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美文语言及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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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与李建军、摩罗先生商榷
2000年，周实先生执掌《书屋》时，我读到一篇文章，洋洋数万言，说的都是汉语不行，早已过时了，应当和世界并轨，以拼音代替。我当时就很不同意，把意见去信告诉了周实。
2001年，摩罗兄在《大学生》、《粤海风》上撰文呼吁，“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并在《因幸福而哭泣》书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2003年，我和李建军兄同时受友人之托，写批评贾平凹先生的文章，都有三万来字，我的题目是《乱弹贾平凹》，写了平凹好的方面，也批评了他的不足，评了他的中短篇小说、散文，也评了他的长篇小说，如《废都》、《浮躁》、《高老庄》等。我高度赞扬贾平凹的语言，尤其是他写景、描摹某些细节心理上的文字，单这方面看，可以直追《红楼梦》，深得《红楼梦》、《金瓶梅》、唐宋八大家和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美文”传统或文言传统真谛。
其有关不足的地方，如贾平凹的缺乏现代人精神、品格，有些小说细节设计上的可疑不真等，我和李建军不约而同都谈到了。但由于李建军只批评《废都》，侧重点也和我不一样，有些问题我注意了，他未涉及，有些问题他注意了，我未涉及，这是情理中的事。
不过，我们居然也有得出了完全相反结论的，这就是他把《废都》批得一无是处，尤其用统计的方法，批评了《废都》的语言，那简直就不能要了。
李建军的大作写成后，一拆为三，分别在2003年第三期的《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同时发表，很快又把它们都给我寄了来，我看后觉得很痛快，从他的角度说，有理有据，咄咄逼人，也人木三寸。可我的结论，为什么和他那样不一致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
2003年7月25日，《文艺争鸣》的编审朱竞女士来京，约了资深编辑、作家岳建一老师和我们聚面，“蒋泥遭遇李建军”，席上我们为这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谁都说服不了谁。
朱竞就要我写成文章，来和李建军“争鸣”。
岳建一老师则在中间笑道：李建军从文本出发，走的是纯粹语言或语法分析的批评家路数；蒋泥本身搞创作，读诗不少，走的是文学家的路数，被贾平凹文字里的诗性、灵气打动了。而且，朦胧诗和中国古诗里的不少句子，是无法用语法来分析的。
这番话一语道破批评的两条路数——学者的路数和作家的路数。
作家是讲悟的，学者是讲理的，就有了分别和差别，从各自的路数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错。
作为优秀的学者，李建军的一个主要看法是，贾平凹的语言是死的语言，想当然的语言，至多来自书本，生活里再也没有了；他在细节安排上的失真，使作为外壳子的语言，同样要不得。
我发现，李建军的立论依据，是以目前的生活语言前提的。但问题正如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过的那样：“五四”运动前后，以胡适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提倡、推进白话文运动，功绩不谓不大，但他们把白话文置于文言文以外，并认为二者“水火不容”，此后几十年，中国大陆的作家们太相信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了，他们“迷胡不化，把我们中国美好的语言传统，弄成个那样不堪一读的，不三不四的东西”。
这并非虚辞。只要读读那时候的文章和时下之笔墨涂鸦，尤其那些“土八股”、“洋八股”等，即立现高下。
中国汉字经过几千年锤炼，已经积淀了丰富的文化气蕴，它是感悟的、包含人性美的文字，吟诵中自有意韵。
周作人就说，汉字的特点是游戏性、装饰性与音乐美。汉字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形象的、感悟的文字。在它背后还有一种和谐．流畅的人性美。
由这种特性的文字组合起来的经典文章，内部就回旋着自然的节奏与韵律，久久诵之，一朝顿悟，才能体会出文章、语言内部的韵味和结构上的匠心。
“诗不可译”，同样，中国经典的古文，翻译成白话也极为困难。一者许多时候它是多义的，一部《老子》每个时代的人都能读出新意；二者一旦翻译，不免要丢失文字中的一些美和内部透露出来的十分微妙的消息——它的音乐性、内含的气韵，以及一层模糊的、属于直觉感知到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再者就是语言的精练。
胡适那一代作家，写出的东西很耐琢磨，多半底蕴浑厚，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有古文根底，有的后来到西方留过学，博古通今，笔底的白话文不需太多的自觉性，就已融通了文言的肌理、精血，“天然”地带了历史文化的气息。
