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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佛门好修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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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每天的晚上，住持应弟子的请求，根据修学僧众的多少，或在禅堂，或在法堂，不定时集合僧众，上堂说法，为僧众开示，称“小参”。小参一般在午斋后，由侍者禀报住持后，由行者挂小参牌，通知众僧。如果不举行小参，就鸣“放参钟”，即在当晚鸣经堂钟三下。如同五参那样的定期上堂开示又称“大参”。
每天午后2点到4点，僧人要进行坐禅以静心，称“坐参”。届时，僧堂及众寮舍挂坐参牌，众僧准时入堂，首座等执事僧人也上堂入座，然后坐禅，直到吃晚粥前下牌，坐参结束。坐禅是僧人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每天的坐参外，每当重**事，在上堂前也要短暂坐禅，称“坐堂”。在《百丈清规》中对坐禅的方法和要领作了规定。
禅宗佛教讲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此，在教学方面并不注重讲读佛经，而是采用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教学方法。祖师启发弟子不是长篇大论，细说经义，而是用比喻或隐语，即用机缘语句。弟子向师祖参问，也不直接回答，或是指东指西，或是棒打脚踢，大声呵斥，等等。比如，六祖惠能的再传弟子道一，在南岳独自坐在一间禅房里，一天到晚坐禅，谁找他也不理不睬。他的师傅怀让为了引导他，来到他的禅房前开始磨一块砖。最开始，道一仍然不理睬，但时间一久，他注意到了，便问怀让：“您磨这砖头干什么?”怀让回答说：“磨了来做镜子。”道一感觉奇怪：“磨砖头哪能磨出镜子来?”怀让借机启发他：“磨砖头磨不出镜子，光坐禅哪能成佛?”
在禅宗那里，佛法的意思是不能由祖师用语言这种正常的表达方法来传授的，要从主观上自己去领悟。在禅宗语录中，弟子向师傅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是佛法?”而祖师们的回答不是“麻三斤”就是“庭前柏树子”一类的话，总之没一句听起来正经的。
禅宗教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症下药，随机应变。义玄在开示弟子时，就是根据弟子领悟佛法的不同程度而在教学中采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弟子已经放弃了“我执”，就是说他不再坚持有“我”这个实体的存在，但还没放弃“法执”，就是说还在认为客观事物是真实的，那么义玄就会肯定他放弃“我执”这一点，而批判他坚持“法执”的一面。反之亦然。这种教学方法让我们想起孔子，孔子正是因材施教、对症下药的模范，对于性格比较急躁冒进的子路，他常常打击他的锐气，让子路学会谦逊谨慎；而对性格较为柔弱的弟子，孔子则是大胆地鼓励。
八种福田
佛教被称为“慈悲的宗教”，僧人除了不去做一切恶事之外，还要做善事。这些善事就是能解脱众生苦恼，使他们得到快乐和幸福的好事，被称为“菩萨行”。
中国僧人历来有广行善事的传统，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唐代僧人法藏提出的八福田思想。福田，就是幸福的田，就如同将幸福的种子撒播在田间，待到秋时将收获幸福一样。僧人通过广行善事，积累功德，能帮助自己成就道果。这八种被称为“福田”的善行包括开路修桥、孝敬父母、供养病人、供养同门、救济困厄等等。
(1)救灾济贫
