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出重围》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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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之间发生关系构成的错综交杂的场，人不同，关系不同，决定了人的“身份”不同，处身其间的场与场就不同。标志一个人的“身份”有许多，所以同一个人往往处于许多场中。最基本的分划办法是按职业特点区分：商人在商场，官员在官场，农民在“农场”，学生、教师则在“学场”，军人当然在“军场”……所有这些场，向上说它们互相兼容，而不仅具有排他性。向下说，场下有场、场中有场。军人处身的环境有战时、预备时、平时等，军人处身的状况相应地就有了非常时、准非常（戒备）时、日常时。而和平环境下的平时、日常时居多。即使是战时，真正面对面开火也是极短的，大多时候处于非战时刻。所以，英雄品性不容易看见和具备，不是非常状态，有之也“吓人”。
《突出重围》写的是准非常状态下发生的事。有人按着作品里讲到的，认为它打的是高科技局部“战争”条件下的演习，其实这是作者“蒙人”和过人之处——演习在这部小说中只是一个外壳，这样的外壳是构成《突出》所必备的，它既具有了“好看”的“战争小说”所有的各项要素——“战争”的悬念、惊险、紧张、刺激；同时，更主要的，是它借演习打出了我军内部出现的许多深层次问题。
这是些什么问题，能不能解决，怎样解决呢？作者思考了，但是一部小说无法把它们全部涵盖、容下。某些方面，作者本人也力不从心。
就我揣度，《突出》所“打”的，说透了就是人才怎样“合理化”地进行组合。
在作者的意识里，只要人才组合恰当了，即使庸人也能调动、发挥，拿出最佳的水平来。组合不好，人与人闹别扭，甚至勾心斗角，仗就打不好，即使你是人才，也得心甘情愿地认输，向那些自己瞧不起的庸人认输。
照作品所揭示的，中国在人才上并不缺乏，所缺的恰恰是如何组合，在什么方式下进行组合。
由于这一方面的缺漏，我们很落后，我们的军队一当面对真正的世界战争、面对真正的敌人时，极有可能不堪一击、一败涂地，像小说里的“红军”。
所以，它意图宣扬的不是武器至上，不是高科技怎样怎样了不起，而是人才至上、惟才是举。他觉得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严格说来，是有了人才再善加利用、组合得当，就有了一切。这体现了作者的匠心与深刻。
然而，不能说《突出》没有问题，它的问题就出在人才的“组合方式”上。
先看事例。
蓝军的初级指挥官都是军校未毕业学员，下来“实习”，这样的人简单、听话，执行命令坚决、彻底，还都是“人才”，懂得使用电脑，什么新设备都能用、会用。
这是它的“底层”。
它的上层决策者们在构成上则尤其简单，没有政委，也没有副师长、副政委；只有那么一位师长，但是师长风格高，基本退居二线，真正当家做主的只有一个人，参谋长朱海鹏。
他说了算，怎么打、谁去打、用什么打、什么时候打、打到什么地步，他说了算。这个人物使我联想起《乔厂长上任记》中的那位“大中型国有企业”里的乔厂长——铁腕人物、改革中坚，标准的能耐非凡的“超人”。
但他们的结果怎样呢？在1980年前后的改革之初，他们的发展空间可能不小，作为很大，一言堂、家长作风可以通行无阻。一旦现代化走向深层，他们再这样干面临的会是什么，能不能走通？21世纪初大中型“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现实已经回答了一切。
“军场”类于商场，这就带来一个类似的问题：《突出》里的组合是不是合理的、“科学”的、代表未来理想的？如果是，它又将造成什么后果？如果不是，那我们应该怎么改？
作者在这方面是忽视的，苛刻些说，他还不具备这样的觉悟、意念。
现实中蓝军既无那样的“超人”，“超人”又不能独自说了算，在应对越来越复杂的现代战争形势时，一个人往往担负不起全局，起码他得有一个参谋智囊团，有了这样的“团”，就有了“扯皮”与争执。
