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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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的一整个五月，吴川除了和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进行交流外，就是在推动共产国际的运行和莫斯科和会的召开事宜，但他还是把不少精力放在了观察人民委员会和整个苏维埃俄国行政体系的运行上。
虽然他曾经向德皇威廉提出利用中国试验总体战的理论，以对抗日本人。但实际上革命委员会一直都没有被逼迫到要打总体战的程度，一方面是他同日本开战之前储备了足够的物资，并主要利用了从俄国被驱逐回国的华工和闯关东的关内农民，还没来得及把革命军的力量扩张到东北每个乡村；另一方面则是日本真的是穷鬼，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根本就没想过再打一场日俄或甲午大战。
因此在革命军时代也好，还是革命委员会时期也好，共和党都没有用到自己的钱，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因此总体战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始终都是一个纸上的计划，并没有完全的落到实处。甚至有些委员单纯的以为，总体战就是统计居民的日常消费，然后按照计划供应。
但是在莫斯科，吴川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一个正在进行总体战的政权是如何运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总体战的最严酷版本了。在这个体制下，个人的需求是不被考虑的，所有的资源都是按照社会运营的最低需要进行分配的。也就是说，战时共产主义追求的不是让普通人活下去，而是让社会组织所需要的部门保持存在。
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社会上所有的资源都被收集在了公共仓库，然后按照社会运营的需要再分配出去。以确保以最少的资源，让整个社会运转起来，而不至于于崩溃。一般来说，一个崩溃的社会，大量的资源都会被浪费在无意义的活动中，从而带来更多的死亡。
对于俄共布来说，战时共产主义其实满契合党的理念的，无非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在极大的生产力下进行分配，现在则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进行分配，但分配的方式还是比较相似的，都是按需要分配，只不过一个是按照个人需要，一个则是按照组织的需要。
弄明白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理念，吴川也就搞明白了为什么人民委员会能获得最终的胜利，这是一个政权才能够组织起来的社会体系，只要政权没有被消灭，那么这个体系就能持续的运转下去。但是俄国境内的那些白卫军和地方分裂势力，他们就不是一个政权，而只是一股势力，只要失败一次就垮台了。
因此，只要人民委员会不垮台，那么人民委员会所领导的政权就不可能失败。革命委员会运来的物资，充其量是雪中送炭，但并不是决定人民委员会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大多数人是很难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们就是觉得是革命委员会拯救了人民委员会。
吴川不会在人民委员会面前居功自傲，但也不会去纠正广大俄国工人阶级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好感。更何况，向俄国人示好的并不仅仅只有革命委员会，胡佛所领导的美国救济委员会在向比利时和法国民众进行救济的同时，也正为俄国儿童发起救济，这使得俄国人对于美国产生了普遍的好感。
只是战时共产主义虽然能够让苏维埃俄国在内外敌人的围攻下活下来，但这一制度并不适合于经济恢复，因为它的运转太过低效了。因为要确保每一份物资都发放给组织所需要的人员手中，以保证这些人员能够完成组织所交给的任务，因此哪怕是对一家小小的童装工厂的工人发放奖励，都需要得到人民委员会的批准。
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利用委员会，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核对某个部门应当获得几份口粮，口粮的标准是什么等琐碎的问题上，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如何发展生产，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
