赌博者处以罚金三千；太子赌博，处以笞刑三十。明朝规定：凡赌博者断手腕。《大明律》还规定：官吏赌博，加一等治罪；凡是造赌具的，要杖一百流放二千里，设赌场的，初犯杖一百徙三年，再犯杖一百流放三千里。
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提倡社会主义道德文明，对赌博之风尤要根绝。只要措施得力，雷厉风行，赌博这一痼疾一定会得到根除。
一面光鉴千古的镜子
——读邓颖超遗嘱
一个伟大的战士离去了！一种不朽的精神留下了！一封挚诚的信，是一名老共产党员光明磊落一生的写照，无私奉献精神的缩影。当邓颖超同志穿着沐浴了三十年风雨、打着补钉的衣服化作清烟，升入宇宙又扑回祖国怀抱的时候，一股强大的冲击波，震撼人们的感情，净化人们的心灵，使人们的思想得以升华。
她，更让人们去深深地思索……
(一）
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自身革命的镜子。
人固有一死，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一个人用自己的行动赋予生以各种意义，也要经受死的考验。一个在庄严的党旗下举过拳头的人，面对死神将至，对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是对党性、共产主义信念、唯物主义思想的最后考验。邓颖超同志正是以“遗体解剖后火化，骨灰不保留、撒掉，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的遗言，登上了共产主义者生前一无所有，死后一无所求至善至美的生命峰颠，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杰出战士。
这面镜子，应该使一些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人感到羞愧。
(二）
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彻底为人民服务的镜子。
“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句平常的话包容着深邃的内涵。这句话，每个共产党员只能用实践掂量出它的份量。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深知这“无限”的含意，并能终身去实践。”无限”，就是不讲任何条件，不计任何私利，无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为人民做点什么，让人民实实在在感受到党的关怀，党的力量。邓颖超同志正是以为人民事业无私奉献的一生圆满地回答了这个课题，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揩模。
这面镜子，应该让那些以权谋私、高高在上，眼中没有人民的“公仆”显得无地自容。
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如何对待公私利益的镜子。
“我所住的房舍，原同周恩来共住的，是全民所有，应交公使用，万勿搞什么故居和纪念等，这是我和周恩来同志生前就反对的”。
在物质待遇和名誉面前，最能看出一个人的本质。有的人一生都在苦苦追逐，而邓颖超同志却把这些都让出了！她带着充实的精神两袖清风而去，她的形象却为万世所景仰。
这面镜子，应该使那些不择手段地化公为私和追名逐利的人感到可悲。
(四）
这是一面镜子，一面共产党人如何对待子女亲属关系的镜子。
他们没有子女，把一生都献给了革命事业。但他们有亲属，更有人之常情。这情，总是服从于革命利益。解放初期，一次周恩来路过家乡，他真想回去看一眼阔别多年的家乡和亲人，但他压下了这思乡之情。事后他含着眼泪回忆说：“不回家的原因是怕地方政府迎送招待带来不好的影响，也是怕亲属借自己的声望向政府提要求给地方政府带来难题。”他们在这方面，从来都是严格要求自己的。他们一生，从来未用手中权力为亲属谋取点什么。“一贯执行”，这对端正党风何等重要。这是老一辈革命家发自心灵的呼唤！
这面镜子，应该让那些“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人认识到自己行为的卑贱！
(五）
诗人臧克家说：有人活着，但他已经死去；有人死去，但他还活着。是的，有人活着，但他为了个人利益活着，活得一文不值，人民自然唾弃他；有人死去了，但他为人民利益而活过，人民将在心中为他筑起不朽的丰碑！
邓颖超同志离去了！她的骨灰撒在中华大地，她的精神永远活在人民心中，她的遗嘱，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遗产”，是一面光鉴千古的镜子，每个共产党人都应用这面镜子透视一下自己，做出最好的抉择，在人民的心中写下光辉的一笔吧！
廉洁——执政党的生命线
——廉政漫说之一
