乱弹贾平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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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朋友在北京地铁口买了本书，上有“贾平凹”三个醒目大字，疑是平凹新著，夹进地铁再看时，却发现竟不是，只书名由他题写，作者名字反若有若无，埋得很深很远，不禁大呼上当。看来，“贾平凹”三字还是值点钱的，他也乐意到处显摆自己的“写字”，既卖了钱，也卖了名，划算。作怪的事还有。
20世纪末，平凹出了文集，达14卷之多，自己才40多岁，就计划每卷上附一字装饰，出齐时就是刘邦那首孤诗了，合23字，有自得之音，含王霸之气，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计23卷，出14卷只到“故”字，离最后那个“方”字尚远，但“瞬间的感觉里，我立即知道我的一生是会能写出二十三卷书的”。后来就有传闻，说贾平凹给自己算过啦，他一生要出23本书，“方”肯“故”去，见马克思的。
我当时就一疑，想起一事，是我在北京某著名刊物做“贼编”的朋友，称贾平凹通阴阳，懂卦象，知未来，她自己每遇出差，都记得给千里外的他去电话，让平凹卜一课，看看吉凶。
这时，平凹就叫她随口说个字来，拆拆分分，推演成卦，据卦生意，算出的“命”很灵验。要是出行不利，我那朋友是坚决不肯走了。
现在平凹是把命算到自己头上，亦未可知。
有关他的神神道道的传说逸事还很多，已成文人们酒足饭饱后的笑资与美谈。我就有个印象：在20、21俩世纪交过期，中国文坛最会炒自己的作家很有几位。散文界的老大非余秋雨、李敖莫属，小说界的则以贾平凹突出。
这几位，每有新书出来，都先要搅个天翻地覆。许是作者无意，外力推波，但客观效果成形，让人难以疏忽。
自出道始，贾平凹就一直是深受多人关注和争论的焦点。2000年至今，这个被台湾当红作家三毛，称为“巨星”、“当代大师”的贾平凹，作品产量上更是大丰收，平均每年都出几本书，相继问世了《怀念狼》、《阿吉》《饺子馆》、《病相报告》等中、长篇小说以及《我是农民》、《西路上》等散文新著。同时，花城出版社还推出孙见喜三卷本128万字的《贾平凹前传》，可谓骇人！加上前几年《浮躁》获国内学者、作家评选，美国人颁发的“美孚飞马文学奖”；《废都》一经译为法文，在法国出版就得了个“费米娜文学奖”，至今已过千万册的印数，行销众多国家，把他推向人生峰巅。而随着他不断经营地位，宣传自我，推出新作，艺术手法日见成熟，声望还会高升，影响也会更大，面临突破的“鸿沟”自亦越来越深。
我这里做的，只能是乱弹琵琶，在他的斐然成就外，弹点异调别音出来，也许很不协和，姑妄作一家言，于人于己，或可皆有裨益。
爱·性·女人观
贾平凹曾说：“男人们的观念里，女人到世上来就是贡献美的，这观念女人常常不说，女人却是这么做的。”
继而，他把女人分了类：“有硬格楞噌脆类的，有粉白细嫩润类的，有黄胖虚肿泡类的，有黑瘦墩粗臭类的。”平凹笔下的女主角儿多“粉白细嫩润类”，《浮躁》里的水儿、石华，《废都》里的唐宛儿、阿灿，《美穴地》里的四姨太，《高老庄》里的西夏等等，皆为作者属意，是他所想念的女性形象。
这些人儿有些共同特性，就是：她实在是通体灵性的人，艳而不妖，丽而不媚，足风标，多态度，能观音，能听看，轻骨柔姿，清约独韵。
虽然有点野，野生动力，激发了我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个人人儿，你已经幻化了与我同形，就做我的新妻吧。
譬如：“小水在寂寞里悄悄地发育，滚圆了肩膀，白皙了脖颈，胸部臀部显出曲线”，高了，美了，“轻手软脚的”，“熟得像一颗软了的火晶蛋柿”，“人材十分地排场”。几十年来，看过的女人千千万万，模样好的筛下来就两位，老辈子的现做了专员的女人，年轻的就只，有这小水了。
再看：“女人已经是换了一件圆领的晚服短衫吧，那短衫使女人别有了一种与白日不同的柔媚，情致婉转，将粉颈根两块突凸的锁骨微微暴露，女性的美艳皆如四姨太这一类，该肥的胸部和臀部浑圆，该瘦的后脊和两肋则包骨不枯。”至于唐宛儿，同样是个尤物、人精。
“皮肉如漂过一样，无形里透出一种亮来”，“两条细眉弯弯，活活生动。最是那细长脖颈，嫩腻如玉……显出很高的两个美人骨来”。那脚则“小巧玲珑，跗高得几乎和小腿没有过渡，脚心便十分空虚，能放下一枚杏子。而嫩得如一节一节笋尖的趾头，大脚趾老长，后边依次短下，来，小脚趾还一张一合地动”，“西京城里也是少见的”。
世上的美女本不多，都集中来平凹这里了，若取消人物的名姓、头衔，换上“女人”二字，他在其他人物身上所做的种种形容、描摹，都可以相互倒来倒去地用，无非光艳照人，罕物稀见，引得“从不会相思”的、不知是庄子梦里化了蝴蝶，还是蝴蝶梦里化了庄子的“庄之蝶”们，“不会相思，学会相思，就害相思……好思量，不思量，怎不思量”，“终日想它，不去想它，岂不想它”。
这些概括了女性所有理想优点与特点的形容，当然全是从男人角度“总结”出来的，女人存在无论有多少其他堂而皇之的理由，千条万条归为一条，都是为男人消遣快乐的。
平凹对女人有这诸多的想法，最初怕是源于李渔的《闲情偶寄》诸书。
其“声容部”说：妇人妩媚多端，毕竟以色为主。
妇人本质，惟白最难。多受精血而成胎者，其人生出必白。肌肤细而嫩者，如绫罗纱绢，其体光滑，固受色易，退色亦易。相人先相面，相面先相目。目细而长者，秉性必柔；目善动而黑白分明者，必多聪慧。相女子，则“上看头，下看脚”，再看手。手嫩者必聪，指尖者多慧。
柔若无骨者，愈亲愈耐抚摩。常常形容在口上的“尤物”二字，指的是有媚态的妇人。媚态之在人身，如火之有焰、灯之有光、珠贝金银之有宝气，是无形的，不可解说的。女子一有媚态，三四分姿色，可抵六七分。无媚态，则七份人材，只三份魅力。
一句话，“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
其滥觞在《毛诗正义·硕人》和宋玉《好色赋》、司马相如《美人赋》、曹植《洛神赋》、王粲《神女赋》、陶潜《闲情赋》，直到近世的《西厢记》、《红楼梦》之“芙蓉女儿诔”等。
一色儿的，这美对贾平凹来说，是“被动”、“消极”地存在的，为“他”而活才有所意义，有所附丽，有所价值的。
诚如他笔下人物说的：“女人的作用是贡献美的，贡献出来了，也便使你更有强烈的力量去发展你的天才……”
他且有了女中同志、知音：“人都有追求美好的天；性，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喜新厌旧是一种创造欲的表现！可这些，自然难被一般女人所理解，……在这点上，我自信我比她们强，我也会来调整了我来适应你，使你常看常新。”
唐宛儿这样贱卖自己时，庄之蝶也便受了，受得理直气壮：“你是真正有女人味的女人……我们在一起，我重新感觉到我又是一个男人了，心里有了涌动不已的激情，我觉得我并没有完，将有好的文章叫我写出来！”
等而下之的，就有了一个宣言：“我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还吾性中所有”。“不买一二姬妾自娱”，那就白‘白富贵了。或说：不偷“一二姬妾自娱”，那就白白出名了。
像唐宛儿、庄之蝶这样的情侣关系，就不仅能得娱乐，而且能“小别胜新婚”地“常见常新”，一切家花儿就都不如了野花，自己有的不如偷的，偷得着的，不如偷不着的。
“想当然之妙境”，较之“身醉温柔乡”，更“倍觉有情”。
只是平凹不如此露骨地说，而说：男女相吸，“以性为磁”，“性是人类同吃喝一样重要的一种欲，性欲的刺激是以人之外貌美好为点，而欲是创造世界的原动力，这也是上帝造人之所以分为男女的秘诀所在。对于性这种欲的冲动，人类在有了文明后带有两种说法，一是称作爱情，给以无以复加的歌颂，作为所有艺术的永恒专题；一是斥为色情，给以严厉的诋毁和鞭挞。可是，谁能说清爱情是什么呢，色情又是什么呢？它们都是精神的活动，由精神又转化为身体的行动，都一样有个隋字，能说爱情是色情的过滤，或者说，不及的性就是爱情，性的过之就是爱情吗？不管怎么说，它们原是没分别的。”
“男人尊”更需“天才”来治理“天下”哩，他们蓄妃子、让美女“激发”力量，“由精神又转化为身体的行动”，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可见，这确有个分寸、场合和限度在。
美女再美，只要不是你妻子，那惟有“发乎情止乎理”，才是健全人类的行为法则，这时，性的过度与泛滥都是兽类的。
作为一种高能“动物”，说到底人还留有“兽性”“兽欲”，无法彻底脱离动物界，文明、文化以及它们的制度产物——婚姻等等，使之一定程度地得到延续。
具体到“色情小说”，它对社会的冲击，可能未必表现在其中那些人微人里的性描写、性诱惑上，而在于它对人类社会基本道德伦理的“蔑视”。
性禁忌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禁忌，也是其他禁忌的基础。假如肆无忌惮地冲破这一禁忌，那么，社会生活中任何约束都将失去意义，人和兽已无区别。
因此，色情小说因过分强调人对性欲的渴望，往往会带来道德观念的极度沦丧。
比如，古色情小说《灯草和尚》中，作者设计了一个误会，让父女二人交媾。《桃花影》里的夏非云，在云卿通奸后，居然发誓非此人不嫁。浪，则是将母女二人并列一榻上玩弄。
是《痴婆子传》里的上官婀娜，13岁上，蒙而初通人事，遂与表兄偷尝禁果，其后先后私通者有奴仆、公公、大伯子、小叔尚等，共12人。
《废都》中与庄之蝶行过房的女人先后也有四位：牛月清、唐宛儿、阿灿和柳月。差点就快做成的有一位。始终与他关系暖昧，且为之打了场没完没了“风流”官司的一位。
一那个次要人物阿兰，如不是另有人强奸，后来疯掉了，我想迟早也会被他沾惹上的。
拢共就这么些美人，现在却全成庄之蝶的囊中物了！
一个个都成得那样“应该”“当然”。无法不让人不将它定位做“色情小说”。
何为色情小说呢？
最要紧的一条，是作者注意力须集中于脐下三寸，直接、露骨地进行“性描写”，尤其是频繁出现细致的动作描写，故事情节以此为中心，或与它密切相关。
一切以性爱为点缀、意旨不在这里的作品，像《品花宝鉴》、《九尾龟》类，虽以妓女为题材，但只“点到即止”，就不算。《后西游记》因全用比喻和暗示，也不算。《隋炀帝艳史》中的杨广，不断换新，把全国最美的女人征进，每日一个还玩不过来，在屋中四面置镜，众人一丝不挂，惟他一个男人，不分白天黑夜，于中裸奔嬉戏。又特备“任意车”，哄13、4岁的女孩子上去，车缚了手脚，她动弹不得，任他摧残。这些小故事是连结全篇的网眼，作者并未注重性活动、性动作本身，同样不能算。而如《聊斋志异》中描写男女之事已出神入化的小说，也需排外。更不用说《野叟曝言》类的笨拙文字了。
此外，色情小说和房中书不一样，二者虽都细写了性活动，但后者的态度是严肃的，“目的在于传授性知识，好比生理卫生课教材，而色情小说如春宫画或X级电影，态度是游戏的，目的在于挑起性快感”。房中书的历史至少在2500年以上，而中国文学里自然、坦率地表达性观念的，起初见于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小说中出现性描写则较晚。
唐初张鷟所著《游仙窟》，是现存第一部完全以主人评批评那事那人，贾平凹则一点批评意识也无，把每次的肉爱仔仔细细写来，如何具体动着，人在如何唤着，还如何正呻吟，如何又逗趣，活活如在目前，潜意识里对人物的行为、心理抱了欣赏和沾沾自喜的心态。
要命的是，平凹性爱意识、心理上继承传统最多的晗恰是它最糟糕的部分——不以女性为独立的人。起码在他的意识里，女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他就曾对自己的妻子这样说过：“现在，全家要保障我这个重点了！”后来平凹的离婚，怕与这不无关系。一个“活活的”女人，生来却是为某个“虚幻”的、富有“创造力“的男人奉献的，并仅仅在奉献她的阴器、她的脸蛋、她的身材、她的手脚、她的皮肤、她的笑容、她的青春、她的兽性，除此以外，她不存在，没有什么需要她自己去努力、去打造的，也没有她自己该具的独立事业与生活目的。