而况白话本身，比较通俗，要求大众化，任其发展，其演变趋势必是越来越“粗糙”、简单、实用、平面，这是与大众要求相一致的。单单学习这样的语言，很难掌握汉语之精妙。这时，就需要通过学习雅致精深的古文，来提升自己谋篇炼字的艺术技巧和本领。
现代人写文章太过“明白”、“大白话”，就在于深受其害，学古文太晚，不通文言，对历史文化一知半解。而没有了这个底蕴，全面切断古文化资源后，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来，整个文化层已然断裂，文字内部就很容易苍白、空洞，没有多少文化气息了。
这种文体最初成型于激进的“左翼”作家们笔下，鼓吹粗俗，接近于口号，是一种“土八股”。相对于土八股来说，现行文字中又出现了一种“洋八股”——形式上花哨、华丽、铿锵有力，却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类于时下的报纸社论。
“文革”以后的作家，有一点成就的，如贾平凹，都恶补过古文，系统学习、深入研究过中国古典文化。不把这一课补足，文字上不来，文章不耐看，那就真像唐德刚说的，“不堪一读”、“不三不四”了。
所以，古文既是汉字的“根”，也是汉语的“根”，更是我们生活的“根”，文化的“根”。“根”不壮，“枝叶”不茂。
港台对于古文的教育，就比大陆好一些，它们更没有出现由于“文革”那样彻底的破坏，而引致的全面性文化断层。
因此，李建军根据目前那些千疮百孔的语法规则与生活语言标准，来衡量贾平凹这么一个有意抵制时下文体的作家作品，就有了许许多多看不太顺眼的地方。
我之所以有这个体会，是因为自己在写小说、散文时，也很自觉地、十分小心地规避着它们，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尤其敏感地规避，像防着瘟疫和“非典”。
中国传统的书面语言是文言或古文，至不济也是明清白话，如金庸笔下武侠小说那样的，都是对日常生活用语的提升或提炼。目今这一传统已四散飘零，面目全非，只在老辈子作家们那里，像陈寅恪、钱钟书、杨绛、沈从文、汪曾祺等，顽固地保存下来了。
例如，他们很少用“喝水”、“喝茶”，更多用的是“吃水”“吃茶”或“品茗”等。因为一个“喝”字，带了大的响动，是一般百姓的喝法；“吃”和“品”则是悄无声息的、不带响音的，是“文明人”的喝法，象征一种修养或教养。
贾平凹师承不在“左翼”作家，不在“喝”那一边，这是他日后语言能够高人一筹之起点与终点。其后，他用了大量的心力，才练出来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来抵制流行话语的侵害，虽不那么彻底，不时也冒出一些意识形态色彩颇多的文字，但由总体说，他文字里流动着博大的生命气韵，柔软地包容一切，尤其对遏制那种刚烈、蛮狠、霸道、充满血腥与攻击性，而内容空洞的“文革体”、“红卫兵体”、“大字报体”，有极大解构功能，是在世大陆作家里最优秀的之一。
这一点，即便是我这一代的“新生代”中，也难说有几位能自动意识到的。
曾经就有人批评过余杰，说他文风威猛，有着强大杀伤力，在批评余秋雨、钱穆等人的文章里，就露出“文革体”的不良影响。也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左翼”作家文体甚嚣尘上、最终独行天下半个多世纪的传统之影响。
这个判断十分准确，也堪令人忧。
而余杰这么聪明的人都被绕了进去，大多数中国作家至今仍陷身泥潭，不能出拔，不能觉悟，贾平凹却是早在1983年前后就绕了出来，接上了沈从文那一代以数人之力，为“艺术而艺术”，抵制“左翼”文潮过于近视的功利化主张有害影响的“美文”传统创美文》杂志宏扬这个传统，的确难能可贵！
当年亲患，学汉语语言开始并没有语法，语法是后来引入的，为强调其科学性、可学性。因此，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许多句子，用现代汉语语法裁断，就不很达标。
试举数个例子以说明。
汉语中的一大修辞方法是“通感”，打通五官，可视、可感、可触、可嗅、可品的都能互用。如“寺多红叶烧人眼，地足青苔染马蹄”、“风随柳转声皆绿，麦受尘欺色易黄”、“红杏枝头春意闹”以及小媳妇举着“闹轰轰一大把子通草花儿”等，在语法上都讲不通，与生活现实也大相违背：红叶怎么能烧人？风声如何可以绿？杏子、草儿怎样会争吵？这就是“通感”了的效果，其想象之新颖别致，实在是绝妙！到了现代的朦胧诗，里面的修辞日见了丰富与重叠。
美丽的中文系是一汪大水，我是水草里的一尾，厌光小鱼，许多目光锐利的鱼鹰正耐心地等待我们长大，并蓄意刁走我们的灵魂。
这诗说明鱼鹰似的教授，对学生像待小鱼那样，随时准备扼杀他们的生命灵性。透出学生的无奈，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上的失败等情绪。
可是，如果不以诗的语言来说，代之以直白的话，恐怕就没有什么味道，不值得看了。
假如说上面还只是一种修辞的话，那么到了“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引出古龙等人电影蒙太奇画面式的用语“古道，快马，一人绝尘而去”等章，数个，名词并列成句，叠出一组意象，语法上是怎么样都说不通的，却不害其意，而特别的形象逼真、简捷精练。
我说自己喜欢贾平凹的语言，其道理都包含在上面几例中，以见得平凹的不孤。
