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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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趟拜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行程里，吴川给自己做的定位就是，一位前来观瞻名人的普通游客。对于这个时代的某些人来说，或许列夫.托尔斯泰伯爵是他们文学上的偶像，精神上的导师。
但是对于吴川来说，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他脑海里一直都是在活着的大师和近代名人的形象中来回穿梭着。他既无法把面前这位留在一大把白胡子的忧郁老人和他记忆中的近代文豪联系起来，又不能将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当成一位普通名人来对待。
于是他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位在1910年旅行的游客，把这趟行程当做参观名人生活的旅游，这样他就不必试图去将这个活着的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和自己印象中的文豪重合在一起了。
虽然1910年的世界已经有了电报、电话和报纸、火车，世界各地的居民出门旅行的障碍正变得越来越小，他们对于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也知道的越来越及时，不过像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名望和著作，也只是流传于各国的上层人士和知识精英的圈子里。
他要是对伯爵表现的太过热情，这就变得不像个来自中国的普通学生了。更何况，后世的人总喜欢用自己的设想或是需要去塑造古代的名人事迹，天知道他所记得的那点关于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印象，究竟经过了多少人不同的加工。
正处于一个险恶处境的吴川，可不想再引来更多对自己出身的怀疑。只不过世事总是难料的，吴川虽然把自己当成了三人中的陪衬，可是伯爵对他的兴趣却比对美国记者和俄国上尉大的多。
当他听到伯爵用不甚标准的东北话向他打招呼，吴川也是醉了，他握着伯爵的手有些茫然的问道：“您会中文？”
托尔斯泰伯爵看着吴川发傻的样子，终于变的开心了起来，他用力的拍了拍吴川的肩膀说道：“年轻人放轻松一些，不要这么拘束。我花了两年时间学习中文，也只是刚刚入门，这可比法文和德文难学多了。”
伯爵一边说着，一边把吴川拉到自己身边坐了下来，这让原本作为主客的美国记者佩奇也有些无奈，只好让出了自己原先的位置。
受到伯爵这样意外的热情对待，吴川既感到荣幸，又有些坐卧不安的惶恐，他不知道对方为何如此亲近自己，明明刚刚伯爵出现在客厅时还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不过接下来伯爵对他的问话，算是打消了吴川和其他人心中出现的疑惑，“其实我一直都想找一个真正的，了解本国文化的中国人好生谈一谈。可惜的是这里毕竟距离中国太过遥远，而中国的学者也很少来俄罗斯…”
伯爵一开始还是用中文在和吴川交谈，不过很快他就更换成了吴川能够听懂，而他自己更能熟练表达的英文。在伯爵兴致勃勃的述说中，包括吴川在内的三名宾客终于了解了，最近几年伯爵一直都在研究关于中国的文化，特别是老子和孔子的著作。
只不过伯爵不懂中文，而用俄文翻译的老子和孔子著作，总让他觉得其中有着太多含糊之处，这才迫使他不得不自学中文，试图阅读老子和孔子著作的中文原版，以便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些古代中国学者的思想。
伯爵在解释之余，还不忘让一边帮他打理日常事务的大女儿去他的书房，把几本俄文版的老子、孔子著作拿过来，请吴川帮他解释下一些他感到难以理解的地方。伯爵以为，这些地方有可能是翻译出了问题。
