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漠深深无花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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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亮程散文批评
大约在1999年岁末，朋友在电话里隆重推荐说，《天涯》杂志最近推出一组散文，是一位名唤刘亮程的人写的，很不错，反响极大，让我赶紧看看。
我不怎么读现代作家写的东西，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个人，而朋友一向谨严、品位不低，如果不真正折倒心仪，她是不会特意教我的。
我便带着十分的好奇、满怀的虚心、高度的期望，仔细、认真地拜读。过后，她那边问我怎么样，我毫不思索地答道：不喜欢！
我说我是捺着精气神，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才完全松开自己，走进他的世界的。没有一点兴奋，反觉浑身虚白、苍茫，越看越盼它早完。心道，这小子是不是神经，一两篇就够了，篇篇风格都这样，太碎也太闷，实在吃不消。况且，我本能地厌恶那些漏干一切，拿荒凉、闭塞当人意十足来提高、升华、涵盖、钻挖、连带出什么什么精深玩意儿来的文章。
刘亮程的散文就是这么个精深的玩意儿。裸露出身体或某种情绪、心态，叫它们单单面对时间、自然环境，让万物有灵，物性、人性打通，拷问人和物的灵魂，感悟生与活的价值，赋予它们多重相通的意义。
时间、太阳、石头、麦子、酒、生殖器，一头牛，一条路，一块庄稼地，一间屋子……人人都需要面对的一些极其普通、恒定的东西，不像家庭、社会、历史、种族等其它复杂的物事那样，带有太多的变数、差异，每个人的都很不相同，面临的问题各各不一。所以，我们的精神、灵魂从刘亮程那里，体会到了相近的内容，这些内容由于切合本体状态，从而具有了形而上的特色，是一种寓言，一种象征，一种大智慧、大境界。
“在这片垃圾遍地、精神**、互相复制的沙漠上。”刘亮程能写到这一层，的确难能可贵。
（李锐：《来到绿洲》）
他的出现、走红，很像容易在沙漠、干旱地带生长的无花果，花朵藏身在囊状的花托中，在腔内开放，你看不见何时开花、成熟，他已把新鲜的果儿捧出来了。
但是，刘亮程成功之处，也是他失败所在。现在的他，行文已经模式化，一直在重复自己。
这一点没什么大碍，可以突破。重要的不在这里，而在于乡村的生态和环境的生态有别。他的乡村再接近自然，也无助于改善进一步恶化的、外界的大自然生态。
沙漠或戈壁本身就值得诅咒。
在刘亮程笔下的环境里生存，其艰难、艰辛虽然是我们这些置身于外的人无法想象的，但那些人的一切活动，自长远看，多数在进一步恶化环境生态，而不会相反。所以，没有水和绿荫的沙漠地带，我看不出有什么“自然”。那里的乡村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乡村。那里的城市，也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城市。它们迟早会被沙漠覆盖。
自然界的某些力量是人类永远克服、战胜不了的。
也就是说，刘亮程的“自然”和一般人的不一样，那种空荒得没边没度的场所，只有偶尔旅游到此的人，饱汉不知饥汉饿，方可一时诗性大发、留连徘徊，真叫他生在那里、住在那里、活在那里，或者流放、监禁，强制性地把他安插在那里，我不知道别人反应如何，反正我会远远地离开喧腾、现代、昂奋、开放的文化“气场”，生命随外界一道枯竭，木乃伊一样，思维、感情的活性迟早得报销的。
