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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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夫曼少校还在思考吴川提出的这个看法时，吴川又接着对他说道：“另外，我也不赞成你对于朝鲜义兵的使用方法。虽然我们训练和武装他们的确是为了让他们在必要时刻为中国革命而牺牲，但是强行命令他们去同优势敌人进行一场毫无胜算的战斗，这只会让他们成为一次性的消耗品，当这只部队被消耗殆尽了，我们也就失去了在朝鲜为我们作战的盟友，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
德国的参谋军官其实比日本的参谋军官们好不了多少，虽然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的《战争论》第一次谈及，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是同样脱离了社会培育而成的德国贵族军官们，很少能够理解这句话的真正涵义。
霍夫曼少校虽然在一干循规蹈矩的德国参谋中是最接近正常人的德国参谋，但是他对于军事问题的思考，也是只会寻求军事手段去解决，而不会去考虑军事和政治之间的联系。所以他才能毫不遮掩的安排朝鲜义兵去送死，而完全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但是对于吴川来说，他之所以能够走到现在这一步，都是依赖于政治上的判断。因此对于一切问题，他都会不自然的先考虑政治上的得失，再去寻找解决之道。
就好比他能够说动德皇和德军总参谋部对于中国革命加以支持，又转头说服中国同盟会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加入到自己主持的中国革命中来，就是因为他很好的利用了各方在政治上的述求。
作为一个经济和军事上的大国，德国在国际政治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国，不仅手下败将法国人不在意德国的外交述求，就连西欧的一票小国也仗着英国人的支持，对于德国也甚为轻视。这种政治上的羞辱感，使得德国人一直在寻求一场欧洲战争，试图令自己真正成为欧洲的领袖。
为了这场准备已久的战争，德国人不惜花费了巨大的财力建造了一只几乎不会有用武之地的公海舰队。只要英国人还控制着英吉利海峡和直布罗陀海峡，那么德国的公海舰队几乎就无处可去，只能呆在自家港口晒太阳。
因此只要能够迎合德国人的心理，为德国预谋已久的这场大战增加一丝成功的几率，德国人并不吝啬于下注。就好比他们自己也知道公海舰队并不能给德国带来胜利，但只要能够稍稍牵制英国，他们也就毫不犹豫的投入资金了。
而中国同盟会只要能够推翻满清政府，他们不会反对和任何帝国主义者进行联系。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现在正处于革命的低潮阶段，斯托雷平的新政和秘密警察几乎把布尔什维克的领袖都逼出了俄国，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骨干则相继被流放到了远东边疆，他们需要一个休养发展自己力量的基地。
吴川正是迎合了以上几方的政治需要，才能在他们的利益联合中拉扯出了现在的局面。因此他比任何人都要关注内部团体的政治述求，然后才是如何驱动他们去行动的问题。霍夫曼少校这种不加掩饰的，把朝鲜人当成消耗品的做法，显然是难以得到他的认同的。
吴川的表态对于霍夫曼少校来说，虽然让他心里颇为不快，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计划有什么问题。当然，对于奉天城的居民有可能倒向日军的问题，这确实是他没能考虑到的因素。因此他还是压制住了自己心中的不快，向着吴川彬彬有礼的问道：“如果不用这些朝鲜人去挡住日本在朝鲜的师团，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迟滞日军朝鲜援军的行动，从而为我们消灭日军第五师团的主力创造机会呢？”
听到霍夫曼少校的反问，吴川思考了一下便站了起来，直接走到了墙上挂着的地图边上，他看着地图端详了许久之后，方才伸手指着朝鲜半岛说道：“根据我们从朝鲜人那里得来的情报，日军虽然并吞了朝鲜，但是其掌控力度最大的地方，还在于汉江以南的平原地带。至于多山地的北朝鲜地区，日军现在只能控制铁路沿线和一些主要城市、沿海港口。