老实说，听到伯爵的请求时，吴川的第一反应是想要拒绝的。虽然他在大学时曾经在某位老师的宣传下，短暂的对国学发生了一段时间的兴趣，认为自己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
不过等到他毕业之后，他才发觉这这些传统的道德学说，除了让他忍受996工作制外，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倒是他们的老板，因为员工们的忍耐和奉献，不仅换了车子、房子，连情人都从街头的洗头妹子换成了身材傲人的三线外围了。
了解了社会的真实之后，吴川就默默的将一套大学里购买的精装版四书五经卖给了某个收破烂的，曾经省吃俭用了三个月的伙食费才买下的传统文化瑰宝，最终不过换来了三顿快餐而已。
不过在佩奇踢了他一脚之后，吴川还是遵从了自己现在这位老板的意愿，改口向伯爵表示愿意为对方服务，只不过他有些担心自己学问不到，影响了伯爵对于这些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理解。
伯爵对此只是哈哈一笑，让吴川放宽心说，他只是希望能够听到一些不同的想法，好不让自己闭门造车而已。闭门造车是吴川自己对伯爵意思的理解，伯爵说的大致就是这个意思罢了。
伯爵手上收藏的中国文化典籍译本有十多本之多，不过有好些是重复的书籍，光是一个《论语》译本就有三种之多。三种译本中最薄的一本，是1898年出版的英译节选版《论语》，这也是最能保持原汁原味的一个译本，里面的用词可谓是相当的精确，就好似孔子用英语自己写下来的一般。
吴川翻到了译者的名字，发现了用中文书写的辜鸿铭三字，这个清末真正的国学大师之名他还是听说过的，于是对于这一译本他完全没有异议。
接下来的两本都是俄译本，一本发行的较早，是瓦.巴.瓦西里耶夫翻译的版本。而另一本就比较新了，是今年发售的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巴.斯.波波夫翻译的版本。
瓦.巴.瓦西里耶夫翻译的版本比较简洁，但是和19世纪之前的欧洲汉学家翻译中文典籍犯了一个毛病，不仅喜欢用基督教的理念去解释中国古代学者的思想，还常常自作主张的删除了许多有碍基督教理念的章节语句，这一版本就显得有些混乱而缺乏逻辑了。
至于巴.斯.波波夫教授翻译的版本，是三种译本中最为完整的。难得可贵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原作的语言之美，这一版本尽力保持了原作的用词搭配和修辞手法，以使译本尽量达到语句对仗工整和富有节奏感。
从伯爵大女儿以俄、英两种语言的重复朗诵中，吴川能够听出这位教授的确下了相当的功夫去翻译。而且这位教授应该在中国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否则他就不能把这么多注释和背景材料正确的加入到译本内，使得初学者更容易去理解《论语》一书到底说了什么典故。
不过也正因为巴.斯.波波夫过于借助了中国学者对于《论语》的解读，使得这一版本变得拖沓冗长，且失去了《论语》本身所蕴含的思想哲理。老实讲，把它当成一种东方文化的通俗读物，也许更为适合一些。
吴川一边听着丽莎读着三个版本中的语句，一边从记忆中翻找出原文，再用中、英文复述出来。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繁琐而枯躁的工作，除了伯爵和伯爵的大女儿外，佩奇和谢尔盖上尉都差不多听的昏昏欲睡了。
“…不，这三句话中的道不能翻译成三个不同的名词，虽然在俄语的语境内也许很适合，但这就失去了道所存在的本义。这样的翻译等于是波波夫教授自己提出了一个主张，和孔子所追求的道，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托尔斯泰伯爵对于吴川的说法很感兴趣，他不由追问道：“那么孔子所说的道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认为，《论语》中最重要的不是什么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爱，反而是这个道呢？”
