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段城南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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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1928年生于江苏南京，1949年随父母迁居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及《创世纪》诗刊，致力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
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主要诗作有《乡愁》、 《白玉苦瓜》、 《等你，在雨中》等，诗集有《灵河》、 《石室之死》、《余光中诗选》等，诗论集有《诗人之境》、《诗的创作与鉴赏》等。其中《乡愁》一诗，因为形象而深刻地抒发了游子殷切的思乡之情并富有时代感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与赞赏。
林海音的小说名著《城南旧事》写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故事，所谓城南，是指北京的南城。那故事温馨而亲切，令人生怀古的清愁，广受读者喜爱。但英子长大后回到台湾，另有一段“城南旧事”，林海音自己未写，只好由女儿夏祖丽来写了。这第二段旧事的城南，却在台北。
初识海音，不记得究竟何时了。只记得来往渐密是在60年代之初。我在“联副”经常发表诗文，应该始于1961年，已经是她十年主编的末期了。我们的关系始于编者与作者，渐渐成为朋友，进而两家来往，熟到可以带孩子上她家去玩。
这一段因缘一半由地理促成。夏家住在重庆南路三段十四巷一号，余家住在厦门街三巷八号，都在城南，甚至同属古亭区。从我家步行去她家，越过江州街的小火车铁轨，沿街穿巷，不用十五分钟就到了。
当时除了单篇的诗文，我还在”联副”刊登了长篇的译文，包括毛姆颇长的短篇小说《书袋》和《生活》杂志上报道拜伦与雪莱在意大利交往的长文《缪思在意大利》，所以常在晚间把续稿送去她家。
记得夏天的晚上，海音常会打电话邀我们全家去夏府喝绿豆汤。
珊珊姐妹一听说要去夏妈妈家，都会欣然跟去，因为不但夏妈妈笑语可亲，夏家的几位大姐姐也喜欢这些小客人，有时还会带她们去街边“捞金鱼”。
海音长我十岁，这差距不上不下。她虽然出道很早，在文坛上比我先进，但是爽朗率真，显得年轻，令我下不了决心以长辈对待。但 径称海音，仍觉失礼。另一方面，要我像当时人多话杂的那些女作家昵呼“海音姐”，或“林大姐”，又觉得有点俗气。同样地，我也不喜欢叫什么“夏菁兄”或“望尧兄”。叫”海音女士”吧，又太做作了。最后我决定称她”夏太太”，因为我早已把何凡叫定了”夏先生”，似乎以此类推，倒也顺理成章。不过我一直深感这称呼太淡漠，不够交情。
夏家的女儿比余家的女儿平均要大十二三岁，所以祖美、祖丽、祖葳领着我们的四个小珊转来转去，倒真像一群大姐姐。她们玩得很高兴，不但因为大姐姐会带，也因为我家的四珊，不瞒你说，实在很乖。祖焊比我家的孩子大得太多，又是男生，当然远避了这一大群姐妹淘。