各种灾害给百姓带来无穷的苦难。中国佛教僧人很关注救灾事业，他们在两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一是祈雨。在大旱时节，往往有高僧设坛祈雨，据历史记载，唐代这类祈雨的法会非常盛行。当然，祈雨是否真的能带来多大的功效是另外一回事了。和尚们在赈灾方面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大灾年，寺院门口往往用大锅煮粥，分给饥民食用。有一些和尚还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在南北朝时代有一位名叫法进的和尚，不忍看见饥民受苦，就把自己身上的肉一刀一刀割下来分给饥民吃。这件事感动了官府，终于开仓赈济。隋末连年战火，民不聊生，一位名叫法素的和尚，劝说寺僧将寺内两尊金佛像熔化后换成米，赈济难民。
(2)施药治病
佛教认为，佛教僧人应该像对待佛一样对待一切有病的人，看到病人而不理不睬是犯戒的行为。中国古代出现过不少精通医术的神僧，他们中有东晋时代的佛图澄、竺法调；
南北朝时代的那连耶舍、昙鸾；隋唐时代的法进、法喜、神智等等。他们或常住一寺，或游行村落，为病人解除痛苦。从南北朝时代起，在佛教势力影响下，还办起了若干收容穷苦病人的医院。《太平广记》中记载唐代的洪防禅师在河南建龙光寺，并在寺中建立一座“病坊”，也就是收容贫困病人的医院，收容的病人常有数百人。洪畴完全靠自己行乞化缘来维持病人的生活，并为他们治疗，一天也不懈怠。他的事迹被
武则天得知，受到特殊的礼遇。像少林寺这样的大寺甚至还设有药局，选僧人中精通药理者主持，为穷人看病施药。
(3)挖井植树
古代没有自来水设备，不沿河靠湖的地方吃水往往就要靠打井，因此挖一眼水井，对百姓的生活有很大的好处。僧人开挖的专为百姓服务的水井称“义井”。在历史上，这类“义井”十分常见。和尚们还积极参加水利事业，围湖造田，凿石通渠。南宋抗金名将李纲曾专门写诗称赞僧人对水利灌溉事业的贡献。
禅寺多处于山中，本来就为绿树所环绕，而僧人们也不倦地植树造林、装点环境。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先驱。比如《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洛阳里的永宁寺等寺院虽处在闹市中，但由于僧人不断植树，使绿树成行，环境优美，给周围的都市居民带来了许多好处。宋徽宗年间，浙江省象山县圣寿禅院住持永净，曾在蓬莱山植树10余万株。(4)架桥修路
中国古代僧人对交通事业也贡献不小。隋唐之交，四川僧人道渊，不忍看到渡锦水江的百姓因渡船倾覆而溺死的情景，发愿要在锦水江上造一座吊桥，最终以众人的力量实现了弘愿。
试度为僧
自唐朝以来，僧人修习佛教典籍不仅是他们日常的主要功课之一，还是他们能否成为一名正式僧人的重要前提。因为从唐朝开始，对僧尼要举行考试，也就是“试度”。
试度，就是通过考试经文，合格者方可受戒为僧。这种制度始于唐初高宗时候。据《大唐三藏法师传》记载，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有关部门对要求出家的童子150人进行经文考试，由高僧玄奘亲自监考，通过者才能正式剃度出家。到了唐朝中叶，“试度”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唐中宗诏令天下，通过考试经文录取僧人，就好像学子通过科举取士一样。这种制度自创始起，在唐宋两朝一直被严格遵行。
根据记载，试经在敕令下达后有3个月的温习时间。试经要读500页经文，读300页的就算及格。年龄在50岁以上的僧人，或者平时戒律精严、为僧众共知的高僧都可免于考试。
五代时，试经的科目有所增加，包括“讲经科、讲论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禅科、声赞科”。要成为正式僧人必须比试经文，如不遵守这一制度，犯规僧人和他的师傅都要处以徒刑。
宋代，试经的制度更加严格。地方官员如果不经过试经私自允许僧人剃度，要被解职。而私自剃度的僧人以及他的师傅等人要被处于流放之刑。在金元以至明朝，试经的制度一直都有记载。有记载指出，至明朝中叶，试经的制度不仅没有废除，而且依然十分严格。一名僧人要得到度牒，必须经过僧道管理部门的初试，初试通过后要经过地方政府验明身份后的正式试经，最后还要经过礼部的复试，真有点科举考试的味道。