在我看来，贾平凹的语言是经得起细细把玩的，也耐看耐读耐琢磨，出味。这在小说里，可能还不太显明，被曲折的故事情节埋了；看他的散文或散文化的小说，以语言有味见长，就容易明白了。
比如谈文化的《老西安》、《秦腔》、《五十大话》，谈家世人物的《我是农民》、《祭父》、《我不是个好儿子》，谈景色世风的《白浪街》、《商州初录》等。他在《浮躁》诸小说里的景色描写，也可见出那种大散文家的风范来。
一流的作家都靠一流的语言来支撑，语言不好，故事再感人，也成不了一流作家，文章难得会传世。
像莫言，即使我和他师出同门，同在北京，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认识远在西安的贾平凹还早，但提起他的语言来，我实在喜欢不起来，认为它们太膨胀、夸张，爱走极端，没有节制，也很不凝练，直到《檀香刑》、《四十一炮》都还这样，那是很要命的事。
贾平凹的语言中，却绝对没有这些个观感。
他说“我们尊重那些英雄豪杰，但英雄豪杰辈出的年代必定是老百姓生灵涂炭的岁月，世俗的生活更多地是波澜不起的流动着，以生活的自在规律流动着，这种流动沉闷而不感觉，你似乎进入了无敌之阵，可你很快却被俘虏了，只有那些喜剧性人物增加着生趣，使我们方一日一日活了下去，如暗飞的萤虫自照，如不宿中的禽鸟相呼”。
如果用大白话改造一下，那一定会啰嗦得多，也没有现在这么流畅、富有生机，耐咀嚼了：“我们尊重那些英雄豪杰，可是英雄豪杰众多的年代，老百姓一定没日子过。
世俗的生活，一般是平淡的，自己沉闷地向前，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置身在里面，你失去了方向，迷了路，不过很快你就被它包裹了，只有碰见些有趣味的人，言行叫你难忘的，才能增加我们生活里的乐趣，加强了我们活下去的信心。”
等而下之，倘改成“洋八股”，就成了：“一方面我们呼唤时代的英雄豪杰，另一方面英雄豪杰太多的话，人民一定民不聊生，那是我们坚决不能答应的。虽然我们过不了平淡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是不能由你左右的，历史发展本身更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这样硬邦邦的语言，使人倒胃，却又是我们不得不每天在面对的。
如此，贾平凹的语言，就具有了一定的解构性．使我们身心放松，被一大股柔性的黏液包裹，自觉温暖自在。
贾平凹的文字中，还有特别阳刚的一面，并不就像李建军说的，只有“小女子气”似的呢喃。
我特别喜爱的一篇散文，就是他的《秦腔》，有贾谊、东坡之奔放的、一泻千里的气势：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剧存异；普天之下人不同貌，剧不同腔，京，豫，晋，越，黄梅，二簧，四川高腔，几十种品类；或问：历史最悠久者，文武最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日：秦腔也。正如长处和短处一样突出便见其风格，对待秦腔，爱者便爱得要死，恶者便恶得要命。外地人——尤其是自夸长江流域的纤秀之士——最害怕秦腔的震撼；评论者说得婉转的是：唱得有劲，说得直率的是：大喊大叫……别的剧种可以各省走动，惟秦腔则如秦人一样，死不离窝……这秦腔原来是秦川的天籁，地籁，一人籁的共鸣啊！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尤其是在这块平原上，生时落草在黄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黄土堆下；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秦腔与他们，要和“西风”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牛肉泡馒一样成为生命的五大要素。
这样的语言，是何等风华气派！
沈从文曾在《湘行集·泊缆子弯》里说：“我平常最会想象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致。”
贾平凹如沈从文，是写景的圣手，其小说“写景处，使人如同目遇”。小说要写景呢？
物所在的环境，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一部。
看完了散文，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小说，看看起祥是如何起首的：
从榆林北的横山来到了延安，韩起祥就一直在延河桥头说书。那时的延河桥虽然还是一座木桥，冬天里铺架着，夏季长长的日子里却抽了木板放在小学校的土墩上当课桌，但那儿有一片空场子，有一个河神庙，来往的人多，三六九又逢着集会。
那个早晨，太阳还暖和，韩起祥就坐在庙门口，他穿得臃臃肿肿，小腿上系着竹板儿，睁着一双瞎眼，拨怀里的三弦。手的拨动和腿的闪动配合着，丝竹一齐价响，嘴里却含糊不清地发着肉声……
这是典型的贾平凹小说的叙事语言，景与人浑然一体，交代背景的同时，人物的身份、地位大体也就明朗了。即使它里面没有太多深刻的内容思想，甚至依然有一点领袖崇拜情结，但凭着这一点点高超、圆熟、生动的叙事语言，小说就很抓人，让人爱看。
如果没有长时期的文言阅读为底，善加描摹，又如何做得出？
摩罗在考量中国文言文里的许多经典篇章时，曾有一个重大发现，如《过秦论》、《出师表》、《六国论》诸章，读起来回肠荡气，倾倒过一代又一代学子，但内含的思想是大有问题的，一些“不讲道理的文章与文章背后的精神理念”，妨碍了现代人文精神的发展。发前人所未发。