去年日本颁布了《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将韩国完全吞并。但是日本政府这一行动在韩国是完全不得人心的，即便是此前一些消极抵抗的朝鲜精英人士，现在也完全转变成了抗日分子。朝鲜民众对于日本人的厌恶，从去年以来大量朝鲜家庭移民俄国滨海省就能看的出来。
当然，这些朝鲜人虽然痛恨日本人，但是要让他们去对日本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是不会干的。
但是，如果我们给这些朝鲜人一个机会。比如当中国革命吸引了驻朝鲜日军的半数北上，那么日军在朝鲜境内就会出现暂时的武力缺失，特别是在原本兵力就不足的北朝鲜地区，日军的力量就会显得更为薄弱。
在此种情况之下，获得我们支持的朝鲜义兵在北朝鲜发动一场独立运动，先行摧毁日军在乡村的统治，接着再摧毁北朝鲜铁路设施，然后逐步围攻日军在北朝鲜失去联系的据点，那么日本在朝鲜的统治就会被动摇。
我以为，对于支援中国革命，利用中国革命获取朝鲜独立或者部分地区独立，更能激励这些朝鲜义兵和北朝鲜民众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
而相比起日本还没有完全吞下的中国南满，现在已经在日本肚子里的朝鲜半岛实际上对于日本更为重要。一旦朝鲜义兵在北朝鲜建立起了政权，就会让南朝鲜的民众抗日热情受到鼓舞，日本将不得不在南朝鲜驻扎更多的军队以平息民众的反抗。
由此可以看出，与其让朝鲜义兵去阻挡驻朝日军师团的北上，倒不如让他们在驻朝日军师团北上之后，在北朝鲜发动起义，更能为我们吸引日本的力量。而我们所需要承担的，不过是暂时的压力。一旦朝鲜义兵在北朝鲜造起了声势，那么中国境内的日军将不得不抽调兵力回援。
因此，我们构筑的防御阵地距离鸭绿江越远，日军就越是要疲于奔命。如果我们在安东地区北面的凤城地区再安置一只部队，以袭扰安奉铁路和同日军进行游击战为目的，那么为了确保安奉铁路的畅通，日军就不得不放置一只重兵于安东。
这样一来，即便驻朝日军抽调了一个师团北上支援南满日军，他也不可能有多少力量用于和我们作战。维护后方的交通线，就会使日军分散掉大部分的力量。”
随着吴川在地图上的指指点点，霍夫曼少校开始重新审视起了地图。许久之后他才点了点头说道：“通过收缩我方的防御阵地，拉长日军的交通线路，从而为后方的游击战和破袭战腾挪出空间，这倒也是一个办法。
我军在训练程度上虽然远不及日军，但是这种后方的破坏作战倒是最大程度的避开了双方士兵的素质差距。只要日军无法使用本地的人力对付我们的破坏部队，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力量以确保铁路沿线上的各站点了。
不过，如果想要在四平、铁岭一线布置和日军对战的防线，恐怕我们还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的侧翼必须要获的保障，四平西面的郑家屯和长春东面的吉林城，这两个要点如果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四平、铁岭的防线就毫无意义，日军完全可以从两翼绕过四平、铁岭防线，直接进攻长春。”
吴川下意识的点了点头说道：“所以我们现在要尽可能的让清政府把东北的兵力调到哈尔滨来，在哈尔滨一举歼灭关外清军的主力，这样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占据奉天以北的各战略要地。
另外，也要趁着和清军在哈尔滨交战的机会，把我们现在的部队都拉上来打一打，让他们见一见血，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些士兵编练成为一只真正的军队。”
霍夫曼少校注视着地图，一边思考，一边漫不经心的回道：“编练军队的事就让鲍尔少校去考虑吧。至于同日军作战的计划，我会按照你刚刚提出的建议重新进行修正的…”
吴川正想说点什么时，张云荣突然敲着门走了进来，向他汇报道：“吴主席，广东来的飞行团已经接到了，您要不要现在去见见他们？”
吴川看了一眼已经完全沉浸于思考的霍夫曼少校，于是也没有再出声打搅他，而是同会议室内的其他军官点头示意，方才悄悄的离开会议室。