廉政这个词含意很广，具有方正、清白、高洁、公平、不苟、明察等意思。廉政，在任何国家里，都是对执政党和公务员的起码要求，是一个公务人员优秀本质的主要方面和必备条件，也是一个执政党能否赢得人民群众信赖拥护的主耍因素。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利益是一切为了人民。我们做一切事情，都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时时处处维护人民的利益。而不廉洁行为，恰恰损害了人民的利益，因此，人民群众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人民群众往往用廉洁去衡量一个政党是否值得信赖。廉洁，就赢得人心；腐败，就会失去民心。一九四九年，司徒雷登对蒋介石的司令们说：共产党战胜你们的不是飞机大炮，是廉洁，以及廉洁换取的民心。在几十年艰苦卓绝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正是靠廉洁赢得人民拥护的，中国革命的历史足以说明这一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人更应保持这种廉洁品质。
不容忽视的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党内出现了腐败现象。尽管我们党的发展史上，党内也曾出现过腐败的蛀虫，但和现在的腐败问题比较起来，现实中的腐败显得更复杂些，更严重些，危害更大些。有人估计，建国以来在多种运动中因腐败落马的不少干2000万人。腐败现象，一是削弱党的战斗力；二是干扰和破坏改革开放的进行，影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三是影响杜会风气，破坏社会安定团结。
产生消极腐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一些党员干部不注重思想作风修养，他们只是在组织上人了党，思想上根本没有入党，他们迈进党的大门，不是为了为人民做更多的奉献，而是为了捞取私利，“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宋·李格非语）；二是一些人经不起改革开放的考验，“改革开放，带来一些不好的东西。……”（邓小平语）改革开放，我们面对的窗口很复杂，面对资产阶级思想、生活方式的侵蚀和和平演变的攻势，一些党员干部的价值取向发生了变化，把商品交易的原则带到党内，追求的是金钱物资，贪图的是奢侈享受，身边没有，就借助手中的权力去捞取。最终成为贪婪的“殉钱者”。
贪婪的思想和权力结合最容易产生腐败。贪者，有权的必以权谋私。因此，应特别警惕手中有权人的思想腐败变质问题。对执政党来说，必须保证手中握有权力的人的廉洁，必须同贪污腐化现象做不懈的斗争，清除腐败分子，以保证组织的纯洁，使党以旺盛的战斗力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否则，将一事无成。一位知名人士这样说过：“一个国家，腐败不除，无以立国；一个政党，不能清廉，无以立信；一个人，不能严于律己，就无以立德立行。”这是很深刻的警世之言。我们如果任腐败发展，就会削弱党的领导，甚至导致执政党生命的终结。我们切不可掉以轻心。
领导干部要加强自身修养
——廉政漫说之二
同样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有的人经不起考验，走向腐化堕落。大多数人都能保持廉洁的本色，这涉及到人的思想修养问题。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最容易受到腐蚀，所谓“空穴来风”就是这个道理。也正如苏轼所说：“物必先腐也，而后虫生之。”因此，共产党员必须加强自身修养，增强防腐防变能力。
首先要加强思想修养。要树立立党为公，立民为本的思想，要摆正党、人民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摆正公与私、义与利、为己与为他的关系。“无私然后能至公”。（隋·王通语〉要讲奉献，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做到约己而受民，临财而不贪。要在心中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到“心中有主”，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为名利所动，都能“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
其二，要加强作风修养。一个党员，要养成踏实、简朴的作风，不去追求华靡、奢侈的东西。要把立足点放在为人民谋福上，多做一些切实有益的事情，而不是把心思用在个人患得患失上。要经常审视自己的行为是否背离了人民的意愿和要求，是否有虚假的、浮荣的东西，是否和消极事物攀比，进而克服之。
