灼痛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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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钱理群先生
钱理群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比我年长几十岁，我们之间的“隔”已不止一两代，和他共处却没有丝毫的“隔”感。
日常生活里的钱理群恰似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喜欢摄影、观光，满面春风，你感觉不出在他身上曾经凝聚过那么多的曲折与苦难。这种性情在外出旅游时尤见分明。
1999年7、8月间，我们同去内蒙参加一个笔会，顺游巴音锡勒大草原。
草原上空气清新，绿草肥美，不几步就可以看到一个“海子”。蒙古人的“海子”在内地叫湖，只不过比通常所见的湖小一点，约略只有北大的未名湖那般大，但是很圆整、素朴，多数毫无人工斧凿的痕迹。“海子”水面不大也不深，只是斜坡很长，像幽深幽深地落下去的眼睛，清洁而明亮。坡上到处盛开了野花，散走着高头大马。
这时候你就看钱理群吧，他那菩萨样开阔、高耸的肉滚滚的额头上，全都放射起荣光，欢笑着跑上前，躬腰蹲身，举着他的相机到处瞄，每拍上绝美之景，就。陕活得咧开嘴直打哈哈，声称自己拍到了“传世之作”——到离开时，他向我们宣布一共拍去了三卷胶片，其中的“传世之作”起码有五件！
当时我和他是“包友”，合住在一个蒙古包里。他牵挂着要看一下草原的日出，并想将它拍下，让我天不亮四点就叫他。我说起不来，主要是害怕醒不来，误了他的大事这个责任可担负不起。但我身上带着的呼机恰好派上用场，就给他定了时，说四点太早，定四点半吧。
调好以后，又叮嘱他自己听着些，谁醒了叫一声，别给耽误了。
然后我把一直困绕自己的一个问题拿出来向他请教。
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精神胜利法”在许多情况下有用，并不像《阿Q正传》里所说的全都有害不好。
就我自己而言，有时候不免会处于暂时无法可解的境遇，要想战胜它，就得学着将它置之度外，起码要学着从精神上“压倒”它，以便无视它，“放下包袱”，有充裕之余力面对更大的挑战，埋下头来，努力成事，彻底摆脱境遇之束缚！如果不从精神上“压倒”，恐怕我就完全灰心、不愿尽力而为了！
考究其实，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吗？
我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和钱先生一起探究，最终他也没能给我一个明晰、可信的回答。恐怕他从未想过，骤然提出来，匆忙之间不可能讲解清楚。
这件事时时萦绕我的脑海，至今我还是不变初衷，依然坚持许多人——包括许多大学中文系教授——对《阿Q正传》的解读很大程度上是在牵强。
谈话之间，不觉就到午夜，凌晨还得看日出，我们不敢再谈，都放身睡去。谁知呼机凌晨只把他一个人闹醒了，到现在还在沉沉入睡。他轻轻起来，独个儿悄然而出。据说走出去好远好远，天总是不亮；而卧，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小寐了一刻。
我一点也未听最后，他和衣等东方发亮时，他又醒过来，迎着太阳出来的方向猛走，一直走进阳光的深处。他说那种感觉实在很美——当然少不了要拍几张“传世之作”！
听着他愉快地唱经，我当时突然想起了狼，真想对他说，倘使那时候来一条恶狼，把你老人家叼走拖走，叫你莫名其妙地失踪，恐怕整个北大都会轰动！如果你再留下点与豺狼或其它什么希奇古怪的玩意儿搏斗的痕迹，那会给我们提供多少想像的荒原，“成全”多少探密的作家！
这一次的意外免过，他还是难逃一“劫”。
那是在晚上。
晚上的月亮上来了，落在“海子”里，波光粼粼。
风不小，草原日间、夜间的温差很大，穿着薄衣，一个人悄悄地来到水边，凉气逼人；坐下去默默静思，不久就有水下的虫儿、动物们低吟浅唱，仿佛参与着你的思想，心情便随着这派水光和鸣唱散开、融化，变作了空空茫茫。这时的你，是在和宇宙对语，心心相系！
这样的夜是格外有魅力的。
不久过来几个人，脚步声打破了空中的静谧。我看了看，天色太暗，认不出都有谁，仔细听声音，知道其中有钱理群。
他能来这里，大概也是听说“海子”边的月景难得，一定可以再拍几张“传世之作”。果不然，他一到水边就忙活开了，摆弄起相机。为了取个好景，他不断调试着，不知觉间就往前走了走，仍是不满意，再向前跨出去，谁料一脚踏进河中，陷了进去。身旁的人大叫着拉住他，他的鞋袜、裤管已湿透了！
这算是他想留下几件“传世之作”付出的小小代价——相对于社会所予的来说，这样的付出也许不值一谈。
临走时，钱先生在花草中间一匹马的身后站住，仔细端量着，想为那匹马照一张相。我们站在一边直笑，戏谑地说，钱理群正在那里“采（踩）花、拍马”！
