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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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起于青萍之末，戴季陶站在马路边上看着北京各所高校学生在东郊民巷游行示威时，脑子里就闪过了这样一句话。游行队伍里学生们打出的标语是，“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许侵略阿富汗”“朝鲜独立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等。
去年德国终于提出停战协议，延续了四年多的世界大战终于结束时，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是兴高采烈，为和平的降临而欢呼不已。于此同时，全国各界人士都对为结束战争而召开的巴黎和会抱有着极大的期待，期待着能够从战败国手中收回中国的利益，并以中国在战争中付出的贡献，让协约国各方承认中国的独立的地位，放弃那些对待中国不公平的条约。
和另一个位面不同，这个位面中的中国人并没有在战争中丢失什么领土和利益，反而趁着欧洲爆发战争的机会收回了北方的租界和废除了一些不平等条约。因此在参加巴黎和会的时候，中国人民的情绪是开朗而乐观的，而不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念头，去巴黎保卫青岛和山东的。
但即便是如此，中国人民对于巴黎和会的期望值反而更高。如果说另一个位面对于巴黎和会的最高目标是收回山东的话，那么这个位面中国人民对于巴黎和会的期待值是，让中国恢复为一个正常国家，而不是一个继续被列强视为可以殖民的落后国家。
因此在战争刚刚结束，巴黎和会还没有正式召开的时候，中国社会各阶层并没有过多的关注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俄国带来的变化，也没有去考虑过朝鲜、阿拉伯及印度等民族的独立问题。大多数中国人考虑的只是中国自身的利益，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牺牲一下别国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大多数中国人也是不反对的。
但是从1919年1月到5月的协约国内部会议和巴黎和会的讨论，突然让中国人发现，列强虽然声称要给予中国以平等的待遇，但实质上除了同盟国主动放弃和中国强行收回的那些外国权益外，列强几乎就没给中国什么额外的报酬。
比如一个海关关税自主权，虽然在革命委员会的压迫下，各国表示愿意接受中国收回此项权力，但是他们又要求中国在调整海关关税前需要先征求各国的意见，并且需要彻底的消灭内地厘金关卡和常平关后，才能真正的讨论海关关税的上调。
而且海关洋员的职位必须要获得保全，中国政府不能擅自解雇。甚至于北大的洋教授因为被解职，还闹出了一场风波，最终还是在革命委员会支持北大的情况下，英国人不得不接受了北大解除英国教授的结果。至于海关洋员拒绝向中国法律宣誓效忠，表示自己依旧享有治外法权的声明，更是激怒了许多中国人。
到了这个时候，在革命委员会的宣传下，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建立等资料，才开始广泛的在中国流传开去。虽然共和党组建时，曾经声明过自己的主张是马列主义，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当时的中国人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把社会主义当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种组织形式，很多人都把共和党的共和和共和国的共和视为了同一类事务。
十月革命的爆发，苏维埃俄国的建立，总算是给了中国人一个较为清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但中国人依旧没有分辨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直到巴黎和会上，英法帝国主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什么是帝国主义表演了一遍，而威尔逊总统所标榜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也并没有给那些被压迫民族带来希望，反而成为了英法帝国主义的附和者，这才算是让中国人民开始清醒过来。