吴川：“…”他感觉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大学毕业时的答辩时间。更糟糕的是，他还需要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来答辩，这简直就是考验他的英文词汇量啊。虽然这些日子里他通过背诵英俄字典丰富了不少英文词汇，但是想要把《论语》中的道这个词完整的用英语表达出来，还是有些为难他了。
思考了许久之后，吴川用拇指按着自己的太阳穴，绞尽脑汁的向伯爵解释道：“在说道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之前，我希望能够向您解释一下，孔子所处的时代。”
伯爵虽然不明白吴川为什么要扯这么远，但是作为这两年来他所遇到的，第一个对这些中国文化有了解的中国人，他还是很乐意花费上一些时间，听听对方对本国文化的看法的。他还让管家谢苗推掉了后面的几个会面。
吴川对此倒也没有多想，他全神贯注在了自己的记忆中，然后将过去学到的知识重新组织后，向伯爵说道：“孔子比耶稣早出生了500年，在他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发明出纸张，能够用以书写的载体只有铜器、丝帛和竹木制成的书简。
当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书写载体还是竹简、木简，这种载体虽然便宜且容易保存，但是它有个最大的缺陷就是笨重。一篇数百字的文章，往往就要用上数十斤重的竹简、木简。
所以在那个时代，学者想要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力求语言上的简洁，务必能够用一行字去阐述数百字的思想…”
谢尔盖上尉终于有些不耐烦的插嘴道：“这同你说的《论语》中的文字又有什么关系？”
伯爵顿时有些不满的瞪了上尉一眼，谢尔盖上尉也只能不甘心的闭上了嘴，吴川这才继续说道：“所以，我国将这个时代的学者著作都视为：微言大义。并不会简单的把其中一句话或一个字看成其表面的意思，而是试图去发掘出这些学者刻下这句话时究竟想说的是什么。
就像《论语》中的仁字不能简单的化为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和爱。这三句话中的道字，也不能将之简单拆开为三个不同意思的单词。
在我个人看来，孔子在《论语》中反复阐述了什么是仁，但是想要去追求并接近仁的境界，则需要先知道什么是道，然后按照道的运行规律去约束自己。所以，仁是孔子一声所追求的目标，而道则是孔子希望能够观察了解的通往仁的客观规律。
就像西方用自然科学规律去研究这个世界的真实一样，孔子希望找到由人组成的社会运行规律-道，从而使人的社会按照道的规律去运行从而达到仁的境界。所以道不仅包括了宇宙万物的起源、事物的规律，也包括了人生的准则和我们日常处事的原则…”
在这趟拜访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行程里，吴川给自己做的定位就是，一位前来观瞻名人的普通游客。对于这个时代的某些人来说，或许列夫.托尔斯泰伯爵是他们文学上的偶像，精神上的导师。
但是对于吴川来说，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在他脑海里一直都是在活着的大师和近代名人的形象中来回穿梭着。他既无法把面前这位留在一大把白胡子的忧郁老人和他记忆中的近代文豪联系起来，又不能将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当成一位普通名人来对待。
于是他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位在1910年旅行的游客，把这趟行程当做参观名人生活的旅游，这样他就不必试图去将这个活着的列夫.托尔斯泰伯爵和自己印象中的文豪重合在一起了。
虽然1910年的世界已经有了电报、电话和报纸、火车，世界各地的居民出门旅行的障碍正变得越来越小，他们对于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也知道的越来越及时，不过像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名望和著作，也只是流传于各国的上层人士和知识精英的圈子里。