而吴川也希望人民委员会能够早日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化。因为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下，苏维埃俄国根本不能同革命委员会和德国进行经济对接，这就使得中苏德三国的经济合作难以从纸上变为现实。
吴川和人民委员会各位委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主要是和列宁同志进行沟通，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带领德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就变成了中德双方对于人民委员会的共同劝说，终于使得俄共布在六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的政策，这也意味着人民委员会将从绝对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后退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也就是新经济政策。
但是俄共布党内对于新经济政策的阻力是相当大的，不仅仅一部分党的基层干部不理解，就连党内的高层领导也同样不理解，特别是听说推动新经济政策背后的是中国同志后，更是激发一部分俄共布党员的不满，认为中国党正试图插手俄国党的内部事务。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对新经济政策予以指责。虽然他们批评的用词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同社会主义理论是根本对立的，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
面对党内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对声音，一度让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踌躇不前，打算居中观望先。列宁不得不出面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为代表们解释为什么苏维埃要退后实施新经济政策，此外列宁分别把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叫去进行了单独谈话，使得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最后，列宁要求吴川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就新经济政策做一次简短的发言，以表明中国同志是从革命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出于其他想法支持的俄国新经济政策。
6月22日，吴川在克林姆林宫的俄共布党代表大会上做了发言，他就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表态道：“首先：战时共产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这是在物资短缺下使用行政权力实施的资源分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利用货币来分配资源的市场经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因为不管是货币还是行政权力，通常都是为少数人所掌握。是的，如果实施商品经济的话，必然会在群众中出现资本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但是在生产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行政权力来分配社会财富，难道不会造就一个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吗？
相比起资本家和富农，难道不是一整个官僚利益集团对我们的事业有着更大的危害性吗？没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就不能战胜代表资本家和富农的沙皇政府。那么当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堕落成官僚利益集团的时候，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去打倒它？
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实施新经济政策是在后退。但是我要说，对于官僚主义来说，实施新经济政策至少是一种进步。至少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进步之前，在无产阶级获得真正的觉醒之前，我认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破坏性，至少要比官僚利益集团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的破坏性要小的多。