十年前，我还在中学读书，精神上面临总崩溃，那时候唯一的“情人”就是鲁迅先生。在我心目中，他是光，在彼岸照耀，帮助我艰难地维系处于风口中心飘摇不定的光点。我知道它极其脆弱，随时能被恶风扑破，但从不死心，对现实一个劲儿地说“不”。这声“不”早在70年前先生就已讲过了。
我很有知音之感，想找寻答案与方向，便搜集了所能见到的先生的一切文字，触类旁通地，连带着又看了许多研究他的专著。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便是钱先生的那部《心灵的探寻》。
还记得当我翻开扉页，骤然看见他的照片时，一下子就笑了，为他独特的面相而笑。
照片大约拍于30年前，我还没有出生，而他已在贵州“流放”。背景或许就是黄果树大瀑布，瀑布一落千丈，蔚为壮观。
那时，他三十多岁吧，额头铺展，站在潭水前侧身微笑，笑面如弥勒，到今天再看，他俨然就是一尊弥勒了！
正是这样一个人，如他的同辈们那样，前半生饱经沧桑，但别人所见的钱理群却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不读他的著作根本想不到在他内心，还深深地埋伏着那许多与外表完全相反的东西。
在书的正文前面，他写过这样的话：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意识到中国的希望不在“今天”而在“未来”了吧，不然他不会偏爱青年。
十年过去了，新的一代出世长大，“未来”怎样呢？
未来的他居然近于绝望，声称自己过去所做的那些学术研究意义不大，“希望还是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不断这样“寄托”下去，恐怕那也不是个事。一个老把“希望”无期限地向后推进的民族，能有多大“前景”呢？但是，每个民族若想发展，又离不开这些理想主义者的想像、呼告与努力——彼岸乌托邦的功用仅在于此，而不在其余。
那时候先生还发过一通“宣言”：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迅的真正知音必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
事实上，钱先生几曾“隐去”？
他就亲口讲过，他无法摆脱鲁迅，只要说话必从鲁迅开始，一辈子仍然活在鲁迅的“影子”里。这既是先生的长处，也是难能弥补的局限。他意识到了，却没有能力改变，那代人的学养“先天”地划定了他们怎样去跑、能跑多远。认清这种不足，他才告诫年轻人要埋头“沉潜十年”，到民间去，到传统里去。
这个心情是好的，可是培养一位真正的“大师”不自“年轻”时始，而开始于年幼。“大师”越到后来越多地依靠“童子功”，“童子功”不足，单靠后天弥补，人力亦难及。陈寅恪就是一例，据说他13岁对《十三经》就能“倒背如流”。
这具有心理学的依据。1973年的诺贝尔奖医学得主劳伦茨发现，人的发展就像一粒种子，种子内蕴藏了将来成长为一棵大树的一切遗传条件，但能否在土壤里发芽生长，那要看这粒种子落地时的季节与生态环境。比如婴儿期间情绪发展不顺利可能会影响以后的人际关系，儿童期语言之类的学习被剥夺，以后认知、语言、动作技能、社会技能的发展就很困难等等。
钱先生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他从周作人身上发现：人生的季节不可以颠倒，它应分成几个段落；大学时期追求的东西有三样，即知识、友谊和爱情。
而一个人能否成功又取决于：第一，自己把握不住的那些因素，例如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具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什么时候出生，出生在哪里，在什么文化、氛围、环境、传统下成长等等；第二是机遇；第三才是后天所接受的教育和自己的努力。
他自己属于那种季节颠倒、生不逢时、环境糟糕的“霉”人，那样的时代出不了大师、天才——这意味着它永远是他不能跨越的“极限”。钱先生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不前，因为他的精神导师说过：“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垒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
（1935年6月29日，鲁迅致赖少其信。）
他信奉鲁迅所说的“中间人”思想，懂得真正的大学者是少数，多数人做的是“奠基石”，“天才”正是大量吸收了这些奠基者所做工作的成果以后，才成就其莫大之伟业的。
