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民の丧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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丧钟为谁而鸣？？也许只是无关紧要的个陌生人，也许是熟悉的身边人、亲人或朋友，也许正是在为自己而鸣。
巴黎第一共和国，斗争一片火热，人民激情四射。
斗争，斗争，斗争的土地上不会长出繁华与幸福，斗争的土地上只会量产痛苦饥荒与死亡。人类本来是和谐的共同体，所有阶层和谐共生，魔鬼却灌输给人们斗争这一恶念，让人性中的恶无限膨胀。羡慕嫉妒仇恨，等级屠杀的导火索；无能无知无耻制造这无法无天的屠杀。善良勤劳的人们被这些恶人以革命的名义杀害殆尽后，革命者粉丝们的丧钟终于敲响。被魔鬼操纵人性的无知无耻者必然会被召唤到魔鬼的老巢——地狱。
这些无良恶人的丧钟终于敲响！！
上帝的天谴，你们这些自称人民的恶人谁也逃不过！！
心存恶念，生性残忍，洪水般的力量，猪一般的智商，这些下层流氓是绝佳的斗争工具。不过，那时候巴黎第一共和国的革命代表会议真心用不着这些工具了，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代表们也要吃饭，还必须吃好饭，革命领导者周边的利益群体也不能饿着。所以，这最低等最弱智的工具就由他自生自灭去吧。当然，必须给它们美美的灌上一肚子迷魂汤，让他们放弃使用暴力谋生，做个安静的弱智，饿死前别惹出什么麻烦。
此时，该国首都巴黎之外，不少被搜刮地区早已是地狱般景象。饿死人早就是是斯通见惯的事情了，甚至整村整村饿死都是很平常的。前文提到的一下午共杀11人的变态杀人狂胡茂昌就在这一时期死了，是饿死的。他们所在地区每人只有那丁点配额，有钱也买得不到粮食和副食品，杀人犯待遇也是这样。据说这家伙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堆钱——人民革命元。这种逗比货币从一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笑话，那个时候的人民革命元在巴黎共和国国内也已经是废纸一张了。这个作废宣传典型的死尸就横在家里，直到化为散乱的骨架都没人收尸。没了地主富农领导农业生产，粮食连年歉收，可给政府的粮食供给却不能少。这些喝多了迷魂汤的革命忠诚粉丝把口粮都给了政府，作为粮食生产者的自己却食用粮食代用品。于是，在那场饥荒中，这个村全村死了个精光。
这就叫现世报。
C世纪25年年初起，巴黎第一共和国，全国范围内的饥荒愈演愈烈。可是，早在几百年前，原波旁帝国属地上的人民就不再为吃饱饭发愁了。很多看似美好的奇思妙想付诸实践，结果就是历史的倒车和人间的悲剧。
东萨克省山丘县黄山和谐公社，从那年6月初至8月15日，已死亡642人。其中8月1日至15日，死亡229人，平均每天死亡15.2人。千年历史上，这里从来都是粮食过剩的，饿死人的事情从来没有过。其实当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被一味愚忠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控制起来，专供中央。所以，产粮的地方饿死人，产文件的地方却一个个吃得饱饱的。
这公平吗？？这不公平！！于是乎，以老实忠厚勤恳著称的当地人拿起了武器，为了有口饭吃，为了不被饿死，反抗，暴动，抢粮食，或者说拿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粮食。
8月16日晨，山丘县黄山县和谐公社暴动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暴动，当天下午，周边几个公社也暴动了。起义者夺占粮仓，驻守粮仓的当地人士兵没有开枪，士兵们也很饿，他们自觉加入了起义者行列。同样的道理，次日，黄山县武器库被起义者拿下，兵不血刃。当地这场暴动的唯一伤亡就是愚忠中央政府的地方官员被愤怒的民众吊死。此后，当地再也没有向首都运送过一粒粮食，也再也没有饿死过人。
东萨克省的暴动从这个地方开始，迅速蔓延至全省以及全国其他地区。
中央政府面对真正人民的反抗似乎是束手无策，这正是他们一直高调宣传的“草根正义”。他们还面临一个比叛乱更加棘手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首都和其他控制区主要城市的饥荒。
在非常形势下，几乎个个是肥猪般体形的巴黎革命政府高层终于有一丝清醒了，开始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神奇的粮食代用品粉墨登场了。