我建议俄国同志暂时的恢复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两个有害的措施中选择一个对社会主义危害较轻的，而不是认为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是无害的…”
吴川的发言给俄共布党员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不是吴川提到了官僚主义，他们才发觉自己身边存在官僚主义，而是他们一直都知道自己身边存在着各种官僚主义。
哪怕是一个管理莫斯科某条街道房产的管理人，如果不能给他送上一点礼物，他也不会给你安排一间能够住人的房间。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笑话，某个从彼得格勒调来莫斯科的党员，组织上分配给了他一间单间，但是那间单间却已经被管理人私下出租了。
因此管理人把他带到了一幢废墟前告诉他：“同志，这是分配给您的…21号房间。”
这位可怜人看着废墟不得不告诉管理人：“同志，这里没有楼房，只有一堆砖块。”
管理人却告诉他：“不，同志，你的房卡上有，那么21号房间就应该在这里。至于其他事，可不归我管。”
最终，这位可怜人在热心的邻居那里住了一晚，革命时期的莫斯科可没有对内的旅社，只有分配的住房。如果没有这位好心的邻居，他就只能露宿街头了。从这件小事就能看的出来，现在的莫斯科有多官僚主义。
只不过俄共布面临的头号、次号难题是如何应对白卫军的进攻和怎么让人民活下去，所以对于身边盛行的官僚主义也只能采取忍耐和期待内战结束后好转。但是随着俄国国内形势的不断好转，人民对于官僚主义的作风已经有些忍耐不下去了。
吴川的发言等于挑破了俄共布的一个脓包，瞬间让一部分党员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反对官僚主义的立场上，相比起新经济政策带来的未来危害，他们现在更加难以忍受的还是身边的官僚主义作风。
于是，在列宁的巨大威望号召下，和广大党员群众对于官僚主义的不满，支持新经济政策的党员终于还是压倒了反对者的意见。
在俄共布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同时，跟随李卜克内西而来的德国银行界代表沙赫特，革命委员会国家银行代表张廷阁，人民委员会代表布哈林，就中苏德之间的货币政策进行了数场讨论。为了确保中苏德三国的经济合作能够落实，那么确保三国的货币不能过于激烈的变动就成为了三国的首要目标。
此时德国马克和俄国卢布虽然开始稳定下来，但是和战时相比都有着大幅的贬值，德国的情况要比俄国好一些，毕竟德国的生产能力还在，且德国的国家银行从民间集中的黄金和白银，还剩下了将近1.25亿英镑。随着英镑的不断下跌，这笔硬通货的价值还在上涨。
至于俄国，虽然保住了喀山的藏金，但是却拿出了大部分的黄金向革命委员会作了抵押贷款，和用来向国外购买粮食及物资，再加上战争和国内内战导致失去力量波兰和乌克兰等地的工业破坏，使得卢布的前景是最不乐观的。
三国中情况最好的还是中国，不仅在于战争中获得的红利，还在于白银的快速升值。战争因素加上对于英镑、法郎的做空，白银的价格差不多恢复到了1842年的水平，按照战前的英镑换算，就是一英镑换三两白银。跟随着英镑贬值的共和元，现在兑换美元也还有1比1.7的价位。
因此在经过了几轮讨论之后，中苏德决定成立国际合作银行，中国出资1亿美元，德国出资5500万美元，俄国出资4500万美元。该银行主要负责欧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结算，并稳定中苏德等主要贸易协定国的货币价值，及对一些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进行放贷。三国约定，三国货币以1共和元等于5卢布等于7马克为基准，进行固定联系。
而中德之间也就一些战前债务问题进行了清理，战前德国政府、民间向革命委员会放贷约25.2亿马克，扣除掉战前已经用物资支付的部分，和德国政府的余下贷款、英法国投资者购买的部分债券，革命委员会还欠德国商业银行及民间债务17亿马克左右。
战前这笔债务大约价值4亿美元，但是现在只值8千多万美元，中国方面提出用白银偿还这笔债务，沙赫特决定接受。按照白银结算，中国大约只支付了战前4000多万美元的白银，但是现在白银确实是德国最需要的硬通货，因为德国需要的各种原物料都出自亚洲，几乎都可以用白银结算，用黄金去购买反而要亏损了。
当三国的货币协定达成，沙赫特已经开始完全反对向协约国赔款了，因为德国如果答应向协约国支付巨额赔偿的话，那么德国经济就会受到双重打击了。中苏一旦抛弃德国马克，马克就会暴跌，到时中苏就能够以白菜价在德国采购各种机器，这显然是对德国经济不利的。
反之，德国不向协约国支付巨额赔偿，凭借着中苏德三国经济协定，和将三国周边地区纳入互助贸易圈子，德国实质上就达到了战前想要通过战争达到的经济目标。沙赫特甚至可以断定，不用两年德国经济就能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之后将会迎来一个高速发展期。