因而，先生在1996年为北大学生讲演时说：“我们既要有雄心，立志做大学者、大事业，又要有平常心，甘于做普通工作者，做力所能及的小事情，并且很好地、及时地做好二者之间的转换。”只要努力了、参与了、拼搏了，那么我们就是实现了自己，没有虚度一生。人的价值“不在最后的结果，而在于过程……”
由此可见，钱先生所说的“使命已经完成”其实并非真完，他“隐去”不得，一息尚存，就需要作出探究。
苦难丛生的祖国，培育出他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第二视力”，助他穿透世界、人生、自我，对它们具有了像舍斯托夫那样的认识：“任何地方都没有天空，有的只是狭小受限制的视野（即警察捕猎时的眼睛），任何地方也都没有被推崇备至的理想，有的只是锁链，尽管看不见，但比监狱的镣铐连结得更加牢固。”
钱先生那一代人先时多带着“玫瑰色”的眼光，“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以“人民”为本位，并把自己扭曲、收缩，力图适应这个“人民”，但结果往往如朱自清说的“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能接受；理性上是能接受的，是习惯上过不来。所以……我们得慢慢来”。
面对“人民”，过来人多半会谈“虎”色变。因为这个“人民”实在是个抽象的物事，可以随意附会和解释，正像纳粹头子希特勒牵强的那样：“生命是什么？
生命就是民族。个人总是要死的！在个人以外，还有民族！”
既经如此曲解，个体“生命”就不算什么。然后，就可以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之流声称的，“我就是人民”，或者像历朝历代专制暴君们的“朕即国家”。
真要这样来理解，“人民”的内涵必会抽干，流水似的悄悄淌走，成为一座空洞的架子。民众们所作的当然只能是专制统治形式下的奴隶。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描写过这样的奴隶：这里的“人民”不是在生活，而仅活着，动物那样悄无声息地生死，冷漠死灭到失去一切生活目标，失去过去和未来。
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的他，终于从种种噩梦、幻影里醒来。在评介舍斯托夫、穆旦时，他曾夫子自道地讲，他“终于从……‘被推崇备至的理想’看到了‘更加牢固’的锁链……‘所有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光辉的概念’，已迅速化成琐碎的日子不忠而纡缓”
他发现，20世纪的中国一再出现这样的误解：知识分子对民族、社会责任的强调，总是要以知识分子个性的丧失为代价！鲁迅那代人曾为此作过勇猛的反叛，并企望自他们那代始，结束这种精神奴化状态；不料去世不到20年，钱先生这代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走了回头路！为此他痛苦地说：“40年代强调‘大众化’即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时就已显偏颇，50年代提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要求，更在实际上根本否定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美化人民愚昧状态的危险。”
“最后连知识分子自身也信了，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觉地自己‘出卖’了自己：终于‘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根本改造，就失去存在的价值。这是一种渗透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精神迷误，”“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
现在是时候了，他要沿着鲁迅的道路向前走，执守鲁迅一贯力持的精神。
“他深知世故而不世故，他参透人生，又采取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可以说越清醒，越不肯超脱，越看透现实的黑暗与自我局限，越要以更大的精神力量去与黑暗捣乱，战胜自我，在‘绝望的抗战’中获得人生的真实价值。所谓‘绝望中的抗战’，这是一种不抱幻想的抗战，不计成败，‘不求耕耘，不问收获’的抗战，……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钱先生说：“本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多次发生全民族非理性的狂热，我自己亲历的就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大动乱，每一次狂热都是在一种受压抑的怨愤情绪的冲动下开始的，最后却走到了反面。