《废都》惟一想独立拥有自己事业的女性阿兰，却是在谈工作时被街道办主任灌醉，铰了裤衩糟蹋的，越想越气，就疯了。美貌的小尼姑慧明为寺院拉了点款，做了住持，权贵却再放不过，缠住她，直让她打了胎，自此想开了：这个世界还是男人的世界。女人如同是大人的孩子，大人高兴了就来逗孩子……大人苦闷了，……把孩子当作出气筒，或当作消气机……说女人是半边天，女人可以上天，可以入地，可上天入地的女人到底有多少？女人要为自己而活，要活得热情，要活得有味，这才是在这个男人世界里，真正会活的女人。
为什么唐宛儿活得人都宠爱？她似乎知道这些。唐宛儿知道什么呢？偷情？把肉身献于有能力创造的男人——拥有这个世界的男人？但是，你说男人拥有着世界，男人可以上天，可以人地，能上天人地的男人究竟有几个呢？世上有这一类的女人吗？
有的，除了在贾平凹的小说里。
唐宛儿算一个，石华算一个，阿灿、柳月、小水等女子算半个（后来性情较前有所变化了）。
把庄之蝶和贾平凹在一点上对应，下面的话就无疑于夫子自道了：有人说他最擅长写女人，女人写得好，女人的心理写得细，都是菩萨样，是女权主义者。大概许多人都这么评价过平凹，他一得意，小说里就披露出来了。
不过，既然现实里找不到贾平凹笔底那些理想化的“献身型”女人，他哪里见得“擅长”和“好”呢？
而且，一个将女人当“器具”来刻画的作家，能配叫什么“女权主义者”吗？
无论从哪方面，我都看不出。可能是无知吧。
《废都》与色情小说清一色的女性不喜欢《废都》，感觉它脏，里面的偷情女全不真实，理念化了。喜欢读它的多是男性，作者也正看中这点了，才不惜浓墨重彩，去塑造几位女性，如花样美，主人公极解风情，情欲表现特胆大。
书上，具体写到庄之蝶和妻子牛月清做那事的场面共两次。开始两个都投入，后来全因牛月清说了败兴话，而无一成功。
至于次要人物阿灿，一共出场三次，他和她就有两次在做那活儿，并且一出场就做了，她怕他不愿做，做了都挺满意。
和柳月则是近水楼台，庄之蝶从动心而试探，到逼她就范，进展不谓不速。柳月作为他的丫头，他要她就像与妻子房事那样便利，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抱上床，一点不加克制与约束。
与情妇唐宛儿间，第二次见面他就摸了她手，再捏了她脚。三见时直奔主题，滚在了一块。
此后全程写到二人性爱过程的还有六次，次次酣畅如意。
唐宛儿这个人物存在，似乎就是为性交、为崇拜的，不仅能手淫，还一次次主动上门寻了庄之蝶作乐，月经期滴血也做那事，慢慢就变态了。
一次，柳月当场发现他们正行着好事，那唐宛儿滚着，一声儿乱叫，要庄之蝶上去，腿中间水亮亮一片，庄之蝶也就上去了。接着是近500字的“关键性”动作描写。而此时的柳月已眼花心慌，憋得难受，呼地流了下来，要走开，却迈不开脚，眼里还在看着，见那唐宛儿一声惊叫，头摇了，双手痉挛般抓床单。柳月“喝醉了酒，身子软倒下来，把门撞开”，引得二人大惊。继而，庄之蝶再抱了柳月去房里，重开锣鼓，再整沙场，杀将开来。这时，轮到唐宛儿“在门口看着”，直至“见两人终于分开，过去抱了柳月说：‘柳月，咱们现在是亲亲的姊妹了’”。这确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文字，怕是“神来之笔”吧？也可能它直接借鉴了《金瓶梅》的写法。
例如，二者差堪比较的一段是：吃得酒浓上来，妇人娇眼也斜，乌云半坦，取出西门庆的淫器包儿，里面包着相思套，颤声娇，银托子，勉铃，一弄儿淫器，教经济便在灯光影下。妇人便赤身露体，仰卧在一张醉翁椅儿上，经济亦脱的上下没条丝，也对坐一椅，拿春意二十四解本儿，在灯下照着样儿行事。妇人便叫春梅，你在后面推着你姐夫，只怕他身子乏了。那春梅真个在身后推送，……三个串作一处，但见：一个不顾夫主名分，一个那管上下尊卑，一个气喘吁吁，犹如牛吼柳影，一个娇声历历，犹似莺啭花间，一个椅上逞雨意云情，一个耳畔说山盟海誓，一个寡妇房内翻为快活道场，一个丈母根前变作行淫世界，一个把西门庆枕边风月，尽付于娇婿，一个将韩寿偷香手段，送与情娘。正是：写成今世不修书，结下生来欢喜带。过去有主子、佣人、奴才之分，有妻子、小妾、丫头之别，主子享乐旁人伺候身侧，助主子一把，主子可能不以身旁的第三者为羞为耻，照样快欢，它的环境是允许的，人的意识是接受的，写作的人对他们的行为，字里行间充满谴责之意。
到了20世纪的中国，这事情、这意识居然还在，并是在城市，每个都见过些世面，作者对他们做这事还很欣赏，我们能理解吗？庄之蝶刚与唐宛儿做完，还能否紧接着就和柳月继续？门口立了个唐宛儿，他庄之蝶怎就能进得去？他居然进了，那鸡巴不是铁打的，木箍的，过分厉害了吗？唐宛儿也真是的，冷漠地欣赏二个赤身的肉在“搏”，尤其看那柳月的动作表现，见他们完事后，又心安理得于庄之蝶一妻二“妾”三丫头的关系，以“亲亲的姊妹”套起亲乎来。
这样个人物，不能不使我联想到《杏花天》中的雪妙娘和《肉蒲团》里的玉香。她们虽是三个不同类的人，但内中表现出的作者理念，何其相似乃尔！
雪妙娘本是扬州妓院中当红名妓，见多识广、能征惯战，寻常男子难满她意，与封悦生春风一度后，就死心塌地，身心相许。因封悦生得异人传授，可通宵达旦辛勤工作，且有种种奇功，能使雪妙娘欲仙欲死。雪妙娘便心甘情愿地“金盆洗手，退隐江湖”，终日闭门索居，痴痴地盼着封悦生来娶她为妻。苍天不负，数年后雪妙娘终于带着她辛苦挣下的万贯家财，嫁与封悦生为妾。从良后，夜以继日地寻欢作乐，不到一年，精竭髓枯，死了。她慷慨赴死的勇气，与英雄可平分秋色。封悦生呢？凭一身“好武艺”，连娶妻妾12人，日日车轮战，居然享尽荣华，富贵寿考而终。 玉香则是出嫁前闺训严，“耳不闻淫声，目不睹邪色”。出嫁后，在夫君未央生调教下，进步神速，立有燎原势。不久，未央生远游，名为求学，实为猎艳。玉香独居深闺，难耐欲火，只好去勾引男仆“遂心”。私奔后，男人即卖她去京师妓院。改名花妙，拜风尘奇才顾仙娘为师，尽得真传。因她姿容绝世，又有“俯阴就阳”“耸阴接阳”“舍阴助阳”三绝技，很快声誉鹊起，门庭若市，连不知真相的未央生也慕名往嫖。玉香一见丈夫，误以为是前来捉拿她的，羞愤交集，悬梁自尽。
“在这些小说里，女性的情欲被看作驱动她们一切行为的最重要力量，甚至可以说，在作者笔下，获得性满足是女性惟一的、生死以之的追求。为达这一目的，她们从来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但之所以要这样写，未必是因作者确实这样想，而是因要迎合男性读者口味：一个古今通行的常识是，女性旺盛的情欲，是对男性最强烈的刺激。”
相应地，男主人公又毫无例外，都是疯狂的情欲追求者，作者总不遗余力地对他们的性能力作耸人听闻的描写。
从而，像贾平凹在《废都》中对庄之蝶性能力那样夸张化的描述，在过去的色情小说中，也早有先例了。《肉蒲团》中的未央生，曾通宵轮番应付过4个女人。《浪史奇观》里的浪子，则占着2个夫人、7个美人、10个侍妾。夸张到极处，就会走向性虐待。《绣榻野史》里的大里，能叫金氏疼得走不动路。未央生则让花晨三四天起不来床。《禅真后史》里的的西化和尚，竟使沈氏送了性命。《废都》里的阿灿则声称：“我现在只要一个要求，我求你不要笑话我，你如果愿意，我想一丝不挂和你睡一觉……”冲过澡，精心妆扮后，她赤条条出来，先是“翩翩而舞，竭力展示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再是“一颗原子弹把他们送上了高空，在云层之上粉碎……所有曾在录象带中看到的外国人动作，所有曾在《素女经》中读过的古代人的动作，甚至学着那些狼虫虎豹、猪狗牛羊的动作都试过了，做过了”，阿灿很满足，分手时说这是最后一次，她再不找他，也不要她找他，让他彻底忘掉她，她不想让人知道他们认识，“我要保你的清白……我已经美丽过了……你就不用来见我了；你就是来，我也不见你，不理你”。之后她真是躲着他。当初，她一知道他是谁了，就和他做在一块，不求他什么，仅仅是“有你这么一个名人能喜欢我，我活着的自信心就又产生了！我真羡慕你的夫人，她能得到你……我嫉妒她，太嫉妒她了！但你相信……我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和负担的”。
阿灿是这样想，也这么做了。唐宛儿、柳月更是冲了他名气去的，最后也是一个个都走得“无声无息”。多好的女人啦！真个全是菩萨哩，她们出场只为“奉献一切”的。
这种畸形的念头，全出于作为男人的作家贾平凹，面对女性时，对自己性行为极度恐惧，和对自身性能力根深蒂固的自卑心在作怪而萌发的。
从先秦始，中国人性观念里就认为男人性能力有限，女性性能力无穷，一切房中术的诞生，都是为弥补此一不足的。这导出许多合理方法与技巧的发明，也培养了无数怪诞的、乃至有害的幻想。色情小说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清楚。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借相思套等器具，都还是“常规武器”。服春药至于暴亡的，自《飞燕外传》到《春闺秘史》，屡见不鲜。得异人传授，通过类似练习气功的方法来控制性器，使之伸缩自如、百战不殆的，那就更人了魔道。另有《肉蒲团》中未央生所做的那一类“手术”：把一条正在交配中的狗鞭，切四缕，趁热敷在自己的“本钱”内，三个月后便可“横行天下”。庄之蝶呢？什么都不需，他是无师自通的，能力来得莫名其妙。
人类性行为，就其本质说，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男性和女性经此而相互占有，在彼此的融合中获得对自我的肯定，完美精神与心理，从而能积极实现生命的价值。其满足是朴素的，其实现是健康的。“梦是愿望的达成”。色情小说却是人在现实里无法满足时，借幻想而实现的一种虚拟化表达。
《废都》对女性过分的理想、理念化描写，也使得所有偷情女性，在庄之蝶身下时的动作、心理动机，高度一致起来，投射了作家自身的一厢情愿，正是一个近乎畸形的白日梦。
只要人类还有“梦”，这障碍就无法逾越，它的广受喜爱、大有市场，就很易实现。因此，作者为了投人所需所好，写成这样，其选择是深具智慧的。
可悲的是那些“多情女”，“当其始也，不过一念之偶偏；迨其继也，遂至欲心之难遏。甚且情有独钟，不论亲疏，不分长幼，不别尊卑，不问僧俗，惟知云雨绸缪，罔顾纲常廉耻，岂非情之痴也乎哉”。唐宛儿就是这样个悲剧的“祸星”。她为满足自己的情欲，而不顾一切了。后来她的不幸，是为作者同情的，她与庄之蝶的关系，更是为作者激赏的。但其不幸却是很可免除的，庄之蝶、周敏、孟云房都知道她被原配丈夫抢回去，在经受非人、非法的虐待，一个个却失了头，不去报警，请警察协助，帮她彻底跳脱苦海，做着学者、作家、名流的男人们，想到的只是打架、开溜，岂非有点天方夜谭？
贾平凹这是想要干嘛呢？
他是想说：一个男人为满足自己情欲，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可以原谅吗？假如他满足过了，那手段与目的也都是可圈可点可贺可羡，不必负责的？
无怪乎男人都愿做庄之蝶哩，玩着女人而浪漫、安全、快乐，一身轻松。《废都》就具有了“世界性”。西方人有一个传统，喜欢看中国人的“隐私”，看他们自己所不具备，而又能被他们理解得了的东西。在他们那里，中国古典小说受评价最高的不是红楼、三国、水浒、西游，也不是《金瓶梅》，而是《肉蒲团》和《好逑传》。恰如中国人往往认为西方男性有较强性能力一样，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最擅长做爱。
《废都》这部“擅长做爱”的书投了缘，很富于文学性，引用的顺口溜也是为他们所陌生的，再有点东方的神秘主义味道和色情想象，在浪漫的法国，不拿个“费米娜外国文学奖”才怪。
这当然是我的个人看法。平凹一定是不服的。
结构纰漏
结构上，《废都》受《红楼梦》启发最大。我发现它也是先来个“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让孟云房对一个边角儿周敏，演说西京“四大闲人”，分“社会闲人”、“文化闲人”两类，有“四大恶少”、“四大名人”之界，极对称，相当于红楼中“太虚幻境”里“金陵十二钗”的正册与副册。