C25年10月17日，巴黎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规定除少数重体力劳动者外，城镇居民每人每月降低2斤口粮。这份官样文件首次承认“夏收之后，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继续发生”。
当时，饥荒继续演进，日趋严重，粮食空前紧张，广大农民食不裹腹。就连较为富庶的苏科尔省也到了“天天喝粥，有粥无菜”的境地。C25年年底，巴黎革命政府控制区内，情况最好的三个省农村公社人均口粮配额已减至220斤，比C19年的配额减少了55%。至于那些“情形不怎么乐观的”其他各省农村部分地区，早已是道殣相望，村室无烟，人真的死绝了。
粮食富余省份的独立使得这个国家的粮食库存已到了最低警戒线。作为应付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的一项直接措施，巴黎政府正式向全国发出号召：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学校，全力开展征集代食品活动。
10月10日，革命代表会议发布指示称，各省份秋收力争要多打粮食，多搞菜，多搞代食品，总之，多多益善。政府虽然没解释粮食为何打不出来，为何会有亘古未有的饥荒，但革命胖子们毕竟明确提出要“多搞代食品”。
宣传机构又有了新的工作目标，从前一阵铺天盖地的宣传粮食大丰收，到眼下鼓动全民大搞代食品，这个弯子实在转得太大了。政府宣传称，“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和谐公社已使贫苦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政府当然知道，就在这篇社论发表之时，被掠走粮食的各地农村正在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但事实归事实，宣传归宣传，他们选择采取了“硬着头皮顶住”的无耻说谎方阵。说谎者在这篇谎言中自己揭穿了自己的谎言，实在是有些狗血。后来的粮食代用品比这种放屁宣传还要狗血。
面对各地饿死人的警报，文件又来了。产文件的人吃得多产量也自然高。呵呵。
巴黎共和国首都，最高政府发出了《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根据国家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推荐了一批代食品。所谓“代食品”，就是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作为主食，甚至树皮、树根、野菜、观音土都可以代替粮食吞进肚里。
那些缺粮的地方，饥民们早就上山采取野果、树皮充食。但这种非谷粟类之物质从此就被冠之以“代食品”之学名，野菜、树皮、稻秸、橛根、玉米芯等不能吃的玩意开始在官方指示下在全国推广，这是一个奇迹。
更荒唐的是该国科学院为此还进行了具体的“食品”分类研究。
在统称为“代食品”的各类物质中，大致可分为两类：（1）自然生产类的动植小球藻，及其它水生植物（红萍等）；各类农作物（玉米、水稻、小麦、高梁等）的秸杆；各类植物（蚕豆、豌豆、洋芋等）的橛、根，土伏林等；冷树皮；各种野菜（野口头、鹅子草、泥鳅稿、野芹菜、野池米、毛姑、豆瓣菜等）及野生菌类；各类作物枝茎（红薯秧、豆角皮等）；各类野生果实（橡子、栲槠、芭蕉等）各类昆虫……（2）合成类（用霉地素、链孢素作基本原料）人造肉精、人造肉精粉；人造肉（又称人造成型肉）、人造肉丸子、人造肉汤；人造奶；人造循环食用油……
在上述各类代食品中，小球藻得到了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特别重视。
小球藻原是一种水面浮生植物，一开始只是作为猪饲料使用。由于粮食空前紧张，生猪存栏量急剧减少，猪饲料居然过剩了。猪能吃的人大概也能吃吧。于是，国家科学院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代替粮食。“推广小球藻，既可治浮肿，又能保证不饿死人。”
小球藻生长的关键要素是采集小球藻培养液。各地稀释小球藻培养液的种类繁多，最常见的方法是：用人畜粪尿，以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稀释人尿为最佳配方。机关、学校、工厂、街道普遍建起了培养小球藻的水池，城市居民更是利用家中的瓶罐，培养小球藻。许多家庭让孩子每天在餐前喝一两勺小球藻水液，相信小球藻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实际上，这只是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中人们的一种预期心理，与科学原理毫不相干。
