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 16 聂赫留朵夫在枢密院办公室。在枢密官沃尔夫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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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赫留朵夫想到他竟同玛丽爱特相对微笑，不禁摇摇头，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
“还没来得及反省一番，就又跌进那种生活里去了，”他想，内心感到矛盾和疑虑。每逢他不得已去讨好他所不尊敬的人时，总有这样的感觉。聂赫留朵夫考虑了一下先到哪里，然后再到哪里，免得走冤枉路，就动身去枢密院。他被领到办公室，在那富丽堂皇的大房间里，他看见许多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文官。
那些文官告诉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的上诉书已收到，并交给枢密官沃尔夫审查和呈报。聂赫留朵夫姨父的信正好就是写给他的。
“枢密院本星期要开庭审案，玛丝洛娃一案未必能在这次审理。但要是托一下人，本星期三开庭时也可能审理，”一个文官。
聂赫留朵夫在枢密院办公室等他们查明案情，又听见他们在谈论那场决斗。他们详细谈到卡敏斯基被人打死的经过。他在这里才知道这个轰动整个彼得堡的事件的详情。事情是这样的：几个军官在饭店里吃牡蛎，照例喝了许多酒。有个军官对卡敏斯基所属的那个军团了几句难听的话，卡敏斯基当面斥责他造谣污蔑。那个军官就动手打卡敏斯基。第二天两人进行决斗，卡敏斯基腹部中了弹，两时后就死了。凶手和两个副手都被捕，但据关了两星期禁闭又都获得释放了。
聂赫留朵夫从枢密院办公室出来，乘车到上诉委员会去拜访权力很大的沃罗比约夫男爵。这位男爵住在一所豪华的官邸里。门房和听差都毫不客气地对聂赫留朵夫，除了会客日之外见不到男爵，今天他在皇上那里，明天还要去禀报。
聂赫留朵夫把信留下，又坐上车，到枢密官沃尔夫家去。
沃尔夫刚吃过早饭，照例吸着雪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以帮助消化。他接见了聂赫留朵夫。沃尔夫的确为人十分正派。他把这个品德看得高于一切，并根据这个标准看待一切人。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品德，因为全凭它，他才如愿以偿，获得高官厚禄，也就是通过结婚而获得一笔财产，使他每年有一万八千卢布收入，又靠自己的勤奋而当上了枢密官。他认为自己不仅为人十分正派，而且象骑士一般廉洁奉公。他所谓廉洁奉公，就是不在暗中接受贿赂。至于他向公家报销各种出差费、车旅费、房租，并且象奴隶般忠实执行政府指令，他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当年他在波兰王国1某省任省长，残酷迫害当地几百名无辜百姓，使他们因眷恋同胞和世代相传的宗教而破产、流放和坐牢。他这样做，非但不以为耻，反而认为是出于高尚、胆略和爱国而建立的功勋。他霸占热爱他的妻子的财产和他姨妹的财产，同样不以为耻。相反，他还认为这是为一家人生活而作的合理安排——
1按照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决定，波兰一部分国土归并俄罗斯帝国。
沃尔夫的家庭包括他那没有个性的妻子，财产也被他侵占的姨妹——他卖掉她的田产，把钱存在自己名下——和那温柔胆怯、外貌不扬的女儿。这个女儿过着孤独痛苦的生活，为了排遣愁闷，近来信奉了福音教派，常常参加阿林和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的聚会。
沃尔夫的儿子天性善良，十五岁就长了胡子，从此开始喝酒，放荡，到二十岁那年从家里被撵了出去，因为他没有念完过一个学校，而且交了坏朋友，欠下债务，败坏父亲的名声。做父亲的有一次替儿子偿还了二百三十卢布的债，另一次偿还了六百卢布的债，但同时向儿子声明这是最后一次，他要是不洗心革面，就要被撵出家门，并要同他断绝父子关系。儿子不仅没有悔改，而且又欠下一千卢布的债，甚至肆无忌惮地对父亲，他在家里本来就觉得憋气。于是沃尔夫就向儿子宣布，他要到哪里去都请便，但他不再是他的儿子。从那时起，沃尔夫就装做自己没有儿子，家里谁也不敢向他提到儿子的事，而沃尔夫却自以为妥善安排了家庭生活。
