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五章——同会之兄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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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毅突然领悟的，正是汤若望为何要极力推举现如今正五品的魏裔介，定要做了那个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提领四译馆的差事——这里面的深意，应该为了报答去年的一份不深不浅的“恩情”！
原来，魏裔介去年关于“先取蜀，而后粤西，再破滇、黔”的疏言，确实照顾了西南的传教形势！而这个形势，就是四川的教众已成一定规模，需要尽早纳入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以便继续使之“发扬光大”！
天主教的四川开教始于利类思。此人1640 年进入四川，在礼部尚书刘宇亮[1]及四川省官员的帮助下创建了成都传教区，并在成都置“教堂及住院各一所”。1640 年经利类思受洗者有30 人，其中有明朝皇族一人教名“伯多禄”者全家入教，成为四川成都教区的基石。1642 年8 月安文思来到成都全力协助利类思进行传教，他们二人曾先后前往保宁、重庆等地开教，“在以上二城厢均设有经堂，为教友领圣事、诵经之处”，“并且在附近城镇设立小学多所。”经过安、利二人的共同努力，该地教务出现一片兴旺景象。
但四川在中国境区之中，毕竟是一较为保守封闭的内陆省份，再加上该地延续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天主教这一异质文明的闯入及在四川腹心地区的逐渐兴旺，顷刻间即变成洪水猛兽，且天主教所提倡风俗礼仪与中国传统悖逆，特别是与当地的佛道文化严重冲突，一场由僧道阶层和部分官员发起的排教运动也就汹涌而来。这一排教案持续了三个月，最后在奉教武官阎多默及汤若望的朋友、成都知县吴继善[2]的保护及辩护下，再加安、利二人撰写为天主教辩护书，并将京城徐阁老(光启) 、杨翰林(廷筠) 早年完成的为天主教辩诬之书，散发宣传，这场仇教风波才日渐平息。后官府还将滋事之人治罪，使“圣教在川略享太平”。不过这种短暂平静的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
1644 年9 月，张献忠进入成都称大西王。在成都知县吴继善的举荐下，张献忠“强以官职、衣服、俸禄授二神父(安文思、利类思)”。从此，安、利二人一边为张献忠提供各种服务，一边在四川开展传教活动。但是他们经常遭受仇教者的攻击，有时连性命也受到威胁。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利类思、安文思也从未弛于教务。他们抓住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传教。二人曾利用偶遇张献忠岳丈父、小舅子的机会向其宣教。其父子二人遂被感动。不久以后。便主动请求为其领洗入教。二人领洗以后。便能“遵守教规，善尽职守，不特为善教友，亦且立好榜样。”此外。安、利二人在随张献忠行军的途中，也多次拯救天主教教友及一些异教徒。
因此，四川的传教业绩可谓成绩十分显著：“所奇者两神父在成都遭此大乱，犹能传教救人，授洗至一百五十之多。内有某大员，举家三十二口，同日授洗。”但因他们在四川的传教工作是属于开创性的，所以这一时期四川传教事业从规模到建制均处于原始阶段，如果长时间得不到已经默许天主教自行发展的清廷的庇佑。长时间沦落在所谓“乱贼”手中，其“良好态势”必然遭受重创！
正是基于这一点的考虑，再加上魏裔介的用兵策略也的确附和当时实际，所谓“两好凑一好”，这才会如此附和汤若望的心愿。
于是。经过缜密分析的弘毅不再装傻，而是直奔核心要害，但依旧是笑着说道：
“呵呵，汤老玛法，魏裔介的疏言，看来还是您受了利类思、安文思二位的托付而为之的吧？”
“小爷……老臣这点心思，的确不该隐瞒圣人您啊！”汤若望眼瞅着隐瞒不住，反而轻松起来，一口承认了。但下面的话却大为出乎弘毅的意料：
“只可惜，老臣这一番苦心，却未必能得到那两位同会兄弟的理解啊！”
“哦？为何如此说呢？”弘毅虽然穿越而来，却在当年的专业学习中并未接触到这个“知识点”，也就只能老老实实“愿闻其详”了。
“小爷有所不知啊，不过说来却也真是话长……”
在弘毅的热切眼神和旺盛求知欲的鼓励下，汤若望就像终于觅得知音一般，说出了一段“不曾为外人道”的隐情,也让他眼中“无所不知”的弘毅得以了解了一段在后世被逐渐湮没的历史——