这样的悲剧经常发生在迫切要求改变自己地位的落后国家，受压抑的阶层中。具有局部合理性的历史要求的被利用，就特别令人感到悲哀与沮丧。这是历史对不成熟的民族、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惩罚。无论是对于我们民族，还是我自己，这都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因此，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理性与怀疑精神，时刻像鲁迅那样问一声“从来如此，便对么”。
只有具备这样一个理性，辅之以不断的求索，才不会“从一开始就被引入错误（全局性）的方向”。
1999年12月20日，北京魏公村。
——记钱理群先生
钱理群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人，比我年长几十岁，我们之间的“隔”已不止一两代，和他共处却没有丝毫的“隔”感。
日常生活里的钱理群恰似一个天真烂漫的孩童，喜欢摄影、观光，满面春风，你感觉不出在他身上曾经凝聚过那么多的曲折与苦难。这种性情在外出旅游时尤见分明。
1999年7、8月间，我们同去内蒙参加一个笔会，顺游巴音锡勒大草原。
草原上空气清新，绿草肥美，不几步就可以看到一个“海子”。蒙古人的“海子”在内地叫湖，只不过比通常所见的湖小一点，约略只有北大的未名湖那般大，但是很圆整、素朴，多数毫无人工斧凿的痕迹。“海子”水面不大也不深，只是斜坡很长，像幽深幽深地落下去的眼睛，清洁而明亮。坡上到处盛开了野花，散走着高头大马。
这时候你就看钱理群吧，他那菩萨样开阔、高耸的肉滚滚的额头上，全都放射起荣光，欢笑着跑上前，躬腰蹲身，举着他的相机到处瞄，每拍上绝美之景，就。陕活得咧开嘴直打哈哈，声称自己拍到了“传世之作”——到离开时，他向我们宣布一共拍去了三卷胶片，其中的“传世之作”起码有五件！
当时我和他是“包友”，合住在一个蒙古包里。他牵挂着要看一下草原的日出，并想将它拍下，让我天不亮四点就叫他。我说起不来，主要是害怕醒不来，误了他的大事这个责任可担负不起。但我身上带着的呼机恰好派上用场，就给他定了时，说四点太早，定四点半吧。
调好以后，又叮嘱他自己听着些，谁醒了叫一声，别给耽误了。
然后我把一直困绕自己的一个问题拿出来向他请教。
这个问题就是，我觉得“精神胜利法”在许多情况下有用，并不像《阿Q正传》里所说的全都有害不好。
就我自己而言，有时候不免会处于暂时无法可解的境遇，要想战胜它，就得学着将它置之度外，起码要学着从精神上“压倒”它，以便无视它，“放下包袱”，有充裕之余力面对更大的挑战，埋下头来，努力成事，彻底摆脱境遇之束缚！如果不从精神上“压倒”，恐怕我就完全灰心、不愿尽力而为了！
考究其实，这难道不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吗？
我把这个问题拿出来和钱先生一起探究，最终他也没能给我一个明晰、可信的回答。恐怕他从未想过，骤然提出来，匆忙之间不可能讲解清楚。
这件事时时萦绕我的脑海，至今我还是不变初衷，依然坚持许多人——包括许多大学中文系教授——对《阿Q正传》的解读很大程度上是在牵强。
谈话之间，不觉就到午夜，凌晨还得看日出，我们不敢再谈，都放身睡去。谁知呼机凌晨只把他一个人闹醒了，到现在还在沉沉入睡。他轻轻起来，独个儿悄然而出。据说走出去好远好远，天总是不亮；而卧，在湿漉漉的草地上小寐了一刻。
我一点也未听最后，他和衣等东方发亮时，他又醒过来，迎着太阳出来的方向猛走，一直走进阳光的深处。他说那种感觉实在很美——当然少不了要拍几张“传世之作”！
听着他愉快地唱经，我当时突然想起了狼，真想对他说，倘使那时候来一条恶狼，把你老人家叼走拖走，叫你莫名其妙地失踪，恐怕整个北大都会轰动！如果你再留下点与豺狼或其它什么希奇古怪的玩意儿搏斗的痕迹，那会给我们提供多少想像的荒原，“成全”多少探密的作家！
这一次的意外免过，他还是难逃一“劫”。
那是在晚上。
晚上的月亮上来了，落在“海子”里，波光粼粼。
风不小，草原日间、夜间的温差很大，穿着薄衣，一个人悄悄地来到水边，凉气逼人；坐下去默默静思，不久就有水下的虫儿、动物们低吟浅唱，仿佛参与着你的思想，心情便随着这派水光和鸣唱散开、融化，变作了空空茫茫。这时的你，是在和宇宙对语，心心相系！
这样的夜是格外有魅力的。
不久过来几个人，脚步声打破了空中的静谧。我看了看，天色太暗，认不出都有谁，仔细听声音，知道其中有钱理群。
他能来这里，大概也是听说“海子”边的月景难得，一定可以再拍几张“传世之作”。果不然，他一到水边就忙活开了，摆弄起相机。为了取个好景，他不断调试着，不知觉间就往前走了走，仍是不满意，再向前跨出去，谁料一脚踏进河中，陷了进去。身旁的人大叫着拉住他，他的鞋袜、裤管已湿透了！