第三，要加强道德修养。“贪者，民之贼也。”（包拯语）贪占巧取的行为，不仅党性不允许，也是社会公德所不允许的。我们的一些干部手中握有人民给的权力，但在为人民办事时，却还向群众索取代价，以满足个人私欲，这种行为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败坏了社会道德和社会风气，是一种极不道德的行为。这类人，应以郝文山同志为镜照一下。据《人民日报》载：山西忻州地区土地局局长郝文山在被问及“面对送上门的钱，你为何廉洁自恃，不为所动”时，郝文山回答：“我第一是不贪。收下不义之财，就把自己归人了贪官污吏行列。第二是不忍，送钱财的，大多是不如我的百姓和小干部，他们送的可能就是儿子上学的伙食费或老人的冬衣钱。第三是不敢。收受钱财和以权谋私，终要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我们党的干部，应具备这种社会道德和贪占可耻的廉耻观。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不做危害群众利益，背弃社会公德的事，做一个名符其实的人民公仆。
“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万目睽睽难逃脱。”陈毅同志的铮铮之言，可书为座右，刻记在心。
要坚持以法治腐
——廉政漫说之三
我国的一些腐败现象得不到根本遏制，和法制不健全有关。
国外在防腐反贪方面，有较完备具体的法规来制约人们的行为。芬兰鉴于国家公职人员所处的地位和掌握的权力，制定公布了《公务员法》，其中规定：官员接受公司的宴请，或是购买公司出售的减价产品，动摇了公众对国家公职人员的信任，是一种犯罪行为。不允许经济界人向公职人员送礼，行贿和受贿判刑是相同的。芬兰甚至对老百姓亲友间的馈赠也有法律限制和调节，收到价值相当于普通工人月工资五分之一以上礼品，须交礼品税。联邦德国的《公务员法》规定，允许公务员出席一般性社会活动，但不准接受礼品、吃请、迎送和减免住宿费等。公务人员出差在工矿企业食堂就餐，须缴纳与企业职工相等的费用。以高效廉洁著称的新加坡，也是靠完备的法规来治理的。新加坡一商业事务局局长因两项“说谎”罪被判刑三个月监禁，不仅失去1.2万新元的公职，担任公职20年的50万新元的公积金和30万新元的退休金也因此被取消。
马克思说：“法律是肯定的、明确的、普遍的规范。”法律一旦形成，就会对人的行为产生很强的制约性、规范性，是人们普遍遵循的规则。社会越发展，越注重法制建设，只有以法律为准绳来制约人们的言行，社会才更稳定，更有秩序。而人治的社会，往往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评断是非的标准，以人的感情为中心处理各种关系，很容易混淆是非，滋生腐败。我国还不是一个完全法制的国家，许多方面的法规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发展，我们面临许多新的问题，新的情况，需要我们去研究，去建立新的法制秩序。这必然有一个过程，这过程容易被腐败分子钻法制薄弱的空子。法制不完备还有一种表现，就是对已经形成的法规，得不到彻底的贯彻执行。以权代法、以情循法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对法规的实施。
在国家法制完善的过程中，要采取措施保证党风和社会风气稳定向善。一是要发挥现有法规的作用，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二是各部门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并把它不折不扣地给以落实。三是要加强社会监督。其一要注重舆论监督，事实证明，腐败问题最怕“曝光”，通过舆论“曝光”，产生强大的威慑力。其二要办事公开化，以利于广大群众参与监督，杜绝少数人唯个人意志、个人利益决事的现象。
我们呼吁法治的秩序！我们也要以实际行动维护法纪的尊严，使社会稳步走向法制的轨道！
要严肃执行法纪
——廉政漫说之四
当前党内和社会上存在着不正风气，缺乏正直的执法者也是一种原因。“法之不行，人不力也。”没有正直的执法者来实施法纪，法纪就会失去权威性和严肃性，成为被利用的工具或点缀文明的空文。
古往今来，“从心”还是“从法”，一直贯穿在不同社会阶段法纪的实施中。在封建社会里，“刑不上大夫”，有较高权势的人总是想方设法摆脱法的制约，而且这权势荫庇的范围也很广，很难触犯。遇到较开明的当权者，执法者才有伸张正义的可能。汉光武帝刘秀可称历史上一个肯屈尊守法的皇帝。建武十九年，其姊湖阳公主的家奴杀了人，因藏匿在公主家中，官吏无法捕捉，后来公主外出，此奴为之架车，被洛阳令董宣发现。“叱奴下车，因格杀之。”公主受此羞辱，向刘秀告了状。刘秀当时十分生气，要杀董宜。董宣慨然说：“陛下圣德中兴，而纵奴杀人，将何以治天下乎？”他“请得自杀”，遂以头击桩，洒血满面，刘秀急令人阻止，令董宣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坚决不从，刘秀使人强之，“宣两手据地，终不肯俯。”最后被刘秀呼为“强项令”，赐钱30万。董宣由是“博击强豪，京师莫不震栗。”
