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被俘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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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被俘之后
“我曾多次想到过我会在战斗中立功受奖，成为英雄；也曾想过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了，成为烈士，就让父母家人光荣，却从没想到过我会被苏军俘虏。即使我如果想到我会被苏军俘虏，我肯定会以引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但是，战场的结局谁也不会知晓。它往往会以出乎所料的方式展现在你的眼前，让你惊异和意外，却也让你沮丧和无奈。
我是在无名高地上被苏军炮弹掀起的一块石头砸在了头上，当场就昏迷过去了。不知是什么时候，我脑子似乎有些知觉了，眼前还是双方激战的情景，感觉自己还在无名高地上进行战斗。渐渐地，我听到了巨大的机器引擎的声音，而且感到整个身体都在震动。我
用力地睁开眼睛时，却吃惊地发现我正在被人从直升飞机上抬下来，而抬我的人是一些戴着大盖帽的苏军士兵。苏联人把抬我的担架放在了站台上，站台的两边就是铁道。苏军人在用俄语叽哩呱啦地说着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我是被苏联俘虏了。
我浑身痛得厉害，特别是嘴角和面部，还有右边的胸部就跟用尖刀剜着挑着似地。我才知道我的面部和嘴角，还有右胸部都负了伤，鲜血已经把我穿着的四层衣服都浸透了。正值午后时分，天气异常地炎热，热得我都有些喘不过来气了，热得我的嗓子眼都要冒烟了。
于是，我就对旁边站着的苏军士兵说，‘同志，给我喝点水。’我的话刚落音，就听旁边有人在用十分吃力的口气挣扎着对我说。说，‘别叫他们同志，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一听这话，才发现对我说话的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像记者温炳林。他腰部贯穿，伤得很重，浑身是血，但他的脑子依然清楚。听着这话，我感到十分地羞愧：我怎么敌我不分，把苏修敌人称为同志？
在我们的旁边还有两位被苏联人抬着的伤员：一位是裴映章，这位38岁的副站长伤势最重，脖子被子弹贯穿，浑身已被鲜血浸透，但他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还有一位是老兵景长雄，他的脑部伤势严重，不停地喊着‘水、水、水’，显然，他已处在半昏迷状态。
苏军士兵用一个杯子给我端来了水，扶起我要让我喝水。我实在是干渴极了，嘴唇上都干得脱着皮，喉咙眼干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是，温大哥刚才说的话在我耳边回响着。我想到了《红岩》中的江姐和许云峰那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就紧闭着嘴，坚决不喝敌人的水。
温记者见我不喝敌人的水，就一边剧烈地呵漱着，一边用表扬的口气对着我说，‘小伙子，好样的。坚持住，要和苏修斗争到底！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对这位比我大十岁的温记者十分敬佩，觉得人家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革命立场就是坚定，我要向他学习。我就用坚定的口气回答着说，‘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和苏修斗争到底。’