这算是他想留下几件“传世之作”付出的小小代价——相对于社会所予的来说，这样的付出也许不值一谈。
临走时，钱先生在花草中间一匹马的身后站住，仔细端量着，想为那匹马照一张相。我们站在一边直笑，戏谑地说，钱理群正在那里“采（踩）花、拍马”！
十年前，我还在中学读书，精神上面临总崩溃，那时候唯一的“情人”就是鲁迅先生。在我心目中，他是光，在彼岸照耀，帮助我艰难地维系处于风口中心飘摇不定的光点。我知道它极其脆弱，随时能被恶风扑破，但从不死心，对现实一个劲儿地说“不”。这声“不”早在70年前先生就已讲过了。
我很有知音之感，想找寻答案与方向，便搜集了所能见到的先生的一切文字，触类旁通地，连带着又看了许多研究他的专著。其中最让我感动的便是钱先生的那部《心灵的探寻》。
还记得当我翻开扉页，骤然看见他的照片时，一下子就笑了，为他独特的面相而笑。
照片大约拍于30年前，我还没有出生，而他已在贵州“流放”。背景或许就是黄果树大瀑布，瀑布一落千丈，蔚为壮观。
那时，他三十多岁吧，额头铺展，站在潭水前侧身微笑，笑面如弥勒，到今天再看，他俨然就是一尊弥勒了！
正是这样一个人，如他的同辈们那样，前半生饱经沧桑，但别人所见的钱理群却都是一副乐呵呵的模样，不读他的著作根本想不到在他内心，还深深地埋伏着那许多与外表完全相反的东西。
在书的正文前面，他写过这样的话：谨献给正在致力于中国人及中国社会改造的青年朋友们。
也许从那时候开始，他就意识到中国的希望不在“今天”而在“未来”了吧，不然他不会偏爱青年。
十年过去了，新的一代出世长大，“未来”怎样呢？
未来的他居然近于绝望，声称自己过去所做的那些学术研究意义不大，“希望还是寄托在年轻一代身上”！
不断这样“寄托”下去，恐怕那也不是个事。一个老把“希望”无期限地向后推进的民族，能有多大“前景”呢？但是，每个民族若想发展，又离不开这些理想主义者的想像、呼告与努力——彼岸乌托邦的功用仅在于此，而不在其余。
那时候先生还发过一通“宣言”：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但仍期待于后来者——鲁迅的真正知音必在中国当代青年中产生。
事实上，钱先生几曾“隐去”？
他就亲口讲过，他无法摆脱鲁迅，只要说话必从鲁迅开始，一辈子仍然活在鲁迅的“影子”里。这既是先生的长处，也是难能弥补的局限。他意识到了，却没有能力改变，那代人的学养“先天”地划定了他们怎样去跑、能跑多远。认清这种不足，他才告诫年轻人要埋头“沉潜十年”，到民间去，到传统里去。
这个心情是好的，可是培养一位真正的“大师”不自“年轻”时始，而开始于年幼。“大师”越到后来越多地依靠“童子功”，“童子功”不足，单靠后天弥补，人力亦难及。陈寅恪就是一例，据说他13岁对《十三经》就能“倒背如流”。
这具有心理学的依据。1973年的诺贝尔奖医学得主劳伦茨发现，人的发展就像一粒种子，种子内蕴藏了将来成长为一棵大树的一切遗传条件，但能否在土壤里发芽生长，那要看这粒种子落地时的季节与生态环境。比如婴儿期间情绪发展不顺利可能会影响以后的人际关系，儿童期语言之类的学习被剥夺，以后认知、语言、动作技能、社会技能的发展就很困难等等。
钱先生早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他从周作人身上发现：人生的季节不可以颠倒，它应分成几个段落；大学时期追求的东西有三样，即知识、友谊和爱情。
而一个人能否成功又取决于：第一，自己把握不住的那些因素，例如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具有什么样的遗传因子，什么时候出生，出生在哪里，在什么文化、氛围、环境、传统下成长等等；第二是机遇；第三才是后天所接受的教育和自己的努力。
他自己属于那种季节颠倒、生不逢时、环境糟糕的“霉”人，那样的时代出不了大师、天才——这意味着它永远是他不能跨越的“极限”。钱先生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不前，因为他的精神导师说过：“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垒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做这一木一石呢？”
（1935年6月29日，鲁迅致赖少其信。）
他信奉鲁迅所说的“中间人”思想，懂得真正的大学者是少数，多数人做的是“奠基石”，“天才”正是大量吸收了这些奠基者所做工作的成果以后，才成就其莫大之伟业的。
因而，先生在1996年为北大学生讲演时说：“我们既要有雄心，立志做大学者、大事业，又要有平常心，甘于做普通工作者，做力所能及的小事情，并且很好地、及时地做好二者之间的转换。”只要努力了、参与了、拼搏了，那么我们就是实现了自己，没有虚度一生。人的价值“不在最后的结果，而在于过程……”
由此可见，钱先生所说的“使命已经完成”其实并非真完，他“隐去”不得，一息尚存，就需要作出探究。