逐个介绍后，烘云托月，带出主角儿庄之蝶。再由周敏领进来另一个主角唐宛儿，生出一段“风流案事”。《红楼梦》里的那个“边角儿”则是贾雨村。可见得作者的匠心、襟怀，起首不凡。前则还有《浮躁》、《商州》的风俗景物，大气磅礴；后则有《高老庄》、《怀念狼》的世态人情，细致多味。可惜在贾雨村的那个老弟贾平凹，做事不够坚持，每部长篇都是紧锣密鼓了一番，声儿渐远渐弱，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缺乏一个可信的、有深度的人物支撑。
《浮躁》里“不是平地卧”的第一主人公金狗，从起点飞出去，盘一圈，末了又回归起点，目的只为搞倒在州里、县里、乡里，都深有势力的田家与巩家两大家族中最有权力、地位的三四人，不料受他们诬告，坐了牢，他落难了才想起早已抛弃的情妇石华，让人找她救自己，而她一旦知道了，非仅不怪他薄情，反去省里找了先还避之惟恐不及的高干子，屈辱地求救，并为旧情人金狗牺牲了肉身。金狗出狱后，石华又失踪了似的，再不被提起。
其救已莫名其妙，其“失踪”同样不可思议。
贾平凹不肯到这里就作罢，为了让读者相信金狗不回报社、甘心在州河里撑船、回到他的起点的选择是对的，又特意编派一个理由，加条“光明的尾巴”，展望开“未来”，说：是那几个月的监狱生活激醒了我，知道了在中国，官僚主义不是仅仅靠几个运动几篇文章所能根绝的了。
而只能在全体人民富起来的基础上来发展文化教育，富起来的过程也便是提高文明水平的过程。到那时，全体人民水平提高了，官僚主义的基础才能崩溃。我这么思想：提高人民的文明水平只能保持目前的基本政治格局，一步步发展生产，同时一步步改革政治格局，逐步把生产、文明搞上去，这才是一条切合实际的正路。如今咱们合股，要干就先取消那些不着边际的想入非非，实实在在在州河上施展能耐，干出个样儿来，使全州河的人都真正富起来，也文明起来。
一年以后，金狗果就有了水陆运输公司，先富起来，有钱去买机动船了。全书以他妻子梦见“国家允许民主推荐各级领导”，金狗当了县长告结，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回头来，我们不妨先推敲推敲金狗那段“豪言壮语”。我觉得他说话很像个“政治家”，适合写材料，干“理论性”政治工作。其论抽象，高屋建瓴，有步骤、有方向、有目标、有气势，只底子里满是几千年来乡民们彻头彻尾滞后、僵化的思维理念。
自古富人多的是，心灵慈祥的富人也不少，带领乡民“脱贫致富”，没有千儿八百年历史，几百年历史总有的吧？哪一朝代会少了这些人？谁在当政不说自己的政府要救苦救难？
问题就出来了：“真正富起来”以后，是不是就一定会“发展文化教育”？发展了文化教育以后，会不会就肯定能“提高文明水平”、“改革政治格局”？“文化教育”与“真正富起来”，谁是谁的因，谁是谁的果，谁是谁的“基础”？有没有这样必然的“基础”？
进而，在中国“只有发展生产”，才是走了“正路”，而别的都是“不着边际的想人非非”？
如果金狗从事的是其他行业，我还不会批评贾平凹这些貌似深刻的论调，金狗干的恰恰是新闻媒体，做记者的，履行的是“监督”职能，代表了“第四种权力”，即“民意的眼睛”。
一篇表达“民意”的文章，就能搞倒一批真官僚，让整个东阳县重组，全省震惊，一时尽改“官僚习气”，踏实为百姓办了几件事，一定范围、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改革”了“政治格局”。回州河撑船，除可以“展望未来”外，还能做什么？
所以，我认为这个过于概念化的人物，其性格深度，反不如一个次要人物——作品里的英英。
到《废都》中，唐宛儿遭绑架回潼关后，受着非人的待遇，西京的几个男人跑的跑、溜的溜，哭哭啼啼，全当了缩头龟，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枉为了都还是个人物！
《高老庄》又等而下之：回乡作客的子路和西夏，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关注的只是它的文化，那文化能给自己多少研究资料，而不是父老乡亲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因此“不足以在乡村的冲突中充当主角，他们的眼界的局限，又限制了经由他们的感知对于乡村里的风云人物和时代精神的深入开掘”。
作为“大师”的贾平凹，写作长篇小说时的贾平凹，其驾驭结构、操控人物、编织故事的能力，不是有待进一步提高，而不要日日写得很生猛，跟印钞机比速度吗？
神神道道
贾平凹是个语言奇才，出于他笔下的文字都很耐读有味，精致简练，活活生趣。
因了这一点，他是当之无愧的、出色的大散文家。
他的许多小说，刨开其中的人物、情节、思想，单看他对民俗风物的描写，那真是大师级水平。三毛只看了平凹的《天狗》、《浮躁》，就敢说他是个“大师”，从某种程度说不是毫无道理。活着的中国作家里，我最爱看的也是贾平凹的语言，看其他作家的书，感觉也有很好的，却认为还没有哪一个能在文字上超过他的。
这是他长期磨练、浸淫于古文以及天赋使然。
《废都》承继明清小说传统，开闲笔之先。以怪异起文。把天南地北的街头流行语、笑话（段子），都说成是西安的，纳入了小说。同时代人，如我，到处能听见有人在说，可能已厌于这些，但对这时代环境不熟的人——外人、几十年以后的小辈们来说，却可能是新鲜的，有趣的。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口头“民间文学”，与内容应是一体融和的。
贾平凹在这里做得最好的是《饺子馆》，开头就说段子，由段子引出故事主人公：
在西安，常常被编成段子受戏谑的是上海人和河南人。说上海人如何地小气，买烧鸡只肯买鸡爪子，买一只鸡爪子从西安上火车，一路都在嘴里啃呀，啃呀，到上海了还没有啃净。编河南人的段子就更多了，著名的是董存瑞炸碉堡……西安人戏谑上海人，上海人不多理会，因为上海离西安远。河南人就不行了，骂西安人“日巴耍”。“日巴耍”是西安的土话，意思即没正经没品位。陕西和河南是邻省，西安城里五分之一又都是河南籍人，西安人和河南人就有故事啦。
这个故事是在西安的一家饺子馆里开始的。
故事讲的是西安文联组联部主任、专想“吃请”的胡子文，给河南老板贾德旺出鬼点子，做大了生意，贾德旺进到政协了，先还给胡子文分成，后就不给。胡子文便从中捣乱，贾德旺很快在政治上失意，忙又登了胡子文的门，再请他出面调停。最后，二人喝多后，一个被钱袋子砸死，一个从椅子上摔下死了。如果这两个人都各干各的行当，不去越界，就不至于早夭，后来却不安本分，受到报应。这么说，段子和故事之间的关系就很水乳交融了。
二者关系结合最差的则是《废都》。
里面设计了一个捡破烂的老头子，惟一的作用是让他说一些针砭时弊的顺口溜，作者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就叫他出场，口传谣儿，不伦不类，也过于生硬，过于“神出鬼没”了一些。
开头老头子说的那段“十类人”，却没有一个是全书的主角。中间那段“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对背，老婆告到纪检会……”等，指的也是些官僚。庄之蝶既不好酒，又不在做官，老头子出现已很突然，再拿他说事，更无从提升主题，而近于盲人摸象了。这些“伤”还都是局部的、外部的。贾平凹糅合最不到位的地方，是小说几层主题间的内部关系。
他想仿照《红楼梦》，有形而下世界，有形而上世界，悟性越高的读者所得越多，便特意安排了一些神神秘秘的东西充当道具，提供探向其他神秘空间的角度、桥梁，如高人预测、算命和鬼事及各种神通等。
《废都》里就有个通了阴阳的老太太，庄之蝶岳母，满嘴人话鬼语——你说她讲的是人话吧，她明明没对哪个人在说话。你说她讲的是鬼语吧，许多事上她说了后立即都应验了，阴森森的，似乎很有点《百年孤独》的味道，那一世界对老太太仿佛也真个是洞开的。其实古里古怪，并不见得生了效。
例如：老太太就说：“一个鬼去投胎了，那个孩子就要出世了！”一语未落，果然听得远处有婴儿的啼哭声，遂听见有人在马路上噔噔噔速跑，接着是拍一家门板，大叫：“根胜，根胜，我老婆生了！你快起来帮我去东羊街买三个锅盔一罐黄酒，她这阵害肚子饥，吆头牛进去都能吃掉的！”老太太已在说谎，而况，现在的城市中有谁还敢在家里生孩子呢？更不要说还是在西京城里！生就生了，丈夫还跑上了大街。跑就跑吧，又拍起人家门板，站在门外就大说特说了一通，怕庄之蝶们听不见，怕读者们听不见，怕说出来不幽默、不风趣……
为了证明老太太说的鬼话“灵验”，作者不惜因意害文，伤筋动骨，破绽之多，结果还是“此地无银”，欲盖弥彰！
《废都》里另有条在城中行走的牛，它能像人一样思考，忧天忧地忧人忧己，排斥现代都市文明，留恋乡土，拿乡土文明之假想的优长，比照都市文明之或有的短缺，目的却又不为回归乡土。至于指向了哪里，只有天知道，恐怕贾平凹自己都不知道的。书上，那牛长篇大论地进行思考的共有三处，后因病被杀，庄之蝶得了它皮子，才永远停了思索。牛的主要思想有：人不是猴子变的，是牛变的，牛的思维靠反刍，动物中只有牛还站在人这边，听指挥。
人与牛都有前世后世，前辈子都熟悉，今辈子又打了交道。人创造了城市，把自己限制在城市，建筑和人越来越多，城市使人的种族不断退化，自己也因抽水过度而下沉。人与人间的关系很陌生，发动着战争，消灭同类。
城里人则过于讲卫生，不耐饥寒，退化得只剩个机灵的大脑了，没了佛心，“还能干什么”？所以，牛“真恨不得在某一个夜里，闯入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家去，强奸了所有的女人，让人种强起来野起来”。庄之蝶每日都直接趴在牛身下吸奶，是有点“强”有点“野”了，成为牛在城里的一个变种，“佛心”还存，化身为得了绝症、痴情不改的钟主编写情书，安慰他余生，再为他在死前争来高级职称，还“强奸”了所有他愿意“强奸”的女人，为她们“改良”品种，真算得功德无量的。问题是，借牛的“思考”来批评城市文明，太勉强，认为它的“力量”能改良人种，更是找错了对象。
牛的迟钝、愚蠢和不可教远胜于人，它只有个庞大而笨拙的身躯，抵得了什么呢？作者把这东西写得也不够美，强行绑在一起，实是个大大的败笔。除此以外，贾平凹又故意造出些神秘现象，塞进许多异人。
《浮躁》里有个和尚，能稍作预测。他说韩文举命上本可当官，却是早年演过戏，“让你在戏里冲了命”。到《美穴地》后，这“异人”又当了主角，写了一个能帮他人踏“龙脉”的、名为柳子言的人的情感故事。柳子言一辈子为别人踏出不少好脉，旺发生家，临终为自己儿子踏了个官穴，老婆问“能做了多大的官”，他回说“很大的官，真的，大官哩”。二人就抱了对儿子美好的想像，在那穴里把自己活埋。
十年后，他儿子果做了“大官”，却原来只是在戏台上演戏：“柳子言踏了一辈子坟地真穴，但一心为自己造穴却将假穴错认为真，儿子原本是要当大官，威风八面的官，现在却只能在戏台上扮演了。”怎见得“原本是要当大官”呢？天知道。真正的“大官”，到贾平凹那里，却都成了“神”：毛主席是至人之生，……他也是神嘛，毛主席的神大，他管着百神啊！“你既来问金狗的事业，不妨扶乩，咱们问问三老吧。”小水说：“三老是谁？”阴阳师说：“你瞧瞧墙上的像吧。”
看时，竟是一张年画：苍松翠柏中立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阴阳师便将三支“大前门”牌香烟点燃，插在年画下的香炉里，说：“金狗要干的事业，都是社会上的大事，这就只能问三老了。三老是当今大神，你跪在那里，心里只是默念你所求的事，他们会给你写出字来的。”
阴阳师说：“三老保佑你家金狗了，你放心他去干吧，说不定真有一天，金狗要成一番大事啊！”毛主席人死了，但他还是神，神的东西在家也辟邪吧！把毛泽东称作“神”，虽不一定就代表作者本人的意思，但他很念叨这事，翻来覆去，可见得说多后他自己多少也有点信了。
“文革”时期，我们干脆就把毛泽东当了真的神膜拜，贾平凹是从那里面过来的，受过很大的罪，种种以“神”为借口的东西出台，害人无数，他父亲甚至被打成过“反革命”，三天两头写翻案材料，却不得昭雪，又被野菜、稻糠伤着了胃，成了日后患绝症的因头。贾平凹自己则不能上学，不能考大学，推荐上去，差点就不能录取。现在一切过去了，他不以为意了，也好像全忘掉了，觉得这些意识再平常不过，应该反复叨咕，再次强化领袖们作为“神”的身份与作用，还一点批判性思维都无，倒是连毛泽东身上极其明显的一些“不良习惯”，也拿了来当作驳斥别人、宽安自己的理由。
