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透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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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曾数次访问大陆，让多少“金迷”一睹风彩。
范——吃了一只鸡蛋，觉得它味道不错，难免想认识一下那只下蛋的“母鸡”，不仅你我，苏东坡青少年时候读欧阳修的文章就有过“昼读其文，夜梦见之”之类相思的情话；钱钟书似乎要算例外了？其实不然，对赏爱的人，他何尝不心神往交啊？可见这是人之常情。
不过，人们对金庸之所以有如此轰然的反响，大概不是基于对他的作品有多深厚的理解上，而仅仅多赖了电视帮忙，将他讲述的故事广泛传送，以及数位博土重新排定20世纪文学大师的座次……数者互推波澜，难免不与以往生产出的“热”一样，缺乏冷静而理性的思辨，带来连锁的负面效应。我们有必要对先生的作品作一个全面的检视。
他是有史以来最为“幸运”的中国作家之一。统观全部中国历史，既想“官”做得高、名叫得响、利来得多，又想一生顺通、文章做得美的作家，恐怕只有金庸一个了！
大体而言，作家大多一辈子潦倒，终生不得志，在一个到处充塞了大大小小专政的“君王”的国土上，在一个到处言论不得自由的环境里，作家们“不平则鸣”、“蚌病生珠”，发出的“鸣”叫，实在使“君王”备感头疼，于是厌了他们，反感他们，排斥他们，打击他们。
天然的，他们改不了自己的脾性，注定要向着真、向着善、向着美的宇空飞升，因此合不了流俗，多苦多难。创作经典的作品正需要作家保持赤子的纯情，所以伴之而来的是比他人多得多的曲折体验。
金庸是个例外，他一直“青云直上”，为“上天”所幸。幸在他是浙江海宁查家的后代，早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美誉流传在外；幸在他“离经叛道”，学生时代就浪游四方；幸在他是在香港发展自己，百废待兴，给他许多进身的机会；更幸在他卓识的抉择，以一生绮丽奇幻的想像和博览通才，营设了独立的王国，能够“回避”现实、向“古”虚构，以“武侠小说”来荡开江湖，里面丝毫看不见“现世”的影子，从而免受现世的曲解与打击，无往而不利。
读他小说的人先得有一点史学修养和悟性灵气，否则吃不透他对社会的解译、对历史的沉思、对人性的洞识，而只能停留在那个远离“现世”的古代王国，接受－一点新奇而简单的乐趣。
没有一个作家有他那份天才，能设计如此众多活泼、紧扣的情节悬念了，文笔跳荡优美，时时处处透散奇趣，弥漫恬人的芳息。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已经足足让他迷恋一生。
在玩味它们、尤其在玩味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他以自己的慧性，提炼出感悟到的传统文化的精髓，让故事情节在大的脉络上和历史吻合，小的细节处穿插自己创造的人物，以他们的生活来破读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尤其是朝代迭变期的那段动乱史！同时，这也“限制”住他作品里思想境界的高度与广度。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庸的文化，金庸所得到的正是这中庸文化的精髓！“外儒而内道”，“达则兼济天下”。
如郭靖的报国，“穷则独善其身”如杨过的归隐；先吵吵闹闹地“争”，一旦成功了、疲累了、心灰了，再轻轻松松地“隐”。何等自在的人生——历代中国文人最高级、最浪漫的理想人生！
金庸做到了，还要让自己钟爱的主人公这样去做。
这是“大侠”的高风亮节！
但是，大侠只有一个，金庸只有一个。那些不幸的生灵，他们缺少振拔、缺少鼓舞、缺少抚慰，缺少使自己的生命在“赎罪”的一生里变得更加柔韧、更具抗衡力、更能承受负荷的同情与依托。但一切“武侠小说”在争争斗斗的世界里演习人生，哪里能顾及其它？无疑，金庸的“不幸”也正在这里。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只能领略到勇武、“成功”者的一份欢欣、几许凄凉，只能看见“成功”者的足迹——这又是怎样离奇古怪的“足迹”呢？——多像一名蛮勇的将军在指挥他的千万军马去效命疆场，换来他一个人的千秋功名啊！这些罕见的英雄，先要成为一名“大侠”，而后才能胸怀天下，为国为民，成就一番事业。