他要是对伯爵表现的太过热情，这就变得不像个来自中国的普通学生了。更何况，后世的人总喜欢用自己的设想或是需要去塑造古代的名人事迹，天知道他所记得的那点关于列夫.托尔斯泰伯爵的印象，究竟经过了多少人不同的加工。
正处于一个险恶处境的吴川，可不想再引来更多对自己出身的怀疑。只不过世事总是难料的，吴川虽然把自己当成了三人中的陪衬，可是伯爵对他的兴趣却比对美国记者和俄国上尉大的多。
当他听到伯爵用不甚标准的东北话向他打招呼，吴川也是醉了，他握着伯爵的手有些茫然的问道：“您会中文？”
托尔斯泰伯爵看着吴川发傻的样子，终于变的开心了起来，他用力的拍了拍吴川的肩膀说道：“年轻人放轻松一些，不要这么拘束。我花了两年时间学习中文，也只是刚刚入门，这可比法文和德文难学多了。”
伯爵一边说着，一边把吴川拉到自己身边坐了下来，这让原本作为主客的美国记者佩奇也有些无奈，只好让出了自己原先的位置。
受到伯爵这样意外的热情对待，吴川既感到荣幸，又有些坐卧不安的惶恐，他不知道对方为何如此亲近自己，明明刚刚伯爵出现在客厅时还是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
不过接下来伯爵对他的问话，算是打消了吴川和其他人心中出现的疑惑，“其实我一直都想找一个真正的，了解本国文化的中国人好生谈一谈。可惜的是这里毕竟距离中国太过遥远，而中国的学者也很少来俄罗斯…”
伯爵一开始还是用中文在和吴川交谈，不过很快他就更换成了吴川能够听懂，而他自己更能熟练表达的英文。在伯爵兴致勃勃的述说中，包括吴川在内的三名宾客终于了解了，最近几年伯爵一直都在研究关于中国的文化，特别是老子和孔子的著作。
只不过伯爵不懂中文，而用俄文翻译的老子和孔子著作，总让他觉得其中有着太多含糊之处，这才迫使他不得不自学中文，试图阅读老子和孔子著作的中文原版，以便能够更好的理解这些古代中国学者的思想。
伯爵在解释之余，还不忘让一边帮他打理日常事务的大女儿去他的书房，把几本俄文版的老子、孔子著作拿过来，请吴川帮他解释下一些他感到难以理解的地方。伯爵以为，这些地方有可能是翻译出了问题。
老实说，听到伯爵的请求时，吴川的第一反应是想要拒绝的。虽然他在大学时曾经在某位老师的宣传下，短暂的对国学发生了一段时间的兴趣，认为自己可以从中学习到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
不过等到他毕业之后，他才发觉这这些传统的道德学说，除了让他忍受996工作制外，不会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倒是他们的老板，因为员工们的忍耐和奉献，不仅换了车子、房子，连情人都从街头的洗头妹子换成了身材傲人的三线外围了。
了解了社会的真实之后，吴川就默默的将一套大学里购买的精装版四书五经卖给了某个收破烂的，曾经省吃俭用了三个月的伙食费才买下的传统文化瑰宝，最终不过换来了三顿快餐而已。
不过在佩奇踢了他一脚之后，吴川还是遵从了自己现在这位老板的意愿，改口向伯爵表示愿意为对方服务，只不过他有些担心自己学问不到，影响了伯爵对于这些中国古代学者思想的理解。
伯爵对此只是哈哈一笑，让吴川放宽心说，他只是希望能够听到一些不同的想法，好不让自己闭门造车而已。闭门造车是吴川自己对伯爵意思的理解，伯爵说的大致就是这个意思罢了。
伯爵手上收藏的中国文化典籍译本有十多本之多，不过有好些是重复的书籍，光是一个《论语》译本就有三种之多。三种译本中最薄的一本，是1898年出版的英译节选版《论语》，这也是最能保持原汁原味的一个译本，里面的用词可谓是相当的精确，就好似孔子用英语自己写下来的一般。
吴川翻到了译者的名字，发现了用中文书写的辜鸿铭三字，这个清末真正的国学大师之名他还是听说过的，于是对于这一译本他完全没有异议。
接下来的两本都是俄译本，一本发行的较早，是瓦.巴.瓦西里耶夫翻译的版本。而另一本就比较新了，是今年发售的圣彼得堡大学教授巴.斯.波波夫翻译的版本。
瓦.巴.瓦西里耶夫翻译的版本比较简洁，但是和19世纪之前的欧洲汉学家翻译中文典籍犯了一个毛病，不仅喜欢用基督教的理念去解释中国古代学者的思想，还常常自作主张的删除了许多有碍基督教理念的章节语句，这一版本就显得有些混乱而缺乏逻辑了。