可能平凹的本意是为造点幽默效果，但从中流露出的却是“两个凡是”的魂影，不能不让人警惕。如：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终没有学成。后来想，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延伸了就是：毛主席这样说过、做过，那我就要跟着说、跟着做；既然连毛主席都没有说过、做过，那我也不做、不说了。毛主席发动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说它们“就是好”，我也得支持，高喊“大跃进”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伟大……
在这里，我不是想和贾平凹抬什么杠，也不是要把他的话上纲上线，我不会做这类卑鄙的事，我只是根据平凹的话作了适当的、逻辑上的延伸，得出一些可怕的东西来，希望他今后能对有些事、有些话反思一下，不能迷进了，被它们融化掉，变了毒与害，来贻害、流毒万年。
此外，对于神书、八卦、画符、算命、门坎年等等，贾平凹越到后来，设计越多，越让人不由得不信。
这在《浮躁》里尚不显明，到废都》后，已处处能见了。偏还把前因与后果都一齐亮了，让它们得到证验，那就真的“神”了，不由你不信了。并且，这些东西除了传达一点毛骨悚然的因果报应外，并不能引起我们形而上的联想——贾平凹的本意是要我们由此而能“形而上”一些的。《红楼梦》作者以“假语村言”，构筑了“太虚幻境”，对应着整个凡世人间，里面的僧道是完完全全的“神仙”，连串起真幻二世界，预测并见识了一个个人物的结局，演说着世界的无常，荣华富贵的无常，生命的无常，是一出大不幸、大悲剧，造起了“形而上”的境界、氛围与天地。
效仿它的《废都》们，“异人”是实实在在的凡人，畜生是实实在在的牲口，食人间烟火，没有来自本真之处的、难以消解的纠结、矛盾，也没有多少值得思考的、说不清道不明而感觉存在着的“大未知”，一个个却“神出鬼没”得毫无道理与由头。所作的预测前头刚说，后头就见了结果。所做的思考，也显得太大众化了，没多少深度，反有点做作和矫情。
稀奇的是，有了这些垫底，贾平凹对数字和“神秘”就很迷信了。他的迷信都是极其认真的“迷信”。
他曾这样自我介绍道：贾平凹，男，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生于1952年农历2月21日，属龙相，身高1.65米，体重62公斤，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住院时护士发药，我是348，在单位我是001，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8302328，去机场安检处，我是610103520221121……我贾平凹是一堆数字，犹如商店里出售的那些饮料，包装盒上就写满了各种成分的数字。社会的管理是以法律和金钱维系的，而人却完全在他的定数里生活。世界是多么巨大啊，但小起来就是十位以内的数字……二月二十一日，这一组数字是我的生命密码，我崇尚221，敬畏221。我先后调换过四次部门，迁居过九次房子，也写下了五十多部书和数以千幅的字画，我做每一件事无不有各种神灵在点化，召引着我……
贾平凹本想写数字如何把人类异化掉的，但他在人为打造的“神秘世界”里逗留久了，不知不觉自己也钻进去，不肯出来了，以为“做每一件事”真有什么“各种神灵”，在点化、召引他了。
谢有顺曾说他在读《废都》、《高老庄》时“大吃了一惊”，认为贾虽是“公认的当代最具传统文人意识的作家之一，可他作品内部的精神指向却不但不传统，而且还深具现代意识；他的作品都有很写实的面貌，都有很丰富的事实、经验和细节，但同时，他又没有停留在事实和经验的层面上，而是由此构筑起了一个广阔的意蕴空间，来伸张自己的写作理想”。“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他应用的都是最中国化的思维和语言，探查的却是很有现代感的精神真相，他是真正写出了中国人的感觉和味道的现代作家，仅凭这一点，你就不得不承认，贾平凹身上有着不同凡响的东西”。这恐怕有点不切实际，起码我对其中的某些话，如对贾平凹作品精神指向上的恭维，是持不以为然的态度的。
散文大家谢有顺有一个观点我很同意：散文“为人类一切无法归类的情感和心灵碎片提供了含混的表达方式”，“好的散文一定是心灵的奇迹和语言的意外收获”，贾平凹的散文，“说书，说话，说人，说事，说生说死，谈奉承，请客，花钱，谈房子，打扮，玩牌，都是从微小的细节入文，趣味生动，精神也自在，没有陈腐之气，整体上还给人开阔的想象。我想，散文之大，应该指的就是这种从小而大的大；事是小的，但精神是大的……我非常喜欢贾平凹散文里那种实在的、生活化的基础部分……众多物质性元素（坚实的细节和经验），支撑起了他散文精神流动的河床和气势。好的散文是悟出来的……”，贾平凹的散文，“有小说家的实（物质性），又有思想家的悟（精神性）”，他就成了一个善于悟的“好的散文家”了。
然而，贾平凹只算得散文界的大家，而非大师，一字之差，两种境界，是很不一样的。
“大师”是相对于外界来说的——他应是人类的良心，关心民瘼，以万民之苦痛为苦痛，代万民立言，为弱势群体呐喊、鼓吹。这就需要大能量的心灵和坚硬的脑神经，来经营猛烈尖锐的文字，给读者带去强烈的思想和心灵的冲击力。鲁迅、李敖就是好的例子。
“大家”则相对于自己而言——他不必有那样的责任、使命意识，有点子语言天赋、悟性和勤奋，写成红极一时的人物了，所写的东西质量很高，精致有味，当得上上品，内容上却都是吃喝玩乐，谈人生、谈理想那一类，非常人性化，触及到了人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写得松弛、传神，让读者意识不到他们在什么地方着力了，“他们的力量好像不知不觉被分解到了那些文字的碎片之中”，看似不疼不痒、可有可无，却经久耐用，“给人智慧，让人舒适”，适于一切年代作消遣用。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张爱玲等，都是这样的。
贾平凹也是这后一路的。
我们很难说哪一类更好，只能说它们各有各的用处。
可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前者是让我们尊敬的一类作家，即使我们有那样的能力了，也不一定就有他们那样的作为。后者我们只佩服他的天分，认为只要我们有它了，也是会做得和他一样好的。
从作品的角度说，若单就社会效用、思想深度、震撼人心灵的程度看，也许前者好一些、伟大一些，可从作品艺术的生命力本身说，后一类倒可能是更为隽永的。
具体到贾平凹，他选择哪一种风格，有他能力、性情、条件上的限制，同时，环境因素也不能不考虑到。
这些都是应该能为众人理解的。怕只怕作者写作时，有意遮蔽什么、歪曲什么，或者尽拣好的说，不敢讲真话。
贾平凹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嫌疑。
你看他描写商州的那系列性的散文，什么《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三录》，还有什么《在米脂》、《走三边》之类，写的都是些穷得连兔子都不去拉屎的地方，在平凹笔下，却美得让人忘怀流连，其风物与民众，原始而淳朴，山人都过着安详宁静的生活，桃源诗般，“欢得像风里的旗”。连偶尔涉笔到的、掩盖不住的苦涩和灾难，、都被作者填满的诗情画意涂抹了。这时，他倒真像那个衣锦还乡的子路了——把看到、听到的全当成他的研究资料，一副局外人心态，一个“过客”的心态，于是在他细致曲折地刻画着的乡民环境的风情画卷之后，就有了一些“讴歌”出来：别以为这块土地上，有着污水，腐叶，牛粪；我说，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却正使土地肥沃起来了。别以为我的身边挤满了荆棘，藤蔓；我说，这些恶劣的玩意，却正使我努力地长直躯干了。你知道吗，我是什么？我就是我，社会主义。
中国便是我身下的这块土地。栽我培我的只有你啊，农夫，我亲爱的党。用贾平凹的尺子衡量，所有恶劣的玩意，所有苦难、所有不幸、所有冤屈……全有正向、积极的意义，都值得歌颂。
我觉得这不无道理的，一切“辨证”嘛。不过，它暗含了一个极大的黑洞或误区——隐匿了作恶与犯罪，为坏蛋和大大小小的历史罪人，预埋下开脱自身罪责的退路。
你可以说“文革”如何如何罪恶，但就是找不到作恶的，或一把推给“四人帮”，其他人处身其间，则是为能历练出来，“长直躯干”的——要不是这几号人作怪，说不定我们的“躯干”这生都长不直哩！
如此，还有什么好歹善恶之分呢？
作为一个社会，作为在社会环境里生活着的人，应有一定的是非观、道德观，定一些最起码的“底线”，以供所有人遵守。
超过底线的，犯了罪的，不论什么人，也不论过去有过什么功绩，都该接受相当而公正的惩处。
贾平凹只知有“辨证”，不知有“底线”，不知有道德和法律约束，那就走过了，走到对立面去了，一副“过犹不及”的目光，好像如巨了似的，原来只是个探照灯，直来直去，一路照上天去，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真说出来。那些个讴歌，就显得不实在，太假。
如果商州、陕北高原或者甘肃、新疆等地，真是很富有，真就无苦难，真没有那些大沙漠、大戈壁或深山老林，作者游山玩水一番后，回来写点游记，发点感想，记述美好难忘的人物景观，无可厚非，要命的是那里的人，日子过得不幸，生活艰困，写那种环境的散文理应以人为核心，写百姓真实日子的，贾平凹却多“置之度外”，吟咏起了山水、传奇和历史、地理，他炫耀的是自己对乡土有着多么深厚的知识，惟独忽略了人——还在挣扎着的乡民们！
别人活得再不好，他贾平凹何必关顾呢？
他关顾到的只是“今日世界，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以人的需要来进行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但这种人工化的发展往往使人又失去了单纯，清净，而这块地方便显出它的难得处了”，“有人说这里是绝好的国家自然公园，土里长树，石上也长树，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
仿佛“自然公园”是比现代化文明要高胜一筹的，这“人工化”的世界污七八糟后，只剩了这种地方还留有“单纯，清净”，而他“反对”“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的目的，也不过就因失去了这点点东西。
都市不缺“单纯，清净”的人与环境，缺的是平衡的生态。“人工化”弄不好就会破坏原本和谐的自然生物链，带来污染和水土的超量流失。
荒漠带或“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的地方，其贫穷、闭塞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以那种地方的“人文”“自然”，反现代城市文明，是一种颠倒的历史观。而看不到那里的贫穷、愚昧、落后，不加批判、抓不住要点地看待那地方发生的事情，把人导进误区，真还不如别写。
仔细寻看，我发现只要是不牵涉贾平凹本人的，那散文里就难得有苦难、不幸、冤屈，一旦有他出场，它们又就回来了。
同是谈商州地的《我是农民》、《祭父》、《我的小学》、《纺车声声》，完全反了调，换了天地人间，那里的美景和风俗全淡化了、退居二线了，描述的是生活的艰难辛劳，自家的冤屈、不幸，和种种驱人泪下的生活细节。
为啥？因那里面的主角是“我”，有了个“我”，一位正在长成，却还未像后来那样长成大树的苗苗，风雨遍地，这苗苗现时还经不住风雨。
为什么贾平凹见到了自家身上的风雨，换个旁人却看不到了呢？
不仅看不到，他还要为那闭塞之乡树碑立传，赞美不休，这算什么呢？
散文里，贾平凹谈得最多的主题，正是那些没有了真实的他自己的“自然”、“玩物”以及“长舌男”、“美食家”、“闲人”、“弈人”、“秃顶”等，类于“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