大侠又是怎样成长为大侠的呢？
他必须孤身奋斗、用心磨炼，又得有卓越的天智，巧妙的机遇，所有这些，虽千万人难得其一！尤为稀奇的是，所有的“大侠”在练成深不可测的“武功”之前全有奇遇——人生中充满了不可料知的奇遇，俗话所谓“天助”。没有“天助”，他绝对练不出高深的武功，如此，他拿什么来成其为“大”侠呢？现代社会恰恰没有这些啊！
再者，他作品中的大侠所遇到的仇敌，全是可见的、具体的。
今天的人呢？不但缺乏奇遇，而且，他往往看不清也看不见阻碍自己、折磨自己、打击自己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似乎到处有压迫，人们不知道要克服、要锻炼、要超越的对象。他实在太激烈的话，就做约翰?克利斯朵夫吧——去向整个社会挑战！
然而，在未成“大”侠之前，就如此迫不及待，只能将自己脆弱的生命折毁。那么去走曲折的路，像《鹿鼎记》里的韦小宝，行不行？不行！
金庸在《韦小宝这小家伙》里说道，韦小宝身上最重要的两个特点是“善于适应环境和讲义气”，这也是中国人最突出的长处——中庸意识、不偏不倚的“圆滑”个性，中华文明能够长存数千年而不衰，有它们的一份“贡献”。金庸认为韦小宝正是赖此而成功的。
事实上，韦小宝“成功”的原因在他通“天”的关系。这个“天”就是康熙。
“适应”和“义气”只有在**政体环境里才有生存的依附之物；一旦**政体崩解，则随之面目全非、需要新的精神来灌注。没有绝对的君主制，韦小宝在最好的可能下，也只好做一个小王八蛋，永远做不成“小家伙”的。
今天，社会、国家、世界得被确立的基础和前提是“个体”的确立，而个体的确立需要自尊、自爱、独立的思想人格，相应的精神与才智的充实，及其随之并进的法治、人文环境；我们不复是一个没有秩序、君王至上的社会，韦小宝之类的无知无识的泼皮，也就只能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了！就此而言，金庸似乎有点不合实际。
不过，金庸已足够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了。在他所选择的那条路上，他已经做得最辉煌、最伟大，确实也没有第二个文人能够比他做得更好了。
但愿大侠退出“江湖”后，能够叶落归根——据说杭州市府已专辟一块土地，留等查先生在西湖之畔安享晚岁。这就省却梁实秋等人的死不瞑目，要把陵墓建在高处，以远眺祖国与故土之类的萦绕不解的乡情了。
1995年5月，西安。
金庸曾数次访问大陆，让多少“金迷”一睹风彩。
范——吃了一只鸡蛋，觉得它味道不错，难免想认识一下那只下蛋的“母鸡”，不仅你我，苏东坡青少年时候读欧阳修的文章就有过“昼读其文，夜梦见之”之类相思的情话；钱钟书似乎要算例外了？其实不然，对赏爱的人，他何尝不心神往交啊？可见这是人之常情。
不过，人们对金庸之所以有如此轰然的反响，大概不是基于对他的作品有多深厚的理解上，而仅仅多赖了电视帮忙，将他讲述的故事广泛传送，以及数位博土重新排定20世纪文学大师的座次……数者互推波澜，难免不与以往生产出的“热”一样，缺乏冷静而理性的思辨，带来连锁的负面效应。我们有必要对先生的作品作一个全面的检视。
他是有史以来最为“幸运”的中国作家之一。统观全部中国历史，既想“官”做得高、名叫得响、利来得多，又想一生顺通、文章做得美的作家，恐怕只有金庸一个了！
大体而言，作家大多一辈子潦倒，终生不得志，在一个到处充塞了大大小小专政的“君王”的国土上，在一个到处言论不得自由的环境里，作家们“不平则鸣”、“蚌病生珠”，发出的“鸣”叫，实在使“君王”备感头疼，于是厌了他们，反感他们，排斥他们，打击他们。
天然的，他们改不了自己的脾性，注定要向着真、向着善、向着美的宇空飞升，因此合不了流俗，多苦多难。创作经典的作品正需要作家保持赤子的纯情，所以伴之而来的是比他人多得多的曲折体验。
金庸是个例外，他一直“青云直上”，为“上天”所幸。幸在他是浙江海宁查家的后代，早有“一门七进士、叔侄五翰林”的美誉流传在外；幸在他“离经叛道”，学生时代就浪游四方；幸在他是在香港发展自己，百废待兴，给他许多进身的机会；更幸在他卓识的抉择，以一生绮丽奇幻的想像和博览通才，营设了独立的王国，能够“回避”现实、向“古”虚构，以“武侠小说”来荡开江湖，里面丝毫看不见“现世”的影子，从而免受现世的曲解与打击，无往而不利。