进而，他提出一个真的问题：如何确立现代思想、意识与人格、尊严，扫除我们这片土地上积重难返的皇权、奴性思想、意识，不再做“精神侏儒”，不再有“犬儒姿态”和“侏儒心态”？
可惜，摩罗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因噎废食”：“中国古文作为交际工具早已退役，不值得我们花力气掌握。而作为人文精神载体的中国古文，值得我们继承的东西也微乎其微。在目前的大中学教材中占统治地位的古文……都是以给皇帝献计献策的对和策的姿态写的……”。因此，起码要等到学生有了甄别力、长大以后，再来学也不迟。
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选一些什么性质、内容的文章，有没有更合适的来替代，确实很成问题。摩罗关注的不是这个，没有探讨应该让谁的什么文章进来，而主要是批评那些已经人选的文章和有没有学习古文的必要。
显然，他疏忽了一点，那就是古文传达的不全是摩罗所期许的“思想”等等，它比这些多得多。
现代思想、姿态、胸襟的确立，也应该是现代人的事。现代人没有现代思想，食古不化，罪不在古，更不在古文，而在今——不仅古文，任何东西的吸收都这样。
我们不能因为鱼有鳞片、芒刺、内脏，就放弃吃鱼，或者等到十七、八岁再吃。它是一种营养，但只在你知道怎样清理、烧煮、享用以后，它才是一种美味佳肴。
学习古文的道理同样如此，只有在你知道哪些部分是精华，哪些地方是糟粕以后，它才对你有益。
那么，你怎样才知道哪些思想不足取，哪些思想要不得呢？
一般的课程不能教会，需要特设的“公民课”，以专门化的教育使人们自小就确立起现代人的精神品格，具备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精神状态。只有具备了这些东西，你才能具有独立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和品格。
再一个就是老师讲授时的点化。
经典的文章都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它们能成为经典有各个方面的成因，自身具备了值得后人学习、研究的优长之处，这样的优长可能是全方位的，也可能是某些方面的——既然它们的作者都超越不了自己的时代，那么，思想、见解就不免与现代思想不一致，甚至格格不入，尤其是那些带有皇权、奴性意识的观点，学生可能还没有辨别能力，这时就需要老师们的正确指点了。
二者都是现代教育的任务，而不是古文的任务。我们不希望一个人是全能的，又岂能期待一篇“全能”的，适合任何时代、任何地点的文章呢？
这就好比孩童的鱼得由会做的人做好、告知了享用的方法后，就可以吃，而不必等到他长大到全知全会了一样。
《过秦论》、《出师表》诸文里的“见解”，诚然像摩罗说的，可以用一两句话说出来，但是排除错误认识的干扰，作为一种有代表性的、影响过千秋万代人的文化思想，以及作者的文辞与立论方法，不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吗？
贾平凹对它们的吸收，大体是全面的，因此，他的语言带同精神、心理、思想都很“传统”，其作品显露出的问题，和《过秦论》、《出师表》类近，只有处理得当，才可作为后人宝贵的“营养”。
在这点上，李建军对于贾平凹语言的批评和指责，就同样是只道一极，难免失之于偏。
《废都》在一些细节、心态、场面上的失真性描写，也不能就当作整体性地批倒，把它说得毫无是处的根据。
《红楼梦》前后都有不少不连贯的地方，人物设计与小说结构等都存了疑点，让人猜测到现在，可瑕不掩瑜，从总体上看，它仍是伟大的作品。
《废都》里处处见“闲话”，描写得那样细致多姿，情趣盎然，并着力突现一种厚重的历史文化意识，说字、说画、说神、说妖、说天、说地、说景、说衣、说玩、说吃、说男、说女、说僧、说尼、说古玩、说风习、说装扮，三教九流，无一不录，这种努力和包容性，在当代作家中可谓首屈一指，差堪媲美的，也仅香港的金庸一人！
何况，书面语言即使是“死”的，早就不再在人们口上说的，只要好看，对于欣赏来说就不是什么问题。
有谁还来计较下面这段话死不死、“的”“了”滥用、出于乡下老妇之口是否太“文”了呢？
带了外孙子板儿，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见了他，就有些意思了。这周瑞先时曾和我父亲交过一件事，我们极好的。”刘姥姥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许多时不走动，知道他如今是怎样。这也说不得了，你又是个男人，又这样个嘴脸，自然去不得；我们姑娘年轻媳妇子，也难卖头卖脚的，倒还是舍着我这付老脸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处，大家都有益；便是没银子来，我也到那公府侯门见一见世面，也不枉我一生。”
《红楼梦》能用得，读起来没障碍，从古到今的乡下姥姥，也没一个把话能说得这般雅致的。这语言，生活中本无，为什么《废都》里的对话，就非得都要是现代口语里一定要有的呢？
《废都》中的经典性对话则是这样的：妇人说：“我看得出来，真希望你来摸，可你手却停住了。”庄之蝶说：“那你为什么不表示呢？”女人说：“我不敢的。”庄之蝶说：“我也是没出息的，自见了你就心上爱你，觉得有缘分的，可你是我接待的第一个女人，心里又怯，只是想，只要你有一份的表示，我就有十分的勇敢的。”女人说：“你是名人，我以为你看不上我哩。”庄之蝶就把软得如面条的妇人放在了床上……