当然，他散文里的优长之处也是很明显的。他有的小说，也确实写得很好，像《黑氏》、《阿吉》、《饺子馆》等，但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不把女人当中心来写，或根本就没有女主角。
若要把贾平凹的文章排个名次出来，那么我认为，他写到真实之“我”的散文第一，未写到真实之“我”的散文第二，不以女人为主角的小说第三，把女人当核心来写的小说第四，诗第五。其中他的诗和所谓“女人”小说写得都没“及格”。
我认为平凹的语言，无论小说，还是散文，自始至终都无可挑剔。能够挑剔的是在他论理时。
说道理是平凹的弱项。在这里，他的弱与莫言的有所接近，只稍微强一些。
无法说清原因何在。
因为，假使说它是学养不足促成，那反例是学养越多会不会越伤害作家感官的灵敏性呢？
理性发达型作家，普遍存在一个感觉不及的难题。
贾谊、苏东坡、罗曼?罗兰、茨威格，皆以力量气势或心理分析胜。如《红楼梦》作者那样感性、悟性、灵性、理性全优的，天下几人？
上帝造人是派了缺陷给他的。
《红楼梦》作者不也有着短寿和生不逢时的缺憾吗？
因此，我对平凹的评价或态度是复杂的。
再回头去读他的《丑石》，我突然意识到平凹就像这“丑石”了。
外表上，平凹曾是自卑的，个儿矮，长相不惊人，不过他这人有特色，不是做“小玩意儿的”，能“以丑为美”，凭内心的灵清之气，化育笔底万象万物。所写“丑事”，人的情欲、贪婪、狡诈……，便全美了，算得“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又因“补过天，在天上发过热，闪过光”，常遭“一般世俗的讽刺”。
一旦有过这层哲学上的参悟后，平凹对一切毁誉就能够超脱了，了无挂碍了。
是不是呢？
2003年3月21，北京。
我一朋友在北京地铁口买了本书，上有“贾平凹”三个醒目大字，疑是平凹新著，夹进地铁再看时，却发现竟不是，只书名由他题写，作者名字反若有若无，埋得很深很远，不禁大呼上当。看来，“贾平凹”三字还是值点钱的，他也乐意到处显摆自己的“写字”，既卖了钱，也卖了名，划算。作怪的事还有。
20世纪末，平凹出了文集，达14卷之多，自己才40多岁，就计划每卷上附一字装饰，出齐时就是刘邦那首孤诗了，合23字，有自得之音，含王霸之气，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计23卷，出14卷只到“故”字，离最后那个“方”字尚远，但“瞬间的感觉里，我立即知道我的一生是会能写出二十三卷书的”。后来就有传闻，说贾平凹给自己算过啦，他一生要出23本书，“方”肯“故”去，见马克思的。
我当时就一疑，想起一事，是我在北京某著名刊物做“贼编”的朋友，称贾平凹通阴阳，懂卦象，知未来，她自己每遇出差，都记得给千里外的他去电话，让平凹卜一课，看看吉凶。
这时，平凹就叫她随口说个字来，拆拆分分，推演成卦，据卦生意，算出的“命”很灵验。要是出行不利，我那朋友是坚决不肯走了。
现在平凹是把命算到自己头上，亦未可知。
有关他的神神道道的传说逸事还很多，已成文人们酒足饭饱后的笑资与美谈。我就有个印象：在20、21俩世纪交过期，中国文坛最会炒自己的作家很有几位。散文界的老大非余秋雨、李敖莫属，小说界的则以贾平凹突出。
这几位，每有新书出来，都先要搅个天翻地覆。许是作者无意，外力推波，但客观效果成形，让人难以疏忽。
自出道始，贾平凹就一直是深受多人关注和争论的焦点。2000年至今，这个被台湾当红作家三毛，称为“巨星”、“当代大师”的贾平凹，作品产量上更是大丰收，平均每年都出几本书，相继问世了《怀念狼》、《阿吉》《饺子馆》、《病相报告》等中、长篇小说以及《我是农民》、《西路上》等散文新著。同时，花城出版社还推出孙见喜三卷本128万字的《贾平凹前传》，可谓骇人！加上前几年《浮躁》获国内学者、作家评选，美国人颁发的“美孚飞马文学奖”；《废都》一经译为法文，在法国出版就得了个“费米娜文学奖”，至今已过千万册的印数，行销众多国家，把他推向人生峰巅。而随着他不断经营地位，宣传自我，推出新作，艺术手法日见成熟，声望还会高升，影响也会更大，面临突破的“鸿沟”自亦越来越深。
我这里做的，只能是乱弹琵琶，在他的斐然成就外，弹点异调别音出来，也许很不协和，姑妄作一家言，于人于己，或可皆有裨益。
爱·性·女人观
贾平凹曾说：“男人们的观念里，女人到世上来就是贡献美的，这观念女人常常不说，女人却是这么做的。”
继而，他把女人分了类：“有硬格楞噌脆类的，有粉白细嫩润类的，有黄胖虚肿泡类的，有黑瘦墩粗臭类的。”平凹笔下的女主角儿多“粉白细嫩润类”，《浮躁》里的水儿、石华，《废都》里的唐宛儿、阿灿，《美穴地》里的四姨太，《高老庄》里的西夏等等，皆为作者属意，是他所想念的女性形象。
这些人儿有些共同特性，就是：她实在是通体灵性的人，艳而不妖，丽而不媚，足风标，多态度，能观音，能听看，轻骨柔姿，清约独韵。
虽然有点野，野生动力，激发了我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这个人人儿，你已经幻化了与我同形，就做我的新妻吧。
譬如：“小水在寂寞里悄悄地发育，滚圆了肩膀，白皙了脖颈，胸部臀部显出曲线”，高了，美了，“轻手软脚的”，“熟得像一颗软了的火晶蛋柿”，“人材十分地排场”。几十年来，看过的女人千千万万，模样好的筛下来就两位，老辈子的现做了专员的女人，年轻的就只，有这小水了。
再看：“女人已经是换了一件圆领的晚服短衫吧，那短衫使女人别有了一种与白日不同的柔媚，情致婉转，将粉颈根两块突凸的锁骨微微暴露，女性的美艳皆如四姨太这一类，该肥的胸部和臀部浑圆，该瘦的后脊和两肋则包骨不枯。”至于唐宛儿，同样是个尤物、人精。
“皮肉如漂过一样，无形里透出一种亮来”，“两条细眉弯弯，活活生动。最是那细长脖颈，嫩腻如玉……显出很高的两个美人骨来”。那脚则“小巧玲珑，跗高得几乎和小腿没有过渡，脚心便十分空虚，能放下一枚杏子。而嫩得如一节一节笋尖的趾头，大脚趾老长，后边依次短下，来，小脚趾还一张一合地动”，“西京城里也是少见的”。
世上的美女本不多，都集中来平凹这里了，若取消人物的名姓、头衔，换上“女人”二字，他在其他人物身上所做的种种形容、描摹，都可以相互倒来倒去地用，无非光艳照人，罕物稀见，引得“从不会相思”的、不知是庄子梦里化了蝴蝶，还是蝴蝶梦里化了庄子的“庄之蝶”们，“不会相思，学会相思，就害相思……好思量，不思量，怎不思量”，“终日想它，不去想它，岂不想它”。
这些概括了女性所有理想优点与特点的形容，当然全是从男人角度“总结”出来的，女人存在无论有多少其他堂而皇之的理由，千条万条归为一条，都是为男人消遣快乐的。
平凹对女人有这诸多的想法，最初怕是源于李渔的《闲情偶寄》诸书。
其“声容部”说：妇人妩媚多端，毕竟以色为主。
妇人本质，惟白最难。多受精血而成胎者，其人生出必白。肌肤细而嫩者，如绫罗纱绢，其体光滑，固受色易，退色亦易。相人先相面，相面先相目。目细而长者，秉性必柔；目善动而黑白分明者，必多聪慧。相女子，则“上看头，下看脚”，再看手。手嫩者必聪，指尖者多慧。
柔若无骨者，愈亲愈耐抚摩。常常形容在口上的“尤物”二字，指的是有媚态的妇人。媚态之在人身，如火之有焰、灯之有光、珠贝金银之有宝气，是无形的，不可解说的。女子一有媚态，三四分姿色，可抵六七分。无媚态，则七份人材，只三份魅力。
一句话，“所谓美人者，以花为貌，以鸟为声，以月为神，以柳为态，以玉为骨，以冰雪为肤，以秋水为姿，以诗词为心……”
其滥觞在《毛诗正义·硕人》和宋玉《好色赋》、司马相如《美人赋》、曹植《洛神赋》、王粲《神女赋》、陶潜《闲情赋》，直到近世的《西厢记》、《红楼梦》之“芙蓉女儿诔”等。
一色儿的，这美对贾平凹来说，是“被动”、“消极”地存在的，为“他”而活才有所意义，有所附丽，有所价值的。
诚如他笔下人物说的：“女人的作用是贡献美的，贡献出来了，也便使你更有强烈的力量去发展你的天才……”
他且有了女中同志、知音：“人都有追求美好的天；性，作为一个搞创作的人，喜新厌旧是一种创造欲的表现！可这些，自然难被一般女人所理解，……在这点上，我自信我比她们强，我也会来调整了我来适应你，使你常看常新。”
唐宛儿这样贱卖自己时，庄之蝶也便受了，受得理直气壮：“你是真正有女人味的女人……我们在一起，我重新感觉到我又是一个男人了，心里有了涌动不已的激情，我觉得我并没有完，将有好的文章叫我写出来！”
等而下之的，就有了一个宣言：“我有美妻美妾而我好之，是还吾性中所有”。“不买一二姬妾自娱”，那就白‘白富贵了。或说：不偷“一二姬妾自娱”，那就白白出名了。
像唐宛儿、庄之蝶这样的情侣关系，就不仅能得娱乐，而且能“小别胜新婚”地“常见常新”，一切家花儿就都不如了野花，自己有的不如偷的，偷得着的，不如偷不着的。
“想当然之妙境”，较之“身醉温柔乡”，更“倍觉有情”。
只是平凹不如此露骨地说，而说：男女相吸，“以性为磁”，“性是人类同吃喝一样重要的一种欲，性欲的刺激是以人之外貌美好为点，而欲是创造世界的原动力，这也是上帝造人之所以分为男女的秘诀所在。对于性这种欲的冲动，人类在有了文明后带有两种说法，一是称作爱情，给以无以复加的歌颂，作为所有艺术的永恒专题；一是斥为色情，给以严厉的诋毁和鞭挞。可是，谁能说清爱情是什么呢，色情又是什么呢？它们都是精神的活动，由精神又转化为身体的行动，都一样有个隋字，能说爱情是色情的过滤，或者说，不及的性就是爱情，性的过之就是爱情吗？不管怎么说，它们原是没分别的。”
“男人尊”更需“天才”来治理“天下”哩，他们蓄妃子、让美女“激发”力量，“由精神又转化为身体的行动”，难道不是天经地义吗？可见，这确有个分寸、场合和限度在。
美女再美，只要不是你妻子，那惟有“发乎情止乎理”，才是健全人类的行为法则，这时，性的过度与泛滥都是兽类的。
作为一种高能“动物”，说到底人还留有“兽性”“兽欲”，无法彻底脱离动物界，文明、文化以及它们的制度产物——婚姻等等，使之一定程度地得到延续。
具体到“色情小说”，它对社会的冲击，可能未必表现在其中那些人微人里的性描写、性诱惑上，而在于它对人类社会基本道德伦理的“蔑视”。
性禁忌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禁忌，也是其他禁忌的基础。假如肆无忌惮地冲破这一禁忌，那么，社会生活中任何约束都将失去意义，人和兽已无区别。
因此，色情小说因过分强调人对性欲的渴望，往往会带来道德观念的极度沦丧。
比如，古色情小说《灯草和尚》中，作者设计了一个误会，让父女二人交媾。《桃花影》里的夏非云，在云卿通奸后，居然发誓非此人不嫁。浪，则是将母女二人并列一榻上玩弄。
是《痴婆子传》里的上官婀娜，13岁上，蒙而初通人事，遂与表兄偷尝禁果，其后先后私通者有奴仆、公公、大伯子、小叔尚等，共12人。
《废都》中与庄之蝶行过房的女人先后也有四位：牛月清、唐宛儿、阿灿和柳月。差点就快做成的有一位。始终与他关系暖昧，且为之打了场没完没了“风流”官司的一位。
一那个次要人物阿兰，如不是另有人强奸，后来疯掉了，我想迟早也会被他沾惹上的。
拢共就这么些美人，现在却全成庄之蝶的囊中物了！
一个个都成得那样“应该”“当然”。无法不让人不将它定位做“色情小说”。
何为色情小说呢？
最要紧的一条，是作者注意力须集中于脐下三寸，直接、露骨地进行“性描写”，尤其是频繁出现细致的动作描写，故事情节以此为中心，或与它密切相关。
一切以性爱为点缀、意旨不在这里的作品，像《品花宝鉴》、《九尾龟》类，虽以妓女为题材，但只“点到即止”，就不算。《后西游记》因全用比喻和暗示，也不算。《隋炀帝艳史》中的杨广，不断换新，把全国最美的女人征进，每日一个还玩不过来，在屋中四面置镜，众人一丝不挂，惟他一个男人，不分白天黑夜，于中裸奔嬉戏。又特备“任意车”，哄13、4岁的女孩子上去，车缚了手脚，她动弹不得，任他摧残。这些小故事是连结全篇的网眼，作者并未注重性活动、性动作本身，同样不能算。而如《聊斋志异》中描写男女之事已出神入化的小说，也需排外。更不用说《野叟曝言》类的笨拙文字了。
此外，色情小说和房中书不一样，二者虽都细写了性活动，但后者的态度是严肃的，“目的在于传授性知识，好比生理卫生课教材，而色情小说如春宫画或X级电影，态度是游戏的，目的在于挑起性快感”。房中书的历史至少在2500年以上，而中国文学里自然、坦率地表达性观念的，起初见于司马迁的《史记·秦·本纪》，小说中出现性描写则较晚。