象董宣这样敢干冒犯权势的精神是深得民心的。人们之所以深深喜爱戏剧舞台上象董宣、包公这样的形象，实际是现实生活中渴望正义和廉明的折射。在现实生活一些环境中，触犯权力和关系网是需要勇气的。据《了望》报道：河北省魏县工商干部姜瑞峰查获假药案100多起，处理不法分子2000多人，为此他屡遭打击报复，家几次被砸，妻子被吓得精神失常，本人在魏县无法工作，被调往其它县。江西省萍乡市上粟出口花炮厂厂长陈艳洪贪污挪用公款六万多元，被司机柳坤发检举，陈竟雇人将柳杀死。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说明社会上邪恶的势力总是竭尽全力同法较量。他们或是打击报复，或是采取多种手段，拉拢腐蚀执法执纪人员，使法的庄严失去光彩。
就法的本质来说，任何时代的法律，对每个时代的人来说，都是平等的，象唐太宗说的那样：“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要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执法者的正义品格是难得可贵的。我们要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备的执法执纪人员，这是法制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执法执纪人员也要加强自身修养，以独立完整的人格来维护法纪的尊严，要有一种“沛乎塞苍冥”的浩然正气，以法律为准绳，以法服人心，使整个社会的法制建设走向正常的轨道。
不要因小失大
——廉政漫说之五
宋朝李格非在《洛阳名园记》中曾说：“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侯也”。一个朝代，一个国家之都的状态，可以反映出一个国家的政治面貌，是国家治乱的“晴雨表”，这是一个以小见大的道理。
社会是这样，在一个人的生活中，也能以小见大。不注重小节，往往因小失大。
人有了一点过失，就应在思想上防微杜渐，做到”时见己过，刮磨砥砺。”如果认为过小无伤大节，不以为然，往往就会有大的患祸而至。过失由小渐大有一个发展过程，在这过程中，人的主观因素即可促其向好的方面转变，也可向坏的方面衍化，关键是看一个人有无思想境界处理好这个“小”与“大”的关系。思想意志薄弱、自我制约能力差的人，往往“以小恶无伤而弗去也，故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解。《周易·系辞下》）分析腐败分子走向堕落的原因，都是在这“小”与“大”的渐变中走向毁灭的。
战国时公仪休做了鲁国的宰相，因为他喜欢吃鱼，便时时有人送来，他一概拒绝，且有高论：喜欢吃鱼才不接受别人送鱼，倘若接受，理亏而枉法，枉法而失掉官职，连自己也买不成鱼了。这位公仪休很有点眼光，把“小”与“大”的关系处理得很好。它告诉人们：一个人只注重眼前的小利益，而忽视身后的大得失，是愚蠢的事。好些人都不能领悟“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深刻道理。
“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贞观政要·政体》）“小”与“大”的道理很简单，又很重要，切不可等闲视之，我们要时时拂扫思想镜子上的灰尘，做到“胸中全无一点尘”，在任何环境中，都能立于不败之地。
画个光荣的句号
——廉政漫说之六
以前读宋朝诗人朱敦儒词，感其词有豪迈狂逸之气，后读《宋史》略知其人品。其早年“志行高洁，虽为布衣而有朝野之望。”曾几次被朝廷召见，都被他辞决。后经友人劝说“始幡然而起。”曾官至兵部郎官，两浙提典别狱。后来，被弹劾为“专搞异论”而罢职请归。可见其有高节。然晚年，“时秦桧当国，喜奖用骚人墨客以文太平，桧子喜亦好诗，於是先用敦儒子为删定官，复除敦儒鸿少卿。桧死，敦儒也废。谈者谓敦儒老怀舐犊之爱，而畏避逐，故其节不终云。”这位朱敦儒在宦海中几经浮沉，最后终因“老怀舐犊之爱”，为奸臣秦桧所用，在史书上落了个“晚节不终”的名。
在生活中，一个人做一阵子好事容易，做一辈子好人不容易。好些人前半生的功业不可谓不辉煌，然而到了晚年，放松了思想防范，觉得“船到码头货到站”，该享受享受了；或和社会上的“暴发户”去比较，觉得吃亏了，白干了大半生，于是产生象列宁描述贪婪的小私有者那样：“资本家已经捞了一把，现在该轮到我了”，不择手段地去谋取私利，为了子女的就业、升学、置家、出国，不惜践踏党纪国法。象花甲之年的海南省建设银行行长唐菊秋受贿被判刑七年，大丘庄前农工商总经理禹作敏被判刑二十年的教训都是令人沉思的。
孔子早就告试人们：“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即衰，戒之在得。”“戒之在得，”是对中老年干部最严峻的考验。一个人要给自己的一生划上一个光荣的句号。作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不仅要站好最后一班岗，还要离岗不离“位”，党员这个岗是没有退位的，直至“盖棺论定”。
老画家董寿平说：“人老之后，就要慎物绝缘，平淡天真，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一个人如达到如此思想境界，不仅能保持晚节，也能颐养天年。
要过好子女关
——廉政漫说之七
一九六七年，毛泽东同志向全党高级干部推荐过《战国策》中《触詟说太后》一文。这篇文章主要讲的是对子女的两种爱法：一种是“妇人之爱”，一种是“丈夫之爱”。