不难想象，在这种制度的约束下，中国古代僧人不能不苦读经书。真是：
夜静更深自诵经，意中无恼睡魔惺。虽然暗室无人见，自有龙天侧耳听。(摘自《缁门警训》)
喇嘛考博
藏传佛教的寺院，既是信仰的中心，又是政治的中心，也是藏传佛教的学校和研究院。尤其几座著名寺院，实际是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
此外，在每天的晚上，住持应弟子的请求，根据修学僧众的多少，或在禅堂，或在法堂，不定时集合僧众，上堂说法，为僧众开示，称“小参”。小参一般在午斋后，由侍者禀报住持后，由行者挂小参牌，通知众僧。如果不举行小参，就鸣“放参钟”，即在当晚鸣经堂钟三下。如同五参那样的定期上堂开示又称“大参”。
每天午后2点到4点，僧人要进行坐禅以静心，称“坐参”。届时，僧堂及众寮舍挂坐参牌，众僧准时入堂，首座等执事僧人也上堂入座，然后坐禅，直到吃晚粥前下牌，坐参结束。坐禅是僧人修行的重要组成部分，除每天的坐参外，每当重**事，在上堂前也要短暂坐禅，称“坐堂”。在《百丈清规》中对坐禅的方法和要领作了规定。
禅宗佛教讲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因此，在教学方面并不注重讲读佛经，而是采用一种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教学方法。祖师启发弟子不是长篇大论，细说经义，而是用比喻或隐语，即用机缘语句。弟子向师祖参问，也不直接回答，或是指东指西，或是棒打脚踢，大声呵斥，等等。比如，六祖惠能的再传弟子道一，在南岳独自坐在一间禅房里，一天到晚坐禅，谁找他也不理不睬。他的师傅怀让为了引导他，来到他的禅房前开始磨一块砖。最开始，道一仍然不理睬，但时间一久，他注意到了，便问怀让：“您磨这砖头干什么?”怀让回答说：“磨了来做镜子。”道一感觉奇怪：“磨砖头哪能磨出镜子来?”怀让借机启发他：“磨砖头磨不出镜子，光坐禅哪能成佛?”
在禅宗那里，佛法的意思是不能由祖师用语言这种正常的表达方法来传授的，要从主观上自己去领悟。在禅宗语录中，弟子向师傅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如何是佛法?”而祖师们的回答不是“麻三斤”就是“庭前柏树子”一类的话，总之没一句听起来正经的。
禅宗教学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是对症下药，随机应变。义玄在开示弟子时，就是根据弟子领悟佛法的不同程度而在教学中采用不同的方法。比如，弟子已经放弃了“我执”，就是说他不再坚持有“我”这个实体的存在，但还没放弃“法执”，就是说还在认为客观事物是真实的，那么义玄就会肯定他放弃“我执”这一点，而批判他坚持“法执”的一面。反之亦然。这种教学方法让我们想起孔子，孔子正是因材施教、对症下药的模范，对于性格比较急躁冒进的子路，他常常打击他的锐气，让子路学会谦逊谨慎；而对性格较为柔弱的弟子，孔子则是大胆地鼓励。
八种福田
佛教被称为“慈悲的宗教”，僧人除了不去做一切恶事之外，还要做善事。这些善事就是能解脱众生苦恼，使他们得到快乐和幸福的好事，被称为“菩萨行”。
中国僧人历来有广行善事的传统，其突出的表现就是唐代僧人法藏提出的八福田思想。福田，就是幸福的田，就如同将幸福的种子撒播在田间，待到秋时将收获幸福一样。僧人通过广行善事，积累功德，能帮助自己成就道果。这八种被称为“福田”的善行包括开路修桥、孝敬父母、供养病人、供养同门、救济困厄等等。
(1)救灾济贫