中国人一个时是“龙”，成群后是“虫”，红军最不缺的恰恰是方案出来一堆，你想这样打，我想那样打，政出多头，互相扯皮，最后谁官大、而不是谁的能力大，谁说了算，因而才有一次次的失败。
作家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非常时期的非常组合，现实里用起来并非得心应手，它需要磨合，而不是像小说里写到的，立即拿来，用起来俨然膀臂——小说张扬了“大英雄主义”，别的人也就全成了几位“英雄”“准英雄”的试验品、零件、机械，他们用不着自己的脑袋。
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不用脑袋的环境里，居然“打”出了“帅才”朱海鹏——这个人搞教学出身，从未当过中高级指挥官，无实际经验，从纸上谈兵到把纸上的拿到现实里演示，仅仅一眨眼功夫便成了。
谓予不信，可小说是这样写的。
所谓的“高科技”呢？在《突出》中仅仅是电脑、监测、自动化、软件病毒等最初级、最初步的东西——太相信外在的“科技”，理念跟不上，体制跟不上，这样的“演习”一旦真的发生，说得不客气一点的话，就不仅仅是纸上谈兵、浪费民脂民膏了！
那么，什么样的理念、体制合于“现代化”之必须呢？
我不能谈好别的，但敢肯定家长制、一言堂决不利于“高科技”“现代化”！
在现代高科技战争中，政府首脑下命令，军队负责打赢战争，作战方案则由高级智囊们讨论、论证后拿出来，再由主要指挥官分工、协作，配合以成，只有这样，复杂的高科技战争才能应付得来。一个人能量再大，对付这样庞大、复杂的场面也会力不从心。
海湾战争是书上讲得最多的，但海湾战争之能打胜，并非依靠个人充当什么“英雄”，而是整体，一个智囊团。
这也说明了乔厂长们几年、十几年后就稍息、站岗”，不具备现代人品格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
所以，铁腕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在“局部”领区暂时地带动一些变化，他们内心毫无现代管理科学理念，整个社会亦未跟上，一场系统、彻底的改革就实施不了——即使实施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改、改得动的。
幸好“蓝军”的对手是更为差劲的“红军”，如果是西方发达国家入侵，“蓝军”大概只能像开始时的“红军”那样束手待“毙”、无所作为！
何况，权力带给人的不光是“利”，也有弊。绝对的权力从长远看，绝对有害。作家已经顾不到这些了，他重视的是故事，《突出》也就成了“好看”的小说。
什么是“好看的小说”呢？那就是抓人、惊险、有戏，但它不耐看，耐不住看，有“水”，而且“水分”不小。
把一个故事讲得好，吸引入，不至于打瞌睡，是作家的本事。可是它的缺点是在别的地方停留、关注不够，内部的浑容性、涵蕴力也就欠缺，影响了作品长远的生命力价值——依照作者的才力，我认为他应该做得到，但他没有做到，这是过于“功利化”选择以后导致的后果。
当然，写好一部小说第一位的就是要写好人物和语言，在这方面作品是成功的、突出的，只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许多时候作者难以把握准确，蓝军的人际关系太单纯，结果单纯的打败了复杂的——“红军”被打败，最大的原因在此，而不是别的。
但是现代社会恰恰日益复杂化了，如此处理人物关系就显得有点“弱智”。起码他是把读者当成了“弱智”。
总括说来，就小说论小说，《突出》可读性强，对话生动，场面恢弘，让我们发现了一场“战争”原来还可以这样打，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黄献国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这种打法谁也没有想到，具有开创、开拓性。
可是，从现代理念层次审视，我觉得小说拔了些“家长式”的“超人”，这些人既与现代民主社会精神相悖，真正作为现实里的人物、大员存在时，又最可能成为希特勒一样的战争疯子，他们似乎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军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军”，否则战争就没有了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伟大的小说第一写好了“人”，“人”写得好了，附着在人物身上的一切才能活住。