不过在夏家做客，亲切与热闹之中仍感到一点，什么呢，不是陌生，而是奇异。何凡与海音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他们不但说京片子，更办《国语日报》，而且在“国语推行委员会”工作。他们家高朋满座，多的是卷舌善道的北京人。在这些人面前，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口钝的南方人，弃彳不卷，竏厶不分，一口含混的普通话简直张口便错。用语当然也不道地，海音就常笑我把”什么玩意儿”说成了”什么玩意”。有一次我不服气，说你们北方人”花儿鸟儿鱼儿虫儿”，我们南方入听来只觉得“肉麻儿”。众人大笑。
那时候台北的文人大半住在城南。单说我们厦门街这条小巷子吧，曾经住过或是经常走过的作家，至少就包括潘垒、黄用、王文兴与”蓝星”的众多诗人。巷腰曾经有《新生报》的宿舍，所以彭歌也常见出没。巷底通到同安街，所以《文学》杂志的刘守宜、吴鲁芹、夏济安也履印交叠。所以海音也不时会走过这条巷子，甚至就停步在我家门口，来按电铃。
就像旧小说常说的，”光阴荏苒”，这另一段”城南旧事”随着古老的木屐踢踏，终于消逝在那一带的巷尾弄底了。夏家和余家同一年搬了家。从一九七四年起，我们带了四个女儿就定居在香港。十一年后我们再回台湾，却来了高雄，常住在岛南，不再是城南了。厦 门街旱已无家可归。
夏府也已从城南迁去城北，日式古屋换了新式的公寓大厦，而且高栖在六楼的拼花地板，不再是单层的榻榻米草席。每次从香港回台，几乎都会去夏府做客。众多文友久别重聚，气氛总是热烈的，无论是餐前纵谈或者是席上大嚼，那感觉真是宾至如归，不拘形骸到喧宾夺主。女主人天生丽质的音色，流利而且透彻，水珠滚荷叶一般畅快圆满，却为一屋的笑语定调或为众客共享的耳福。夏先生在书房里忙完，往往最后出场，比起女主人来也”低调”多了。
海音为人，宽厚、果决、豪爽。不论是做主编、出版人或是朋友，她都有海纳百川的度量，我不敢说她没有敌人，但相信她的朋友之多，友情之笃，是罕见的。她处事十分果决，而且决定得很快，我几乎没见过她当场犹豫，或事后懊悔。至于豪爽，则来自宽厚与果决：宽厚，才能豪，果决，才能爽。跟海音来往，不用迂回；跟她交谈，也无须客套。
这样豪爽的人当然好客。海音是最理想的女主人，因为她喜欢与人共享，所以客人容易与她同乐。她好吃，所以精于厨艺，喜欢下厨，更喜欢陪着大家吃。她好热闹，所以爱请满满一屋子的朋友聚谈，那场合往往是因为有远客过境，话题新鲜，谈兴自浓。她好摄影，主要还是珍惜良会，要留刹那于永恒。她的摄影不但称职，而且负责。许多朋友风云际会，当场拍了无数照片，事后船过无纹，或是终于一叠寄来，却曝光过度，形同游魂，或阴影深重，疑是卫夫人的墨猪，总之不值得保存，却也不忍心就丢掉。海音的照片不但拍得好，而且冲得快，不久就收到了，令朋友惊喜加上感佩。
所以去夏府做客，除了笑谈与美肴，还有许多近照可以传观，并且引发话题。她家的客厅里有不少小摆设，在小鸟与青蛙之外，更多的是象群。她收集的瓷象、木象、铜象姿态各殊，洋洋大观。朋友知道她有象癖，也送了她一些，总加起来恐怕不下百头。这些象简直就是她的”象征”，隐喻着女主人博大的心胸，祥瑞的容貌。海音素称美女，晚年又以”资深美女”自嘲自宽。依我看来，美女形形色色， 有的美得妖娆，令人不安；海音却是美得有福相的一种。
这位美女主编——不，资深美女加资深主编，先是把我的稿子刊在”联副”，继而将之发表于《纯文学月刊》，最后又成为我好几本书的出版人。我的文集《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愁》，诗集《在冷战的年代》，论集《分水岭上》都在她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出书，而且由她亲自设计封面，由作者末校。