原来，自从顺治五年（1648年）利类思、安文思进京后，一场反对汤若望的风暴就在京城小小的耶稣会内部刮起。表现出来的，一是汤若望曾经指责利、安二人不应该在张献忠属下当官；二是安文思等人认为汤若望在北京对于营救他们二人没有尽力。
关于第一点，汤若望亲口承认，当他第一次得知利类思和安文思曾经在张献忠政权里做过官这件事之后，便将这些事实报告给了和自己同期抵达中国的教士、当时中国传教区北方传教会的会长傅汎际。
汤若望直言不讳，说他是以坦率的态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利类思、安文思的行为是“愚蠢”的。因为他们一旦落到所谓“暴君”的手中，就应该宁死也不能接受“伪政”官职。因为这会对整个教廷在东方的传教大业造成无法避免的负面影响和损失！而安文思与利类思的举动，在中央王朝眼中将被视为是“强盗”和“反叛者”，这类人通常是要被处死的。
但关于这一点，汤若望同时还颇为实事求是的转述了利、安两人、特别是安文思的“辩词”——安文思、利类思二人说他们之所以接受了张献忠的官职，完全是迫于无奈，他们当时没有任何可以自由选择的余地。据安文思自己称，他在张献忠政权中两年的生活“就像一场噩梦”。
于是，弘毅可以清楚地做出自己的判断——在极度痛苦状态中煎熬出来的安文思当然忍受不了汤若望直率的批评。另外他看到汤若望得到顺治帝的各种特殊优待，而自己虽然在北京有自由活动的权利，但名义上仍是阶下囚，充当着满洲贵族的奴隶。这种地位悬殊所带来的心理不平衡，再加上汤若望直率且没有考虑实际情况的批评。必然引发安文思对汤若望态度的反弹。
果然，这个判断很快就从汤若望的口中得到了证实——安文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依不饶地紧咬汤若望在清廷任职之事进行攻击。
“安文思居然极端憎恨我对他们的指责。他甚至认为，他在被迫的情况下为张献忠服务，与我在京师为朝廷服务，两者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圣母玛利亚啊，我的圣人、我的小爷，您说他是不是得了失心疯，竟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论调？”汤若望说到悲愤之处，甚至差一点就掉下眼泪来！
“可怜的老玛法……”
弘毅都不知道如何去宽慰几乎要老泪纵横的汤若望了，因为在弘毅看来。这点委屈还不至于让饱经沧桑的汤若望如此动容！
“仁慈的小爷啊。谢谢您的安抚……但。利类思和安文思对老臣的所作所为，这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最让老臣心寒的，却是他们说我在京师营救他们不利……”
果然，汤若望感激得看了看小玄烨。继续说起了后面的事情……
（本章待续）
《打油诗一首.藏头》
读文阅史只长息
正说当年有契机
版定图开皆夙愿
去来神秘亦难期
起身百载光阴渡
点尽人间苦与疾
中镇边夷平海晏
文安武定喜泪滴
[1] 刘宇亮，大明四川承宣布政使司成都府绵竹县（今四川省绵竹县）人，明朝内阁首辅，进士出身。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登进士，授庶吉士，改翰林院检讨。天启二年（1622年），参与修撰《明熹宗实录》，后授南京光禄寺卿、左春坊赞善、右春坊右谕德。崇祯年间。兼任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少詹事，嘉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后升任吏部左侍郎。崇祯十年（1637年），担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次年改文渊阁大学士，督察各镇援兵。后兼任兵部尚书。在京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受徐光启的影响，他接受了西方科学文化、信仰，邀请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在“天官府”传道，并率先领洗入教，成为绵竹奉教的第一人。绵竹也成了川云贵三省的母教会。