所谓“妇人之爱”，就是以子女个人利益为核心，时时刻刻去维护它，甚至不惜和社会利益及法纪相抵触。而“丈夫之爱”是把子女放在社会环境中锻炼，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爱子”之法。体现出不同的思想境界。
在历史上，中华民族是比较重视子女教育的民族。一些先达的模范行动，表现出高尚的情操。
后汉著名学者扬震，曾官至司徒、太尉等职，他的故旧见他家境不富裕，“子孙常蔬食步行”，劝他有权时置些产业，留给子孙，他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
林则徐也不愿留下钱财成为子孙的累赘。他留给子孙一副名联：“子孙若如我，留钱作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作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曾国藩，这位中国近代史上颇有争议的人物，在教育子女上，却是有口皆碑的。他常告诫儿子奉公守法，不许子弟“恃父势”去结交官员。他告诫长子纪泽：“世家子弟最容易犯一个奢字，傲字。”又谕次子纪鸿；”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不与寒士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儿子应试前他谆谆告诫，”场前不可与考官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他的儿孙后来都很有成就。
在现代，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要求子女严格到了常人不能理解的程度。他一生辛劳，积攒了大量财富，都捐给了社会，没给子孙留下一分钱。儿子陈国庆毕业以后进他办的工厂当工人，每月挣工资中最低的一等，而且是全部生活费用。他要求儿子和工人一样上工，三顿饭都在工厂里排队吃食堂。一次募捐，每人捐3元钱，陈国庆觉得实在困难，去求他父亲，被陈嘉庚坚决拒绝。他说几块钱对于我是太小的事。但我就是要从这些小事上培养你的自立能力。普通工人能做到的事，陈嘉庚的儿子就应该做得到。”
毛泽东更是教子的典范。
一九四六年，毛岸英从莫斯科毕业后回到延安，毛泽东把他送到枣园上“劳动大学”，与普通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要求自己的子女做最普通的老百姓，甚至比一般老百姓吃苦还多。他对岸英说：“谁让你是毛泽东的儿子”。抗美援朝时，他又象普通百姓一样，送儿子到朝鲜战场。岸英牺牲后，又长埋于异国他乡。他最疼爱的小女儿李讷，與从未沾过一点特殊的光。她也象普通中国人一样过日子，既要为柴米油盐和水电费而操心，又要为孩子上学看病坐车而犯难，以致熟悉李讷的人说：“当毛泽东的女儿太辛苦了！”
前辈们的行为足以让上那些以权为子女谋的人汗颜，也足以警示我们，要过好子女关。
温公客位榜的启示
——廉政漫说之八
宋朝洪迈在《客斋随笔》中，曾记一则“温公客位榜”的故事：
“司马温公作相日。亲书榜稿揭于客位，曰：‘访及诸君，若睹朝阙遣，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俱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所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筒分付吏人，令传人，光得于朝省众官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
温公，即宋朝名臣司马光。他以品行高洁、政绩卓著称道于世。据史料记载：“公於物淡然无所好，惟与德义名利，欲其清如水而澄之不巳……。”这可以看出他十分注重道德修养，淡然名利，保持清如水的品质，因而敢于向世人昭示自己的观点，让世人敦促自己的言行。
这篇榜稿，无疑是一篇自警自励自我约束的檄文。综为一点，就是要求身边的人以国家之务为重，议事处世，要出以公心，不得以私人关系来干预公事，谋取私利，这足以看出他的坦荡胸怀。他自信自己的行为“仰不怍于天，俯不愧于地”，无须掩饰，无需掺杂任何杂念地把赤诚之心袒露给大家。象他这样位居高位的人公开严格要求自己，无疑对当时的官场风气起到良好的作用。
在清朝康熙年间，也有这样一位重名节的督抚叫张清恪，他曾在自家堂前悬挂一张《禁止馈送檄文》。其中写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取一文我不值一文。”
由此看来，清正廉洁的人，都敢于公开让世人监督自己，因为他心底无私无欲，无欲则刚，要求起别人来，必然有说服力，有号召力，让他去管理一地，必然政令畅通，风气淳正。
当今社会，更不乏其人，其中犹以湖南省华容县县委书记陈满生提出的公开约束典型。不妨录之，与大家共识：