各种灾害给百姓带来无穷的苦难。中国佛教僧人很关注救灾事业，他们在两方面表现得十分突出。一是祈雨。在大旱时节，往往有高僧设坛祈雨，据历史记载，唐代这类祈雨的法会非常盛行。当然，祈雨是否真的能带来多大的功效是另外一回事了。和尚们在赈灾方面也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在大灾年，寺院门口往往用大锅煮粥，分给饥民食用。有一些和尚还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在南北朝时代有一位名叫法进的和尚，不忍看见饥民受苦，就把自己身上的肉一刀一刀割下来分给饥民吃。这件事感动了官府，终于开仓赈济。隋末连年战火，民不聊生，一位名叫法素的和尚，劝说寺僧将寺内两尊金佛像熔化后换成米，赈济难民。
(2)施药治病
佛教认为，佛教僧人应该像对待佛一样对待一切有病的人，看到病人而不理不睬是犯戒的行为。中国古代出现过不少精通医术的神僧，他们中有东晋时代的佛图澄、竺法调；
南北朝时代的那连耶舍、昙鸾；隋唐时代的法进、法喜、神智等等。他们或常住一寺，或游行村落，为病人解除痛苦。从南北朝时代起，在佛教势力影响下，还办起了若干收容穷苦病人的医院。《太平广记》中记载唐代的洪防禅师在河南建龙光寺，并在寺中建立一座“病坊”，也就是收容贫困病人的医院，收容的病人常有数百人。洪畴完全靠自己行乞化缘来维持病人的生活，并为他们治疗，一天也不懈怠。他的事迹被
武则天得知，受到特殊的礼遇。像少林寺这样的大寺甚至还设有药局，选僧人中精通药理者主持，为穷人看病施药。
(3)挖井植树
古代没有自来水设备，不沿河靠湖的地方吃水往往就要靠打井，因此挖一眼水井，对百姓的生活有很大的好处。僧人开挖的专为百姓服务的水井称“义井”。在历史上，这类“义井”十分常见。和尚们还积极参加水利事业，围湖造田，凿石通渠。南宋抗金名将李纲曾专门写诗称赞僧人对水利灌溉事业的贡献。
禅寺多处于山中，本来就为绿树所环绕，而僧人们也不倦地植树造林、装点环境。可以说，他们是中国环境保护事业的先驱。比如《洛阳伽蓝记》中记载，洛阳里的永宁寺等寺院虽处在闹市中，但由于僧人不断植树，使绿树成行，环境优美，给周围的都市居民带来了许多好处。宋徽宗年间，浙江省象山县圣寿禅院住持永净，曾在蓬莱山植树10余万株。(4)架桥修路
中国古代僧人对交通事业也贡献不小。隋唐之交，四川僧人道渊，不忍看到渡锦水江的百姓因渡船倾覆而溺死的情景，发愿要在锦水江上造一座吊桥，最终以众人的力量实现了弘愿。
试度为僧
自唐朝以来，僧人修习佛教典籍不仅是他们日常的主要功课之一，还是他们能否成为一名正式僧人的重要前提。因为从唐朝开始，对僧尼要举行考试，也就是“试度”。
试度，就是通过考试经文，合格者方可受戒为僧。这种制度始于唐初高宗时候。据《大唐三藏法师传》记载，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有关部门对要求出家的童子150人进行经文考试，由高僧玄奘亲自监考，通过者才能正式剃度出家。到了唐朝中叶，“试度”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唐中宗诏令天下，通过考试经文录取僧人，就好像学子通过科举取士一样。这种制度自创始起，在唐宋两朝一直被严格遵行。
根据记载，试经在敕令下达后有3个月的温习时间。试经要读500页经文，读300页的就算及格。年龄在50岁以上的僧人，或者平时戒律精严、为僧众共知的高僧都可免于考试。
五代时，试经的科目有所增加，包括“讲经科、讲论科、表白科、文章应制科、禅科、声赞科”。要成为正式僧人必须比试经文，如不遵守这一制度，犯规僧人和他的师傅都要处以徒刑。
宋代，试经的制度更加严格。地方官员如果不经过试经私自允许僧人剃度，要被解职。而私自剃度的僧人以及他的师傅等人要被处于流放之刑。在金元以至明朝，试经的制度一直都有记载。有记载指出，至明朝中叶，试经的制度不仅没有废除，而且依然十分严格。一名僧人要得到度牒，必须经过僧道管理部门的初试，初试通过后要经过地方政府验明身份后的正式试经，最后还要经过礼部的复试，真有点科举考试的味道。
不难想象，在这种制度的约束下，中国古代僧人不能不苦读经书。真是：
夜静更深自诵经，意中无恼睡魔惺。虽然暗室无人见，自有龙天侧耳听。(摘自《缁门警训》)
喇嘛考博
藏传佛教的寺院，既是信仰的中心，又是政治的中心，也是藏传佛教的学校和研究院。尤其几座著名寺院，实际是藏传佛教的最高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