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到的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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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汪曾祺先生
苏叔阳
生于河北保定，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国医药大学任教。现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等职，国家一级编剧。主要作品有电影剧本《春雨潇潇》、《夕照街》等；散文《秋风也让人快乐》等四集。苏叔阳的作品曾获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奖、人民文学奖等多项大奖。此外，他的作品还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多种语言出版。
汪曾祺和林斤澜先生，无论从年龄还是“文龄”上说，都是前辈，应当称之为师的。不知是谁的“首创”，在北京的一些朋友中，称斤澜先生为”林大哥”，曾祺先生于是乎顺理成章地被称为“汪大哥”。我和他们二位交往不多，始终称他们为先生。这是因为我自知资格太浅，而二位的文章道德始终是我暗自心仪的，敬畏的成分更多一些。由于曾祺先生的“岗位”是编剧，我也属于”大梨园行”，所以碰面的机会稍多。他那“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脍炙人口的唱词，始终让我佩服得不得了。又喜欢他的小说、文章，尤其是他晚年写的笔记体小说，让我再三再四地看。因此见面时常常内心里生股怯意，生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让他鄙夷。我知道自己读书不多，在他这有学问的入面前，是不能放肆的。这种心境在遇到有真学问的学者时常常不由自主地生出来。有时我想，这大约就是上大学时常常被人批评的自傲与自卑兼而有之的表现吧！但那时的自卑更多是指政治上的不行，总是右倾。在我患癌症之前，我大约内心里是颇自信的，有时近乎自傲，虽然常有自卑追随，但常常口无遮拦，难免心态不平衡。生死的考验，让我懂了一点事，有时想起年轻气盛的往事，暗自脸红。病中我准备写一组文章，自我揭露一番，同时感谢那些善心待我，为我指明乖劣的师友。有的文章已经发表，而有的尚未动笔，其中有一篇便是写曾祺先生的。可惜，他再也见不到这篇迟到的文字，领受本该领受的谢忱了。
那年9月，我们应《大连日报》之邀，到大连棒槌岛开会。与会者有东北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还有余秋雨先生，北京去的有曾祺先生、徐城北和我。讨论的内容由《大连日报》的办报广涉其他。
天上地下、政经文化、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可谓丰富，不知怎的，谈到六朝的文风，及“文革体”及时下的华章。我讲了“骈四俪六”的话。我教过书，也给中文系上过课。”骈”字的读音，大约在课堂上是不会读错的。但我其实对它的读音并没有认真注意过，所以，“秀才读半边”，顺口将它读为”并”。而且，还将“掣肘”的“掣”
也读做”制”。当时，谁也没说什么。