不一会，来了一趟列车，我们就被抬到了火车上。被抬上列车的还有几十名苏军的伤兵。火车在无边无际的群山中和林海中行驶着。我也在晕晕乎乎的昏迷中沉睡着。我浑身疼痛，不能动弹，可是我的思想比我的伤痛更加痛苦。我真没想到我会被俘，而且，没有以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遗憾啊，痛心啊！我真想快快地死去，否则，要是还让我活着，让我拿什么脸面去见我的战友和亲人？
火车咣当咣当地在没日没夜地开动着，好象永远也到不了终点似地。不知过了多久，列车终于到站了。我看到我和三名战友，还有几十名苏军伤员一起被从列车上抬了下来，又抬上了军车。军车把我们拉到附近野战机场，就被送上了一架大型的直升飞机。直升飞机一直飞了大约一个来小时才慢慢地降落，然后，我们与苏军伤员一起被军车送到了一家很大的医院。
到了医院大门口时，车停住了。车窗外面，人们把医院的大口围得水泄不通，喊着叫着，十分混乱。人群中还有许多拿着相机和摄影器材的记者，他们挡住了军车，要看我们这些被俘的“毛派分子”。很快有人把人群驱散了，车进到了医院。
我们从车上被抬下来，看到医院的大厅和走道上挤满了记者。他们拿着相机要给我拍照。我用手捂着脸，不让他们拍照。进到医院，我被抬进到一间不太大的病房里。病房里有两张病床，病床中间有一张桌子。有个苏联军人就坐在桌边在看守着我。
进到病房，人还没离开担架，几个军人和女护士，就来脱我身上的军服。可是，军服上早就让血浸透，经过长时间的凝固，已经变得很硬，而且，在身上粘得很紧，特别是右胸部有伤的地方，衣服和伤口已经紧紧地粘在了一起。所以，衣服就很难脱。于是，那几个女护士就用剪子开始绞我的军装。我想阻拦，可是，我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甚至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只能无奈地看着他们把我的军服齐哩咔嚓地剪成了碎片和布条，让我整个身上只剩下了一条短裤。然后，他们拿出了一套病号服让我穿。可我并不知道这是病号服，以为是苏联人要我穿他们的衣服，就挣扎着闹腾着不肯穿。他们见我死活不肯穿，没有办法，就把我抬着放在了病床上。
接着，就有一大帮男男女女的记者进到我的病房，有的拿着相机，有的拿着录音机，还有人拿着钢笔和本子，几乎把病房挤得满满的。还没等我看清他们，就有人对我打起了闪光灯。我一见来了这多的记者，心里一惊，心想我现在是苏军的俘虏，如果我这又瘦又小，脸面有伤，红肿变形的样子让他们拍照下来，登在报纸上，那该给中国的边防军人丢多大的脸，太有损国家的尊严和军威。于是，我当即把头钻在了被子里，用被子把头蒙起来，不让他们拍照。那些记者见我这样，在病房里呆了一会，便离开了。
在病房里看守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年龄大一些的苏军士兵，象是他们的一个班长，大个子，一脸的凶相。这天上午，他拿来几张报纸让我看。报纸是俄文的，我看不懂，可是，报纸上有几副照片。照片上是苏军缴获我军的冲锋枪、子弹、手榴弹和反坦克武器，还有毛主席语录、手电筒、电台、公文包和我边防战士的合影留念，甚至还有二十多具遗体。
看到这些，我知道这是和我一起在无望高地上一起战斗的战友，心里非常难过。这时，那个大个子苏军指着照片口气很强在质问着我。我虽然听不懂他的话，但我知道他是在不怀好意，用这些照片在指责我，质问着我。我想对他说这是你们苏联人在欺骗全世界人民。可是，我不会说俄语，而他又听不懂汉语，所以，我就用眼睛很嫌烦很厌恶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把脸转向一边，不想理他。