而莫斯科和会的召开，列宁代表俄共布在和会上发表的，主张各民族及各国家和平相等的坐在一起解决分歧问题，而不是诉诸于战争的演讲后，被威尔逊总统鼓舞起来的各地区民族独立意识，现在都开始倒向莫斯科了。显然，他们在巴黎和会上没能得到的自由和平等，现在他们想要在莫斯科获得了。
作为中国派出参加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吴川没有参加巴黎和会，也拒绝巴黎和会瓜分世界的声明，重重的打击了国内那些认为中国没有力量向列强说不的人士。
在巴黎和会决定了世界的势力瓜分，而吴川还没有出声反对巴黎和会决定的时候，国内的主流声音虽然对欧美列强不满，但大多数人也只能抱怨几句就自暴自弃了，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主张反抗巴黎和会的决定的。因为中国的上层人士都是悲观轮者，虽然他们也公开批评欧美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的决定是不公道的，但他们也在公众面前表示中国不可能拒绝一个战胜了强大的同盟国的协约国组织，否则中国就会迎来再一次的“庚子国难”。
虽然也有不少年轻的学生对于这些上层人士的悲观论感到不满，认为他们连抗争都没有抗争就选择了接受不公平的国际条约，这显然是一种投降论。但是这些上层人士不敢反抗巴黎和会的决定，可对于学生言论的打击却是毫不客气的，他们不是批评学生：“幼稚”、“不成熟”、“不懂什么是国际法”、“完全是拿国家大事当儿戏”，就是告诫学生们：“要相信政府”、“不要散布谣言”、“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要当自以为是的爱国贼”等。
依赖着自己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老人们，肆无忌惮的打压年轻人，把持着社会的话语权，一度让反对巴黎和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声音被压制了下去。革命委员会在这期间，把宣传重点放在了介绍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上，对于巴黎和会的决定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因此并没有在这场宣传战上完全站在年轻学生这边。
直到吴川公开指示王葆真退出了巴黎和会，并就英法在和会上给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提出了批判，这才让革命委员会的宣传机器全面开动了起来，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自决当成了宣传重点。有了革命委员会的宣传机器加入，保守派的声音顿时被压制了下去。
被压制下去的年轻人的声音陡然壮大了起来，开始成为了社会的潮流，而这股社会革命论的潮流最先爆发在了北京和天津。当前中国最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地方，其实是在关外，特别是在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等地。可问题在于这些地方的工人阶级和具有社会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太强大了些，保守派反而没法在这些地方生存下去了，这就意味着革命者在这些地方没有了明面上的对手，或者说没有敢于跳出来对抗社会主义理论的反动分子了。
而北京、天津、济南、青岛、武汉、上海等地，则既有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又有着各种封建保守势力的存在，因此反而形成了一个个思想交锋的战场。
在这些地区中，又以北京和天津成为了社会主义理论主要的宣传和思想战场，因为这两处地方拥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这里形成的新闻很快就能传播到全国。又因为这两处地方被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着，反动保守势力只能用言辞和理论同社会主义者交锋。
简单的说，在这两个城市进行社会主义理论辩论的知识分子是能够受到革命委员会全面保护的，反动势力反而要在这两个城市缚手缚脚，生怕踏线招来共和党的报复。