因为三国签署的经济贸易协定对于德国的经济实在是太有利了，德国所需要的各种原物料中俄都能提供，而中俄所需要的各种机器德国都能生产。光是为俄国提供钢轨和机车，就能让德国的钢铁厂保持住战时的产能。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协约国什么时候肯放开对于德国的海上封锁，这样德国就能全面的恢复了。
随着中苏德在经济上达成的一致，吴川突然发觉自己在莫斯科的地位再度上升了。一个是共产国际的运营，在他的提议下，共产国际已经成为了一个囊括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复合组织，本年度的预算就达到了200万美元，在中国共和党的建议下，共和党承担80%的预算，俄共布承担20%的预算，并接受各国无产阶级同情者的捐款。
不管是太空旅行计划还是共产国际的经费支出，中国共和党都起了主要作用，因此共和党很快就和俄共布获得了一样的地位，共产国际并决定在长春设立共产国际的东方分部，以处理东方的革命问题。德共虽然在名义上视为和俄中两党相当的大党，但是在实际的职权中却屈居于俄共布和中国共和党之下了。
另一个就是莫斯科和会的召开，随着德国和东欧、亚洲各国代表的到来，莫斯科和会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国际政治会议了。在这些与会的国家中，除了中国之外，德国和俄国同其他国家都有着历史恩怨及矛盾，这就使得许多小国都倾向于和中国靠拢，以牵制德国和俄国。
在莫斯科的一整个五月，吴川除了和人民委员会的委员们进行交流外，就是在推动共产国际的运行和莫斯科和会的召开事宜，但他还是把不少精力放在了观察人民委员会和整个苏维埃俄国行政体系的运行上。
虽然他曾经向德皇威廉提出利用中国试验总体战的理论，以对抗日本人。但实际上革命委员会一直都没有被逼迫到要打总体战的程度，一方面是他同日本开战之前储备了足够的物资，并主要利用了从俄国被驱逐回国的华工和闯关东的关内农民，还没来得及把革命军的力量扩张到东北每个乡村；另一方面则是日本真的是穷鬼，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根本就没想过再打一场日俄或甲午大战。
因此在革命军时代也好，还是革命委员会时期也好，共和党都没有用到自己的钱，战争就已经结束了。因此总体战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始终都是一个纸上的计划，并没有完全的落到实处。甚至有些委员单纯的以为，总体战就是统计居民的日常消费，然后按照计划供应。
但是在莫斯科，吴川算是真正见识到了，一个正在进行总体战的政权是如何运行的。战时共产主义，实际上就是总体战的最严酷版本了。在这个体制下，个人的需求是不被考虑的，所有的资源都是按照社会运营的最低需要进行分配的。也就是说，战时共产主义追求的不是让普通人活下去，而是让社会组织所需要的部门保持存在。
在这样的社会体制下，社会上所有的资源都被收集在了公共仓库，然后按照社会运营的需要再分配出去。以确保以最少的资源，让整个社会运转起来，而不至于于崩溃。一般来说，一个崩溃的社会，大量的资源都会被浪费在无意义的活动中，从而带来更多的死亡。
对于俄共布来说，战时共产主义其实满契合党的理念的，无非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在极大的生产力下进行分配，现在则是在资源匮乏的情况下进行分配，但分配的方式还是比较相似的，都是按需要分配，只不过一个是按照个人需要，一个则是按照组织的需要。
弄明白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理念，吴川也就搞明白了为什么人民委员会能获得最终的胜利，这是一个政权才能够组织起来的社会体系，只要政权没有被消灭，那么这个体系就能持续的运转下去。但是俄国境内的那些白卫军和地方分裂势力，他们就不是一个政权，而只是一股势力，只要失败一次就垮台了。
因此，只要人民委员会不垮台，那么人民委员会所领导的政权就不可能失败。革命委员会运来的物资，充其量是雪中送炭，但并不是决定人民委员会取得最终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大多数人是很难意识到这一点的，他们就是觉得是革命委员会拯救了人民委员会。
吴川不会在人民委员会面前居功自傲，但也不会去纠正广大俄国工人阶级对于革命委员会的好感。更何况，向俄国人示好的并不仅仅只有革命委员会，胡佛所领导的美国救济委员会在向比利时和法国民众进行救济的同时，也正为俄国儿童发起救济，这使得俄国人对于美国产生了普遍的好感。
只是战时共产主义虽然能够让苏维埃俄国在内外敌人的围攻下活下来，但这一制度并不适合于经济恢复，因为它的运转太过低效了。因为要确保每一份物资都发放给组织所需要的人员手中，以保证这些人员能够完成组织所交给的任务，因此哪怕是对一家小小的童装工厂的工人发放奖励，都需要得到人民委员会的批准。