1、减办公用费。报刊杂志除自费的外，我的办公室只留两报一刊，其余全部谢退。属我办公用具，未经我许，概不更换新添。2、紧缩应酬往来。凡县内各类会议、活动，有需我参加者，口头或转达即可，一概拒绝请柬。无特殊情况，外来宾客，皆不陪餐。3、兴徒步简车。单个外出开会，若不属晚间赶程。不再专车接送，下乡调查，尽量搭乘客车。4、拒各类送礼。5、严亲朋好友。如有以我亲戚、朋友、同事、同学之名，到县内各单位联系工作、交涉业务、寻求资助者，请均平等对待。万不可特殊优厚。若不从者，日后‘恩将仇报’，对有关人员从严处之。”何等磊落，何等光明！如果我们的各级领导干部敢于公开让群众来监督，事事以身作则，就会产生民服其德的效应。社会风气如风行草偃得到根本好转。
“玩物”不可“丧志”
——廉政漫说之九
人都有“礼乐滨纷极耳目之娱”的情趣。如何对待这“情趣”，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修养。有的人把它作为修身养性的手段，有的人则走向“玩物丧志”的极端。
我们的民族，是一个很精于玩的民族，玩古董、玩蛐蛐、玩花鸟、玩山、玩水、玩麻将……好多人在玩中消磨了意志，历史上甚至有的因玩断送了国家的命运的教训。
南宋后主李煜，醉心于歌舞词赋，结果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只留下“一江春水向东流”的遗憾；宋朝宰相贾似道，在元兵围攻襄樊，宋朝就要灭亡的时刻，竟然还与群妾爬在地上斗蟋蟀；“暖阁才人笼蟋蟀，昼长无事为欢娱”，这是明人吴伟业写明朝宣德皇帝朱瞻基玩蟋蟀的情形。朱瞻基是个昏庸的“蟋蟀皇帝”，他对珠宝及花木鸟兽等玩物追求不已，尤好斗蟋蟀，哪还有心思治理国家？至于“焚香鼓琴白昼静，吟诗瀹茗青春闲”，“放旷杯酒间“者，更不可胜数。连陆游这样勤奋的诗人，也曾因酒误事，发出“山寒酒过平时量，窗黑书亏半日功”的感叹。
古来贤者和有识之士，都把玩物和宴游斥为“邪恶”之道。孔子曾斥赌博、斗鸡等行为是“兼行恶道”。孟子把赌博斥为“五不孝”之一。
晋朝的陶侃告诫人们：“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当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
明朝学者顾炎武，每见人宴饮终日，辄为攒眉。客退，必戒曰：“可惜一日虚度矣”！他一生勤奋好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则载书数麓同随。旅店小休，披寻搜讨，曾无倦色。”因而最是瞧不起荒游度日的人了。
清人李沂也指责过沉溺于游玩之乐的人，“窃见人於应酬嬉游宴会博奕及蓄种种玩好，莫不殚精竭力而为之，至于读书则否。……苟以应酬嬉游宴会博奕及蓄种种玩好之精神用之于读书，则识见日益高，力量日益厚，学问日益富。”（《秋星阁诗话》）劝诫人们把精力用在读书长知识上，做有益于世的人。
大凡上进的人，对游玩之逸趣，必有节制，首先考虑的是“立功天地”的事，把主要精力和时间都用在学习和创造业绩上。稍有闲暇，蓄一些爱好，也无伤大志。象郑板桥评苏轼那样：“写字作画是雅事，亦是俗事。大丈夫不能立功天地，宦养生民，而以区区笔墨供人玩好，非俗事而何？东坡居士刻刻以天地万物为心，以其余闲作为枯木竹石，不害也。《潍县署中与舍弟第五书》〉关键是做到心中有“以天地万物为心”的主导意识，游艺闲趣能审其轻重，不至于荒废正业。又如梁启超先生素有嗜麻将的爱好，他自己说“只有读书可以忘记打牌，只有打牌可以忘记读书”。但正如粱实秋先生所说：“有任公先生的学问风操，可以打牌，我们没有他那样的学问风操，不得藉口。”梁启超先生修养淳高，能把握住自己，所以未影响他成为著名的学者、导师。我们一般人则很难做到。应特别提醒自己，有所爱好，也有所节制，一旦沉溺下去，就会荒时废业了。在生活中既要保持乐趣，也要保持生活的风操，保持向上的精神，这对青年人来说，尤为重要。
遗子孙“清白”
——廉政漫说之十一
后汉杨震位极人臣，但因为官清廉，子孙吃饭以蔬食为主。外出也没有车马。所以老朋友中有人建议他为子孙置点产业，扬震不肯，说使后世称为清白吏子孙。以此遗之，不亦厚乎！见《后汉书·扬震传》。
以杨震这样显宦之人，手中的权力若向自己和子女倾斜一点，不用说为子孙留下万贯家产，总不致于连肉都吃不上。但杨震是从更长远考虑，他要子孙在清贫中成长，在清贫的生活中磨炼操守，靠自己的奋斗在世上立足，这是最丰厚的精神遗产。无独有偶，唐代著名宰相房玄龄的父亲也是这样的人。据《隋书·房彦谦传》记载：房家有祖上留下的产业，很是富有，但房彦谦做官后，把家产和俸禄都用来救济亲戚朋友，以致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所用的车马，衣服和器具都“务存素俭”。他以自身言行为子孙做榜样。“自少及长，一言一行，未尝涉私。”虽然因此导致钱财空乏，仍然自得其乐。他曾坦然地对儿子房玄龄说：“从（别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纵观世人，以官致富者，多如牛毛。以官致贫者，却凤毛麟角了。最难能可贵的是，不和那些“因禄富”的人去攀比。攀比心理也是导致一个人走向堕落的因素。一些人就是这样，你能借手中权力捞好处，我为什么不能借工作之便有所取。你有车子、房子、票子，我也要想方设法得到。正常渠道获取，本无可非议，就怕取不义之财。许多人就是这样走向毁灭。这种”奔波”，是人性的一种变异，是为物所累，不仅自己背上沉重的包袱，留下财产，也给子孙留下祸根。“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钱财对一个人的道德和能力培养来说，起一种消蚀的作用，还不如在清贫的条件下，为了创造生活，有奋发向上的动力，不断地去进取，靠自己奋斗得到的幸福，也享之坦然，韵味余长。