唐初张鷟所著《游仙窟》，是现存第一部完全以主人评批评那事那人，贾平凹则一点批评意识也无，把每次的肉爱仔仔细细写来，如何具体动着，人在如何唤着，还如何正呻吟，如何又逗趣，活活如在目前，潜意识里对人物的行为、心理抱了欣赏和沾沾自喜的心态。
要命的是，平凹性爱意识、心理上继承传统最多的晗恰是它最糟糕的部分——不以女性为独立的人。起码在他的意识里，女人是没有什么地位的。
他就曾对自己的妻子这样说过：“现在，全家要保障我这个重点了！”后来平凹的离婚，怕与这不无关系。一个“活活的”女人，生来却是为某个“虚幻”的、富有“创造力“的男人奉献的，并仅仅在奉献她的阴器、她的脸蛋、她的身材、她的手脚、她的皮肤、她的笑容、她的青春、她的兽性，除此以外，她不存在，没有什么需要她自己去努力、去打造的，也没有她自己该具的独立事业与生活目的。
《废都》惟一想独立拥有自己事业的女性阿兰，却是在谈工作时被街道办主任灌醉，铰了裤衩糟蹋的，越想越气，就疯了。美貌的小尼姑慧明为寺院拉了点款，做了住持，权贵却再放不过，缠住她，直让她打了胎，自此想开了：这个世界还是男人的世界。女人如同是大人的孩子，大人高兴了就来逗孩子……大人苦闷了，……把孩子当作出气筒，或当作消气机……说女人是半边天，女人可以上天，可以入地，可上天入地的女人到底有多少？女人要为自己而活，要活得热情，要活得有味，这才是在这个男人世界里，真正会活的女人。
为什么唐宛儿活得人都宠爱？她似乎知道这些。唐宛儿知道什么呢？偷情？把肉身献于有能力创造的男人——拥有这个世界的男人？但是，你说男人拥有着世界，男人可以上天，可以人地，能上天人地的男人究竟有几个呢？世上有这一类的女人吗？
有的，除了在贾平凹的小说里。
唐宛儿算一个，石华算一个，阿灿、柳月、小水等女子算半个（后来性情较前有所变化了）。
把庄之蝶和贾平凹在一点上对应，下面的话就无疑于夫子自道了：有人说他最擅长写女人，女人写得好，女人的心理写得细，都是菩萨样，是女权主义者。大概许多人都这么评价过平凹，他一得意，小说里就披露出来了。
不过，既然现实里找不到贾平凹笔底那些理想化的“献身型”女人，他哪里见得“擅长”和“好”呢？
而且，一个将女人当“器具”来刻画的作家，能配叫什么“女权主义者”吗？
无论从哪方面，我都看不出。可能是无知吧。
《废都》与色情小说清一色的女性不喜欢《废都》，感觉它脏，里面的偷情女全不真实，理念化了。喜欢读它的多是男性，作者也正看中这点了，才不惜浓墨重彩，去塑造几位女性，如花样美，主人公极解风情，情欲表现特胆大。
书上，具体写到庄之蝶和妻子牛月清做那事的场面共两次。开始两个都投入，后来全因牛月清说了败兴话，而无一成功。
至于次要人物阿灿，一共出场三次，他和她就有两次在做那活儿，并且一出场就做了，她怕他不愿做，做了都挺满意。
和柳月则是近水楼台，庄之蝶从动心而试探，到逼她就范，进展不谓不速。柳月作为他的丫头，他要她就像与妻子房事那样便利，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抱上床，一点不加克制与约束。
与情妇唐宛儿间，第二次见面他就摸了她手，再捏了她脚。三见时直奔主题，滚在了一块。
此后全程写到二人性爱过程的还有六次，次次酣畅如意。
唐宛儿这个人物存在，似乎就是为性交、为崇拜的，不仅能手淫，还一次次主动上门寻了庄之蝶作乐，月经期滴血也做那事，慢慢就变态了。
一次，柳月当场发现他们正行着好事，那唐宛儿滚着，一声儿乱叫，要庄之蝶上去，腿中间水亮亮一片，庄之蝶也就上去了。接着是近500字的“关键性”动作描写。而此时的柳月已眼花心慌，憋得难受，呼地流了下来，要走开，却迈不开脚，眼里还在看着，见那唐宛儿一声惊叫，头摇了，双手痉挛般抓床单。柳月“喝醉了酒，身子软倒下来，把门撞开”，引得二人大惊。继而，庄之蝶再抱了柳月去房里，重开锣鼓，再整沙场，杀将开来。这时，轮到唐宛儿“在门口看着”，直至“见两人终于分开，过去抱了柳月说：‘柳月，咱们现在是亲亲的姊妹了’”。这确是一段不可思议的文字，怕是“神来之笔”吧？也可能它直接借鉴了《金瓶梅》的写法。
例如，二者差堪比较的一段是：吃得酒浓上来，妇人娇眼也斜，乌云半坦，取出西门庆的淫器包儿，里面包着相思套，颤声娇，银托子，勉铃，一弄儿淫器，教经济便在灯光影下。妇人便赤身露体，仰卧在一张醉翁椅儿上，经济亦脱的上下没条丝，也对坐一椅，拿春意二十四解本儿，在灯下照着样儿行事。妇人便叫春梅，你在后面推着你姐夫，只怕他身子乏了。那春梅真个在身后推送，……三个串作一处，但见：一个不顾夫主名分，一个那管上下尊卑，一个气喘吁吁，犹如牛吼柳影，一个娇声历历，犹似莺啭花间，一个椅上逞雨意云情，一个耳畔说山盟海誓，一个寡妇房内翻为快活道场，一个丈母根前变作行淫世界，一个把西门庆枕边风月，尽付于娇婿，一个将韩寿偷香手段，送与情娘。正是：写成今世不修书，结下生来欢喜带。过去有主子、佣人、奴才之分，有妻子、小妾、丫头之别，主子享乐旁人伺候身侧，助主子一把，主子可能不以身旁的第三者为羞为耻，照样快欢，它的环境是允许的，人的意识是接受的，写作的人对他们的行为，字里行间充满谴责之意。
到了20世纪的中国，这事情、这意识居然还在，并是在城市，每个都见过些世面，作者对他们做这事还很欣赏，我们能理解吗？庄之蝶刚与唐宛儿做完，还能否紧接着就和柳月继续？门口立了个唐宛儿，他庄之蝶怎就能进得去？他居然进了，那鸡巴不是铁打的，木箍的，过分厉害了吗？唐宛儿也真是的，冷漠地欣赏二个赤身的肉在“搏”，尤其看那柳月的动作表现，见他们完事后，又心安理得于庄之蝶一妻二“妾”三丫头的关系，以“亲亲的姊妹”套起亲乎来。
这样个人物，不能不使我联想到《杏花天》中的雪妙娘和《肉蒲团》里的玉香。她们虽是三个不同类的人，但内中表现出的作者理念，何其相似乃尔！
雪妙娘本是扬州妓院中当红名妓，见多识广、能征惯战，寻常男子难满她意，与封悦生春风一度后，就死心塌地，身心相许。因封悦生得异人传授，可通宵达旦辛勤工作，且有种种奇功，能使雪妙娘欲仙欲死。雪妙娘便心甘情愿地“金盆洗手，退隐江湖”，终日闭门索居，痴痴地盼着封悦生来娶她为妻。苍天不负，数年后雪妙娘终于带着她辛苦挣下的万贯家财，嫁与封悦生为妾。从良后，夜以继日地寻欢作乐，不到一年，精竭髓枯，死了。她慷慨赴死的勇气，与英雄可平分秋色。封悦生呢？凭一身“好武艺”，连娶妻妾12人，日日车轮战，居然享尽荣华，富贵寿考而终。 玉香则是出嫁前闺训严，“耳不闻淫声，目不睹邪色”。出嫁后，在夫君未央生调教下，进步神速，立有燎原势。不久，未央生远游，名为求学，实为猎艳。玉香独居深闺，难耐欲火，只好去勾引男仆“遂心”。私奔后，男人即卖她去京师妓院。改名花妙，拜风尘奇才顾仙娘为师，尽得真传。因她姿容绝世，又有“俯阴就阳”“耸阴接阳”“舍阴助阳”三绝技，很快声誉鹊起，门庭若市，连不知真相的未央生也慕名往嫖。玉香一见丈夫，误以为是前来捉拿她的，羞愤交集，悬梁自尽。
“在这些小说里，女性的情欲被看作驱动她们一切行为的最重要力量，甚至可以说，在作者笔下，获得性满足是女性惟一的、生死以之的追求。为达这一目的，她们从来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但之所以要这样写，未必是因作者确实这样想，而是因要迎合男性读者口味：一个古今通行的常识是，女性旺盛的情欲，是对男性最强烈的刺激。”
相应地，男主人公又毫无例外，都是疯狂的情欲追求者，作者总不遗余力地对他们的性能力作耸人听闻的描写。
从而，像贾平凹在《废都》中对庄之蝶性能力那样夸张化的描述，在过去的色情小说中，也早有先例了。《肉蒲团》中的未央生，曾通宵轮番应付过4个女人。《浪史奇观》里的浪子，则占着2个夫人、7个美人、10个侍妾。夸张到极处，就会走向性虐待。《绣榻野史》里的大里，能叫金氏疼得走不动路。未央生则让花晨三四天起不来床。《禅真后史》里的的西化和尚，竟使沈氏送了性命。《废都》里的阿灿则声称：“我现在只要一个要求，我求你不要笑话我，你如果愿意，我想一丝不挂和你睡一觉……”冲过澡，精心妆扮后，她赤条条出来，先是“翩翩而舞，竭力展示她身体的每一个部位”，再是“一颗原子弹把他们送上了高空，在云层之上粉碎……所有曾在录象带中看到的外国人动作，所有曾在《素女经》中读过的古代人的动作，甚至学着那些狼虫虎豹、猪狗牛羊的动作都试过了，做过了”，阿灿很满足，分手时说这是最后一次，她再不找他，也不要她找他，让他彻底忘掉她，她不想让人知道他们认识，“我要保你的清白……我已经美丽过了……你就不用来见我了；你就是来，我也不见你，不理你”。之后她真是躲着他。当初，她一知道他是谁了，就和他做在一块，不求他什么，仅仅是“有你这么一个名人能喜欢我，我活着的自信心就又产生了！我真羡慕你的夫人，她能得到你……我嫉妒她，太嫉妒她了！但你相信……我不会给你添任何麻烦和负担的”。
阿灿是这样想，也这么做了。唐宛儿、柳月更是冲了他名气去的，最后也是一个个都走得“无声无息”。多好的女人啦！真个全是菩萨哩，她们出场只为“奉献一切”的。
这种畸形的念头，全出于作为男人的作家贾平凹，面对女性时，对自己性行为极度恐惧，和对自身性能力根深蒂固的自卑心在作怪而萌发的。
从先秦始，中国人性观念里就认为男人性能力有限，女性性能力无穷，一切房中术的诞生，都是为弥补此一不足的。这导出许多合理方法与技巧的发明，也培养了无数怪诞的、乃至有害的幻想。色情小说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清楚。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借相思套等器具，都还是“常规武器”。服春药至于暴亡的，自《飞燕外传》到《春闺秘史》，屡见不鲜。得异人传授，通过类似练习气功的方法来控制性器，使之伸缩自如、百战不殆的，那就更人了魔道。另有《肉蒲团》中未央生所做的那一类“手术”：把一条正在交配中的狗鞭，切四缕，趁热敷在自己的“本钱”内，三个月后便可“横行天下”。庄之蝶呢？什么都不需，他是无师自通的，能力来得莫名其妙。
人类性行为，就其本质说，是人类把握世界的一种基本方式，男性和女性经此而相互占有，在彼此的融合中获得对自我的肯定，完美精神与心理，从而能积极实现生命的价值。其满足是朴素的，其实现是健康的。“梦是愿望的达成”。色情小说却是人在现实里无法满足时，借幻想而实现的一种虚拟化表达。
《废都》对女性过分的理想、理念化描写，也使得所有偷情女性，在庄之蝶身下时的动作、心理动机，高度一致起来，投射了作家自身的一厢情愿，正是一个近乎畸形的白日梦。
只要人类还有“梦”，这障碍就无法逾越，它的广受喜爱、大有市场，就很易实现。因此，作者为了投人所需所好，写成这样，其选择是深具智慧的。
可悲的是那些“多情女”，“当其始也，不过一念之偶偏；迨其继也，遂至欲心之难遏。甚且情有独钟，不论亲疏，不分长幼，不别尊卑，不问僧俗，惟知云雨绸缪，罔顾纲常廉耻，岂非情之痴也乎哉”。唐宛儿就是这样个悲剧的“祸星”。她为满足自己的情欲，而不顾一切了。后来她的不幸，是为作者同情的，她与庄之蝶的关系，更是为作者激赏的。但其不幸却是很可免除的，庄之蝶、周敏、孟云房都知道她被原配丈夫抢回去，在经受非人、非法的虐待，一个个却失了头，不去报警，请警察协助，帮她彻底跳脱苦海，做着学者、作家、名流的男人们，想到的只是打架、开溜，岂非有点天方夜谭？
贾平凹这是想要干嘛呢？
他是想说：一个男人为满足自己情欲，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可以原谅吗？假如他满足过了，那手段与目的也都是可圈可点可贺可羡，不必负责的？
无怪乎男人都愿做庄之蝶哩，玩着女人而浪漫、安全、快乐，一身轻松。《废都》就具有了“世界性”。西方人有一个传统，喜欢看中国人的“隐私”，看他们自己所不具备，而又能被他们理解得了的东西。在他们那里，中国古典小说受评价最高的不是红楼、三国、水浒、西游，也不是《金瓶梅》，而是《肉蒲团》和《好逑传》。恰如中国人往往认为西方男性有较强性能力一样，西方人认为中国人最擅长做爱。
《废都》这部“擅长做爱”的书投了缘，很富于文学性，引用的顺口溜也是为他们所陌生的，再有点东方的神秘主义味道和色情想象，在浪漫的法国，不拿个“费米娜外国文学奖”才怪。
这当然是我的个人看法。平凹一定是不服的。
结构纰漏
结构上，《废都》受《红楼梦》启发最大。我发现它也是先来个“冷子兴演说荣国府”，让孟云房对一个边角儿周敏，演说西京“四大闲人”，分“社会闲人”、“文化闲人”两类，有“四大恶少”、“四大名人”之界，极对称，相当于红楼中“太虚幻境”里“金陵十二钗”的正册与副册。