今年2月份，受广东总督的邀请，冯如带着助手朱竹泉、朱兆槐和司徒璧如，携带着他们自制的两架飞机以及制造飞机的机器，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冯如回国之前，一心想着“壮国体，挽利权”，以自己所学报效国家，并没有参加革命的念头。只是他刚到广东不久，就撞上了黄花岗起义，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革命党人的牺牲精神令其大受震动。加上黄花岗起义之后，清政府改变了对于华侨的态度，转而把华侨当做了不安定因素，这使得他想要报效国家也没有了门路。
在这样的局势下，朱和中的电报和汇款，总算是给了他一个出路，这才让他不顾一切的带着飞机北上了。
霍夫曼少校还在思考吴川提出的这个看法时，吴川又接着对他说道：“另外，我也不赞成你对于朝鲜义兵的使用方法。虽然我们训练和武装他们的确是为了让他们在必要时刻为中国革命而牺牲，但是强行命令他们去同优势敌人进行一场毫无胜算的战斗，这只会让他们成为一次性的消耗品，当这只部队被消耗殆尽了，我们也就失去了在朝鲜为我们作战的盟友，这显然是不符合中国革命的利益。”
德国的参谋军官其实比日本的参谋军官们好不了多少，虽然克劳塞维茨在其著作的《战争论》第一次谈及，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但是同样脱离了社会培育而成的德国贵族军官们，很少能够理解这句话的真正涵义。
霍夫曼少校虽然在一干循规蹈矩的德国参谋中是最接近正常人的德国参谋，但是他对于军事问题的思考，也是只会寻求军事手段去解决，而不会去考虑军事和政治之间的联系。所以他才能毫不遮掩的安排朝鲜义兵去送死，而完全不认为这有什么问题。
但是对于吴川来说，他之所以能够走到现在这一步，都是依赖于政治上的判断。因此对于一切问题，他都会不自然的先考虑政治上的得失，再去寻找解决之道。
就好比他能够说动德皇和德军总参谋部对于中国革命加以支持，又转头说服中国同盟会和俄国布尔什维克加入到自己主持的中国革命中来，就是因为他很好的利用了各方在政治上的述求。
作为一个经济和军事上的大国，德国在国际政治上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国，不仅手下败将法国人不在意德国的外交述求，就连西欧的一票小国也仗着英国人的支持，对于德国也甚为轻视。这种政治上的羞辱感，使得德国人一直在寻求一场欧洲战争，试图令自己真正成为欧洲的领袖。
为了这场准备已久的战争，德国人不惜花费了巨大的财力建造了一只几乎不会有用武之地的公海舰队。只要英国人还控制着英吉利海峡和直布罗陀海峡，那么德国的公海舰队几乎就无处可去，只能呆在自家港口晒太阳。
因此只要能够迎合德国人的心理，为德国预谋已久的这场大战增加一丝成功的几率，德国人并不吝啬于下注。就好比他们自己也知道公海舰队并不能给德国带来胜利，但只要能够稍稍牵制英国，他们也就毫不犹豫的投入资金了。
而中国同盟会只要能够推翻满清政府，他们不会反对和任何帝国主义者进行联系。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们现在正处于革命的低潮阶段，斯托雷平的新政和秘密警察几乎把布尔什维克的领袖都逼出了俄国，而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骨干则相继被流放到了远东边疆，他们需要一个休养发展自己力量的基地。
吴川正是迎合了以上几方的政治需要，才能在他们的利益联合中拉扯出了现在的局面。因此他比任何人都要关注内部团体的政治述求，然后才是如何驱动他们去行动的问题。霍夫曼少校这种不加掩饰的，把朝鲜人当成消耗品的做法，显然是难以得到他的认同的。
吴川的表态对于霍夫曼少校来说，虽然让他心里颇为不快，他并不认为自己的计划有什么问题。当然，对于奉天城的居民有可能倒向日军的问题，这确实是他没能考虑到的因素。因此他还是压制住了自己心中的不快，向着吴川彬彬有礼的问道：“如果不用这些朝鲜人去挡住日本在朝鲜的师团，那么我们又该如何去迟滞日军朝鲜援军的行动，从而为我们消灭日军第五师团的主力创造机会呢？”
听到霍夫曼少校的反问，吴川思考了一下便站了起来，直接走到了墙上挂着的地图边上，他看着地图端详了许久之后，方才伸手指着朝鲜半岛说道：“根据我们从朝鲜人那里得来的情报，日军虽然并吞了朝鲜，但是其掌控力度最大的地方，还在于汉江以南的平原地带。至于多山地的北朝鲜地区，日军现在只能控制铁路沿线和一些主要城市、沿海港口。
去年日本颁布了《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将韩国完全吞并。但是日本政府这一行动在韩国是完全不得人心的，即便是此前一些消极抵抗的朝鲜精英人士，现在也完全转变成了抗日分子。朝鲜民众对于日本人的厌恶，从去年以来大量朝鲜家庭移民俄国滨海省就能看的出来。