在各类代食品中，比较具有实际效用的应是“人造淀粉”。
所谓人造淀粉，就是将经过整理的秸、根、叶、茎、球等磨成粉状，通常将其混入玉米面、高梁面，做成馍或窝头，食后胃腹部有某种充实感或肿胀感，而不象饮了小球藻液后那样虚无缥渺。
此外，国家科学院昆虫所在短期内搞出可食昆虫1200多斤，并将取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采食昆虫是补充营养的一种途径。”
在各级政府的全力推动下，人造肉的商业性生产取得很大进展。据轻工业部、商业部、化工部不完全统计，当年已实现月生产人造肉479吨，其中首都周边的十个重点厂生产了446吨。从C25年12月起，巴黎全市已在全市所有饭馆出售人造肉炒菜。
为了推动代食品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各级政府还用召开“吃饭大会”或“节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的形式宣传代食品的优越性。其实，“绿水”（群众称小球藻为绿水）可以代替猪饲料本来就是荒谬的，人食用这个根本不可能吃饱，其他的代食品也基本是类似的玩意。
在荒唐的推广代食品运动中，科研部门与宣传部门发挥了重要的忽悠作用。
首都国家科研部门对玉米皮、红薯秧的“营养成分”作出鉴定。其结果是：玉米皮：含水分7.09%，蛋白质3.92%，淀粉33.36%，糖1.62%，粗脂肪0.44%。红薯秧：含水分39%，灰粉1.84%，淀粉63.17%。最后的结论是，玉米皮、红薯秧质量很好，适于人体食用。
某省大学所属科研机构发明了用稻草粉和面粉各半制成的馒头，声称“经过医学院的化验，营养价值超过标准面粉”。可这怎么可能！！？？
某知名教授将石灰水煮稻草再研制成粉，声称稻草的淀粉量达到30%至80%，并将这种淀粉起了一种学名，曰“稻草淀粉”。
…………
在C26年10月，接近该国最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宣传部门将代食品的“优越性”推到了极致，“甚至说得比真粮的营养价值还高”。他们说，双蒸饭易于消化，更易于发挥食物的营养价值，是对人类膳食结构改革的重大贡献；小球藻、精制淀粉则不含胆固醇，有益于防止心血管疾病。
尽管宣传媒介将代食品和双蒸饭等的优越性吹得天花乱坠，但各地不时传来群众误食代食品导致中毒的消息。
C26年4月，萨兰省兰得县群众15900余人因食用未知有毒树皮，致使11100余人中毒，3800人死亡。5月，鲁西省3800人吃野菜野草中毒，1540人死亡。各地农民还因吃了腐变的蔬菜，患了青紫病，无有效药物，大批量死亡。
“一两粮食蒸来蒸去不还是一两粮食吗？”
多国科研部门对该国代食品的“营养价值”又作出了新的测定。40种代食品的有毒成分。橡子粉、稻草的“营养成分”多国一再检验，结论都是基本没有任何营养价值。多国研究还证明，稻草、玉米根、玉米芯、玉米秸营养价值很低，“不能产生热量，不能消化吸收，不适合大量掺食”；而所谓“粗淀粉”的真正淀粉含量只有0.8%至2.96%，蛋白质0.27%-0.6%，将其喂小白鼠，三天内体重下降31%，解剖后发现胃扩大和胃壁变薄。
该国民众对这场运动更是牢骚满腹：“勤俭建国真正好，又吃野菜又吃草”，“我们不吃野菜，那是给猪吃的”“形势好得很，为什么天天吃无缝钢管（通心菜）？”“过去给地主坏蛋给贵族老爷扛活还管饱不限量呢！”“波旁帝国不好，鱼虾酒肉都能吃着；新社会好，什么都买不到。还不如从前给地主当雇工，也比不上过去的猪狗。”“什么人民的好政府，比茅缸板还臭！害得我们饭都没得吃。”“革命代表大胖脸，社员饿死他不管！”
一边是紧缺的供应，沸腾的民怨，一边确是几乎无限量的胡吃海喝。但这种无限量只限内部高层人员。
外面怎样无关紧要，国家体制内官员总是能吃饱饭的。政府规定科级以上官员每人每月补助供应糖一斤、豆一斤；同级别军队官员，每人每月增加供应肉2斤、蛋2斤。此举虽然得到中高级官员的普遍拥护，却极大地挫伤了一般办事人员和广大普通群众。巴黎市的一般低级别官员讽刺道，“高薪人员猪肉炒鸡蛋，低薪人员一锅菜叶熬稀饭”，“现在政府内部分三等，一等是吃肉的，二等是吃糖豆的，三等是喝汤的”。
军队内部，连级以上军官的饭食有“富强面粉的馒头、花卷，有大米饭，还有市场上少见的猪肉、鸡蛋和香肠等荤菜”，“每天的伙食标准不低于一元钱”。
困难地区全力供给着首都，这里的科以上官员每人每月供应食糖1斤、大豆3斤、食油0.5-3.5斤，肉0.5-3.5斤，鸡蛋0.5-2斤，纸烟2条，下水2-3斤，水产3-5斤，粉条3-5斤，豆腐3-5斤。