苦难丛生的祖国，培育出他那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第二视力”，助他穿透世界、人生、自我，对它们具有了像舍斯托夫那样的认识：“任何地方都没有天空，有的只是狭小受限制的视野（即警察捕猎时的眼睛），任何地方也都没有被推崇备至的理想，有的只是锁链，尽管看不见，但比监狱的镣铐连结得更加牢固。”
钱先生那一代人先时多带着“玫瑰色”的眼光，“仿佛在云端里过日子”，以“人民”为本位，并把自己扭曲、收缩，力图适应这个“人民”，但结果往往如朱自清说的“现在我们过群众生活还过不来。这也不是理性上不能接受；理性上是能接受的，是习惯上过不来。所以……我们得慢慢来”。
面对“人民”，过来人多半会谈“虎”色变。因为这个“人民”实在是个抽象的物事，可以随意附会和解释，正像纳粹头子希特勒牵强的那样：“生命是什么？
生命就是民族。个人总是要死的！在个人以外，还有民族！”
既经如此曲解，个体“生命”就不算什么。然后，就可以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之流声称的，“我就是人民”，或者像历朝历代专制暴君们的“朕即国家”。
真要这样来理解，“人民”的内涵必会抽干，流水似的悄悄淌走，成为一座空洞的架子。民众们所作的当然只能是专制统治形式下的奴隶。
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描写过这样的奴隶：这里的“人民”不是在生活，而仅活着，动物那样悄无声息地生死，冷漠死灭到失去一切生活目标，失去过去和未来。
经历过文革十年浩劫的他，终于从种种噩梦、幻影里醒来。在评介舍斯托夫、穆旦时，他曾夫子自道地讲，他“终于从……‘被推崇备至的理想’看到了‘更加牢固’的锁链……‘所有的幻象已变狰狞’，所有的‘光辉的概念’，已迅速化成琐碎的日子不忠而纡缓”
他发现，20世纪的中国一再出现这样的误解：知识分子对民族、社会责任的强调，总是要以知识分子个性的丧失为代价！鲁迅那代人曾为此作过勇猛的反叛，并企望自他们那代始，结束这种精神奴化状态；不料去世不到20年，钱先生这代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又走了回头路！为此他痛苦地说：“40年代强调‘大众化’即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化’时就已显偏颇，50年代提出‘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要求，更在实际上根本否定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美化人民愚昧状态的危险。”
“最后连知识分子自身也信了，一步一步地，不知不觉地自己‘出卖’了自己：终于‘相信’了自己‘有罪’，相信自己不经‘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根本改造，就失去存在的价值。这是一种渗透知识分子灵魂深处的精神迷误，”“回想起我也曾长时间地‘陶醉’于自己的驯服中，我觉得鲁迅是在用鞭子抽打我的灵魂，我无地自容！”
现在是时候了，他要沿着鲁迅的道路向前走，执守鲁迅一贯力持的精神。
“他深知世故而不世故，他参透人生，又采取了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可以说越清醒，越不肯超脱，越看透现实的黑暗与自我局限，越要以更大的精神力量去与黑暗捣乱，战胜自我，在‘绝望的抗战’中获得人生的真实价值。所谓‘绝望中的抗战’，这是一种不抱幻想的抗战，不计成败，‘不求耕耘，不问收获’的抗战，……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作可为，向前的走去。”钱先生说：“本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多次发生全民族非理性的狂热，我自己亲历的就有1958年的大跃进和十年大动乱，每一次狂热都是在一种受压抑的怨愤情绪的冲动下开始的，最后却走到了反面。这样的悲剧经常发生在迫切要求改变自己地位的落后国家，受压抑的阶层中。具有局部合理性的历史要求的被利用，就特别令人感到悲哀与沮丧。这是历史对不成熟的民族、阶层及其知识分子的惩罚。无论是对于我们民族，还是我自己，这都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因此，不论什么时候我们都需要理性与怀疑精神，时刻像鲁迅那样问一声“从来如此，便对么”。
只有具备这样一个理性，辅之以不断的求索，才不会“从一开始就被引入错误（全局性）的方向”。
1999年12月20日，北京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