当然，这些朝鲜人虽然痛恨日本人，但是要让他们去对日本进行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是不会干的。
但是，如果我们给这些朝鲜人一个机会。比如当中国革命吸引了驻朝鲜日军的半数北上，那么日军在朝鲜境内就会出现暂时的武力缺失，特别是在原本兵力就不足的北朝鲜地区，日军的力量就会显得更为薄弱。
在此种情况之下，获得我们支持的朝鲜义兵在北朝鲜发动一场独立运动，先行摧毁日军在乡村的统治，接着再摧毁北朝鲜铁路设施，然后逐步围攻日军在北朝鲜失去联系的据点，那么日本在朝鲜的统治就会被动摇。
我以为，对于支援中国革命，利用中国革命获取朝鲜独立或者部分地区独立，更能激励这些朝鲜义兵和北朝鲜民众去同日本侵略者作战。
而相比起日本还没有完全吞下的中国南满，现在已经在日本肚子里的朝鲜半岛实际上对于日本更为重要。一旦朝鲜义兵在北朝鲜建立起了政权，就会让南朝鲜的民众抗日热情受到鼓舞，日本将不得不在南朝鲜驻扎更多的军队以平息民众的反抗。
由此可以看出，与其让朝鲜义兵去阻挡驻朝日军师团的北上，倒不如让他们在驻朝日军师团北上之后，在北朝鲜发动起义，更能为我们吸引日本的力量。而我们所需要承担的，不过是暂时的压力。一旦朝鲜义兵在北朝鲜造起了声势，那么中国境内的日军将不得不抽调兵力回援。
因此，我们构筑的防御阵地距离鸭绿江越远，日军就越是要疲于奔命。如果我们在安东地区北面的凤城地区再安置一只部队，以袭扰安奉铁路和同日军进行游击战为目的，那么为了确保安奉铁路的畅通，日军就不得不放置一只重兵于安东。
这样一来，即便驻朝日军抽调了一个师团北上支援南满日军，他也不可能有多少力量用于和我们作战。维护后方的交通线，就会使日军分散掉大部分的力量。”
随着吴川在地图上的指指点点，霍夫曼少校开始重新审视起了地图。许久之后他才点了点头说道：“通过收缩我方的防御阵地，拉长日军的交通线路，从而为后方的游击战和破袭战腾挪出空间，这倒也是一个办法。
我军在训练程度上虽然远不及日军，但是这种后方的破坏作战倒是最大程度的避开了双方士兵的素质差距。只要日军无法使用本地的人力对付我们的破坏部队，那么他们就不得不分散自己的力量以确保铁路沿线上的各站点了。
不过，如果想要在四平、铁岭一线布置和日军对战的防线，恐怕我们还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们的侧翼必须要获的保障，四平西面的郑家屯和长春东面的吉林城，这两个要点如果不掌握在我们手里，四平、铁岭的防线就毫无意义，日军完全可以从两翼绕过四平、铁岭防线，直接进攻长春。”
吴川下意识的点了点头说道：“所以我们现在要尽可能的让清政府把东北的兵力调到哈尔滨来，在哈尔滨一举歼灭关外清军的主力，这样就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占据奉天以北的各战略要地。
另外，也要趁着和清军在哈尔滨交战的机会，把我们现在的部队都拉上来打一打，让他们见一见血，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把这些士兵编练成为一只真正的军队。”
霍夫曼少校注视着地图，一边思考，一边漫不经心的回道：“编练军队的事就让鲍尔少校去考虑吧。至于同日军作战的计划，我会按照你刚刚提出的建议重新进行修正的…”
吴川正想说点什么时，张云荣突然敲着门走了进来，向他汇报道：“吴主席，广东来的飞行团已经接到了，您要不要现在去见见他们？”
吴川看了一眼已经完全沉浸于思考的霍夫曼少校，于是也没有再出声打搅他，而是同会议室内的其他军官点头示意，方才悄悄的离开会议室。
今年2月份，受广东总督的邀请，冯如带着助手朱竹泉、朱兆槐和司徒璧如，携带着他们自制的两架飞机以及制造飞机的机器，踏上了归国的航程。
冯如回国之前，一心想着“壮国体，挽利权”，以自己所学报效国家，并没有参加革命的念头。只是他刚到广东不久，就撞上了黄花岗起义，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和革命党人的牺牲精神令其大受震动。加上黄花岗起义之后，清政府改变了对于华侨的态度，转而把华侨当做了不安定因素，这使得他想要报效国家也没有了门路。
在这样的局势下，朱和中的电报和汇款，总算是给了他一个出路，这才让他不顾一切的带着飞机北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