吃晚饭时，曾祺先生悄悄塞给我一个条子，笑着说：”吃完了再看。”我是急性子，等不到吃完饭，便去卫生间”洗手”，偷偷展开条子一看，立即热血上头，感激与羞愧并举。那条子上用秀丽的字体写着”骈”不读并，读片。如用在”骈四俪六”句时，骈常转读为阳平。空一段后，又写着”掣”，不读制，读笺。这是一张大连棒槌岛宾馆的便笺，上面充塞了一件前辈对后学提携的炽热之情和拳拳之心。他不愿我在错误的路上走下去，又要照顾我的面子，所以，以手写替代口说，以悄悄地纠正替代当面的指教。这是真正的苦口婆心！我当时差一点流出泪来。我回到饭桌时，在他身边悄声说：”谢谢，谢谢您！”他用瘦长的手指戳戳我的脸，眼里是顽童般的喜悦的目光，只是一笑。他的目光和笑意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饭桌上，有人大谈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与故事。他大睁着眼俯下身静静地听。我非常纳闷儿，难道说者忘了曾祺先生是沈从文先生的高足，抑或是故意显示自己的多知多懂，难道曾祺先生真的不知道别人说的这些事，而如聆梵音般地专心致志？曾祺先生只是听，小口地喝着美酒，如同品酒般地品味别人对沈从文先生的评论。偶尔也插一句，说者便顺着他的插话讲下去，谁知酒过三巡，面红耳热，说者意兴最高时，曾祺先生陡地一放酒杯，黑黑的脸上飘起一股庄严，轻声但决断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刚才是我瞎说。”一言既出，举座寂然，直到晚饭终了。最后，只剩下我和另一位陪着他慢慢喝酒。那时，我还能喝几杯，虽然已经患了糖尿病。他将恃才傲物者引入误区然后揭示正道，却又将责任揽到自己头上，既将狂傲戳破，又为人留下情面。这种”坚持原则，灵活处之”的态度，让我今天仍回味无穷。我想，这就是中国文人的风骨吧！
那天晚上，趁着酒兴，曾祺先生挥毫作书作画，有求必应。特别对几位曾在鲁迅文学院进修过的年轻人更是慷慨之至，书画并送，直至深夜。他也让我和城北一齐”练字”。这可苦煞了我，只好陪伴。他看着我的字说：”还行。我以为你也跟他们似的写的是钢笔体的毛笔字，看来小时候练过。有体。”这自然是鼓励，大约还有怕下午那字条让我受不住而安慰的意味吧！真是个宽厚心肠的老人。他还送我一幅达摩图，不知是要我面壁还是破壁。我就当他劝我面壁修求真理吧！
从那以后，我们再见面时，他就比过去对我多了一份亲呢，大约认为“孺子可教”也。我大病初愈，去看作家书画展。看见他一副对联，只见瘦金体风骨又兼他自己风味的字颇有底蕴，便说：“真好！”他拍拍我的肩，像对孩子一样笑着说：”字不行，这对联句子好。”又看看我，说：”大难不死，你气色还好，将来有大出息，好好儿干。”我为他对我的关切很是动心。
如今，他那纸条一直夹在我的日记本里，每换一个日记本，都将这条子也换夹进去，成为我的清醒剂处方。他画的那尊达摩也珍藏在书柜里。我一直想把这些写成文章，但也有顾虑，一怕他说我“小题大做”；二怕他责我没看懂那达摩像的本意。还是心存怯意呀。
曾祺先生去了，去得匆忙，去四川的笔会原来我也在其中。但因在这之前先去过一次，身体又不帮衬，就向主办者告假。没想到，曾祺先生回京之后，就匆促地踏上了不归路。
去今两年，文坛不幸，许多耀眼的星辰先后飞升。天公何其自私，将这些大师们召集起来为一己之用吗？！这样的文章，我已经怕写。我后悔这篇文章没有及早写出，以申我的敬谢之忱，但如果不谢，又愧对曾祺先生扶携之情。他那黝黑的脸上一对永远如孩子般纯真的眼睛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他给我写的字条将成为我的至宝，将来或许会存在现代文学馆里，不过，那要等我也……不写了。我真的有些难过。他为什么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呢？一个多好多有学问多宽厚的人啊……
【百家在线】
1993年，苏叔阳身患癌症，但他一直以乐观的心态与病魔进行斗争。
“心宽一寸，病退一尺。”是苏叔阳在10多年抗癌路上最主要的体会，“要把病当朋友看，善待他们。但这个朋友不请自来，还有点小脾气，必须耐心地安抚它。”每次去医院，苏叔阳都不是说去看病，而是说“看老朋友来了”。苏叔阳想了两个办法对付自己的病，一是锻炼身体，开始每天爬楼梯、快步走；二是让自己沉浸在写作的愉快中，就此赶走对病的愁苦。后来，他竟主动地体会疾病和整个治疗过程，“以便将来写到癌症病人时有真实的感受，而不是想象出来的。我敢说，我比那些没得过癌症的人，描写癌症更真实、更细腻。”