这是我们和世界名家的差距，有待认清与克服。
2000年2月29日，北京魏公村。
社会是由各种各样的人之间发生关系构成的错综交杂的场，人不同，关系不同，决定了人的“身份”不同，处身其间的场与场就不同。标志一个人的“身份”有许多，所以同一个人往往处于许多场中。最基本的分划办法是按职业特点区分：商人在商场，官员在官场，农民在“农场”，学生、教师则在“学场”，军人当然在“军场”……所有这些场，向上说它们互相兼容，而不仅具有排他性。向下说，场下有场、场中有场。军人处身的环境有战时、预备时、平时等，军人处身的状况相应地就有了非常时、准非常（戒备）时、日常时。而和平环境下的平时、日常时居多。即使是战时，真正面对面开火也是极短的，大多时候处于非战时刻。所以，英雄品性不容易看见和具备，不是非常状态，有之也“吓人”。
《突出重围》写的是准非常状态下发生的事。有人按着作品里讲到的，认为它打的是高科技局部“战争”条件下的演习，其实这是作者“蒙人”和过人之处——演习在这部小说中只是一个外壳，这样的外壳是构成《突出》所必备的，它既具有了“好看”的“战争小说”所有的各项要素——“战争”的悬念、惊险、紧张、刺激；同时，更主要的，是它借演习打出了我军内部出现的许多深层次问题。
这是些什么问题，能不能解决，怎样解决呢？作者思考了，但是一部小说无法把它们全部涵盖、容下。某些方面，作者本人也力不从心。
就我揣度，《突出》所“打”的，说透了就是人才怎样“合理化”地进行组合。
在作者的意识里，只要人才组合恰当了，即使庸人也能调动、发挥，拿出最佳的水平来。组合不好，人与人闹别扭，甚至勾心斗角，仗就打不好，即使你是人才，也得心甘情愿地认输，向那些自己瞧不起的庸人认输。
照作品所揭示的，中国在人才上并不缺乏，所缺的恰恰是如何组合，在什么方式下进行组合。
由于这一方面的缺漏，我们很落后，我们的军队一当面对真正的世界战争、面对真正的敌人时，极有可能不堪一击、一败涂地，像小说里的“红军”。
所以，它意图宣扬的不是武器至上，不是高科技怎样怎样了不起，而是人才至上、惟才是举。他觉得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严格说来，是有了人才再善加利用、组合得当，就有了一切。这体现了作者的匠心与深刻。
然而，不能说《突出》没有问题，它的问题就出在人才的“组合方式”上。
先看事例。
蓝军的初级指挥官都是军校未毕业学员，下来“实习”，这样的人简单、听话，执行命令坚决、彻底，还都是“人才”，懂得使用电脑，什么新设备都能用、会用。
这是它的“底层”。
它的上层决策者们在构成上则尤其简单，没有政委，也没有副师长、副政委；只有那么一位师长，但是师长风格高，基本退居二线，真正当家做主的只有一个人，参谋长朱海鹏。
他说了算，怎么打、谁去打、用什么打、什么时候打、打到什么地步，他说了算。这个人物使我联想起《乔厂长上任记》中的那位“大中型国有企业”里的乔厂长——铁腕人物、改革中坚，标准的能耐非凡的“超人”。
但他们的结果怎样呢？在1980年前后的改革之初，他们的发展空间可能不小，作为很大，一言堂、家长作风可以通行无阻。一旦现代化走向深层，他们再这样干面临的会是什么，能不能走通？21世纪初大中型“国有企业”面临的困境现实已经回答了一切。
“军场”类于商场，这就带来一个类似的问题：《突出》里的组合是不是合理的、“科学”的、代表未来理想的？如果是，它又将造成什么后果？如果不是，那我们应该怎么改？
作者在这方面是忽视的，苛刻些说，他还不具备这样的觉悟、意念。
现实中蓝军既无那样的“超人”，“超人”又不能独自说了算，在应对越来越复杂的现代战争形势时，一个人往往担负不起全局，起码他得有一个参谋智囊团，有了这样的“团”，就有了“扯皮”与争执。
中国人一个时是“龙”，成群后是“虫”，红军最不缺的恰恰是方案出来一堆，你想这样打，我想那样打，政出多头，互相扯皮，最后谁官大、而不是谁的能力大，谁说了算，因而才有一次次的失败。