至于巴.斯.波波夫教授翻译的版本，是三种译本中最为完整的。难得可贵的是，为了让读者了解原作的语言之美，这一版本尽力保持了原作的用词搭配和修辞手法，以使译本尽量达到语句对仗工整和富有节奏感。
从伯爵大女儿以俄、英两种语言的重复朗诵中，吴川能够听出这位教授的确下了相当的功夫去翻译。而且这位教授应该在中国住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否则他就不能把这么多注释和背景材料正确的加入到译本内，使得初学者更容易去理解《论语》一书到底说了什么典故。
不过也正因为巴.斯.波波夫过于借助了中国学者对于《论语》的解读，使得这一版本变得拖沓冗长，且失去了《论语》本身所蕴含的思想哲理。老实讲，把它当成一种东方文化的通俗读物，也许更为适合一些。
吴川一边听着丽莎读着三个版本中的语句，一边从记忆中翻找出原文，再用中、英文复述出来。这其实是一个相当繁琐而枯躁的工作，除了伯爵和伯爵的大女儿外，佩奇和谢尔盖上尉都差不多听的昏昏欲睡了。
“…不，这三句话中的道不能翻译成三个不同的名词，虽然在俄语的语境内也许很适合，但这就失去了道所存在的本义。这样的翻译等于是波波夫教授自己提出了一个主张，和孔子所追求的道，完全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托尔斯泰伯爵对于吴川的说法很感兴趣，他不由追问道：“那么孔子所说的道究竟是什么呢？为什么你会认为，《论语》中最重要的不是什么人道主义、人文主义和爱，反而是这个道呢？”
吴川：“…”他感觉自己似乎又回到了大学毕业时的答辩时间。更糟糕的是，他还需要把中文翻译成英文来答辩，这简直就是考验他的英文词汇量啊。虽然这些日子里他通过背诵英俄字典丰富了不少英文词汇，但是想要把《论语》中的道这个词完整的用英语表达出来，还是有些为难他了。
思考了许久之后，吴川用拇指按着自己的太阳穴，绞尽脑汁的向伯爵解释道：“在说道字究竟是什么意思之前，我希望能够向您解释一下，孔子所处的时代。”
伯爵虽然不明白吴川为什么要扯这么远，但是作为这两年来他所遇到的，第一个对这些中国文化有了解的中国人，他还是很乐意花费上一些时间，听听对方对本国文化的看法的。他还让管家谢苗推掉了后面的几个会面。
吴川对此倒也没有多想，他全神贯注在了自己的记忆中，然后将过去学到的知识重新组织后，向伯爵说道：“孔子比耶稣早出生了500年，在他那个时代，人们还没有发明出纸张，能够用以书写的载体只有铜器、丝帛和竹木制成的书简。
当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最常用的书写载体还是竹简、木简，这种载体虽然便宜且容易保存，但是它有个最大的缺陷就是笨重。一篇数百字的文章，往往就要用上数十斤重的竹简、木简。
所以在那个时代，学者想要传播自己的学术思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力求语言上的简洁，务必能够用一行字去阐述数百字的思想…”
谢尔盖上尉终于有些不耐烦的插嘴道：“这同你说的《论语》中的文字又有什么关系？”
伯爵顿时有些不满的瞪了上尉一眼，谢尔盖上尉也只能不甘心的闭上了嘴，吴川这才继续说道：“所以，我国将这个时代的学者著作都视为：微言大义。并不会简单的把其中一句话或一个字看成其表面的意思，而是试图去发掘出这些学者刻下这句话时究竟想说的是什么。
就像《论语》中的仁字不能简单的化为人道主义者、人文主义和爱。这三句话中的道字，也不能将之简单拆开为三个不同意思的单词。
在我个人看来，孔子在《论语》中反复阐述了什么是仁，但是想要去追求并接近仁的境界，则需要先知道什么是道，然后按照道的运行规律去约束自己。所以，仁是孔子一声所追求的目标，而道则是孔子希望能够观察了解的通往仁的客观规律。
就像西方用自然科学规律去研究这个世界的真实一样，孔子希望找到由人组成的社会运行规律-道，从而使人的社会按照道的规律去运行从而达到仁的境界。所以道不仅包括了宇宙万物的起源、事物的规律，也包括了人生的准则和我们日常处事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