过去，我也读到不少去那里挖掘素材的人写的许许多多的华章，他们强奸完别的，现在又开始浮光掠影地周游沙漠、戈壁、高原等人迹罕至的、没来得及受过污染的不毛之地，而后隐瞒住真实的感想，矫揉做作地埋一些诗情和文化进去，讴歌一番、抒写一番，纯粹为了炫耀阅历见闻，强奸“荒僻”、“原始”了！
从荒僻之地土生土长者，一辈子还没有机会远足，不知道什么叫“风景秀丽”、“清山绿水”，或者体会不出别种“气场”的力与美，而带了他出身地的那个“气场”，只和自己的能产生共鸣、感应，像刘亮程那样，这是无可厚非的。毕竟那里也还是地球的一分，留下了人类搏动的痕迹。
更多数像我这样的人，对那种由沙漠、戈壁为背景，凝聚成形的精神“气场”，是无法进入、更遑论感应的。
如此说来，那些浅薄的猎奇者笔下的诸多文字，也多半成为无病呻吟的呓语。
刘亮程的文字是真正的“手写心”的文字，不同于一切对它本无感应和深刻的生命体验的人。但那里即使是他的故园，他最后不还是同样走了一条不归路，离开他的“村庄”，远远观望，距离生“美”，才写出那么多文字来的吗？要是不从那里走出，他还能超脱出来，写下点什么铭心刻骨的东西吗？
也许这是什么规律吧？
过去我们不是有作家回忆过“三年灾难”时期（1959－1961年）的“美好”生活，而无视身边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饿死的事实吗？
现在，我是终于无法进入刘亮程呕心沥血地构筑起来的文字世界了。
我觉得这好比毒瘤，不能因为它已经属于你，你无可选择，就应该对它一往情深、疼爱有加。
刘亮程选定了目标，解剖它、分析它、研究它，不时跳耀几点光花，照破小小“村庄”沉闷的天空——他引以为豪、起码很不讨厌与反感的，不恰恰正是由于他有这么一个“毒瘤”吗？
我知道这种“毒瘤”的“毒性”，所以，即使是刘亮程这样并不矫情做作、冒呆气酸气如现在许多所谓“行走文学”“作家”的人写的很平实的散文，我也走不进去，也还是要排斥。至于其他人怎么看怎么想，我管不了。
2000年3月，北京魏公村。
——刘亮程散文批评
大约在1999年岁末，朋友在电话里隆重推荐说，《天涯》杂志最近推出一组散文，是一位名唤刘亮程的人写的，很不错，反响极大，让我赶紧看看。
我不怎么读现代作家写的东西，第一次听说有这么个人，而朋友一向谨严、品位不低，如果不真正折倒心仪，她是不会特意教我的。
我便带着十分的好奇、满怀的虚心、高度的期望，仔细、认真地拜读。过后，她那边问我怎么样，我毫不思索地答道：不喜欢！
我说我是捺着精气神，使尽了浑身的解数，才完全松开自己，走进他的世界的。没有一点兴奋，反觉浑身虚白、苍茫，越看越盼它早完。心道，这小子是不是神经，一两篇就够了，篇篇风格都这样，太碎也太闷，实在吃不消。况且，我本能地厌恶那些漏干一切，拿荒凉、闭塞当人意十足来提高、升华、涵盖、钻挖、连带出什么什么精深玩意儿来的文章。
刘亮程的散文就是这么个精深的玩意儿。裸露出身体或某种情绪、心态，叫它们单单面对时间、自然环境，让万物有灵，物性、人性打通，拷问人和物的灵魂，感悟生与活的价值，赋予它们多重相通的意义。
时间、太阳、石头、麦子、酒、生殖器，一头牛，一条路，一块庄稼地，一间屋子……人人都需要面对的一些极其普通、恒定的东西，不像家庭、社会、历史、种族等其它复杂的物事那样，带有太多的变数、差异，每个人的都很不相同，面临的问题各各不一。所以，我们的精神、灵魂从刘亮程那里，体会到了相近的内容，这些内容由于切合本体状态，从而具有了形而上的特色，是一种寓言，一种象征，一种大智慧、大境界。