苏叔阳把打针、吃药当成功课，该玩的时候照样玩，快乐的时候照样快乐，因此，他开玩笑说自己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我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生活是可爱的，我既然碰上了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现在，每每有朋友去找苏叔阳“取经”，他都会送给朋友四句话，“良好心态可去癌，乐观情绪能去病。戒烟限酒少烦恼，心胸开阔得宁静。”
——悼汪曾祺先生
苏叔阳
生于河北保定，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党史系，先后在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中国医药大学任教。现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电影家协会顾问等职，国家一级编剧。主要作品有电影剧本《春雨潇潇》、《夕照街》等；散文《秋风也让人快乐》等四集。苏叔阳的作品曾获中国图书奖、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散文奖、人民文学奖等多项大奖。此外，他的作品还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多种语言出版。
汪曾祺和林斤澜先生，无论从年龄还是“文龄”上说，都是前辈，应当称之为师的。不知是谁的“首创”，在北京的一些朋友中，称斤澜先生为”林大哥”，曾祺先生于是乎顺理成章地被称为“汪大哥”。我和他们二位交往不多，始终称他们为先生。这是因为我自知资格太浅，而二位的文章道德始终是我暗自心仪的，敬畏的成分更多一些。由于曾祺先生的“岗位”是编剧，我也属于”大梨园行”，所以碰面的机会稍多。他那“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的脍炙人口的唱词，始终让我佩服得不得了。又喜欢他的小说、文章，尤其是他晚年写的笔记体小说，让我再三再四地看。因此见面时常常内心里生股怯意，生怕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让他鄙夷。我知道自己读书不多，在他这有学问的入面前，是不能放肆的。这种心境在遇到有真学问的学者时常常不由自主地生出来。有时我想，这大约就是上大学时常常被人批评的自傲与自卑兼而有之的表现吧！但那时的自卑更多是指政治上的不行，总是右倾。在我患癌症之前，我大约内心里是颇自信的，有时近乎自傲，虽然常有自卑追随，但常常口无遮拦，难免心态不平衡。生死的考验，让我懂了一点事，有时想起年轻气盛的往事，暗自脸红。病中我准备写一组文章，自我揭露一番，同时感谢那些善心待我，为我指明乖劣的师友。有的文章已经发表，而有的尚未动笔，其中有一篇便是写曾祺先生的。可惜，他再也见不到这篇迟到的文字，领受本该领受的谢忱了。
那年9月，我们应《大连日报》之邀，到大连棒槌岛开会。与会者有东北几位德高望重的前辈，还有余秋雨先生，北京去的有曾祺先生、徐城北和我。讨论的内容由《大连日报》的办报广涉其他。
天上地下、政经文化、风土人情、历史掌故，可谓丰富，不知怎的，谈到六朝的文风，及“文革体”及时下的华章。我讲了“骈四俪六”的话。我教过书，也给中文系上过课。”骈”字的读音，大约在课堂上是不会读错的。但我其实对它的读音并没有认真注意过，所以，“秀才读半边”，顺口将它读为”并”。而且，还将“掣肘”的“掣”
也读做”制”。当时，谁也没说什么。
吃晚饭时，曾祺先生悄悄塞给我一个条子，笑着说：”吃完了再看。”我是急性子，等不到吃完饭，便去卫生间”洗手”，偷偷展开条子一看，立即热血上头，感激与羞愧并举。那条子上用秀丽的字体写着”骈”不读并，读片。如用在”骈四俪六”句时，骈常转读为阳平。空一段后，又写着”掣”，不读制，读笺。这是一张大连棒槌岛宾馆的便笺，上面充塞了一件前辈对后学提携的炽热之情和拳拳之心。他不愿我在错误的路上走下去，又要照顾我的面子，所以，以手写替代口说，以悄悄地纠正替代当面的指教。这是真正的苦口婆心！我当时差一点流出泪来。我回到饭桌时，在他身边悄声说：”谢谢，谢谢您！”他用瘦长的手指戳戳我的脸，眼里是顽童般的喜悦的目光，只是一笑。他的目光和笑意我永远不会忘记。