而在这一打一拉中，保守派对于年轻人的打压使得年轻人从反对巴黎和会转向了反对顽固派，而共和党对于年轻人的支持，则让年轻人从倾向于改良转向了社会革命。到了7月份，北京和天津的学生已经从对巴黎和会的不满转为了对帝国主义的不满，激进的学生们更是成为了阿富汗人民、朝鲜人民及阿拉伯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支持者。
7月25日，天津学生跑到了北京串联。7月27日，两地的学生就联合起来在东交民巷进行游行了，游行针对的主要目标，是英国公使馆、法国公使馆和日本公使馆。
正准备去市政厅的戴季陶，在马路上看到的正是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向着东郊民巷开去的场景，街道两边的行人听明白了学生们呼喊的口号，纷纷鼓掌叫好不说，还有人特意意去买了汽水散发给学生。
看着这一幕，戴季陶心里是不安和焦虑的，他认为这些学生们的行动不仅无益于国家，反而容易造成国际争端，要是各列强对着学生开枪的话，拿就更加糟糕了。不过他心里又安慰了自己一句，“幸好之前共和党强行收回了天津租界，和东交民巷的管理权，迫使北京公使团不得不裁撤了北京驻军，各国现在在京并无多少驻军，也没什么重武器，他们应当不会那么大胆的袭击学生。”
心里虽然是这么想，戴季陶上了自己的黄包车后，还是吩咐车夫改道去了总统府，预备向总统报告这一突发事件去了。抱着和戴季陶同样想法的国民党员并不少，因此当戴季陶抵达总统府时，怀仁堂内已经是济济一堂了。只是人数虽多，面对当前的学生游行，却没有人能拿出一个解决办法的。
胡汉民、汪精卫，只能向总统不断传递各国公使的不满，汪精卫向总统报告道：“英法日比四国公使向政府和总统府致电，给予了最为严厉的警告。他们认为驻守东交民巷的警察部队不仅没有阻扰学生对于东交民巷的冲击，还有意在袒护学生的破坏行动。如果我们不能尽快驱散学生的游行，他们将保留一切反击的手段，并视学生对公使馆的进攻为战争行为…”
孙中山也恼火了，他打断了汪精卫的话说道：“胡扯，手无寸铁的学生拿什么去进攻公使馆？你去告诉朱尔典，要是他们敢向学生开枪的话，那么一切责任都将由他们自行负责。去，立刻去通知朱尔典。”
汪精卫额头冒着汗，但是看到孙中山的神情，终于还是答应了一声，下去打电话去了。这边汪精卫离去之后，孙中山在客厅内来回走动了数次，终于按捺住怒气向胡汉民问道：“徐世昌和耿谨文那边有没有联络过？他们到底怎么说？”
胡汉民苦笑了一声说道：“徐世昌说自己病了，他请求总统准许他辞职回家养病。耿谨文那边回话，他正前往现场了解情况，不过共和党的意见是，学生游行的目的是正义的，哪怕采取的行动有错，也不应该采用暴力行动。至于各国公使那边，他认为可以沟通，但是不必过于迁就。”
孙中山恼火的回道：“不必过于迁就，他说的倒是轻巧，列强什么时候肯同我们讲道理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把学生劝回去，支持学生只会把事情闹大。徐世昌这个老狐狸，这个时候撂挑子不干，这是在将我们的军吗？再打电话给他，哪怕是抬，都要把他抬到怀仁堂来。告诉他，要以大局为重。真要是闹出了国际纠纷，他能退到什么地方去？”
胡汉民只好再次下去同政府那边沟通去了，戴季陶这才见缝插针的对孙中山说道：“总统，虽说解散学生运动是眼下的当务之急，但是我看，如何收拾残局，我们也应当准备起来了。，否则府院都会陷入被动，共和党反而可以置身事外了。”
孙中山看着他温和的说道：“季陶，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吧。这个时候就不必藏着掖着了。”
戴季陶沉吟了片刻后说道：“其实眼下的事情都是派往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吴川搞出来的，他在国外代表国家的强硬表态，使得年轻学生们受到了鼓舞，才会引发今日的游行示威。
想要熄灭国内的这场大火，其实最好的办法是撤销吴川全权代表的职务，然后让他立刻回国叙职。没有了吴川在国外的鼓动发言，国内学生们也就失去了方向，他们闹上一阵也就散去了。
但就目前来看，我们解除不了吴川的职务，也不能要求吴川立刻归国。所以，最合适的办法，还是让总统府和吴川进行切割。吴川在外的发言虽然代表国家，但并不代表总统的意思，把各列强的愤恨转向共和党。反正他们也一直都认为，下一届中国政府必然是共和党出来执政，那么自然也应当接受共和党对国际事务的看法。”
孙中山皱起了眉头说道：“这不等于是拿着国家去冒险？吴川和共和党这些年是做了不少事情，但是他的手段过于激进和不理智了。就像现在，我们明明是巴黎和会上的战胜国之一，可吴川却跑去莫斯科和俄国、德国这些战败国混在一起。我们可不是德国和俄国，协约国要是把我们视为敌人的话，我们怎么扛得住他们的进攻？