“在这片垃圾遍地、精神**、互相复制的沙漠上。”刘亮程能写到这一层，的确难能可贵。
（李锐：《来到绿洲》）
他的出现、走红，很像容易在沙漠、干旱地带生长的无花果，花朵藏身在囊状的花托中，在腔内开放，你看不见何时开花、成熟，他已把新鲜的果儿捧出来了。
但是，刘亮程成功之处，也是他失败所在。现在的他，行文已经模式化，一直在重复自己。
这一点没什么大碍，可以突破。重要的不在这里，而在于乡村的生态和环境的生态有别。他的乡村再接近自然，也无助于改善进一步恶化的、外界的大自然生态。
沙漠或戈壁本身就值得诅咒。
在刘亮程笔下的环境里生存，其艰难、艰辛虽然是我们这些置身于外的人无法想象的，但那些人的一切活动，自长远看，多数在进一步恶化环境生态，而不会相反。所以，没有水和绿荫的沙漠地带，我看不出有什么“自然”。那里的乡村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乡村。那里的城市，也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城市。它们迟早会被沙漠覆盖。
自然界的某些力量是人类永远克服、战胜不了的。
也就是说，刘亮程的“自然”和一般人的不一样，那种空荒得没边没度的场所，只有偶尔旅游到此的人，饱汉不知饥汉饿，方可一时诗性大发、留连徘徊，真叫他生在那里、住在那里、活在那里，或者流放、监禁，强制性地把他安插在那里，我不知道别人反应如何，反正我会远远地离开喧腾、现代、昂奋、开放的文化“气场”，生命随外界一道枯竭，木乃伊一样，思维、感情的活性迟早得报销的。
过去，我也读到不少去那里挖掘素材的人写的许许多多的华章，他们强奸完别的，现在又开始浮光掠影地周游沙漠、戈壁、高原等人迹罕至的、没来得及受过污染的不毛之地，而后隐瞒住真实的感想，矫揉做作地埋一些诗情和文化进去，讴歌一番、抒写一番，纯粹为了炫耀阅历见闻，强奸“荒僻”、“原始”了！
从荒僻之地土生土长者，一辈子还没有机会远足，不知道什么叫“风景秀丽”、“清山绿水”，或者体会不出别种“气场”的力与美，而带了他出身地的那个“气场”，只和自己的能产生共鸣、感应，像刘亮程那样，这是无可厚非的。毕竟那里也还是地球的一分，留下了人类搏动的痕迹。
更多数像我这样的人，对那种由沙漠、戈壁为背景，凝聚成形的精神“气场”，是无法进入、更遑论感应的。
如此说来，那些浅薄的猎奇者笔下的诸多文字，也多半成为无病呻吟的呓语。
刘亮程的文字是真正的“手写心”的文字，不同于一切对它本无感应和深刻的生命体验的人。但那里即使是他的故园，他最后不还是同样走了一条不归路，离开他的“村庄”，远远观望，距离生“美”，才写出那么多文字来的吗？要是不从那里走出，他还能超脱出来，写下点什么铭心刻骨的东西吗？
也许这是什么规律吧？
过去我们不是有作家回忆过“三年灾难”时期（1959－1961年）的“美好”生活，而无视身边成千上万的人正在饿死的事实吗？
现在，我是终于无法进入刘亮程呕心沥血地构筑起来的文字世界了。
我觉得这好比毒瘤，不能因为它已经属于你，你无可选择，就应该对它一往情深、疼爱有加。
刘亮程选定了目标，解剖它、分析它、研究它，不时跳耀几点光花，照破小小“村庄”沉闷的天空——他引以为豪、起码很不讨厌与反感的，不恰恰正是由于他有这么一个“毒瘤”吗？
我知道这种“毒瘤”的“毒性”，所以，即使是刘亮程这样并不矫情做作、冒呆气酸气如现在许多所谓“行走文学”“作家”的人写的很平实的散文，我也走不进去，也还是要排斥。至于其他人怎么看怎么想，我管不了。
2000年3月，北京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