[2] 吴继善（1606—1644）初姓徐，字志衍，太仓（今江苏太仓）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授浙江慈溪知县，调知成都县。工诗歌，画山水宗黄公望，涉笔苍秀，有元人风。后为张献忠所杀。吴继善就是写《圆圆曲》和《绥冠纪略》的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吴伟业（梅村）的族兄。吴继善奉命到成都作县令前与汤若望告别，汤请吴给利类思带了封书信。吴到成都接印视事后即到圣堂拜谒利类思，“畅谈间，殊为相得”，成了朋友。1643年中原鼎沸，李自成正欲北上取北京；已在武汉称西王的张献忠也蓄势待发，欲西上取成都。吴继善忧心如焚，多次上书蜀藩王勤政爱民，打开府库，拿出金银，练兵守隘，以御乱贼。藩王拒谏，沉迷酒色，吴县太爷恢心丧气，大西军一进城，他就带领部份上层人物投降了。吴之归顺献忠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神州大地上出现了四个政权鼎立的局面——北京的满清王朝；退到西安的李自成大顺朝；建立在南京的弘光王朝；成都新建的大西朝。大分裂必有大战争，吴继善等人想借用张献忠的军力来保卫四川，甚至想让张献忠与南明联合，共抗清军。
弘毅突然领悟的，正是汤若望为何要极力推举现如今正五品的魏裔介，定要做了那个正四品的太常寺少卿、提领四译馆的差事——这里面的深意，应该为了报答去年的一份不深不浅的“恩情”！
原来，魏裔介去年关于“先取蜀，而后粤西，再破滇、黔”的疏言，确实照顾了西南的传教形势！而这个形势，就是四川的教众已成一定规模，需要尽早纳入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以便继续使之“发扬光大”！
天主教的四川开教始于利类思。此人1640 年进入四川，在礼部尚书刘宇亮[1]及四川省官员的帮助下创建了成都传教区，并在成都置“教堂及住院各一所”。1640 年经利类思受洗者有30 人，其中有明朝皇族一人教名“伯多禄”者全家入教，成为四川成都教区的基石。1642 年8 月安文思来到成都全力协助利类思进行传教，他们二人曾先后前往保宁、重庆等地开教，“在以上二城厢均设有经堂，为教友领圣事、诵经之处”，“并且在附近城镇设立小学多所。”经过安、利二人的共同努力，该地教务出现一片兴旺景象。
但四川在中国境区之中，毕竟是一较为保守封闭的内陆省份，再加上该地延续几千年的中华传统文化，天主教这一异质文明的闯入及在四川腹心地区的逐渐兴旺，顷刻间即变成洪水猛兽，且天主教所提倡风俗礼仪与中国传统悖逆，特别是与当地的佛道文化严重冲突，一场由僧道阶层和部分官员发起的排教运动也就汹涌而来。这一排教案持续了三个月，最后在奉教武官阎多默及汤若望的朋友、成都知县吴继善[2]的保护及辩护下，再加安、利二人撰写为天主教辩护书，并将京城徐阁老(光启) 、杨翰林(廷筠) 早年完成的为天主教辩诬之书，散发宣传，这场仇教风波才日渐平息。后官府还将滋事之人治罪，使“圣教在川略享太平”。不过这种短暂平静的局面很快就被打破了。
1644 年9 月，张献忠进入成都称大西王。在成都知县吴继善的举荐下，张献忠“强以官职、衣服、俸禄授二神父(安文思、利类思)”。从此，安、利二人一边为张献忠提供各种服务，一边在四川开展传教活动。但是他们经常遭受仇教者的攻击，有时连性命也受到威胁。然而，即便是在这种情况下，利类思、安文思也从未弛于教务。他们抓住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进行传教。二人曾利用偶遇张献忠岳丈父、小舅子的机会向其宣教。其父子二人遂被感动。不久以后。便主动请求为其领洗入教。二人领洗以后。便能“遵守教规，善尽职守，不特为善教友，亦且立好榜样。”此外。安、利二人在随张献忠行军的途中，也多次拯救天主教教友及一些异教徒。
因此，四川的传教业绩可谓成绩十分显著：“所奇者两神父在成都遭此大乱，犹能传教救人，授洗至一百五十之多。内有某大员，举家三十二口，同日授洗。”但因他们在四川的传教工作是属于开创性的，所以这一时期四川传教事业从规模到建制均处于原始阶段，如果长时间得不到已经默许天主教自行发展的清廷的庇佑。长时间沦落在所谓“乱贼”手中，其“良好态势”必然遭受重创！
正是基于这一点的考虑，再加上魏裔介的用兵策略也的确附和当时实际，所谓“两好凑一好”，这才会如此附和汤若望的心愿。
于是。经过缜密分析的弘毅不再装傻，而是直奔核心要害，但依旧是笑着说道：
“呵呵，汤老玛法，魏裔介的疏言，看来还是您受了利类思、安文思二位的托付而为之的吧？”
“小爷……老臣这点心思，的确不该隐瞒圣人您啊！”汤若望眼瞅着隐瞒不住，反而轻松起来，一口承认了。但下面的话却大为出乎弘毅的意料：
“只可惜，老臣这一番苦心，却未必能得到那两位同会兄弟的理解啊！”
“哦？为何如此说呢？”弘毅虽然穿越而来，却在当年的专业学习中并未接触到这个“知识点”，也就只能老老实实“愿闻其详”了。
“小爷有所不知啊，不过说来却也真是话长……”
在弘毅的热切眼神和旺盛求知欲的鼓励下，汤若望就像终于觅得知音一般，说出了一段“不曾为外人道”的隐情,也让他眼中“无所不知”的弘毅得以了解了一段在后世被逐渐湮没的历史——
原来，自从顺治五年（1648年）利类思、安文思进京后，一场反对汤若望的风暴就在京城小小的耶稣会内部刮起。表现出来的，一是汤若望曾经指责利、安二人不应该在张献忠属下当官；二是安文思等人认为汤若望在北京对于营救他们二人没有尽力。