那些学生们现在被吴川蛊惑的失去理智了，支持朝鲜和阿富汗人民的独立，我们拿什么去支持他们的独立？不管是日本还是英国，都拥有着强大的海上舰队，更何况现在欧洲战争也结束了，我们跑出来挑衅英国人，不是自取其辱吗？英国人的舰队可以直接开进长江，把中国一分为二，到时候我们该如何对付国民？”
戴季陶犹豫了一下后，才小声的说道：“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才建议和共和党进行切割，让各国知道我们和共和党这些激进主义者是不一样的。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站出来收拾残局。
英国人虽然实力强大，但他们毕竟已经占据了世界太多地方，不可能再占领中国，因此他们一定会找一个愿意和英国合作的政治力量统治中国，这正是我们国民党的机会。”
孙中山瞧了瞧外间就坐的那些国民党员，完全是一副无头苍蝇的样子，他沉默良久之后终于说道：“这件事就去办一办，不过不要大张旗鼓，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
风起于青萍之末，戴季陶站在马路边上看着北京各所高校学生在东郊民巷游行示威时，脑子里就闪过了这样一句话。游行队伍里学生们打出的标语是，“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不许侵略阿富汗”“朝鲜独立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等。
去年德国终于提出停战协议，延续了四年多的世界大战终于结束时，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一样是兴高采烈，为和平的降临而欢呼不已。于此同时，全国各界人士都对为结束战争而召开的巴黎和会抱有着极大的期待，期待着能够从战败国手中收回中国的利益，并以中国在战争中付出的贡献，让协约国各方承认中国的独立的地位，放弃那些对待中国不公平的条约。
和另一个位面不同，这个位面中的中国人并没有在战争中丢失什么领土和利益，反而趁着欧洲爆发战争的机会收回了北方的租界和废除了一些不平等条约。因此在参加巴黎和会的时候，中国人民的情绪是开朗而乐观的，而不是抱着破釜沉舟的念头，去巴黎保卫青岛和山东的。
但即便是如此，中国人民对于巴黎和会的期望值反而更高。如果说另一个位面对于巴黎和会的最高目标是收回山东的话，那么这个位面中国人民对于巴黎和会的期待值是，让中国恢复为一个正常国家，而不是一个继续被列强视为可以殖民的落后国家。
因此在战争刚刚结束，巴黎和会还没有正式召开的时候，中国社会各阶层并没有过多的关注俄国的十月革命给俄国带来的变化，也没有去考虑过朝鲜、阿拉伯及印度等民族的独立问题。大多数中国人考虑的只是中国自身的利益，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牺牲一下别国和其他民族的利益，大多数中国人也是不反对的。
但是从1919年1月到5月的协约国内部会议和巴黎和会的讨论，突然让中国人发现，列强虽然声称要给予中国以平等的待遇，但实质上除了同盟国主动放弃和中国强行收回的那些外国权益外，列强几乎就没给中国什么额外的报酬。
比如一个海关关税自主权，虽然在革命委员会的压迫下，各国表示愿意接受中国收回此项权力，但是他们又要求中国在调整海关关税前需要先征求各国的意见，并且需要彻底的消灭内地厘金关卡和常平关后，才能真正的讨论海关关税的上调。
而且海关洋员的职位必须要获得保全，中国政府不能擅自解雇。甚至于北大的洋教授因为被解职，还闹出了一场风波，最终还是在革命委员会支持北大的情况下，英国人不得不接受了北大解除英国教授的结果。至于海关洋员拒绝向中国法律宣誓效忠，表示自己依旧享有治外法权的声明，更是激怒了许多中国人。
到了这个时候，在革命委员会的宣传下，俄国十月革命和苏维埃俄国的建立等资料，才开始广泛的在中国流传开去。虽然共和党组建时，曾经声明过自己的主张是马列主义，要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当时的中国人根本不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他们把社会主义当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种组织形式，很多人都把共和党的共和和共和国的共和视为了同一类事务。