我们合作得十分愉快：我把编好的书稿交给她后一切都不用操心，三四个星期之后新书就到手了。欣然翻玩之际，发现封面雅致大方，内文排印悦目，错字几乎绝迹，捧在手里真是俊美可爱。那个年代书市兴旺，这大本书销路不恶，版税也付得非常爽快，正是出版人一贯的作风。
纯文学出版社经营了二十七年，不幸在1995年结束。在出版社同人与众多作者的一片哀愁之中，海音指挥若定，表现出”时穷节乃见”的大仁大勇。她不屑计较琐碎的得失，毅然决然，把几百本好书的版权都还给了原作者，又不辞辛劳，一箱一箱，把存书统统分赠给他们。这样的豪爽果断，有情有义，有始有终，堪称出版业的典范。当前的出版界，还找得到这样珍贵的品种吗？
海音在纯文学出版社的编务及业务上投注了多年的心血，对台湾文坛甚至早期的新文学贡献很大。祖丽参与社务，不但为母亲分劳，而且笔耕勤快，有好几本访问记列入”纯文学丛书”。出版社曲终入散，虽然功在文坛，对垂垂老去的出版人仍然是伤感的事。可是海音的晚年颇不寂寞，不但文坛推重，友情丰收，而且家庭幸福，亲情洋溢。虽然客厅里挂的书法题着何凡的名句：”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毕竟有何凡这么忠贞的老伴相互”牵手”，走完全程。
而在她文学成就的顶峰，《城南旧事》在大陆拍成电影，赢得多次影展大奖，又译成三种外文，制成绘图版本。
在海音七十大寿的盛会上，我献给她一首三行短诗，分别以寿星的名字收句。子敏领着几位作家，用各自的乡音朗诵，颇为叫座。
我致辞说：“林海音岂止是常青树，她简直是长青林。她植树成林， 我们就在那林阴处……常说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位伟大的女性。
现在是女强人的时代，照理成功的女人背后也必有一位伟大的男性。
可是何凡和林海音，到底谁在谁的背后呢？还是台语说得好：夫妻是‘牵手’。这一对伉俪并肩携手，都站在前面。”
暮色苍茫得真快，在八十岁的寿宴上，我们夫妻的座位安排在寿星首席。那时的海音无复十年前的谈笑自若了。宾至的盛况不逊当年，但是热闹的核心缺了主角清脆动听的女高音，不免就失去了焦聚。美女再资深也终会老去，时光的无礼令人怅愁。我应邀致词，推崇寿星才德相侔，久负文坛的清望，说一度传闻她可能出任文化部长：“可是，一个人做了林海音，还稀罕做文化部长吗？”这话突如其来，激起满堂的掌声。
四年后时光的无礼变成绝情。我发现自己和齐邦嫒、痖弦坐在台上，面对四百位海音的朋友追述她生前的种种切切。深沉的肃静低压着整个大厅。海音的半身像巨幅海报高悬在我们背后，熟悉的笑容以亲切的眸光、开朗的齿光煦照着我们，但没有人能够用笑容回应了。刚才放映的纪录片，从稚龄的英子到耋年的林先生，栩栩的形貌还留在眼睫，而放眼台下，沉思的何凡虽然是坐在众多家人的中间，却形单影只——不，似乎只剩下了一半，令人很不习惯。
我长久未流的泪水忽然满眶，觉悟自己的”城南旧事”，也是祖丽姐妹和珊珊姐妹的“城南旧事”，终于一去不回。半个世纪的温馨往事，都在那幅永恒的笑貌上停格了。