沃尔夫在书房里站住，同聂赫留朵夫打了招呼，情不自禁地露出亲切而又带几分嘲弄的微笑。这种笑容表示他自觉比大多数人高尚正直。然后他读了聂赫留朵夫带来的信。
“您请坐！对不起，我不能陪您坐，我要走走，”他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同时在这个格调庄重的大书房里沿着对角线轻快地来回踱步。“同您认识我很高兴，当然我也愿意为察尔斯基伯爵效劳，”他，吐出一口芳香的淡蓝色烟雾，心翼翼地从嘴里取下雪茄，免得烟灰落下来。
“我只要求早一审理这个案子，因为如果被告非去西伯利亚不可，那还是早一去好，”聂赫留朵夫。
“对，对，那就可以从下城搭第一批轮船动身，我知道，”沃尔夫露出宽容的微笑，不论什么事只要人家一开口，他总是立刻就懂得人家的意思。“被告姓什么？”
“玛丝洛娃……”
沃尔夫走到写字台旁，看了看公文夹上的一张纸。
“哦，哦，玛丝洛娃。好的，我去跟同事们商量一下。我们札拜三就办这个案子。”
“我能打电报先通知律师吗？”
“您还请了律师？那又何必？不过，也随您的便。”
“上诉理由也许不够充足，”聂赫留朵夫，“不过我想从案卷上也可以看出，这个判决是由于误会。”
“是的，是的，这也可能，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件的是非曲直，”沃尔夫眼睛瞧着烟灰，严厉地。“枢密院只审查引用法律和解释法律是否正确。”
“我觉得，这个案子是特殊的。”
“我知道，我知道。个个案子都是特殊的。我们将照章办事。就是这样。”烟灰还留在雪茄上，但已有裂缝，有掉下来的危险。“那么，您难得到彼得堡来，是吗？”沃尔夫，把雪茄竖起来，免得烟灰落下。但烟灰还是摇摇欲坠，沃尔夫心翼翼地把它拿到烟灰碟旁，烟灰果然落下了。“卡敏斯基的事真是太惨了！”他。“一个很好的青年。又是独生子。做母亲的可不好受哇，”他，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着彼得堡流行着的有关卡敏斯基的话。
沃尔夫还谈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谈到她对新的教义信得入迷。他对这种新教义既不责难，也不袒护，不过从他高尚正直的观来看，这种东西显然是多余的。然后他拉了拉铃。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
“您要是方便，就来吃饭，”沃尔夫一面，一面伸出手去，“礼拜三来最好。到那时我可以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
天色晚了，聂赫留朵夫就乘车回家，也就是回到姨妈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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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赫留朵夫想到他竟同玛丽爱特相对微笑，不禁摇摇头，对自己感到很不满意。
“还没来得及反省一番，就又跌进那种生活里去了，”他想，内心感到矛盾和疑虑。每逢他不得已去讨好他所不尊敬的人时，总有这样的感觉。聂赫留朵夫考虑了一下先到哪里，然后再到哪里，免得走冤枉路，就动身去枢密院。他被领到办公室，在那富丽堂皇的大房间里，他看见许多衣冠楚楚、彬彬有礼的文官。
那些文官告诉聂赫留朵夫，玛丝洛娃的上诉书已收到，并交给枢密官沃尔夫审查和呈报。聂赫留朵夫姨父的信正好就是写给他的。
“枢密院本星期要开庭审案，玛丝洛娃一案未必能在这次审理。但要是托一下人，本星期三开庭时也可能审理，”一个文官。
聂赫留朵夫在枢密院办公室等他们查明案情，又听见他们在谈论那场决斗。他们详细谈到卡敏斯基被人打死的经过。他在这里才知道这个轰动整个彼得堡的事件的详情。事情是这样的：几个军官在饭店里吃牡蛎，照例喝了许多酒。有个军官对卡敏斯基所属的那个军团了几句难听的话，卡敏斯基当面斥责他造谣污蔑。那个军官就动手打卡敏斯基。第二天两人进行决斗，卡敏斯基腹部中了弹，两时后就死了。凶手和两个副手都被捕，但据关了两星期禁闭又都获得释放了。
聂赫留朵夫从枢密院办公室出来，乘车到上诉委员会去拜访权力很大的沃罗比约夫男爵。这位男爵住在一所豪华的官邸里。门房和听差都毫不客气地对聂赫留朵夫，除了会客日之外见不到男爵，今天他在皇上那里，明天还要去禀报。
聂赫留朵夫把信留下，又坐上车，到枢密官沃尔夫家去。