在饭桌上，有人大谈沈从文先生的文章与故事。他大睁着眼俯下身静静地听。我非常纳闷儿，难道说者忘了曾祺先生是沈从文先生的高足，抑或是故意显示自己的多知多懂，难道曾祺先生真的不知道别人说的这些事，而如聆梵音般地专心致志？曾祺先生只是听，小口地喝着美酒，如同品酒般地品味别人对沈从文先生的评论。偶尔也插一句，说者便顺着他的插话讲下去，谁知酒过三巡，面红耳热，说者意兴最高时，曾祺先生陡地一放酒杯，黑黑的脸上飘起一股庄严，轻声但决断地说：”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刚才是我瞎说。”一言既出，举座寂然，直到晚饭终了。最后，只剩下我和另一位陪着他慢慢喝酒。那时，我还能喝几杯，虽然已经患了糖尿病。他将恃才傲物者引入误区然后揭示正道，却又将责任揽到自己头上，既将狂傲戳破，又为人留下情面。这种”坚持原则，灵活处之”的态度，让我今天仍回味无穷。我想，这就是中国文人的风骨吧！
那天晚上，趁着酒兴，曾祺先生挥毫作书作画，有求必应。特别对几位曾在鲁迅文学院进修过的年轻人更是慷慨之至，书画并送，直至深夜。他也让我和城北一齐”练字”。这可苦煞了我，只好陪伴。他看着我的字说：”还行。我以为你也跟他们似的写的是钢笔体的毛笔字，看来小时候练过。有体。”这自然是鼓励，大约还有怕下午那字条让我受不住而安慰的意味吧！真是个宽厚心肠的老人。他还送我一幅达摩图，不知是要我面壁还是破壁。我就当他劝我面壁修求真理吧！
从那以后，我们再见面时，他就比过去对我多了一份亲呢，大约认为“孺子可教”也。我大病初愈，去看作家书画展。看见他一副对联，只见瘦金体风骨又兼他自己风味的字颇有底蕴，便说：“真好！”他拍拍我的肩，像对孩子一样笑着说：”字不行，这对联句子好。”又看看我，说：”大难不死，你气色还好，将来有大出息，好好儿干。”我为他对我的关切很是动心。
如今，他那纸条一直夹在我的日记本里，每换一个日记本，都将这条子也换夹进去，成为我的清醒剂处方。他画的那尊达摩也珍藏在书柜里。我一直想把这些写成文章，但也有顾虑，一怕他说我“小题大做”；二怕他责我没看懂那达摩像的本意。还是心存怯意呀。
曾祺先生去了，去得匆忙，去四川的笔会原来我也在其中。但因在这之前先去过一次，身体又不帮衬，就向主办者告假。没想到，曾祺先生回京之后，就匆促地踏上了不归路。
去今两年，文坛不幸，许多耀眼的星辰先后飞升。天公何其自私，将这些大师们召集起来为一己之用吗？！这样的文章，我已经怕写。我后悔这篇文章没有及早写出，以申我的敬谢之忱，但如果不谢，又愧对曾祺先生扶携之情。他那黝黑的脸上一对永远如孩子般纯真的眼睛永远印在我的脑海里。他给我写的字条将成为我的至宝，将来或许会存在现代文学馆里，不过，那要等我也……不写了。我真的有些难过。他为什么就这样匆匆地走了呢？一个多好多有学问多宽厚的人啊……
【百家在线】
1993年，苏叔阳身患癌症，但他一直以乐观的心态与病魔进行斗争。
“心宽一寸，病退一尺。”是苏叔阳在10多年抗癌路上最主要的体会，“要把病当朋友看，善待他们。但这个朋友不请自来，还有点小脾气，必须耐心地安抚它。”每次去医院，苏叔阳都不是说去看病，而是说“看老朋友来了”。苏叔阳想了两个办法对付自己的病，一是锻炼身体，开始每天爬楼梯、快步走；二是让自己沉浸在写作的愉快中，就此赶走对病的愁苦。后来，他竟主动地体会疾病和整个治疗过程，“以便将来写到癌症病人时有真实的感受，而不是想象出来的。我敢说，我比那些没得过癌症的人，描写癌症更真实、更细腻。”
苏叔阳把打针、吃药当成功课，该玩的时候照样玩，快乐的时候照样快乐，因此，他开玩笑说自己是个“没心没肺”的人，“我觉得人生是有意义的，生活是可爱的，我既然碰上了这个病，该怎么治就怎么治。”
现在，每每有朋友去找苏叔阳“取经”，他都会送给朋友四句话，“良好心态可去癌，乐观情绪能去病。戒烟限酒少烦恼，心胸开阔得宁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