2002年8月于高雄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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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爱情，余光中是这样看待的：”人如果太绝情，老是理性地慧剑斩情丝，也未免太乏味了，像是不良的导体；但若是太自作多情，每次发生爱情就闹得天翻地覆，酿成悲剧，又太天真了。爱和美 不一样：爱发生于实际生活，美却要靠恰好的距离。水中倒影总比岸上的实景令人着迷。“1956年，余光中终于和表妹范我存结婚。从那时到现在，做夫妻40年了，两人鲜少吵架。余光中脾气虽急，但从不迁怒，而且脾气发过就放下了，心胸非常开阔。”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相处是靠妥协。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是一对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这就是余光中的婚姻之道。
余光中当代著名诗人和评论家。1928年生于江苏南京，1949年随父母迁居香港，次年赴台，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1953年，与覃子豪、钟鼎文等共创“蓝星”诗社及《创世纪》诗刊，致力于现代主义诗歌创作。1959年获美国爱荷华大学艺术硕士。
现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主要诗作有《乡愁》、 《白玉苦瓜》、 《等你，在雨中》等，诗集有《灵河》、 《石室之死》、《余光中诗选》等，诗论集有《诗人之境》、《诗的创作与鉴赏》等。其中《乡愁》一诗，因为形象而深刻地抒发了游子殷切的思乡之情并富有时代感而受到人们的喜爱与赞赏。
林海音的小说名著《城南旧事》写英子七岁到十三岁的故事，所谓城南，是指北京的南城。那故事温馨而亲切，令人生怀古的清愁，广受读者喜爱。但英子长大后回到台湾，另有一段“城南旧事”，林海音自己未写，只好由女儿夏祖丽来写了。这第二段旧事的城南，却在台北。
初识海音，不记得究竟何时了。只记得来往渐密是在60年代之初。我在“联副”经常发表诗文，应该始于1961年，已经是她十年主编的末期了。我们的关系始于编者与作者，渐渐成为朋友，进而两家来往，熟到可以带孩子上她家去玩。
这一段因缘一半由地理促成。夏家住在重庆南路三段十四巷一号，余家住在厦门街三巷八号，都在城南，甚至同属古亭区。从我家步行去她家，越过江州街的小火车铁轨，沿街穿巷，不用十五分钟就到了。
当时除了单篇的诗文，我还在”联副”刊登了长篇的译文，包括毛姆颇长的短篇小说《书袋》和《生活》杂志上报道拜伦与雪莱在意大利交往的长文《缪思在意大利》，所以常在晚间把续稿送去她家。
记得夏天的晚上，海音常会打电话邀我们全家去夏府喝绿豆汤。
珊珊姐妹一听说要去夏妈妈家，都会欣然跟去，因为不但夏妈妈笑语可亲，夏家的几位大姐姐也喜欢这些小客人，有时还会带她们去街边“捞金鱼”。
海音长我十岁，这差距不上不下。她虽然出道很早，在文坛上比我先进，但是爽朗率真，显得年轻，令我下不了决心以长辈对待。但 径称海音，仍觉失礼。另一方面，要我像当时人多话杂的那些女作家昵呼“海音姐”，或“林大姐”，又觉得有点俗气。同样地，我也不喜欢叫什么“夏菁兄”或“望尧兄”。叫”海音女士”吧，又太做作了。最后我决定称她”夏太太”，因为我早已把何凡叫定了”夏先生”，似乎以此类推，倒也顺理成章。不过我一直深感这称呼太淡漠，不够交情。
夏家的女儿比余家的女儿平均要大十二三岁，所以祖美、祖丽、祖葳领着我们的四个小珊转来转去，倒真像一群大姐姐。她们玩得很高兴，不但因为大姐姐会带，也因为我家的四珊，不瞒你说，实在很乖。祖焊比我家的孩子大得太多，又是男生，当然远避了这一大群姐妹淘。