作家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这个“道理”。
不过，非常时期的非常组合，现实里用起来并非得心应手，它需要磨合，而不是像小说里写到的，立即拿来，用起来俨然膀臂——小说张扬了“大英雄主义”，别的人也就全成了几位“英雄”“准英雄”的试验品、零件、机械，他们用不着自己的脑袋。
奇怪的是在这样一个不用脑袋的环境里，居然“打”出了“帅才”朱海鹏——这个人搞教学出身，从未当过中高级指挥官，无实际经验，从纸上谈兵到把纸上的拿到现实里演示，仅仅一眨眼功夫便成了。
谓予不信，可小说是这样写的。
所谓的“高科技”呢？在《突出》中仅仅是电脑、监测、自动化、软件病毒等最初级、最初步的东西——太相信外在的“科技”，理念跟不上，体制跟不上，这样的“演习”一旦真的发生，说得不客气一点的话，就不仅仅是纸上谈兵、浪费民脂民膏了！
那么，什么样的理念、体制合于“现代化”之必须呢？
我不能谈好别的，但敢肯定家长制、一言堂决不利于“高科技”“现代化”！
在现代高科技战争中，政府首脑下命令，军队负责打赢战争，作战方案则由高级智囊们讨论、论证后拿出来，再由主要指挥官分工、协作，配合以成，只有这样，复杂的高科技战争才能应付得来。一个人能量再大，对付这样庞大、复杂的场面也会力不从心。
海湾战争是书上讲得最多的，但海湾战争之能打胜，并非依靠个人充当什么“英雄”，而是整体，一个智囊团。
这也说明了乔厂长们几年、十几年后就稍息、站岗”，不具备现代人品格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
所以，铁腕们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在“局部”领区暂时地带动一些变化，他们内心毫无现代管理科学理念，整个社会亦未跟上，一场系统、彻底的改革就实施不了——即使实施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改、改得动的。
幸好“蓝军”的对手是更为差劲的“红军”，如果是西方发达国家入侵，“蓝军”大概只能像开始时的“红军”那样束手待“毙”、无所作为！
何况，权力带给人的不光是“利”，也有弊。绝对的权力从长远看，绝对有害。作家已经顾不到这些了，他重视的是故事，《突出》也就成了“好看”的小说。
什么是“好看的小说”呢？那就是抓人、惊险、有戏，但它不耐看，耐不住看，有“水”，而且“水分”不小。
把一个故事讲得好，吸引入，不至于打瞌睡，是作家的本事。可是它的缺点是在别的地方停留、关注不够，内部的浑容性、涵蕴力也就欠缺，影响了作品长远的生命力价值——依照作者的才力，我认为他应该做得到，但他没有做到，这是过于“功利化”选择以后导致的后果。
当然，写好一部小说第一位的就是要写好人物和语言，在这方面作品是成功的、突出的，只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性许多时候作者难以把握准确，蓝军的人际关系太单纯，结果单纯的打败了复杂的——“红军”被打败，最大的原因在此，而不是别的。
但是现代社会恰恰日益复杂化了，如此处理人物关系就显得有点“弱智”。起码他是把读者当成了“弱智”。
总括说来，就小说论小说，《突出》可读性强，对话生动，场面恢弘，让我们发现了一场“战争”原来还可以这样打，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黄献国先生的话来说就是，这种打法谁也没有想到，具有开创、开拓性。
可是，从现代理念层次审视，我觉得小说拔了些“家长式”的“超人”，这些人既与现代民主社会精神相悖，真正作为现实里的人物、大员存在时，又最可能成为希特勒一样的战争疯子，他们似乎是真正意义上的“军人”，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
军人首先是“人”，然后才是“军”，否则战争就没有了正义与非正义之分。
伟大的小说第一写好了“人”，“人”写得好了，附着在人物身上的一切才能活住。
这是我们和世界名家的差距，有待认清与克服。
2000年2月29日，北京魏公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