按照李建军的意思，这段话要修改成下面这样才过关：妇人说：“我看得出来，真希望你来摸，可你手却停住了。”庄之蝶说：“那你为什么不表示呢？”女人说：“我不敢。”庄之蝶说：“我也是没出息，自见了你就心上爱你，觉得有缘分，可你是我接待的第一个女人，心里又怯，只是想，只要你有一份的表示，我就有十分的勇敢。”女人说：“你是名人，我以为你看不上我。”庄之蝶就把软得如面条的妇人放在了床上……这样修改也不是不可以。可有一条，确实少了一点子的昧。
你想，唐宛儿一个“的”字叹息似的轻轻出口，娇憨妩媚之色跃然纸上，能不把庄之蝶化了？
跟着庄之蝶出口也是一个一个的“的”，足见他确实是化了，此刻正怀了一腔子的柔情蜜意，也要把妇人同样化掉，引得妇人说“我以为你看不上我哩”。
这个“哩”字出来，包含的就不仅是情意了，还是挑逗，是尖声的轻唤，也是激情在勃发，庄之蝶终于把控不住了，有了下面的动作。
一意照李建军那样，把“的”“哩”全部删掉，对话就显生硬、一般、大众化了，何能透露这许多心理上的消息，耐看呢？
可见，文学家的语言，更多地讲究一种悟性与灵性，讲究流动、松软、活泼、形象、含糊与包容，不能全盘套进批评家生硬、理性、科学、标准的语系里来解剖。
他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
——兼与李建军、摩罗先生商榷
2000年，周实先生执掌《书屋》时，我读到一篇文章，洋洋数万言，说的都是汉语不行，早已过时了，应当和世界并轨，以拼音代替。我当时就很不同意，把意见去信告诉了周实。
2001年，摩罗兄在《大学生》、《粤海风》上撰文呼吁，“请文言文退出基础教育”，并在《因幸福而哭泣》书中，作了进一步的发挥。
2003年，我和李建军兄同时受友人之托，写批评贾平凹先生的文章，都有三万来字，我的题目是《乱弹贾平凹》，写了平凹好的方面，也批评了他的不足，评了他的中短篇小说、散文，也评了他的长篇小说，如《废都》、《浮躁》、《高老庄》等。我高度赞扬贾平凹的语言，尤其是他写景、描摹某些细节心理上的文字，单这方面看，可以直追《红楼梦》，深得《红楼梦》、《金瓶梅》、唐宋八大家和沈从文等为代表的“美文”传统或文言传统真谛。
其有关不足的地方，如贾平凹的缺乏现代人精神、品格，有些小说细节设计上的可疑不真等，我和李建军不约而同都谈到了。但由于李建军只批评《废都》，侧重点也和我不一样，有些问题我注意了，他未涉及，有些问题他注意了，我未涉及，这是情理中的事。
不过，我们居然也有得出了完全相反结论的，这就是他把《废都》批得一无是处，尤其用统计的方法，批评了《废都》的语言，那简直就不能要了。
李建军的大作写成后，一拆为三，分别在2003年第三期的《文艺争鸣》、《南方文坛》、《文艺理论与批评》同时发表，很快又把它们都给我寄了来，我看后觉得很痛快，从他的角度说，有理有据，咄咄逼人，也人木三寸。可我的结论，为什么和他那样不一致呢？
问题出在哪里呢？
2003年7月25日，《文艺争鸣》的编审朱竞女士来京，约了资深编辑、作家岳建一老师和我们聚面，“蒋泥遭遇李建军”，席上我们为这个问题争得不可开交，谁都说服不了谁。
朱竞就要我写成文章，来和李建军“争鸣”。
岳建一老师则在中间笑道：李建军从文本出发，走的是纯粹语言或语法分析的批评家路数；蒋泥本身搞创作，读诗不少，走的是文学家的路数，被贾平凹文字里的诗性、灵气打动了。而且，朦胧诗和中国古诗里的不少句子，是无法用语法来分析的。
这番话一语道破批评的两条路数——学者的路数和作家的路数。
作家是讲悟的，学者是讲理的，就有了分别和差别，从各自的路数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错。
作为优秀的学者，李建军的一个主要看法是，贾平凹的语言是死的语言，想当然的语言，至多来自书本，生活里再也没有了；他在细节安排上的失真，使作为外壳子的语言，同样要不得。
我发现，李建军的立论依据，是以目前的生活语言前提的。但问题正如唐德刚在《胡适口述自传》中说过的那样：“五四”运动前后，以胡适为首的一批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提倡、推进白话文运动，功绩不谓不大，但他们把白话文置于文言文以外，并认为二者“水火不容”，此后几十年，中国大陆的作家们太相信毛泽东的老师胡适之了，他们“迷胡不化，把我们中国美好的语言传统，弄成个那样不堪一读的，不三不四的东西”。
这并非虚辞。只要读读那时候的文章和时下之笔墨涂鸦，尤其那些“土八股”、“洋八股”等，即立现高下。
中国汉字经过几千年锤炼，已经积淀了丰富的文化气蕴，它是感悟的、包含人性美的文字，吟诵中自有意韵。
周作人就说，汉字的特点是游戏性、装饰性与音乐美。汉字本身就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形象的、感悟的文字。在它背后还有一种和谐．流畅的人性美。
由这种特性的文字组合起来的经典文章，内部就回旋着自然的节奏与韵律，久久诵之，一朝顿悟，才能体会出文章、语言内部的韵味和结构上的匠心。
“诗不可译”，同样，中国经典的古文，翻译成白话也极为困难。一者许多时候它是多义的，一部《老子》每个时代的人都能读出新意；二者一旦翻译，不免要丢失文字中的一些美和内部透露出来的十分微妙的消息——它的音乐性、内含的气韵，以及一层模糊的、属于直觉感知到的、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东西；再者就是语言的精练。