逐个介绍后，烘云托月，带出主角儿庄之蝶。再由周敏领进来另一个主角唐宛儿，生出一段“风流案事”。《红楼梦》里的那个“边角儿”则是贾雨村。可见得作者的匠心、襟怀，起首不凡。前则还有《浮躁》、《商州》的风俗景物，大气磅礴；后则有《高老庄》、《怀念狼》的世态人情，细致多味。可惜在贾雨村的那个老弟贾平凹，做事不够坚持，每部长篇都是紧锣密鼓了一番，声儿渐远渐弱，虎头蛇尾，不了了之，缺乏一个可信的、有深度的人物支撑。
《浮躁》里“不是平地卧”的第一主人公金狗，从起点飞出去，盘一圈，末了又回归起点，目的只为搞倒在州里、县里、乡里，都深有势力的田家与巩家两大家族中最有权力、地位的三四人，不料受他们诬告，坐了牢，他落难了才想起早已抛弃的情妇石华，让人找她救自己，而她一旦知道了，非仅不怪他薄情，反去省里找了先还避之惟恐不及的高干子，屈辱地求救，并为旧情人金狗牺牲了肉身。金狗出狱后，石华又失踪了似的，再不被提起。
其救已莫名其妙，其“失踪”同样不可思议。
贾平凹不肯到这里就作罢，为了让读者相信金狗不回报社、甘心在州河里撑船、回到他的起点的选择是对的，又特意编派一个理由，加条“光明的尾巴”，展望开“未来”，说：是那几个月的监狱生活激醒了我，知道了在中国，官僚主义不是仅仅靠几个运动几篇文章所能根绝的了。
而只能在全体人民富起来的基础上来发展文化教育，富起来的过程也便是提高文明水平的过程。到那时，全体人民水平提高了，官僚主义的基础才能崩溃。我这么思想：提高人民的文明水平只能保持目前的基本政治格局，一步步发展生产，同时一步步改革政治格局，逐步把生产、文明搞上去，这才是一条切合实际的正路。如今咱们合股，要干就先取消那些不着边际的想入非非，实实在在在州河上施展能耐，干出个样儿来，使全州河的人都真正富起来，也文明起来。
一年以后，金狗果就有了水陆运输公司，先富起来，有钱去买机动船了。全书以他妻子梦见“国家允许民主推荐各级领导”，金狗当了县长告结，寄托了作者的理想。回头来，我们不妨先推敲推敲金狗那段“豪言壮语”。我觉得他说话很像个“政治家”，适合写材料，干“理论性”政治工作。其论抽象，高屋建瓴，有步骤、有方向、有目标、有气势，只底子里满是几千年来乡民们彻头彻尾滞后、僵化的思维理念。
自古富人多的是，心灵慈祥的富人也不少，带领乡民“脱贫致富”，没有千儿八百年历史，几百年历史总有的吧？哪一朝代会少了这些人？谁在当政不说自己的政府要救苦救难？
问题就出来了：“真正富起来”以后，是不是就一定会“发展文化教育”？发展了文化教育以后，会不会就肯定能“提高文明水平”、“改革政治格局”？“文化教育”与“真正富起来”，谁是谁的因，谁是谁的果，谁是谁的“基础”？有没有这样必然的“基础”？
进而，在中国“只有发展生产”，才是走了“正路”，而别的都是“不着边际的想人非非”？
如果金狗从事的是其他行业，我还不会批评贾平凹这些貌似深刻的论调，金狗干的恰恰是新闻媒体，做记者的，履行的是“监督”职能，代表了“第四种权力”，即“民意的眼睛”。
一篇表达“民意”的文章，就能搞倒一批真官僚，让整个东阳县重组，全省震惊，一时尽改“官僚习气”，踏实为百姓办了几件事，一定范围、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改革”了“政治格局”。回州河撑船，除可以“展望未来”外，还能做什么？
所以，我认为这个过于概念化的人物，其性格深度，反不如一个次要人物——作品里的英英。
到《废都》中，唐宛儿遭绑架回潼关后，受着非人的待遇，西京的几个男人跑的跑、溜的溜，哭哭啼啼，全当了缩头龟，一点法律常识都没有，枉为了都还是个人物！
《高老庄》又等而下之：回乡作客的子路和西夏，走马观花，浮光掠影，关注的只是它的文化，那文化能给自己多少研究资料，而不是父老乡亲的“生存状况和发展前景”，因此“不足以在乡村的冲突中充当主角，他们的眼界的局限，又限制了经由他们的感知对于乡村里的风云人物和时代精神的深入开掘”。
作为“大师”的贾平凹，写作长篇小说时的贾平凹，其驾驭结构、操控人物、编织故事的能力，不是有待进一步提高，而不要日日写得很生猛，跟印钞机比速度吗？
神神道道
贾平凹是个语言奇才，出于他笔下的文字都很耐读有味，精致简练，活活生趣。
因了这一点，他是当之无愧的、出色的大散文家。
他的许多小说，刨开其中的人物、情节、思想，单看他对民俗风物的描写，那真是大师级水平。三毛只看了平凹的《天狗》、《浮躁》，就敢说他是个“大师”，从某种程度说不是毫无道理。活着的中国作家里，我最爱看的也是贾平凹的语言，看其他作家的书，感觉也有很好的，却认为还没有哪一个能在文字上超过他的。
这是他长期磨练、浸淫于古文以及天赋使然。
《废都》承继明清小说传统，开闲笔之先。以怪异起文。把天南地北的街头流行语、笑话（段子），都说成是西安的，纳入了小说。同时代人，如我，到处能听见有人在说，可能已厌于这些，但对这时代环境不熟的人——外人、几十年以后的小辈们来说，却可能是新鲜的，有趣的。
另一个问题是，这些口头“民间文学”，与内容应是一体融和的。
贾平凹在这里做得最好的是《饺子馆》，开头就说段子，由段子引出故事主人公：
在西安，常常被编成段子受戏谑的是上海人和河南人。说上海人如何地小气，买烧鸡只肯买鸡爪子，买一只鸡爪子从西安上火车，一路都在嘴里啃呀，啃呀，到上海了还没有啃净。编河南人的段子就更多了，著名的是董存瑞炸碉堡……西安人戏谑上海人，上海人不多理会，因为上海离西安远。河南人就不行了，骂西安人“日巴耍”。“日巴耍”是西安的土话，意思即没正经没品位。陕西和河南是邻省，西安城里五分之一又都是河南籍人，西安人和河南人就有故事啦。
这个故事是在西安的一家饺子馆里开始的。
故事讲的是西安文联组联部主任、专想“吃请”的胡子文，给河南老板贾德旺出鬼点子，做大了生意，贾德旺进到政协了，先还给胡子文分成，后就不给。胡子文便从中捣乱，贾德旺很快在政治上失意，忙又登了胡子文的门，再请他出面调停。最后，二人喝多后，一个被钱袋子砸死，一个从椅子上摔下死了。如果这两个人都各干各的行当，不去越界，就不至于早夭，后来却不安本分，受到报应。这么说，段子和故事之间的关系就很水乳交融了。
二者关系结合最差的则是《废都》。
里面设计了一个捡破烂的老头子，惟一的作用是让他说一些针砭时弊的顺口溜，作者什么时候想起来了，就叫他出场，口传谣儿，不伦不类，也过于生硬，过于“神出鬼没”了一些。
开头老头子说的那段“十类人”，却没有一个是全书的主角。中间那段“革命的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喝得老婆背对背，老婆告到纪检会……”等，指的也是些官僚。庄之蝶既不好酒，又不在做官，老头子出现已很突然，再拿他说事，更无从提升主题，而近于盲人摸象了。这些“伤”还都是局部的、外部的。贾平凹糅合最不到位的地方，是小说几层主题间的内部关系。
他想仿照《红楼梦》，有形而下世界，有形而上世界，悟性越高的读者所得越多，便特意安排了一些神神秘秘的东西充当道具，提供探向其他神秘空间的角度、桥梁，如高人预测、算命和鬼事及各种神通等。
《废都》里就有个通了阴阳的老太太，庄之蝶岳母，满嘴人话鬼语——你说她讲的是人话吧，她明明没对哪个人在说话。你说她讲的是鬼语吧，许多事上她说了后立即都应验了，阴森森的，似乎很有点《百年孤独》的味道，那一世界对老太太仿佛也真个是洞开的。其实古里古怪，并不见得生了效。
例如：老太太就说：“一个鬼去投胎了，那个孩子就要出世了！”一语未落，果然听得远处有婴儿的啼哭声，遂听见有人在马路上噔噔噔速跑，接着是拍一家门板，大叫：“根胜，根胜，我老婆生了！你快起来帮我去东羊街买三个锅盔一罐黄酒，她这阵害肚子饥，吆头牛进去都能吃掉的！”老太太已在说谎，而况，现在的城市中有谁还敢在家里生孩子呢？更不要说还是在西京城里！生就生了，丈夫还跑上了大街。跑就跑吧，又拍起人家门板，站在门外就大说特说了一通，怕庄之蝶们听不见，怕读者们听不见，怕说出来不幽默、不风趣……
为了证明老太太说的鬼话“灵验”，作者不惜因意害文，伤筋动骨，破绽之多，结果还是“此地无银”，欲盖弥彰！
《废都》里另有条在城中行走的牛，它能像人一样思考，忧天忧地忧人忧己，排斥现代都市文明，留恋乡土，拿乡土文明之假想的优长，比照都市文明之或有的短缺，目的却又不为回归乡土。至于指向了哪里，只有天知道，恐怕贾平凹自己都不知道的。书上，那牛长篇大论地进行思考的共有三处，后因病被杀，庄之蝶得了它皮子，才永远停了思索。牛的主要思想有：人不是猴子变的，是牛变的，牛的思维靠反刍，动物中只有牛还站在人这边，听指挥。
人与牛都有前世后世，前辈子都熟悉，今辈子又打了交道。人创造了城市，把自己限制在城市，建筑和人越来越多，城市使人的种族不断退化，自己也因抽水过度而下沉。人与人间的关系很陌生，发动着战争，消灭同类。
城里人则过于讲卫生，不耐饥寒，退化得只剩个机灵的大脑了，没了佛心，“还能干什么”？所以，牛“真恨不得在某一个夜里，闯入这个城市的每一个人家去，强奸了所有的女人，让人种强起来野起来”。庄之蝶每日都直接趴在牛身下吸奶，是有点“强”有点“野”了，成为牛在城里的一个变种，“佛心”还存，化身为得了绝症、痴情不改的钟主编写情书，安慰他余生，再为他在死前争来高级职称，还“强奸”了所有他愿意“强奸”的女人，为她们“改良”品种，真算得功德无量的。问题是，借牛的“思考”来批评城市文明，太勉强，认为它的“力量”能改良人种，更是找错了对象。
牛的迟钝、愚蠢和不可教远胜于人，它只有个庞大而笨拙的身躯，抵得了什么呢？作者把这东西写得也不够美，强行绑在一起，实是个大大的败笔。除此以外，贾平凹又故意造出些神秘现象，塞进许多异人。
《浮躁》里有个和尚，能稍作预测。他说韩文举命上本可当官，却是早年演过戏，“让你在戏里冲了命”。到《美穴地》后，这“异人”又当了主角，写了一个能帮他人踏“龙脉”的、名为柳子言的人的情感故事。柳子言一辈子为别人踏出不少好脉，旺发生家，临终为自己儿子踏了个官穴，老婆问“能做了多大的官”，他回说“很大的官，真的，大官哩”。二人就抱了对儿子美好的想像，在那穴里把自己活埋。
十年后，他儿子果做了“大官”，却原来只是在戏台上演戏：“柳子言踏了一辈子坟地真穴，但一心为自己造穴却将假穴错认为真，儿子原本是要当大官，威风八面的官，现在却只能在戏台上扮演了。”怎见得“原本是要当大官”呢？天知道。真正的“大官”，到贾平凹那里，却都成了“神”：毛主席是至人之生，……他也是神嘛，毛主席的神大，他管着百神啊！“你既来问金狗的事业，不妨扶乩，咱们问问三老吧。”小水说：“三老是谁？”阴阳师说：“你瞧瞧墙上的像吧。”
看时，竟是一张年画：苍松翠柏中立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阴阳师便将三支“大前门”牌香烟点燃，插在年画下的香炉里，说：“金狗要干的事业，都是社会上的大事，这就只能问三老了。三老是当今大神，你跪在那里，心里只是默念你所求的事，他们会给你写出字来的。”
阴阳师说：“三老保佑你家金狗了，你放心他去干吧，说不定真有一天，金狗要成一番大事啊！”毛主席人死了，但他还是神，神的东西在家也辟邪吧！把毛泽东称作“神”，虽不一定就代表作者本人的意思，但他很念叨这事，翻来覆去，可见得说多后他自己多少也有点信了。
“文革”时期，我们干脆就把毛泽东当了真的神膜拜，贾平凹是从那里面过来的，受过很大的罪，种种以“神”为借口的东西出台，害人无数，他父亲甚至被打成过“反革命”，三天两头写翻案材料，却不得昭雪，又被野菜、稻糠伤着了胃，成了日后患绝症的因头。贾平凹自己则不能上学，不能考大学，推荐上去，差点就不能录取。现在一切过去了，他不以为意了，也好像全忘掉了，觉得这些意识再平常不过，应该反复叨咕，再次强化领袖们作为“神”的身份与作用，还一点批判性思维都无，倒是连毛泽东身上极其明显的一些“不良习惯”，也拿了来当作驳斥别人、宽安自己的理由。
可能平凹的本意是为造点幽默效果，但从中流露出的却是“两个凡是”的魂影，不能不让人警惕。如：我曾经努力学过普通话……终没有学成。后来想，毛主席都不说普通话，我也不说了延伸了就是：毛主席这样说过、做过，那我就要跟着说、跟着做；既然连毛主席都没有说过、做过，那我也不做、不说了。毛主席发动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说它们“就是好”，我也得支持，高喊“大跃进”就是好，“文化大革命”就是伟大……