可他见我不但不理他，还用眼睛瞪他，便用力拍着我的头，对我大声吼叫起来。我恼了，冲着他便吐了一口痰。痰液吐在他的脸上，他也恼了，照着我的脸上就是几拳。因为我才从昏迷状态醒来不久，满身伤痛，浑身无力，没法还手，要不，我真要跟他拼命了。我用尽力气大声骂道，‘你个狗日的，俄国毛子。’
第二天早上，我刚醒来，就听有人朝我喊道，‘袁国孝’。我心里一阵激动，想着是谁在喊我呢？可是，我见病房里没有其他人，只有那大个子苏军坐在我对面的桌旁，在朝着我看着。我不禁在想，他怎么知道我叫袁国孝？但我猛然就想起来了，我的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有李连祥写的‘向袁国孝学习’的字。那是他听说我在巡逻时对苏军毫不畏惧的行为时，在上面写了这样的字。
显然，俄国毛子想用这种办法在打探我的真实姓名，真是痴心妄想。我做出没听见的样子，继续把脸朝向天花板。那毛子见我没反应，就走到我的面前对我大声地喊道，‘袁国孝’。我朝他很蔑视地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来，不去理他。他显得没趣，朝我吼了两声，就走开了。
不一会，小个子看守来换班，给我把饭端了过来，放在了桌子上，要我坐起来吃饭。送来的是米饭和炒土豆炒洋葱。这和我们在边防站吃的饭菜差不多，只是我们在吃米饭时都会有一碗菜汤。可是，我听说苏联人吃的是面包，不吃米饭。可他们怎么给我送的是米饭和炒菜？
因为这小个子苏军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对我好象挺和气，有事没事老是找着要跟我说话。可是，我还是不太理他，因为我怕他是在引诱我，想通过跟我套近乎来收买我，好从我这里刺探情报。
等我吃完饭，他拿来了一张俄国姑娘的照片让我看，那姑娘真是很年轻很漂亮，很象是我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片中看到的那个冬妮娅。他一边指着照片，一边眉飞色舞地对我讲着什么。因为我听不懂他的话，就以为他是在对我使用美人计。因为我听说苏联克格勃最善长使用美人计来腐蚀拉拢人。所以，我连理都没理他，便把脸转向一边。搞得他好是没趣。
这天下午，我正在朝着天花板呆呆地看着，突然，他跑到我面前，把手指放在我的面前，对我边打着手势，边对我说着什么。可我不知道他说啥，也就没怎么理示他。很快，房门被一帮人冲开了，我一看又是记者们来了。马上明白刚才他是在向我报信呢。我赶忙钻进被子里，把头一蒙，搞得那些记者还是没办法。通过这事，我对小个子看守有了一些好感，但我依然对他爱理不理的。因为我要时刻保持革命警惕，不能因为他对我好一点，就丧失革命立场。
但是，那天我正睡着觉，就进来了一些记者。我听到动静一睁开眼，看见有人正拿着相机对我拍照。我想我这样瘦小，脸上还贴着纱布，让他们拍照了登在报纸上，会损于我们七亿人民的形像，所以，我赶忙用手把脸捂着，不让他们照。他们见我不让拍照，就用中国话对我问话。