粮食人民委员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利用委员会，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核对某个部门应当获得几份口粮，口粮的标准是什么等琐碎的问题上，根本没有时间去考虑如何发展生产，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
而吴川也希望人民委员会能够早日结束战时共产主义制度，恢复国民经济的正常化。因为在战时共产主义制度下，苏维埃俄国根本不能同革命委员会和德国进行经济对接，这就使得中苏德三国的经济合作难以从纸上变为现实。
吴川和人民委员会各位委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主要是和列宁同志进行沟通，在卡尔·李卜克内西带领德国代表团抵达莫斯科后，就变成了中德双方对于人民委员会的共同劝说，终于使得俄共布在六月召开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废除余粮收集制，改行粮食税的政策，这也意味着人民委员会将从绝对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后退到市场经济体制的开始，也就是新经济政策。
但是俄共布党内对于新经济政策的阻力是相当大的，不仅仅一部分党的基层干部不理解，就连党内的高层领导也同样不理解，特别是听说推动新经济政策背后的是中国同志后，更是激发一部分俄共布党员的不满，认为中国党正试图插手俄国党的内部事务。
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公开对新经济政策予以指责。虽然他们批评的用词各不相同，但是他们都认为新经济政策同社会主义理论是根本对立的，新经济政策将导致资本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
面对党内对于新经济政策的强烈反对声音，一度让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踌躇不前，打算居中观望先。列宁不得不出面在党的代表大会上为代表们解释为什么苏维埃要退后实施新经济政策，此外列宁分别把斯维尔德洛夫和斯大林叫去进行了单独谈话，使得他们改变了自己的想法。
最后，列宁要求吴川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就新经济政策做一次简短的发言，以表明中国同志是从革命的实际需要，而不是出于其他想法支持的俄国新经济政策。
6月22日，吴川在克林姆林宫的俄共布党代表大会上做了发言，他就俄国实施新经济政策表态道：“首先：战时共产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这是在物资短缺下使用行政权力实施的资源分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它和利用货币来分配资源的市场经济，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因为不管是货币还是行政权力，通常都是为少数人所掌握。是的，如果实施商品经济的话，必然会在群众中出现资本主义倾向和富农倾向。但是在生产力不足的情况下，采用行政权力来分配社会财富，难道不会造就一个庞大的官僚利益集团吗？
相比起资本家和富农，难道不是一整个官僚利益集团对我们的事业有着更大的危害性吗？没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无产阶级就不能战胜代表资本家和富农的沙皇政府。那么当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堕落成官僚利益集团的时候，无产阶级应该如何去打倒它？
对于社会主义来说，实施新经济政策是在后退。但是我要说，对于官僚主义来说，实施新经济政策至少是一种进步。至少在社会生产力获得进步之前，在无产阶级获得真正的觉醒之前，我认为市场经济带来的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破坏性，至少要比官僚利益集团对于无产阶级政权的破坏性要小的多。
我建议俄国同志暂时的恢复市场经济体制，是在两个有害的措施中选择一个对社会主义危害较轻的，而不是认为新经济政策对于社会主义是无害的…”
吴川的发言给俄共布党员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因为不是吴川提到了官僚主义，他们才发觉自己身边存在官僚主义，而是他们一直都知道自己身边存在着各种官僚主义。
哪怕是一个管理莫斯科某条街道房产的管理人，如果不能给他送上一点礼物，他也不会给你安排一间能够住人的房间。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笑话，某个从彼得格勒调来莫斯科的党员，组织上分配给了他一间单间，但是那间单间却已经被管理人私下出租了。
因此管理人把他带到了一幢废墟前告诉他：“同志，这是分配给您的…21号房间。”
这位可怜人看着废墟不得不告诉管理人：“同志，这里没有楼房，只有一堆砖块。”
管理人却告诉他：“不，同志，你的房卡上有，那么21号房间就应该在这里。至于其他事，可不归我管。”