胡适那一代作家，写出的东西很耐琢磨，多半底蕴浑厚，受过良好的私塾教育，有古文根底，有的后来到西方留过学，博古通今，笔底的白话文不需太多的自觉性，就已融通了文言的肌理、精血，“天然”地带了历史文化的气息。
而况白话本身，比较通俗，要求大众化，任其发展，其演变趋势必是越来越“粗糙”、简单、实用、平面，这是与大众要求相一致的。单单学习这样的语言，很难掌握汉语之精妙。这时，就需要通过学习雅致精深的古文，来提升自己谋篇炼字的艺术技巧和本领。
现代人写文章太过“明白”、“大白话”，就在于深受其害，学古文太晚，不通文言，对历史文化一知半解。而没有了这个底蕴，全面切断古文化资源后，1949年以后的数十年来，整个文化层已然断裂，文字内部就很容易苍白、空洞，没有多少文化气息了。
这种文体最初成型于激进的“左翼”作家们笔下，鼓吹粗俗，接近于口号，是一种“土八股”。相对于土八股来说，现行文字中又出现了一种“洋八股”——形式上花哨、华丽、铿锵有力，却没有多少实际的内容，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类于时下的报纸社论。
“文革”以后的作家，有一点成就的，如贾平凹，都恶补过古文，系统学习、深入研究过中国古典文化。不把这一课补足，文字上不来，文章不耐看，那就真像唐德刚说的，“不堪一读”、“不三不四”了。
所以，古文既是汉字的“根”，也是汉语的“根”，更是我们生活的“根”，文化的“根”。“根”不壮，“枝叶”不茂。
港台对于古文的教育，就比大陆好一些，它们更没有出现由于“文革”那样彻底的破坏，而引致的全面性文化断层。
因此，李建军根据目前那些千疮百孔的语法规则与生活语言标准，来衡量贾平凹这么一个有意抵制时下文体的作家作品，就有了许许多多看不太顺眼的地方。
我之所以有这个体会，是因为自己在写小说、散文时，也很自觉地、十分小心地规避着它们，对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尤其敏感地规避，像防着瘟疫和“非典”。
中国传统的书面语言是文言或古文，至不济也是明清白话，如金庸笔下武侠小说那样的，都是对日常生活用语的提升或提炼。目今这一传统已四散飘零，面目全非，只在老辈子作家们那里，像陈寅恪、钱钟书、杨绛、沈从文、汪曾祺等，顽固地保存下来了。
例如，他们很少用“喝水”、“喝茶”，更多用的是“吃水”“吃茶”或“品茗”等。因为一个“喝”字，带了大的响动，是一般百姓的喝法；“吃”和“品”则是悄无声息的、不带响音的，是“文明人”的喝法，象征一种修养或教养。
贾平凹师承不在“左翼”作家，不在“喝”那一边，这是他日后语言能够高人一筹之起点与终点。其后，他用了大量的心力，才练出来独具特色的文学语言，来抵制流行话语的侵害，虽不那么彻底，不时也冒出一些意识形态色彩颇多的文字，但由总体说，他文字里流动着博大的生命气韵，柔软地包容一切，尤其对遏制那种刚烈、蛮狠、霸道、充满血腥与攻击性，而内容空洞的“文革体”、“红卫兵体”、“大字报体”，有极大解构功能，是在世大陆作家里最优秀的之一。
这一点，即便是我这一代的“新生代”中，也难说有几位能自动意识到的。
曾经就有人批评过余杰，说他文风威猛，有着强大杀伤力，在批评余秋雨、钱穆等人的文章里，就露出“文革体”的不良影响。也就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左翼”作家文体甚嚣尘上、最终独行天下半个多世纪的传统之影响。
这个判断十分准确，也堪令人忧。
而余杰这么聪明的人都被绕了进去，大多数中国作家至今仍陷身泥潭，不能出拔，不能觉悟，贾平凹却是早在1983年前后就绕了出来，接上了沈从文那一代以数人之力，为“艺术而艺术”，抵制“左翼”文潮过于近视的功利化主张有害影响的“美文”传统创美文》杂志宏扬这个传统，的确难能可贵！
当年亲患，学汉语语言开始并没有语法，语法是后来引入的，为强调其科学性、可学性。因此，中国传统文学中的许多句子，用现代汉语语法裁断，就不很达标。
试举数个例子以说明。
汉语中的一大修辞方法是“通感”，打通五官，可视、可感、可触、可嗅、可品的都能互用。如“寺多红叶烧人眼，地足青苔染马蹄”、“风随柳转声皆绿，麦受尘欺色易黄”、“红杏枝头春意闹”以及小媳妇举着“闹轰轰一大把子通草花儿”等，在语法上都讲不通，与生活现实也大相违背：红叶怎么能烧人？风声如何可以绿？杏子、草儿怎样会争吵？这就是“通感”了的效果，其想象之新颖别致，实在是绝妙！到了现代的朦胧诗，里面的修辞日见了丰富与重叠。
美丽的中文系是一汪大水，我是水草里的一尾，厌光小鱼，许多目光锐利的鱼鹰正耐心地等待我们长大，并蓄意刁走我们的灵魂。
这诗说明鱼鹰似的教授，对学生像待小鱼那样，随时准备扼杀他们的生命灵性。透出学生的无奈，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人文教育上的失败等情绪。
可是，如果不以诗的语言来说，代之以直白的话，恐怕就没有什么味道，不值得看了。
假如说上面还只是一种修辞的话，那么到了“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引出古龙等人电影蒙太奇画面式的用语“古道，快马，一人绝尘而去”等章，数个，名词并列成句，叠出一组意象，语法上是怎么样都说不通的，却不害其意，而特别的形象逼真、简捷精练。
我说自己喜欢贾平凹的语言，其道理都包含在上面几例中，以见得平凹的不孤。
在我看来，贾平凹的语言是经得起细细把玩的，也耐看耐读耐琢磨，出味。这在小说里，可能还不太显明，被曲折的故事情节埋了；看他的散文或散文化的小说，以语言有味见长，就容易明白了。