不过在夏家做客，亲切与热闹之中仍感到一点，什么呢，不是陌生，而是奇异。何凡与海音是不折不扣的北京人，他们不但说京片子，更办《国语日报》，而且在“国语推行委员会”工作。他们家高朋满座，多的是卷舌善道的北京人。在这些人面前，我们才发现自己是多么口钝的南方人，弃彳不卷，竏厶不分，一口含混的普通话简直张口便错。用语当然也不道地，海音就常笑我把”什么玩意儿”说成了”什么玩意”。有一次我不服气，说你们北方人”花儿鸟儿鱼儿虫儿”，我们南方入听来只觉得“肉麻儿”。众人大笑。
那时候台北的文人大半住在城南。单说我们厦门街这条小巷子吧，曾经住过或是经常走过的作家，至少就包括潘垒、黄用、王文兴与”蓝星”的众多诗人。巷腰曾经有《新生报》的宿舍，所以彭歌也常见出没。巷底通到同安街，所以《文学》杂志的刘守宜、吴鲁芹、夏济安也履印交叠。所以海音也不时会走过这条巷子，甚至就停步在我家门口，来按电铃。
就像旧小说常说的，”光阴荏苒”，这另一段”城南旧事”随着古老的木屐踢踏，终于消逝在那一带的巷尾弄底了。夏家和余家同一年搬了家。从一九七四年起，我们带了四个女儿就定居在香港。十一年后我们再回台湾，却来了高雄，常住在岛南，不再是城南了。厦 门街旱已无家可归。
夏府也已从城南迁去城北，日式古屋换了新式的公寓大厦，而且高栖在六楼的拼花地板，不再是单层的榻榻米草席。每次从香港回台，几乎都会去夏府做客。众多文友久别重聚，气氛总是热烈的，无论是餐前纵谈或者是席上大嚼，那感觉真是宾至如归，不拘形骸到喧宾夺主。女主人天生丽质的音色，流利而且透彻，水珠滚荷叶一般畅快圆满，却为一屋的笑语定调或为众客共享的耳福。夏先生在书房里忙完，往往最后出场，比起女主人来也”低调”多了。
海音为人，宽厚、果决、豪爽。不论是做主编、出版人或是朋友，她都有海纳百川的度量，我不敢说她没有敌人，但相信她的朋友之多，友情之笃，是罕见的。她处事十分果决，而且决定得很快，我几乎没见过她当场犹豫，或事后懊悔。至于豪爽，则来自宽厚与果决：宽厚，才能豪，果决，才能爽。跟海音来往，不用迂回；跟她交谈，也无须客套。
这样豪爽的人当然好客。海音是最理想的女主人，因为她喜欢与人共享，所以客人容易与她同乐。她好吃，所以精于厨艺，喜欢下厨，更喜欢陪着大家吃。她好热闹，所以爱请满满一屋子的朋友聚谈，那场合往往是因为有远客过境，话题新鲜，谈兴自浓。她好摄影，主要还是珍惜良会，要留刹那于永恒。她的摄影不但称职，而且负责。许多朋友风云际会，当场拍了无数照片，事后船过无纹，或是终于一叠寄来，却曝光过度，形同游魂，或阴影深重，疑是卫夫人的墨猪，总之不值得保存，却也不忍心就丢掉。海音的照片不但拍得好，而且冲得快，不久就收到了，令朋友惊喜加上感佩。
所以去夏府做客，除了笑谈与美肴，还有许多近照可以传观，并且引发话题。她家的客厅里有不少小摆设，在小鸟与青蛙之外，更多的是象群。她收集的瓷象、木象、铜象姿态各殊，洋洋大观。朋友知道她有象癖，也送了她一些，总加起来恐怕不下百头。这些象简直就是她的”象征”，隐喻着女主人博大的心胸，祥瑞的容貌。海音素称美女，晚年又以”资深美女”自嘲自宽。依我看来，美女形形色色， 有的美得妖娆，令人不安；海音却是美得有福相的一种。
这位美女主编——不，资深美女加资深主编，先是把我的稿子刊在”联副”，继而将之发表于《纯文学月刊》，最后又成为我好几本书的出版人。我的文集《望乡的牧神》、《焚鹤人》、《听听那冷雨》、《青青边愁》，诗集《在冷战的年代》，论集《分水岭上》都在她主持的纯文学出版社出书，而且由她亲自设计封面，由作者末校。
我们合作得十分愉快：我把编好的书稿交给她后一切都不用操心，三四个星期之后新书就到手了。欣然翻玩之际，发现封面雅致大方，内文排印悦目，错字几乎绝迹，捧在手里真是俊美可爱。那个年代书市兴旺，这大本书销路不恶，版税也付得非常爽快，正是出版人一贯的作风。