最终，这位可怜人在热心的邻居那里住了一晚，革命时期的莫斯科可没有对内的旅社，只有分配的住房。如果没有这位好心的邻居，他就只能露宿街头了。从这件小事就能看的出来，现在的莫斯科有多官僚主义。
只不过俄共布面临的头号、次号难题是如何应对白卫军的进攻和怎么让人民活下去，所以对于身边盛行的官僚主义也只能采取忍耐和期待内战结束后好转。但是随着俄国国内形势的不断好转，人民对于官僚主义的作风已经有些忍耐不下去了。
吴川的发言等于挑破了俄共布的一个脓包，瞬间让一部分党员把注意力集中到了反对官僚主义的立场上，相比起新经济政策带来的未来危害，他们现在更加难以忍受的还是身边的官僚主义作风。
于是，在列宁的巨大威望号召下，和广大党员群众对于官僚主义的不满，支持新经济政策的党员终于还是压倒了反对者的意见。
在俄共布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的同时，跟随李卜克内西而来的德国银行界代表沙赫特，革命委员会国家银行代表张廷阁，人民委员会代表布哈林，就中苏德之间的货币政策进行了数场讨论。为了确保中苏德三国的经济合作能够落实，那么确保三国的货币不能过于激烈的变动就成为了三国的首要目标。
此时德国马克和俄国卢布虽然开始稳定下来，但是和战时相比都有着大幅的贬值，德国的情况要比俄国好一些，毕竟德国的生产能力还在，且德国的国家银行从民间集中的黄金和白银，还剩下了将近1.25亿英镑。随着英镑的不断下跌，这笔硬通货的价值还在上涨。
至于俄国，虽然保住了喀山的藏金，但是却拿出了大部分的黄金向革命委员会作了抵押贷款，和用来向国外购买粮食及物资，再加上战争和国内内战导致失去力量波兰和乌克兰等地的工业破坏，使得卢布的前景是最不乐观的。
三国中情况最好的还是中国，不仅在于战争中获得的红利，还在于白银的快速升值。战争因素加上对于英镑、法郎的做空，白银的价格差不多恢复到了1842年的水平，按照战前的英镑换算，就是一英镑换三两白银。跟随着英镑贬值的共和元，现在兑换美元也还有1比1.7的价位。
因此在经过了几轮讨论之后，中苏德决定成立国际合作银行，中国出资1亿美元，德国出资5500万美元，俄国出资4500万美元。该银行主要负责欧亚各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结算，并稳定中苏德等主要贸易协定国的货币价值，及对一些公共设施和基础设施进行放贷。三国约定，三国货币以1共和元等于5卢布等于7马克为基准，进行固定联系。
而中德之间也就一些战前债务问题进行了清理，战前德国政府、民间向革命委员会放贷约25.2亿马克，扣除掉战前已经用物资支付的部分，和德国政府的余下贷款、英法国投资者购买的部分债券，革命委员会还欠德国商业银行及民间债务17亿马克左右。
战前这笔债务大约价值4亿美元，但是现在只值8千多万美元，中国方面提出用白银偿还这笔债务，沙赫特决定接受。按照白银结算，中国大约只支付了战前4000多万美元的白银，但是现在白银确实是德国最需要的硬通货，因为德国需要的各种原物料都出自亚洲，几乎都可以用白银结算，用黄金去购买反而要亏损了。
当三国的货币协定达成，沙赫特已经开始完全反对向协约国赔款了，因为德国如果答应向协约国支付巨额赔偿的话，那么德国经济就会受到双重打击了。中苏一旦抛弃德国马克，马克就会暴跌，到时中苏就能够以白菜价在德国采购各种机器，这显然是对德国经济不利的。
反之，德国不向协约国支付巨额赔偿，凭借着中苏德三国经济协定，和将三国周边地区纳入互助贸易圈子，德国实质上就达到了战前想要通过战争达到的经济目标。沙赫特甚至可以断定，不用两年德国经济就能恢复到1913年的水平，之后将会迎来一个高速发展期。
因为三国签署的经济贸易协定对于德国的经济实在是太有利了，德国所需要的各种原物料中俄都能提供，而中俄所需要的各种机器德国都能生产。光是为俄国提供钢轨和机车，就能让德国的钢铁厂保持住战时的产能。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协约国什么时候肯放开对于德国的海上封锁，这样德国就能全面的恢复了。
随着中苏德在经济上达成的一致，吴川突然发觉自己在莫斯科的地位再度上升了。一个是共产国际的运营，在他的提议下，共产国际已经成为了一个囊括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复合组织，本年度的预算就达到了200万美元，在中国共和党的建议下，共和党承担80%的预算，俄共布承担20%的预算，并接受各国无产阶级同情者的捐款。
不管是太空旅行计划还是共产国际的经费支出，中国共和党都起了主要作用，因此共和党很快就和俄共布获得了一样的地位，共产国际并决定在长春设立共产国际的东方分部，以处理东方的革命问题。德共虽然在名义上视为和俄中两党相当的大党，但是在实际的职权中却屈居于俄共布和中国共和党之下了。
另一个就是莫斯科和会的召开，随着德国和东欧、亚洲各国代表的到来，莫斯科和会就已经不再是一个政治上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国际政治会议了。在这些与会的国家中，除了中国之外，德国和俄国同其他国家都有着历史恩怨及矛盾，这就使得许多小国都倾向于和中国靠拢，以牵制德国和俄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