沃尔夫刚吃过早饭，照例吸着雪茄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以帮助消化。他接见了聂赫留朵夫。沃尔夫的确为人十分正派。他把这个品德看得高于一切，并根据这个标准看待一切人。他不能不重视这种品德，因为全凭它，他才如愿以偿，获得高官厚禄，也就是通过结婚而获得一笔财产，使他每年有一万八千卢布收入，又靠自己的勤奋而当上了枢密官。他认为自己不仅为人十分正派，而且象骑士一般廉洁奉公。他所谓廉洁奉公，就是不在暗中接受贿赂。至于他向公家报销各种出差费、车旅费、房租，并且象奴隶般忠实执行政府指令，他都认为这是天经地义的。当年他在波兰王国1某省任省长，残酷迫害当地几百名无辜百姓，使他们因眷恋同胞和世代相传的宗教而破产、流放和坐牢。他这样做，非但不以为耻，反而认为是出于高尚、胆略和爱国而建立的功勋。他霸占热爱他的妻子的财产和他姨妹的财产，同样不以为耻。相反，他还认为这是为一家人生活而作的合理安排——
1按照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年维也纳会议决定，波兰一部分国土归并俄罗斯帝国。
沃尔夫的家庭包括他那没有个性的妻子，财产也被他侵占的姨妹——他卖掉她的田产，把钱存在自己名下——和那温柔胆怯、外貌不扬的女儿。这个女儿过着孤独痛苦的生活，为了排遣愁闷，近来信奉了福音教派，常常参加阿林和察尔斯基伯爵夫人家的聚会。
沃尔夫的儿子天性善良，十五岁就长了胡子，从此开始喝酒，放荡，到二十岁那年从家里被撵了出去，因为他没有念完过一个学校，而且交了坏朋友，欠下债务，败坏父亲的名声。做父亲的有一次替儿子偿还了二百三十卢布的债，另一次偿还了六百卢布的债，但同时向儿子声明这是最后一次，他要是不洗心革面，就要被撵出家门，并要同他断绝父子关系。儿子不仅没有悔改，而且又欠下一千卢布的债，甚至肆无忌惮地对父亲，他在家里本来就觉得憋气。于是沃尔夫就向儿子宣布，他要到哪里去都请便，但他不再是他的儿子。从那时起，沃尔夫就装做自己没有儿子，家里谁也不敢向他提到儿子的事，而沃尔夫却自以为妥善安排了家庭生活。
沃尔夫在书房里站住，同聂赫留朵夫打了招呼，情不自禁地露出亲切而又带几分嘲弄的微笑。这种笑容表示他自觉比大多数人高尚正直。然后他读了聂赫留朵夫带来的信。
“您请坐！对不起，我不能陪您坐，我要走走，”他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同时在这个格调庄重的大书房里沿着对角线轻快地来回踱步。“同您认识我很高兴，当然我也愿意为察尔斯基伯爵效劳，”他，吐出一口芳香的淡蓝色烟雾，心翼翼地从嘴里取下雪茄，免得烟灰落下来。
“我只要求早一审理这个案子，因为如果被告非去西伯利亚不可，那还是早一去好，”聂赫留朵夫。
“对，对，那就可以从下城搭第一批轮船动身，我知道，”沃尔夫露出宽容的微笑，不论什么事只要人家一开口，他总是立刻就懂得人家的意思。“被告姓什么？”
“玛丝洛娃……”
沃尔夫走到写字台旁，看了看公文夹上的一张纸。
“哦，哦，玛丝洛娃。好的，我去跟同事们商量一下。我们札拜三就办这个案子。”
“我能打电报先通知律师吗？”
“您还请了律师？那又何必？不过，也随您的便。”
“上诉理由也许不够充足，”聂赫留朵夫，“不过我想从案卷上也可以看出，这个判决是由于误会。”
“是的，是的，这也可能，但枢密院不可能审查案件的是非曲直，”沃尔夫眼睛瞧着烟灰，严厉地。“枢密院只审查引用法律和解释法律是否正确。”
“我觉得，这个案子是特殊的。”
“我知道，我知道。个个案子都是特殊的。我们将照章办事。就是这样。”烟灰还留在雪茄上，但已有裂缝，有掉下来的危险。“那么，您难得到彼得堡来，是吗？”沃尔夫，把雪茄竖起来，免得烟灰落下。但烟灰还是摇摇欲坠，沃尔夫心翼翼地把它拿到烟灰碟旁，烟灰果然落下了。“卡敏斯基的事真是太惨了！”他。“一个很好的青年。又是独生子。做母亲的可不好受哇，”他，几乎是逐字逐句重复着彼得堡流行着的有关卡敏斯基的话。
沃尔夫还谈到察尔斯基伯爵夫人，谈到她对新的教义信得入迷。他对这种新教义既不责难，也不袒护，不过从他高尚正直的观来看，这种东西显然是多余的。然后他拉了拉铃。
聂赫留朵夫起身告辞。
“您要是方便，就来吃饭，”沃尔夫一面，一面伸出手去，“礼拜三来最好。到那时我可以给您一个确切的答复。”
天色晚了，聂赫留朵夫就乘车回家，也就是回到姨妈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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