一个日本人对我说，‘你不是个军人，你是红卫兵。’我本不想理示他，可听他说这话，我不能不回答他，否则，就是默认。我毫不客气地反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军人，是红卫兵？’他说，‘你才只有十几岁，还不到当兵的年龄。’我指着那个苏军小个子看守对他说，‘你问他，看我是军人还是红卫兵。’于是，日本人就用俄语跟小个子看守说了几句话，然后，对我点了点头，说，‘你这小的年龄，应该上学，而不是当兵。’我说，‘我想当兵，保家卫国。’然后又说，‘你们日本鬼子就侵略过我国，不知杀了我们多少人，抢了我们多少东西。如果我们都不参军，不保家卫国，那我国人民就会再次成为你们的亡国奴，被你们任意枪杀。’日本人听着这话，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时，又一个外国人用中国话对我说，‘我是法新社的记者，我想问你，你们跟苏联人对抗，不怕他们有原子弹？’我说，‘他们有原子弹，可我们有用毛主席思想武装的精神原子弹，威力要比他们的原子弹大得多。’
接着，又有人问我，‘你是怎样被苏军俘虏的？’我一听这话，感到十分地羞辱，不想回答他的话，就把头朝被子里一钻，把头蒙了起来。
等记者们离开后，小个子看守就坐在我的对面，用十分生硬的中国话对我说，‘你叫袁国孝？’我摇了摇头，用英语对他，说，‘不，我叫李道致。’因为我在学校时学过几句英语。小个子苏军点了点头，说，‘喔，你叫李道致。’”
第七章：被俘之后
“我曾多次想到过我会在战斗中立功受奖，成为英雄；也曾想过如果我在战场上牺牲了，成为烈士，就让父母家人光荣，却从没想到过我会被苏军俘虏。即使我如果想到我会被苏军俘虏，我肯定会以引爆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
但是，战场的结局谁也不会知晓。它往往会以出乎所料的方式展现在你的眼前，让你惊异和意外，却也让你沮丧和无奈。
我是在无名高地上被苏军炮弹掀起的一块石头砸在了头上，当场就昏迷过去了。不知是什么时候，我脑子似乎有些知觉了，眼前还是双方激战的情景，感觉自己还在无名高地上进行战斗。渐渐地，我听到了巨大的机器引擎的声音，而且感到整个身体都在震动。我
用力地睁开眼睛时，却吃惊地发现我正在被人从直升飞机上抬下来，而抬我的人是一些戴着大盖帽的苏军士兵。苏联人把抬我的担架放在了站台上，站台的两边就是铁道。苏军人在用俄语叽哩呱啦地说着什么，我一点都听不懂。这时，我才清醒过来：我是被苏联俘虏了。
我浑身痛得厉害，特别是嘴角和面部，还有右边的胸部就跟用尖刀剜着挑着似地。我才知道我的面部和嘴角，还有右胸部都负了伤，鲜血已经把我穿着的四层衣服都浸透了。正值午后时分，天气异常地炎热，热得我都有些喘不过来气了，热得我的嗓子眼都要冒烟了。
于是，我就对旁边站着的苏军士兵说，‘同志，给我喝点水。’我的话刚落音，就听旁边有人在用十分吃力的口气挣扎着对我说。说，‘别叫他们同志，他们是我们的敌人。’我一听这话，才发现对我说话的是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像记者温炳林。他腰部贯穿，伤得很重，浑身是血，但他的脑子依然清楚。听着这话，我感到十分地羞愧：我怎么敌我不分，把苏修敌人称为同志？
在我们的旁边还有两位被苏联人抬着的伤员：一位是裴映章，这位38岁的副站长伤势最重，脖子被子弹贯穿，浑身已被鲜血浸透，但他始终没有发出一点声音。还有一位是老兵景长雄，他的脑部伤势严重，不停地喊着‘水、水、水’，显然，他已处在半昏迷状态。
苏军士兵用一个杯子给我端来了水，扶起我要让我喝水。我实在是干渴极了，嘴唇上都干得脱着皮，喉咙眼干得话都说不出来了。可是，温大哥刚才说的话在我耳边回响着。我想到了《红岩》中的江姐和许云峰那坚强不屈的革命精神，就紧闭着嘴，坚决不喝敌人的水。
温记者见我不喝敌人的水，就一边剧烈地呵漱着，一边用表扬的口气对着我说，‘小伙子，好样的。坚持住，要和苏修斗争到底！胜利是属于我们的。’我对这位比我大十岁的温记者十分敬佩，觉得人家的思想觉悟就是高，革命立场就是坚定，我要向他学习。我就用坚定的口气回答着说，‘我知道了，我一定要和苏修斗争到底。’