比如谈文化的《老西安》、《秦腔》、《五十大话》，谈家世人物的《我是农民》、《祭父》、《我不是个好儿子》，谈景色世风的《白浪街》、《商州初录》等。他在《浮躁》诸小说里的景色描写，也可见出那种大散文家的风范来。
一流的作家都靠一流的语言来支撑，语言不好，故事再感人，也成不了一流作家，文章难得会传世。
像莫言，即使我和他师出同门，同在北京，也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比认识远在西安的贾平凹还早，但提起他的语言来，我实在喜欢不起来，认为它们太膨胀、夸张，爱走极端，没有节制，也很不凝练，直到《檀香刑》、《四十一炮》都还这样，那是很要命的事。
贾平凹的语言中，却绝对没有这些个观感。
他说“我们尊重那些英雄豪杰，但英雄豪杰辈出的年代必定是老百姓生灵涂炭的岁月，世俗的生活更多地是波澜不起的流动着，以生活的自在规律流动着，这种流动沉闷而不感觉，你似乎进入了无敌之阵，可你很快却被俘虏了，只有那些喜剧性人物增加着生趣，使我们方一日一日活了下去，如暗飞的萤虫自照，如不宿中的禽鸟相呼”。
如果用大白话改造一下，那一定会啰嗦得多，也没有现在这么流畅、富有生机，耐咀嚼了：“我们尊重那些英雄豪杰，可是英雄豪杰众多的年代，老百姓一定没日子过。
世俗的生活，一般是平淡的，自己沉闷地向前，不以人的意志转移。置身在里面，你失去了方向，迷了路，不过很快你就被它包裹了，只有碰见些有趣味的人，言行叫你难忘的，才能增加我们生活里的乐趣，加强了我们活下去的信心。”
等而下之，倘改成“洋八股”，就成了：“一方面我们呼唤时代的英雄豪杰，另一方面英雄豪杰太多的话，人民一定民不聊生，那是我们坚决不能答应的。虽然我们过不了平淡的生活，但是这样的生活是不能由你左右的，历史发展本身更是客观的，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
这样硬邦邦的语言，使人倒胃，却又是我们不得不每天在面对的。
如此，贾平凹的语言，就具有了一定的解构性．使我们身心放松，被一大股柔性的黏液包裹，自觉温暖自在。
贾平凹的文字中，还有特别阳刚的一面，并不就像李建军说的，只有“小女子气”似的呢喃。
我特别喜爱的一篇散文，就是他的《秦腔》，有贾谊、东坡之奔放的、一泻千里的气势：山川不同，便风俗区别，风俗区别，便戏剧存异；普天之下人不同貌，剧不同腔，京，豫，晋，越，黄梅，二簧，四川高腔，几十种品类；或问：历史最悠久者，文武最正经者，是非最汹汹者？日：秦腔也。正如长处和短处一样突出便见其风格，对待秦腔，爱者便爱得要死，恶者便恶得要命。外地人——尤其是自夸长江流域的纤秀之士——最害怕秦腔的震撼；评论者说得婉转的是：唱得有劲，说得直率的是：大喊大叫……别的剧种可以各省走动，惟秦腔则如秦人一样，死不离窝……这秦腔原来是秦川的天籁，地籁，一人籁的共鸣啊！农民是世上最劳苦的人，尤其是在这块平原上，生时落草在黄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黄土堆下；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当老牛木犁疙瘩绳，在田野已经累得筋疲力尽，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来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尽儿涤荡净了。秦腔与他们，要和“西风”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牛肉泡馒一样成为生命的五大要素。
这样的语言，是何等风华气派！
沈从文曾在《湘行集·泊缆子弯》里说：“我平常最会想象好景致，且会描写好景致。”
贾平凹如沈从文，是写景的圣手，其小说“写景处，使人如同目遇”。小说要写景呢？
物所在的环境，是人物的外化，人物的一部。
看完了散文，我们再来看看他的小说，看看起祥是如何起首的：
从榆林北的横山来到了延安，韩起祥就一直在延河桥头说书。那时的延河桥虽然还是一座木桥，冬天里铺架着，夏季长长的日子里却抽了木板放在小学校的土墩上当课桌，但那儿有一片空场子，有一个河神庙，来往的人多，三六九又逢着集会。
那个早晨，太阳还暖和，韩起祥就坐在庙门口，他穿得臃臃肿肿，小腿上系着竹板儿，睁着一双瞎眼，拨怀里的三弦。手的拨动和腿的闪动配合着，丝竹一齐价响，嘴里却含糊不清地发着肉声……
这是典型的贾平凹小说的叙事语言，景与人浑然一体，交代背景的同时，人物的身份、地位大体也就明朗了。即使它里面没有太多深刻的内容思想，甚至依然有一点领袖崇拜情结，但凭着这一点点高超、圆熟、生动的叙事语言，小说就很抓人，让人爱看。
如果没有长时期的文言阅读为底，善加描摹，又如何做得出？
摩罗在考量中国文言文里的许多经典篇章时，曾有一个重大发现，如《过秦论》、《出师表》、《六国论》诸章，读起来回肠荡气，倾倒过一代又一代学子，但内含的思想是大有问题的，一些“不讲道理的文章与文章背后的精神理念”，妨碍了现代人文精神的发展。发前人所未发。
进而，他提出一个真的问题：如何确立现代思想、意识与人格、尊严，扫除我们这片土地上积重难返的皇权、奴性思想、意识，不再做“精神侏儒”，不再有“犬儒姿态”和“侏儒心态”？
可惜，摩罗提出的解决办法是“因噎废食”：“中国古文作为交际工具早已退役，不值得我们花力气掌握。而作为人文精神载体的中国古文，值得我们继承的东西也微乎其微。在目前的大中学教材中占统治地位的古文……都是以给皇帝献计献策的对和策的姿态写的……”。因此，起码要等到学生有了甄别力、长大以后，再来学也不迟。