读他小说的人先得有一点史学修养和悟性灵气，否则吃不透他对社会的解译、对历史的沉思、对人性的洞识，而只能停留在那个远离“现世”的古代王国，接受－一点新奇而简单的乐趣。
没有一个作家有他那份天才，能设计如此众多活泼、紧扣的情节悬念了，文笔跳荡优美，时时处处透散奇趣，弥漫恬人的芳息。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已经足足让他迷恋一生。
在玩味它们、尤其在玩味中国历史的过程中，他以自己的慧性，提炼出感悟到的传统文化的精髓，让故事情节在大的脉络上和历史吻合，小的细节处穿插自己创造的人物，以他们的生活来破读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尤其是朝代迭变期的那段动乱史！同时，这也“限制”住他作品里思想境界的高度与广度。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庸的文化，金庸所得到的正是这中庸文化的精髓！“外儒而内道”，“达则兼济天下”。
如郭靖的报国，“穷则独善其身”如杨过的归隐；先吵吵闹闹地“争”，一旦成功了、疲累了、心灰了，再轻轻松松地“隐”。何等自在的人生——历代中国文人最高级、最浪漫的理想人生！
金庸做到了，还要让自己钟爱的主人公这样去做。
这是“大侠”的高风亮节！
但是，大侠只有一个，金庸只有一个。那些不幸的生灵，他们缺少振拔、缺少鼓舞、缺少抚慰，缺少使自己的生命在“赎罪”的一生里变得更加柔韧、更具抗衡力、更能承受负荷的同情与依托。但一切“武侠小说”在争争斗斗的世界里演习人生，哪里能顾及其它？无疑，金庸的“不幸”也正在这里。
在他的作品中，我们只能领略到勇武、“成功”者的一份欢欣、几许凄凉，只能看见“成功”者的足迹——这又是怎样离奇古怪的“足迹”呢？——多像一名蛮勇的将军在指挥他的千万军马去效命疆场，换来他一个人的千秋功名啊！这些罕见的英雄，先要成为一名“大侠”，而后才能胸怀天下，为国为民，成就一番事业。
大侠又是怎样成长为大侠的呢？
他必须孤身奋斗、用心磨炼，又得有卓越的天智，巧妙的机遇，所有这些，虽千万人难得其一！尤为稀奇的是，所有的“大侠”在练成深不可测的“武功”之前全有奇遇——人生中充满了不可料知的奇遇，俗话所谓“天助”。没有“天助”，他绝对练不出高深的武功，如此，他拿什么来成其为“大”侠呢？现代社会恰恰没有这些啊！
再者，他作品中的大侠所遇到的仇敌，全是可见的、具体的。
今天的人呢？不但缺乏奇遇，而且，他往往看不清也看不见阻碍自己、折磨自己、打击自己的到底是些什么东西。似乎到处有压迫，人们不知道要克服、要锻炼、要超越的对象。他实在太激烈的话，就做约翰?克利斯朵夫吧——去向整个社会挑战！
然而，在未成“大”侠之前，就如此迫不及待，只能将自己脆弱的生命折毁。那么去走曲折的路，像《鹿鼎记》里的韦小宝，行不行？不行！
金庸在《韦小宝这小家伙》里说道，韦小宝身上最重要的两个特点是“善于适应环境和讲义气”，这也是中国人最突出的长处——中庸意识、不偏不倚的“圆滑”个性，中华文明能够长存数千年而不衰，有它们的一份“贡献”。金庸认为韦小宝正是赖此而成功的。
事实上，韦小宝“成功”的原因在他通“天”的关系。这个“天”就是康熙。
“适应”和“义气”只有在**政体环境里才有生存的依附之物；一旦**政体崩解，则随之面目全非、需要新的精神来灌注。没有绝对的君主制，韦小宝在最好的可能下，也只好做一个小王八蛋，永远做不成“小家伙”的。
今天，社会、国家、世界得被确立的基础和前提是“个体”的确立，而个体的确立需要自尊、自爱、独立的思想人格，相应的精神与才智的充实，及其随之并进的法治、人文环境；我们不复是一个没有秩序、君王至上的社会，韦小宝之类的无知无识的泼皮，也就只能成为一个历史人物了！就此而言，金庸似乎有点不合实际。
不过，金庸已足够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了。在他所选择的那条路上，他已经做得最辉煌、最伟大，确实也没有第二个文人能够比他做得更好了。
但愿大侠退出“江湖”后，能够叶落归根——据说杭州市府已专辟一块土地，留等查先生在西湖之畔安享晚岁。这就省却梁实秋等人的死不瞑目，要把陵墓建在高处，以远眺祖国与故土之类的萦绕不解的乡情了。
1995年5月，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