十月革命的爆发，苏维埃俄国的建立，总算是给了中国人一个较为清晰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形象。但中国人依旧没有分辨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到底在什么地方。直到巴黎和会上，英法帝国主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什么是帝国主义表演了一遍，而威尔逊总统所标榜的十四点和平原则也并没有给那些被压迫民族带来希望，反而成为了英法帝国主义的附和者，这才算是让中国人民开始清醒过来。
而莫斯科和会的召开，列宁代表俄共布在和会上发表的，主张各民族及各国家和平相等的坐在一起解决分歧问题，而不是诉诸于战争的演讲后，被威尔逊总统鼓舞起来的各地区民族独立意识，现在都开始倒向莫斯科了。显然，他们在巴黎和会上没能得到的自由和平等，现在他们想要在莫斯科获得了。
作为中国派出参加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吴川没有参加巴黎和会，也拒绝巴黎和会瓜分世界的声明，重重的打击了国内那些认为中国没有力量向列强说不的人士。
在巴黎和会决定了世界的势力瓜分，而吴川还没有出声反对巴黎和会决定的时候，国内的主流声音虽然对欧美列强不满，但大多数人也只能抱怨几句就自暴自弃了，几乎没有什么声音主张反抗巴黎和会的决定的。因为中国的上层人士都是悲观轮者，虽然他们也公开批评欧美列强在巴黎和会上的决定是不公道的，但他们也在公众面前表示中国不可能拒绝一个战胜了强大的同盟国的协约国组织，否则中国就会迎来再一次的“庚子国难”。
虽然也有不少年轻的学生对于这些上层人士的悲观论感到不满，认为他们连抗争都没有抗争就选择了接受不公平的国际条约，这显然是一种投降论。但是这些上层人士不敢反抗巴黎和会的决定，可对于学生言论的打击却是毫不客气的，他们不是批评学生：“幼稚”、“不成熟”、“不懂什么是国际法”、“完全是拿国家大事当儿戏”，就是告诫学生们：“要相信政府”、“不要散布谣言”、“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不要当自以为是的爱国贼”等。
依赖着自己掌握更多社会资源的老人们，肆无忌惮的打压年轻人，把持着社会的话语权，一度让反对巴黎和会、反对帝国主义的声音被压制了下去。革命委员会在这期间，把宣传重点放在了介绍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理论上，对于巴黎和会的决定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因此并没有在这场宣传战上完全站在年轻学生这边。
直到吴川公开指示王葆真退出了巴黎和会，并就英法在和会上给世界划分势力范围的做法提出了批判，这才让革命委员会的宣传机器全面开动了起来，把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支持民族自决当成了宣传重点。有了革命委员会的宣传机器加入，保守派的声音顿时被压制了下去。
被压制下去的年轻人的声音陡然壮大了起来，开始成为了社会的潮流，而这股社会革命论的潮流最先爆发在了北京和天津。当前中国最具有社会主义意识的地方，其实是在关外，特别是在哈尔滨、长春、吉林、沈阳等地。可问题在于这些地方的工人阶级和具有社会主义理论的知识分子太强大了些，保守派反而没法在这些地方生存下去了，这就意味着革命者在这些地方没有了明面上的对手，或者说没有敢于跳出来对抗社会主义理论的反动分子了。
而北京、天津、济南、青岛、武汉、上海等地，则既有着社会主义理论的宣传，又有着各种封建保守势力的存在，因此反而形成了一个个思想交锋的战场。
在这些地区中，又以北京和天津成为了社会主义理论主要的宣传和思想战场，因为这两处地方拥有着特殊的政治地位，这里形成的新闻很快就能传播到全国。又因为这两处地方被革命委员会实际控制着，反动保守势力只能用言辞和理论同社会主义者交锋。
简单的说，在这两个城市进行社会主义理论辩论的知识分子是能够受到革命委员会全面保护的，反动势力反而要在这两个城市缚手缚脚，生怕踏线招来共和党的报复。
而在这一打一拉中，保守派对于年轻人的打压使得年轻人从反对巴黎和会转向了反对顽固派，而共和党对于年轻人的支持，则让年轻人从倾向于改良转向了社会革命。到了7月份，北京和天津的学生已经从对巴黎和会的不满转为了对帝国主义的不满，激进的学生们更是成为了阿富汗人民、朝鲜人民及阿拉伯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支持者。
7月25日，天津学生跑到了北京串联。7月27日，两地的学生就联合起来在东交民巷进行游行了，游行针对的主要目标，是英国公使馆、法国公使馆和日本公使馆。