古代贤者的这种做法，主要是杜绝子女的依赖性。古人是深知”艰难困苦，玉汝成玉”的道理的。倘若子孙躺在万贯家产上，过着舒适安逸的生活，就会产生惰性，不思进取，成为玩鸡斗狗的纨绔子弟，直到把家产挥霍殆尽。财产没有是小事，家族败落、子孙颓废是大事。因而在物质环境上，不给子孙创造一点依赖的条件，让子孙凭自己的能力去创造财富。梁朝人徐勉曾说：“人遗子孙以财，我遗子孙以清白。子孙才也，则向致辎车并。如其不才，终为他有。”《梁书·徐勉传》后一句说得非常深刻，子孙有才，靠他们自己的努力，照样可以乘上车（掌权的象征），不愁富贵。如果子孙不才，就是留下财产也守不住，最终还是归他人所有。
“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箴常作灾”。（宋·黄山谷〉遗子孙以清白，是一种高瞻远瞩的做法。在教育子女方面，创造什么固然重要，留下什么也很重要。“祸不出所憎，常出所爱。”（汉·傅干）爱的途径和方法是每个父母都应慎重选择的。有的人终身都在为子女谋，甚至不择手段，殊不知，福祸相依，也许断送子孙的正是你。
事业·家庭·爱情
人生进步的动力很多，爱情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动力源。
在人类文化艺术史上，纯洁的爱情一直就是激发人们进行艺术创作的源泉之一，爱成为一个永恒的精神主题。在生活中，爱情也是人生最辉煌的一页，是人生不可忽视的动力。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罗素就曾把对爱情的渴望作为支配自己一生的激情之一。当爱情走进家庭后，对事业更显得至关重要。处理得好，可以促进人事业成功，处理不好，就可导致人才能沉没。
家庭和事业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
一种是一方的牺牲，承担起主要家庭负担，为一方创造条件，臻其事业成功。马克思和燕妮的关系如是。
一种是双方都有共同的理想信念，不计较生活的一些方面，相互砥砺，共同走向成功。许多知识分子家庭多是这样。如科学家居里夫妇，我国著名学者钱钟书夫妇。
一种是“对立型”，一方有事业心，一方沉溺于个人生活，相互不理解，相互抵触，逐步消磨了对事业的热情，使人走向消沉。
至于双方都无事业心，都沉醉在个人生活小圈子的家庭，就无讨论的意义了。
第一种现象，是令我们羡慕的。第二种现象，不是我们所苛求的。而第三种现象，是一般人常遇到且需认真对待的。在生活中，好多人都有这种不协调，处在一种“永恒的挣扎”（劳伦斯语）中。有的人，本来很有才华，一旦组成家庭，就销声匿迹了。有的冲破阻力，却给家庭带来危机。有的在长久摩擦中去改变，却把美好时光都错过，由此而导致心理失衡，家庭失衡，社会失衡。这是令人叹息的。
我们在人生旅途上，注定要担起家庭的重担，要作出种种付出和牺牲，甚至影响到事业。有位作家曾遗憾地说：造物主造物的方法太不合理，把青春的位置放在生命过程的最前一段，使人生最宝贵的时光，折磨于生活重担之下。倘若他有造人之权，要象蝴蝶虫类那样，幼虫时期就作完各种可厌恶的营生工作。但这毕竟是一种想象，家庭是我们要承担的社会责任的一部分，我们要以积极的态度去重视它。
我们应该把家庭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那就是建立家庭，要从中获得什么。恩格斯在谈到爱的概念时候说，爱的第一个环节，就是我不能成为独立的、孤立的人，我如果是这样的人，就会觉得自己残缺不全。至于第二个环节是，我在另一个人身上找到了自己，即获得了他人对自己的承认，而另一个人反过来对我亦同。这是很精辟的分析，人在家庭中最根本的获取是既要有爱的温馨，又要有事业的力量，家庭在社会运行的轨道中，是我们小憩的港湾，是我们补充能源的加油站。衡量一个家庭在社会上有无地位，是否是社会肌体上富有生命力的细胞，不是看男女双方为家庭贡献多少，而是看这个家庭为社会贡献多少，那些局限在个人利益小圈子里的家庭，总是显得黯淡无光。只有靠智慧勤奋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家庭才受到人们的尊敬。这样的家庭中，夫妻关系是平等的，和谐的，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也正象一位哲学家说的那样：“高尚的爱是两个灵魂的息息相通。”这样的家庭，才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最活跃基因。
“我愿意是废墟……只要我的爱人，是青春的常青藤，沿着我荒凉的额，亲密地攀援上升。”让更多的“常春藤”，沿着我们的额“攀援上升”吧！
家，那一方温馨的天地
据说，对“家”字的一种解释是：屋子里住着一种动物。