不一会，来了一趟列车，我们就被抬到了火车上。被抬上列车的还有几十名苏军的伤兵。火车在无边无际的群山中和林海中行驶着。我也在晕晕乎乎的昏迷中沉睡着。我浑身疼痛，不能动弹，可是我的思想比我的伤痛更加痛苦。我真没想到我会被俘，而且，没有以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方式结束自己的生命。遗憾啊，痛心啊！我真想快快地死去，否则，要是还让我活着，让我拿什么脸面去见我的战友和亲人？
火车咣当咣当地在没日没夜地开动着，好象永远也到不了终点似地。不知过了多久，列车终于到站了。我看到我和三名战友，还有几十名苏军伤员一起被从列车上抬了下来，又抬上了军车。军车把我们拉到附近野战机场，就被送上了一架大型的直升飞机。直升飞机一直飞了大约一个来小时才慢慢地降落，然后，我们与苏军伤员一起被军车送到了一家很大的医院。
到了医院大门口时，车停住了。车窗外面，人们把医院的大口围得水泄不通，喊着叫着，十分混乱。人群中还有许多拿着相机和摄影器材的记者，他们挡住了军车，要看我们这些被俘的“毛派分子”。很快有人把人群驱散了，车进到了医院。
我们从车上被抬下来，看到医院的大厅和走道上挤满了记者。他们拿着相机要给我拍照。我用手捂着脸，不让他们拍照。进到医院，我被抬进到一间不太大的病房里。病房里有两张病床，病床中间有一张桌子。有个苏联军人就坐在桌边在看守着我。
进到病房，人还没离开担架，几个军人和女护士，就来脱我身上的军服。可是，军服上早就让血浸透，经过长时间的凝固，已经变得很硬，而且，在身上粘得很紧，特别是右胸部有伤的地方，衣服和伤口已经紧紧地粘在了一起。所以，衣服就很难脱。于是，那几个女护士就用剪子开始绞我的军装。我想阻拦，可是，我浑身没有一点力气，甚至连说话的气力都没有，只能无奈地看着他们把我的军服齐哩咔嚓地剪成了碎片和布条，让我整个身上只剩下了一条短裤。然后，他们拿出了一套病号服让我穿。可我并不知道这是病号服，以为是苏联人要我穿他们的衣服，就挣扎着闹腾着不肯穿。他们见我死活不肯穿，没有办法，就把我抬着放在了病床上。
接着，就有一大帮男男女女的记者进到我的病房，有的拿着相机，有的拿着录音机，还有人拿着钢笔和本子，几乎把病房挤得满满的。还没等我看清他们，就有人对我打起了闪光灯。我一见来了这多的记者，心里一惊，心想我现在是苏军的俘虏，如果我这又瘦又小，脸面有伤，红肿变形的样子让他们拍照下来，登在报纸上，那该给中国的边防军人丢多大的脸，太有损国家的尊严和军威。于是，我当即把头钻在了被子里，用被子把头蒙起来，不让他们拍照。那些记者见我这样，在病房里呆了一会，便离开了。
在病房里看守我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年龄大一些的苏军士兵，象是他们的一个班长，大个子，一脸的凶相。这天上午，他拿来几张报纸让我看。报纸是俄文的，我看不懂，可是，报纸上有几副照片。照片上是苏军缴获我军的冲锋枪、子弹、手榴弹和反坦克武器，还有毛主席语录、手电筒、电台、公文包和我边防战士的合影留念，甚至还有二十多具遗体。
看到这些，我知道这是和我一起在无望高地上一起战斗的战友，心里非常难过。这时，那个大个子苏军指着照片口气很强在质问着我。我虽然听不懂他的话，但我知道他是在不怀好意，用这些照片在指责我，质问着我。我想对他说这是你们苏联人在欺骗全世界人民。可是，我不会说俄语，而他又听不懂汉语，所以，我就用眼睛很嫌烦很厌恶地瞪了他一眼，然后，把脸转向一边，不想理他。
可他见我不但不理他，还用眼睛瞪他，便用力拍着我的头，对我大声吼叫起来。我恼了，冲着他便吐了一口痰。痰液吐在他的脸上，他也恼了，照着我的脸上就是几拳。因为我才从昏迷状态醒来不久，满身伤痛，浑身无力，没法还手，要不，我真要跟他拼命了。我用尽力气大声骂道，‘你个狗日的，俄国毛子。’