纯文学出版社经营了二十七年，不幸在1995年结束。在出版社同人与众多作者的一片哀愁之中，海音指挥若定，表现出”时穷节乃见”的大仁大勇。她不屑计较琐碎的得失，毅然决然，把几百本好书的版权都还给了原作者，又不辞辛劳，一箱一箱，把存书统统分赠给他们。这样的豪爽果断，有情有义，有始有终，堪称出版业的典范。当前的出版界，还找得到这样珍贵的品种吗？
海音在纯文学出版社的编务及业务上投注了多年的心血，对台湾文坛甚至早期的新文学贡献很大。祖丽参与社务，不但为母亲分劳，而且笔耕勤快，有好几本访问记列入”纯文学丛书”。出版社曲终入散，虽然功在文坛，对垂垂老去的出版人仍然是伤感的事。可是海音的晚年颇不寂寞，不但文坛推重，友情丰收，而且家庭幸福，亲情洋溢。虽然客厅里挂的书法题着何凡的名句：”在苍茫的暮色里加紧脚步赶路”，毕竟有何凡这么忠贞的老伴相互”牵手”，走完全程。
而在她文学成就的顶峰，《城南旧事》在大陆拍成电影，赢得多次影展大奖，又译成三种外文，制成绘图版本。
在海音七十大寿的盛会上，我献给她一首三行短诗，分别以寿星的名字收句。子敏领着几位作家，用各自的乡音朗诵，颇为叫座。
我致辞说：“林海音岂止是常青树，她简直是长青林。她植树成林， 我们就在那林阴处……常说成功的男人背后必有一位伟大的女性。
现在是女强人的时代，照理成功的女人背后也必有一位伟大的男性。
可是何凡和林海音，到底谁在谁的背后呢？还是台语说得好：夫妻是‘牵手’。这一对伉俪并肩携手，都站在前面。”
暮色苍茫得真快，在八十岁的寿宴上，我们夫妻的座位安排在寿星首席。那时的海音无复十年前的谈笑自若了。宾至的盛况不逊当年，但是热闹的核心缺了主角清脆动听的女高音，不免就失去了焦聚。美女再资深也终会老去，时光的无礼令人怅愁。我应邀致词，推崇寿星才德相侔，久负文坛的清望，说一度传闻她可能出任文化部长：“可是，一个人做了林海音，还稀罕做文化部长吗？”这话突如其来，激起满堂的掌声。
四年后时光的无礼变成绝情。我发现自己和齐邦嫒、痖弦坐在台上，面对四百位海音的朋友追述她生前的种种切切。深沉的肃静低压着整个大厅。海音的半身像巨幅海报高悬在我们背后，熟悉的笑容以亲切的眸光、开朗的齿光煦照着我们，但没有人能够用笑容回应了。刚才放映的纪录片，从稚龄的英子到耋年的林先生，栩栩的形貌还留在眼睫，而放眼台下，沉思的何凡虽然是坐在众多家人的中间，却形单影只——不，似乎只剩下了一半，令人很不习惯。
我长久未流的泪水忽然满眶，觉悟自己的”城南旧事”，也是祖丽姐妹和珊珊姐妹的“城南旧事”，终于一去不回。半个世纪的温馨往事，都在那幅永恒的笑貌上停格了。
2002年8月于高雄左岸
【百家在线】
对于爱情，余光中是这样看待的：”人如果太绝情，老是理性地慧剑斩情丝，也未免太乏味了，像是不良的导体；但若是太自作多情，每次发生爱情就闹得天翻地覆，酿成悲剧，又太天真了。爱和美 不一样：爱发生于实际生活，美却要靠恰好的距离。水中倒影总比岸上的实景令人着迷。“1956年，余光中终于和表妹范我存结婚。从那时到现在，做夫妻40年了，两人鲜少吵架。余光中脾气虽急，但从不迁怒，而且脾气发过就放下了，心胸非常开阔。”家是讲情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夫妻相处是靠妥协。婚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是一对一的民主，一加一的自由。”这就是余光中的婚姻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