正准备去市政厅的戴季陶，在马路上看到的正是浩浩荡荡的学生游行队伍向着东郊民巷开去的场景，街道两边的行人听明白了学生们呼喊的口号，纷纷鼓掌叫好不说，还有人特意意去买了汽水散发给学生。
看着这一幕，戴季陶心里是不安和焦虑的，他认为这些学生们的行动不仅无益于国家，反而容易造成国际争端，要是各列强对着学生开枪的话，拿就更加糟糕了。不过他心里又安慰了自己一句，“幸好之前共和党强行收回了天津租界，和东交民巷的管理权，迫使北京公使团不得不裁撤了北京驻军，各国现在在京并无多少驻军，也没什么重武器，他们应当不会那么大胆的袭击学生。”
心里虽然是这么想，戴季陶上了自己的黄包车后，还是吩咐车夫改道去了总统府，预备向总统报告这一突发事件去了。抱着和戴季陶同样想法的国民党员并不少，因此当戴季陶抵达总统府时，怀仁堂内已经是济济一堂了。只是人数虽多，面对当前的学生游行，却没有人能拿出一个解决办法的。
胡汉民、汪精卫，只能向总统不断传递各国公使的不满，汪精卫向总统报告道：“英法日比四国公使向政府和总统府致电，给予了最为严厉的警告。他们认为驻守东交民巷的警察部队不仅没有阻扰学生对于东交民巷的冲击，还有意在袒护学生的破坏行动。如果我们不能尽快驱散学生的游行，他们将保留一切反击的手段，并视学生对公使馆的进攻为战争行为…”
孙中山也恼火了，他打断了汪精卫的话说道：“胡扯，手无寸铁的学生拿什么去进攻公使馆？你去告诉朱尔典，要是他们敢向学生开枪的话，那么一切责任都将由他们自行负责。去，立刻去通知朱尔典。”
汪精卫额头冒着汗，但是看到孙中山的神情，终于还是答应了一声，下去打电话去了。这边汪精卫离去之后，孙中山在客厅内来回走动了数次，终于按捺住怒气向胡汉民问道：“徐世昌和耿谨文那边有没有联络过？他们到底怎么说？”
胡汉民苦笑了一声说道：“徐世昌说自己病了，他请求总统准许他辞职回家养病。耿谨文那边回话，他正前往现场了解情况，不过共和党的意见是，学生游行的目的是正义的，哪怕采取的行动有错，也不应该采用暴力行动。至于各国公使那边，他认为可以沟通，但是不必过于迁就。”
孙中山恼火的回道：“不必过于迁就，他说的倒是轻巧，列强什么时候肯同我们讲道理了。现在最重要的还是把学生劝回去，支持学生只会把事情闹大。徐世昌这个老狐狸，这个时候撂挑子不干，这是在将我们的军吗？再打电话给他，哪怕是抬，都要把他抬到怀仁堂来。告诉他，要以大局为重。真要是闹出了国际纠纷，他能退到什么地方去？”
胡汉民只好再次下去同政府那边沟通去了，戴季陶这才见缝插针的对孙中山说道：“总统，虽说解散学生运动是眼下的当务之急，但是我看，如何收拾残局，我们也应当准备起来了。，否则府院都会陷入被动，共和党反而可以置身事外了。”
孙中山看着他温和的说道：“季陶，你有什么想法就说出来吧。这个时候就不必藏着掖着了。”
戴季陶沉吟了片刻后说道：“其实眼下的事情都是派往巴黎和会的首席代表吴川搞出来的，他在国外代表国家的强硬表态，使得年轻学生们受到了鼓舞，才会引发今日的游行示威。
想要熄灭国内的这场大火，其实最好的办法是撤销吴川全权代表的职务，然后让他立刻回国叙职。没有了吴川在国外的鼓动发言，国内学生们也就失去了方向，他们闹上一阵也就散去了。
但就目前来看，我们解除不了吴川的职务，也不能要求吴川立刻归国。所以，最合适的办法，还是让总统府和吴川进行切割。吴川在外的发言虽然代表国家，但并不代表总统的意思，把各列强的愤恨转向共和党。反正他们也一直都认为，下一届中国政府必然是共和党出来执政，那么自然也应当接受共和党对国际事务的看法。”
孙中山皱起了眉头说道：“这不等于是拿着国家去冒险？吴川和共和党这些年是做了不少事情，但是他的手段过于激进和不理智了。就像现在，我们明明是巴黎和会上的战胜国之一，可吴川却跑去莫斯科和俄国、德国这些战败国混在一起。我们可不是德国和俄国，协约国要是把我们视为敌人的话，我们怎么扛得住他们的进攻？
那些学生们现在被吴川蛊惑的失去理智了，支持朝鲜和阿富汗人民的独立，我们拿什么去支持他们的独立？不管是日本还是英国，都拥有着强大的海上舰队，更何况现在欧洲战争也结束了，我们跑出来挑衅英国人，不是自取其辱吗？英国人的舰队可以直接开进长江，把中国一分为二，到时候我们该如何对付国民？”
戴季陶犹豫了一下后，才小声的说道：“正因为如此，所以我才建议和共和党进行切割，让各国知道我们和共和党这些激进主义者是不一样的。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才能站出来收拾残局。
英国人虽然实力强大，但他们毕竟已经占据了世界太多地方，不可能再占领中国，因此他们一定会找一个愿意和英国合作的政治力量统治中国，这正是我们国民党的机会。”
孙中山瞧了瞧外间就坐的那些国民党员，完全是一副无头苍蝇的样子，他沉默良久之后终于说道：“这件事就去办一办，不过不要大张旗鼓，现在还不是摊牌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