在这里，我不是想和贾平凹抬什么杠，也不是要把他的话上纲上线，我不会做这类卑鄙的事，我只是根据平凹的话作了适当的、逻辑上的延伸，得出一些可怕的东西来，希望他今后能对有些事、有些话反思一下，不能迷进了，被它们融化掉，变了毒与害，来贻害、流毒万年。
此外，对于神书、八卦、画符、算命、门坎年等等，贾平凹越到后来，设计越多，越让人不由得不信。
这在《浮躁》里尚不显明，到废都》后，已处处能见了。偏还把前因与后果都一齐亮了，让它们得到证验，那就真的“神”了，不由你不信了。并且，这些东西除了传达一点毛骨悚然的因果报应外，并不能引起我们形而上的联想——贾平凹的本意是要我们由此而能“形而上”一些的。《红楼梦》作者以“假语村言”，构筑了“太虚幻境”，对应着整个凡世人间，里面的僧道是完完全全的“神仙”，连串起真幻二世界，预测并见识了一个个人物的结局，演说着世界的无常，荣华富贵的无常，生命的无常，是一出大不幸、大悲剧，造起了“形而上”的境界、氛围与天地。
效仿它的《废都》们，“异人”是实实在在的凡人，畜生是实实在在的牲口，食人间烟火，没有来自本真之处的、难以消解的纠结、矛盾，也没有多少值得思考的、说不清道不明而感觉存在着的“大未知”，一个个却“神出鬼没”得毫无道理与由头。所作的预测前头刚说，后头就见了结果。所做的思考，也显得太大众化了，没多少深度，反有点做作和矫情。
稀奇的是，有了这些垫底，贾平凹对数字和“神秘”就很迷信了。他的迷信都是极其认真的“迷信”。
他曾这样自我介绍道：贾平凹，男，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生于1952年农历2月21日，属龙相，身高1.65米，体重62公斤，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住院时护士发药，我是348，在单位我是001，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8302328，去机场安检处，我是610103520221121……我贾平凹是一堆数字，犹如商店里出售的那些饮料，包装盒上就写满了各种成分的数字。社会的管理是以法律和金钱维系的，而人却完全在他的定数里生活。世界是多么巨大啊，但小起来就是十位以内的数字……二月二十一日，这一组数字是我的生命密码，我崇尚221，敬畏221。我先后调换过四次部门，迁居过九次房子，也写下了五十多部书和数以千幅的字画，我做每一件事无不有各种神灵在点化，召引着我……
贾平凹本想写数字如何把人类异化掉的，但他在人为打造的“神秘世界”里逗留久了，不知不觉自己也钻进去，不肯出来了，以为“做每一件事”真有什么“各种神灵”，在点化、召引他了。
谢有顺曾说他在读《废都》、《高老庄》时“大吃了一惊”，认为贾虽是“公认的当代最具传统文人意识的作家之一，可他作品内部的精神指向却不但不传统，而且还深具现代意识；他的作品都有很写实的面貌，都有很丰富的事实、经验和细节，但同时，他又没有停留在事实和经验的层面上，而是由此构筑起了一个广阔的意蕴空间，来伸张自己的写作理想”。“无论是他的小说还是散文，他应用的都是最中国化的思维和语言，探查的却是很有现代感的精神真相，他是真正写出了中国人的感觉和味道的现代作家，仅凭这一点，你就不得不承认，贾平凹身上有着不同凡响的东西”。这恐怕有点不切实际，起码我对其中的某些话，如对贾平凹作品精神指向上的恭维，是持不以为然的态度的。
散文大家谢有顺有一个观点我很同意：散文“为人类一切无法归类的情感和心灵碎片提供了含混的表达方式”，“好的散文一定是心灵的奇迹和语言的意外收获”，贾平凹的散文，“说书，说话，说人，说事，说生说死，谈奉承，请客，花钱，谈房子，打扮，玩牌，都是从微小的细节入文，趣味生动，精神也自在，没有陈腐之气，整体上还给人开阔的想象。我想，散文之大，应该指的就是这种从小而大的大；事是小的，但精神是大的……我非常喜欢贾平凹散文里那种实在的、生活化的基础部分……众多物质性元素（坚实的细节和经验），支撑起了他散文精神流动的河床和气势。好的散文是悟出来的……”，贾平凹的散文，“有小说家的实（物质性），又有思想家的悟（精神性）”，他就成了一个善于悟的“好的散文家”了。
然而，贾平凹只算得散文界的大家，而非大师，一字之差，两种境界，是很不一样的。
“大师”是相对于外界来说的——他应是人类的良心，关心民瘼，以万民之苦痛为苦痛，代万民立言，为弱势群体呐喊、鼓吹。这就需要大能量的心灵和坚硬的脑神经，来经营猛烈尖锐的文字，给读者带去强烈的思想和心灵的冲击力。鲁迅、李敖就是好的例子。
“大家”则相对于自己而言——他不必有那样的责任、使命意识，有点子语言天赋、悟性和勤奋，写成红极一时的人物了，所写的东西质量很高，精致有味，当得上上品，内容上却都是吃喝玩乐，谈人生、谈理想那一类，非常人性化，触及到了人心灵中最柔软的部分，写得松弛、传神，让读者意识不到他们在什么地方着力了，“他们的力量好像不知不觉被分解到了那些文字的碎片之中”，看似不疼不痒、可有可无，却经久耐用，“给人智慧，让人舒适”，适于一切年代作消遣用。梁实秋、周作人、林语堂、张爱玲等，都是这样的。
贾平凹也是这后一路的。
我们很难说哪一类更好，只能说它们各有各的用处。
可有一点很明确，那就是前者是让我们尊敬的一类作家，即使我们有那样的能力了，也不一定就有他们那样的作为。后者我们只佩服他的天分，认为只要我们有它了，也是会做得和他一样好的。
从作品的角度说，若单就社会效用、思想深度、震撼人心灵的程度看，也许前者好一些、伟大一些，可从作品艺术的生命力本身说，后一类倒可能是更为隽永的。
具体到贾平凹，他选择哪一种风格，有他能力、性情、条件上的限制，同时，环境因素也不能不考虑到。
这些都是应该能为众人理解的。怕只怕作者写作时，有意遮蔽什么、歪曲什么，或者尽拣好的说，不敢讲真话。
贾平凹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嫌疑。
你看他描写商州的那系列性的散文，什么《商州初录》、《商州又录》、《商州三录》，还有什么《在米脂》、《走三边》之类，写的都是些穷得连兔子都不去拉屎的地方，在平凹笔下，却美得让人忘怀流连，其风物与民众，原始而淳朴，山人都过着安详宁静的生活，桃源诗般，“欢得像风里的旗”。连偶尔涉笔到的、掩盖不住的苦涩和灾难，、都被作者填满的诗情画意涂抹了。这时，他倒真像那个衣锦还乡的子路了——把看到、听到的全当成他的研究资料，一副局外人心态，一个“过客”的心态，于是在他细致曲折地刻画着的乡民环境的风情画卷之后，就有了一些“讴歌”出来：别以为这块土地上，有着污水，腐叶，牛粪；我说，这些不干净的东西，却正使土地肥沃起来了。别以为我的身边挤满了荆棘，藤蔓；我说，这些恶劣的玩意，却正使我努力地长直躯干了。你知道吗，我是什么？我就是我，社会主义。
中国便是我身下的这块土地。栽我培我的只有你啊，农夫，我亲爱的党。用贾平凹的尺子衡量，所有恶劣的玩意，所有苦难、所有不幸、所有冤屈……全有正向、积极的意义，都值得歌颂。
我觉得这不无道理的，一切“辨证”嘛。不过，它暗含了一个极大的黑洞或误区——隐匿了作恶与犯罪，为坏蛋和大大小小的历史罪人，预埋下开脱自身罪责的退路。
你可以说“文革”如何如何罪恶，但就是找不到作恶的，或一把推给“四人帮”，其他人处身其间，则是为能历练出来，“长直躯干”的——要不是这几号人作怪，说不定我们的“躯干”这生都长不直哩！
如此，还有什么好歹善恶之分呢？
作为一个社会，作为在社会环境里生活着的人，应有一定的是非观、道德观，定一些最起码的“底线”，以供所有人遵守。
超过底线的，犯了罪的，不论什么人，也不论过去有过什么功绩，都该接受相当而公正的惩处。
贾平凹只知有“辨证”，不知有“底线”，不知有道德和法律约束，那就走过了，走到对立面去了，一副“过犹不及”的目光，好像如巨了似的，原来只是个探照灯，直来直去，一路照上天去，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真说出来。那些个讴歌，就显得不实在，太假。
如果商州、陕北高原或者甘肃、新疆等地，真是很富有，真就无苦难，真没有那些大沙漠、大戈壁或深山老林，作者游山玩水一番后，回来写点游记，发点感想，记述美好难忘的人物景观，无可厚非，要命的是那里的人，日子过得不幸，生活艰困，写那种环境的散文理应以人为核心，写百姓真实日子的，贾平凹却多“置之度外”，吟咏起了山水、传奇和历史、地理，他炫耀的是自己对乡土有着多么深厚的知识，惟独忽略了人——还在挣扎着的乡民们！
别人活得再不好，他贾平凹何必关顾呢？
他关顾到的只是“今日世界，人们想尽一切办法以人的需要来进行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但这种人工化的发展往往使人又失去了单纯，清净，而这块地方便显出它的难得处了”，“有人说这里是绝好的国家自然公园，土里长树，石上也长树，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有山洼，就有人家，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
仿佛“自然公园”是比现代化文明要高胜一筹的，这“人工化”的世界污七八糟后，只剩了这种地方还留有“单纯，清净”，而他“反对”“电气化，自动化，机械化”的目的，也不过就因失去了这点点东西。
都市不缺“单纯，清净”的人与环境，缺的是平衡的生态。“人工化”弄不好就会破坏原本和谐的自然生物链，带来污染和水土的超量流失。
荒漠带或“白云在村头停驻，山鸡和家鸡同群”的地方，其贫穷、闭塞不是一般人能够想象的，以那种地方的“人文”“自然”，反现代城市文明，是一种颠倒的历史观。而看不到那里的贫穷、愚昧、落后，不加批判、抓不住要点地看待那地方发生的事情，把人导进误区，真还不如别写。
仔细寻看，我发现只要是不牵涉贾平凹本人的，那散文里就难得有苦难、不幸、冤屈，一旦有他出场，它们又就回来了。
同是谈商州地的《我是农民》、《祭父》、《我的小学》、《纺车声声》，完全反了调，换了天地人间，那里的美景和风俗全淡化了、退居二线了，描述的是生活的艰难辛劳，自家的冤屈、不幸，和种种驱人泪下的生活细节。
为啥？因那里面的主角是“我”，有了个“我”，一位正在长成，却还未像后来那样长成大树的苗苗，风雨遍地，这苗苗现时还经不住风雨。
为什么贾平凹见到了自家身上的风雨，换个旁人却看不到了呢？
不仅看不到，他还要为那闭塞之乡树碑立传，赞美不休，这算什么呢？
散文里，贾平凹谈得最多的主题，正是那些没有了真实的他自己的“自然”、“玩物”以及“长舌男”、“美食家”、“闲人”、“弈人”、“秃顶”等，类于“鸡肋”，食之无肉，弃之有味。
当然，他散文里的优长之处也是很明显的。他有的小说，也确实写得很好，像《黑氏》、《阿吉》、《饺子馆》等，但它们都有个共同的特点：不把女人当中心来写，或根本就没有女主角。
若要把贾平凹的文章排个名次出来，那么我认为，他写到真实之“我”的散文第一，未写到真实之“我”的散文第二，不以女人为主角的小说第三，把女人当核心来写的小说第四，诗第五。其中他的诗和所谓“女人”小说写得都没“及格”。
我认为平凹的语言，无论小说，还是散文，自始至终都无可挑剔。能够挑剔的是在他论理时。
说道理是平凹的弱项。在这里，他的弱与莫言的有所接近，只稍微强一些。
无法说清原因何在。
因为，假使说它是学养不足促成，那反例是学养越多会不会越伤害作家感官的灵敏性呢？
理性发达型作家，普遍存在一个感觉不及的难题。
贾谊、苏东坡、罗曼?罗兰、茨威格，皆以力量气势或心理分析胜。如《红楼梦》作者那样感性、悟性、灵性、理性全优的，天下几人？
上帝造人是派了缺陷给他的。
《红楼梦》作者不也有着短寿和生不逢时的缺憾吗？
因此，我对平凹的评价或态度是复杂的。
再回头去读他的《丑石》，我突然意识到平凹就像这“丑石”了。
外表上，平凹曾是自卑的，个儿矮，长相不惊人，不过他这人有特色，不是做“小玩意儿的”，能“以丑为美”，凭内心的灵清之气，化育笔底万象万物。所写“丑事”，人的情欲、贪婪、狡诈……，便全美了，算得“一件了不起的东西”，又因“补过天，在天上发过热，闪过光”，常遭“一般世俗的讽刺”。
一旦有过这层哲学上的参悟后，平凹对一切毁誉就能够超脱了，了无挂碍了。
是不是呢？
2003年3月21，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