关于第一点，汤若望亲口承认，当他第一次得知利类思和安文思曾经在张献忠政权里做过官这件事之后，便将这些事实报告给了和自己同期抵达中国的教士、当时中国传教区北方传教会的会长傅汎际。
汤若望直言不讳，说他是以坦率的态度、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即利类思、安文思的行为是“愚蠢”的。因为他们一旦落到所谓“暴君”的手中，就应该宁死也不能接受“伪政”官职。因为这会对整个教廷在东方的传教大业造成无法避免的负面影响和损失！而安文思与利类思的举动，在中央王朝眼中将被视为是“强盗”和“反叛者”，这类人通常是要被处死的。
但关于这一点，汤若望同时还颇为实事求是的转述了利、安两人、特别是安文思的“辩词”——安文思、利类思二人说他们之所以接受了张献忠的官职，完全是迫于无奈，他们当时没有任何可以自由选择的余地。据安文思自己称，他在张献忠政权中两年的生活“就像一场噩梦”。
于是，弘毅可以清楚地做出自己的判断——在极度痛苦状态中煎熬出来的安文思当然忍受不了汤若望直率的批评。另外他看到汤若望得到顺治帝的各种特殊优待，而自己虽然在北京有自由活动的权利，但名义上仍是阶下囚，充当着满洲贵族的奴隶。这种地位悬殊所带来的心理不平衡，再加上汤若望直率且没有考虑实际情况的批评。必然引发安文思对汤若望态度的反弹。
果然，这个判断很快就从汤若望的口中得到了证实——安文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依不饶地紧咬汤若望在清廷任职之事进行攻击。
“安文思居然极端憎恨我对他们的指责。他甚至认为，他在被迫的情况下为张献忠服务，与我在京师为朝廷服务，两者是没有任何区别的！圣母玛利亚啊，我的圣人、我的小爷，您说他是不是得了失心疯，竟然说出如此大逆不道的论调？”汤若望说到悲愤之处，甚至差一点就掉下眼泪来！
“可怜的老玛法……”
弘毅都不知道如何去宽慰几乎要老泪纵横的汤若望了，因为在弘毅看来。这点委屈还不至于让饱经沧桑的汤若望如此动容！
“仁慈的小爷啊。谢谢您的安抚……但。利类思和安文思对老臣的所作所为，这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最让老臣心寒的，却是他们说我在京师营救他们不利……”
果然，汤若望感激得看了看小玄烨。继续说起了后面的事情……
（本章待续）
《打油诗一首.藏头》
读文阅史只长息
正说当年有契机
版定图开皆夙愿
去来神秘亦难期
起身百载光阴渡
点尽人间苦与疾
中镇边夷平海晏
文安武定喜泪滴
[1] 刘宇亮，大明四川承宣布政使司成都府绵竹县（今四川省绵竹县）人，明朝内阁首辅，进士出身。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登进士，授庶吉士，改翰林院检讨。天启二年（1622年），参与修撰《明熹宗实录》，后授南京光禄寺卿、左春坊赞善、右春坊右谕德。崇祯年间。兼任翰林院侍读、詹事府少詹事，嘉议大夫、兼侍读学士。后升任吏部左侍郎。崇祯十年（1637年），担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次年改文渊阁大学士，督察各镇援兵。后兼任兵部尚书。在京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受徐光启的影响，他接受了西方科学文化、信仰，邀请意大利传教士利类思和葡萄牙传教士安文思在“天官府”传道，并率先领洗入教，成为绵竹奉教的第一人。绵竹也成了川云贵三省的母教会。
[2] 吴继善（1606—1644）初姓徐，字志衍，太仓（今江苏太仓）人。崇祯十年（1637）进士，授浙江慈溪知县，调知成都县。工诗歌，画山水宗黄公望，涉笔苍秀，有元人风。后为张献忠所杀。吴继善就是写《圆圆曲》和《绥冠纪略》的著名诗人和历史学家吴伟业（梅村）的族兄。吴继善奉命到成都作县令前与汤若望告别，汤请吴给利类思带了封书信。吴到成都接印视事后即到圣堂拜谒利类思，“畅谈间，殊为相得”，成了朋友。1643年中原鼎沸，李自成正欲北上取北京；已在武汉称西王的张献忠也蓄势待发，欲西上取成都。吴继善忧心如焚，多次上书蜀藩王勤政爱民，打开府库，拿出金银，练兵守隘，以御乱贼。藩王拒谏，沉迷酒色，吴县太爷恢心丧气，大西军一进城，他就带领部份上层人物投降了。吴之归顺献忠还有个重要原因，就是当时的神州大地上出现了四个政权鼎立的局面——北京的满清王朝；退到西安的李自成大顺朝；建立在南京的弘光王朝；成都新建的大西朝。大分裂必有大战争，吴继善等人想借用张献忠的军力来保卫四川，甚至想让张献忠与南明联合，共抗清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