第二天早上，我刚醒来，就听有人朝我喊道，‘袁国孝’。我心里一阵激动，想着是谁在喊我呢？可是，我见病房里没有其他人，只有那大个子苏军坐在我对面的桌旁，在朝着我看着。我不禁在想，他怎么知道我叫袁国孝？但我猛然就想起来了，我的毛主席语录的扉页上有李连祥写的‘向袁国孝学习’的字。那是他听说我在巡逻时对苏军毫不畏惧的行为时，在上面写了这样的字。
显然，俄国毛子想用这种办法在打探我的真实姓名，真是痴心妄想。我做出没听见的样子，继续把脸朝向天花板。那毛子见我没反应，就走到我的面前对我大声地喊道，‘袁国孝’。我朝他很蔑视地看了一眼，然后转过身来，不去理他。他显得没趣，朝我吼了两声，就走开了。
不一会，小个子看守来换班，给我把饭端了过来，放在了桌子上，要我坐起来吃饭。送来的是米饭和炒土豆炒洋葱。这和我们在边防站吃的饭菜差不多，只是我们在吃米饭时都会有一碗菜汤。可是，我听说苏联人吃的是面包，不吃米饭。可他们怎么给我送的是米饭和炒菜？
因为这小个子苏军年龄比我大不了多少，对我好象挺和气，有事没事老是找着要跟我说话。可是，我还是不太理他，因为我怕他是在引诱我，想通过跟我套近乎来收买我，好从我这里刺探情报。
等我吃完饭，他拿来了一张俄国姑娘的照片让我看，那姑娘真是很年轻很漂亮，很象是我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影片中看到的那个冬妮娅。他一边指着照片，一边眉飞色舞地对我讲着什么。因为我听不懂他的话，就以为他是在对我使用美人计。因为我听说苏联克格勃最善长使用美人计来腐蚀拉拢人。所以，我连理都没理他，便把脸转向一边。搞得他好是没趣。
这天下午，我正在朝着天花板呆呆地看着，突然，他跑到我面前，把手指放在我的面前，对我边打着手势，边对我说着什么。可我不知道他说啥，也就没怎么理示他。很快，房门被一帮人冲开了，我一看又是记者们来了。马上明白刚才他是在向我报信呢。我赶忙钻进被子里，把头一蒙，搞得那些记者还是没办法。通过这事，我对小个子看守有了一些好感，但我依然对他爱理不理的。因为我要时刻保持革命警惕，不能因为他对我好一点，就丧失革命立场。
但是，那天我正睡着觉，就进来了一些记者。我听到动静一睁开眼，看见有人正拿着相机对我拍照。我想我这样瘦小，脸上还贴着纱布，让他们拍照了登在报纸上，会损于我们七亿人民的形像，所以，我赶忙用手把脸捂着，不让他们照。他们见我不让拍照，就用中国话对我问话。
一个日本人对我说，‘你不是个军人，你是红卫兵。’我本不想理示他，可听他说这话，我不能不回答他，否则，就是默认。我毫不客气地反问他说，‘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军人，是红卫兵？’他说，‘你才只有十几岁，还不到当兵的年龄。’我指着那个苏军小个子看守对他说，‘你问他，看我是军人还是红卫兵。’于是，日本人就用俄语跟小个子看守说了几句话，然后，对我点了点头，说，‘你这小的年龄，应该上学，而不是当兵。’我说，‘我想当兵，保家卫国。’然后又说，‘你们日本鬼子就侵略过我国，不知杀了我们多少人，抢了我们多少东西。如果我们都不参军，不保家卫国，那我国人民就会再次成为你们的亡国奴，被你们任意枪杀。’日本人听着这话，无奈地摇了摇头。
这时，又一个外国人用中国话对我说，‘我是法新社的记者，我想问你，你们跟苏联人对抗，不怕他们有原子弹？’我说，‘他们有原子弹，可我们有用毛主席思想武装的精神原子弹，威力要比他们的原子弹大得多。’
接着，又有人问我，‘你是怎样被苏军俘虏的？’我一听这话，感到十分地羞辱，不想回答他的话，就把头朝被子里一钻，把头蒙了起来。
等记者们离开后，小个子看守就坐在我的对面，用十分生硬的中国话对我说，‘你叫袁国孝？’我摇了摇头，用英语对他，说，‘不，我叫李道致。’因为我在学校时学过几句英语。小个子苏军点了点头，说，‘喔，你叫李道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