我们的语文课到底应该选一些什么性质、内容的文章，有没有更合适的来替代，确实很成问题。摩罗关注的不是这个，没有探讨应该让谁的什么文章进来，而主要是批评那些已经人选的文章和有没有学习古文的必要。
显然，他疏忽了一点，那就是古文传达的不全是摩罗所期许的“思想”等等，它比这些多得多。
现代思想、姿态、胸襟的确立，也应该是现代人的事。现代人没有现代思想，食古不化，罪不在古，更不在古文，而在今——不仅古文，任何东西的吸收都这样。
我们不能因为鱼有鳞片、芒刺、内脏，就放弃吃鱼，或者等到十七、八岁再吃。它是一种营养，但只在你知道怎样清理、烧煮、享用以后，它才是一种美味佳肴。
学习古文的道理同样如此，只有在你知道哪些部分是精华，哪些地方是糟粕以后，它才对你有益。
那么，你怎样才知道哪些思想不足取，哪些思想要不得呢？
一般的课程不能教会，需要特设的“公民课”，以专门化的教育使人们自小就确立起现代人的精神品格，具备现代人的思维方式、精神状态。只有具备了这些东西，你才能具有独立的、明辨是非的能力和品格。
再一个就是老师讲授时的点化。
经典的文章都在历史上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它们能成为经典有各个方面的成因，自身具备了值得后人学习、研究的优长之处，这样的优长可能是全方位的，也可能是某些方面的——既然它们的作者都超越不了自己的时代，那么，思想、见解就不免与现代思想不一致，甚至格格不入，尤其是那些带有皇权、奴性意识的观点，学生可能还没有辨别能力，这时就需要老师们的正确指点了。
二者都是现代教育的任务，而不是古文的任务。我们不希望一个人是全能的，又岂能期待一篇“全能”的，适合任何时代、任何地点的文章呢？
这就好比孩童的鱼得由会做的人做好、告知了享用的方法后，就可以吃，而不必等到他长大到全知全会了一样。
《过秦论》、《出师表》诸文里的“见解”，诚然像摩罗说的，可以用一两句话说出来，但是排除错误认识的干扰，作为一种有代表性的、影响过千秋万代人的文化思想，以及作者的文辞与立论方法，不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研究吗？
贾平凹对它们的吸收，大体是全面的，因此，他的语言带同精神、心理、思想都很“传统”，其作品显露出的问题，和《过秦论》、《出师表》类近，只有处理得当，才可作为后人宝贵的“营养”。
在这点上，李建军对于贾平凹语言的批评和指责，就同样是只道一极，难免失之于偏。
《废都》在一些细节、心态、场面上的失真性描写，也不能就当作整体性地批倒，把它说得毫无是处的根据。
《红楼梦》前后都有不少不连贯的地方，人物设计与小说结构等都存了疑点，让人猜测到现在，可瑕不掩瑜，从总体上看，它仍是伟大的作品。
《废都》里处处见“闲话”，描写得那样细致多姿，情趣盎然，并着力突现一种厚重的历史文化意识，说字、说画、说神、说妖、说天、说地、说景、说衣、说玩、说吃、说男、说女、说僧、说尼、说古玩、说风习、说装扮，三教九流，无一不录，这种努力和包容性，在当代作家中可谓首屈一指，差堪媲美的，也仅香港的金庸一人！
何况，书面语言即使是“死”的，早就不再在人们口上说的，只要好看，对于欣赏来说就不是什么问题。
有谁还来计较下面这段话死不死、“的”“了”滥用、出于乡下老妇之口是否太“文”了呢？
带了外孙子板儿，先去找陪房周瑞，若见了他，就有些意思了。这周瑞先时曾和我父亲交过一件事，我们极好的。”刘姥姥道：“我也知道他的。只是许多时不走动，知道他如今是怎样。这也说不得了，你又是个男人，又这样个嘴脸，自然去不得；我们姑娘年轻媳妇子，也难卖头卖脚的，倒还是舍着我这付老脸去碰一碰。果然有些好处，大家都有益；便是没银子来，我也到那公府侯门见一见世面，也不枉我一生。”
《红楼梦》能用得，读起来没障碍，从古到今的乡下姥姥，也没一个把话能说得这般雅致的。这语言，生活中本无，为什么《废都》里的对话，就非得都要是现代口语里一定要有的呢？
《废都》中的经典性对话则是这样的：妇人说：“我看得出来，真希望你来摸，可你手却停住了。”庄之蝶说：“那你为什么不表示呢？”女人说：“我不敢的。”庄之蝶说：“我也是没出息的，自见了你就心上爱你，觉得有缘分的，可你是我接待的第一个女人，心里又怯，只是想，只要你有一份的表示，我就有十分的勇敢的。”女人说：“你是名人，我以为你看不上我哩。”庄之蝶就把软得如面条的妇人放在了床上……
按照李建军的意思，这段话要修改成下面这样才过关：妇人说：“我看得出来，真希望你来摸，可你手却停住了。”庄之蝶说：“那你为什么不表示呢？”女人说：“我不敢。”庄之蝶说：“我也是没出息，自见了你就心上爱你，觉得有缘分，可你是我接待的第一个女人，心里又怯，只是想，只要你有一份的表示，我就有十分的勇敢。”女人说：“你是名人，我以为你看不上我。”庄之蝶就把软得如面条的妇人放在了床上……这样修改也不是不可以。可有一条，确实少了一点子的昧。
你想，唐宛儿一个“的”字叹息似的轻轻出口，娇憨妩媚之色跃然纸上，能不把庄之蝶化了？
跟着庄之蝶出口也是一个一个的“的”，足见他确实是化了，此刻正怀了一腔子的柔情蜜意，也要把妇人同样化掉，引得妇人说“我以为你看不上我哩”。
这个“哩”字出来，包含的就不仅是情意了，还是挑逗，是尖声的轻唤，也是激情在勃发，庄之蝶终于把控不住了，有了下面的动作。
一意照李建军那样，把“的”“哩”全部删掉，对话就显生硬、一般、大众化了，何能透露这许多心理上的消息，耐看呢？
可见，文学家的语言，更多地讲究一种悟性与灵性，讲究流动、松软、活泼、形象、含糊与包容，不能全盘套进批评家生硬、理性、科学、标准的语系里来解剖。
他们走的不是同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