这屋下，不管是“豕”也好，还是衍化为专指人的居所，家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那么重要。未成年时，那是你“成蛹”的壳；待你放飞独立撑起一个家，那是你生命的港湾。不管外面的世界多精彩，倦鸟终要归巢，你要回家享受那一片温馨，承担起那份责任……在中国，家的观念是根深蒂固的。家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单元，也是政治制度的基础，我们的祖宗把治家和治国看得同等重要，早就有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语。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那么，家就是国的缩影了。中国人之所以重视家，是由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决定的，它制约着人们的衣食住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开放改革的大环境下，家的观念也受到冲击。不仅累世同居的大家庭在解体，连夫妻一孩的“三角形”家庭也经受各种考验。在一些人眼里，爱的吸引力似乎不如外面的世界魅力大，对家的感情正在淡化，对家的依赖性逐渐减弱，有的竟感觉有了家，就象有一座大山压在肩上。更有甚者，做出违反家庭伦理道德的事了。
应当说，造成这种现象主要原因就是责任心的丧失。两个人一旦组成家庭，就产生了契约关系，不再是简单的情爱，而是融进了强烈的责任感。生与死，痛苦与快乐，幸福与磨难，都寄付在家这只小船上。如果两个人有哪一个不同心用力去撑船，它都不会沿着正确的航向前进。一个人，你可以不要家庭，但不可以没有责任感，有了家庭，责任感就更大。
组建了家庭，双方就意味着要承担起不可推倭的责任，就要对家庭成员负责，这是一个人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一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家庭内，但都往往波及到社会，形成社会问题，那么，人们承担的就不仅仅是家庭责任，还要承担社会责任了。这又回到孟子说的那句话上：“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男人就要更严格求之于自身。如果一身不能立，就无以言家，更无以言国了。另外，我们生活在大改革、大变化的年代，每个人的精神上、心理上都要承受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工作上的，工资上的，物价上的，人际关系上的，思想观念上……人的感情变得很脆弱，人们更应珍惜夫妻之间的感情，珍惜家的温情，夫妻携手迎接各种挑战。实际上一个人在外面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什么苦恼，最能使之在精神上得以解脱的，不还是“家”吗？
男人在外，你是否时刻都想着：家——那一方温馨的天地……文论·诗歌·散文
读书与作诗
我们说读书与作诗有密切的关系，并不是像宋代一些诗人说的那样：“诗句高胜，当从学问中来。”（宋·黄庭坚语）钻进书本中去寻找素材。而是说通过多读书，“以养其气”一一提高思想修养和文学修养，借鉴写作技巧。
青年诗人吴晓曾提出现代诗应与神话、史诗在全新意义上的融合。且不论这种提法对历史反思的价值，就其内容上说，要想结合，必然先对神话、史诗有一定的了解。再则，从我国文学发展的源头看，中国文学始于《诗经》也好，始于“卜辞文学”也罢，在内容和艺术手法上，都对当代文学有借鉴作用，不读书何以知之呢？有人提出作家要“学者化”，就是要作家知识博一些。
丰富的知识能充实诗的内容，增进诗的深度力度。孙昕晨《过诗人墓》诗，曾这样写陈子昂：“抱头哭过，仰天笑过／疯狂地爱过，刻骨地恨过／倚剑咆哮过，抚膺叹息过／如今，静静地睡在这里／几百年风雨撩不动你苦吟的须髯。”
如果不通过读书了解陈子昂的生平，怎能概括其生平与性格，怎能在立意上卓然标新呢？
多读书对提高写作技巧有裨益。古人说：“能观千剑则晓剑”、“能读千赋则善赋”的道理就在此。唐朝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是公认的名句，其实在技巧上是借鉴了庚信《写射赋》中“落花与芒盖齐飞，杨柳共春天一色”。陈毅将军《赠缅甸友人》诗：“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彼此情无限，共饮一江水，”在艺术手法上也借鉴了李云仪诗我住江之头，君住江之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一江水。”因能熟记，随手拈来，点铁成金为新的意境。
清人李沂在《秋星阁诗话》中对读书与作诗的关系概括很全面：“读书非为诗也，而写诗不可不读书。诗须识高，而非读书则识不高；诗须力厚，而非读书则力不厚；诗须学富，而非读书则学不富。昔人谓子美诗无一字无来处，由读书多也。故其诗曰：‘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此老自言其得力处。”
为诗者当以此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