与此同时，非首都周边地区的普通人正享受着“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美食是属于领导的，饥荒才是普通人归宿。到C世纪26年年中，这场饥荒已经遍及政府控制区共计9个省116个县。然而，号称是穷苦人政府的巴黎革命代表议会对此却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还在部分地区照征粮食。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剩下的只有一两成，连自己吃都不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更谈不上任何储藏。当时因为给首都供应粮食，多数百姓家都吃不上饭，许多百姓就被活活饿死。
所谓和谐公社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就剩下些妇女小孩，没人干活。多数公社食堂吃的饭早就不成样了，很多就是把不剥皮的红薯切成小块，再配上红薯叶子煮，开饭时一个人给舀一瓢，那一瓢有两碗。可是那时候人们饿极了，别说两碗稀汤，五碗都不够喝。绝大多数人都有浮肿病，脸色黄，浑身肿，不拄棍子都站不稳走不动。只有掌握实权的干部多吃多占脸上光堂些。人们下地干活时，都能看到许多低矮的新坟头。乡亲们说，饿死的人太多了，哪还有那么多棺材，死的人都是挖个坑软埋。人们饿的有气无力，坑也挖不深，坟头也就不大。后来死的人更多了，有的一家饿死三四口人。死的人多，大人小孩都没人埋，也饿得没力气抬死尸挖墓坑了。
革命者控制区的很多地方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这类地方“人相食”的惨状不可避免的上演了。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有时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在城郊、集镇、村头摆摊卖的熟猪肉中，有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引起腹泻而死亡；另一些人常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常吃等。
下文为本朝某段饥饿历史中，某些人残忍杀吃亲人的真实记录。
叔父吃侄女。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吃了其侄女的肉。1960年，其兄嫂死后，一个不满10岁的侄女被其收养，不久侄女饿死，被其吃掉。因吃人肉，精神紧张，患病多年。
儿子吃父亲。1960年5月25日，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孙振林（****党员，县文化馆副馆长）等人汇报：在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检查，群众强烈反映农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被煮吃掉，并将一部分充当猪肉以每斤16元卖掉。由于当时政府对这类事采取回避态度，所以没加追究。
父母吃儿子。1960年3月28日，****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某，在小儿饿死后，被煮吃，吃后夫妻两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饿死五口，剩下两个孩子被送进大队孤儿园。
母亲生吃女儿肉。1960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口人已饿死3口的情况下，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当检查人员任怀赞（大杨公社烟酒专卖主任）发现时，该人已全身浮肿，处于半昏迷状态，但知道要馍，要饭，要医，要药。生产队长朱本善把真实情况告诉检查人员，并说昨天刚把生吃的女儿埋在地里。
据张催粮回忆，1960年春，我家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全家4口人，饿死两口之后，身边只有一个瘦弱的女儿，她迫于饥饿，丧失理智，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之后精神失常，有时呼叫女儿的名字。
据市农业银行离休干部、****党员王体忠回忆：他家在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社员王某的老婆（1922年生人）在1960春因饥饿打起了十来岁女儿的主意，将女儿打死煮吃。此人在90年代初还健在。
父亲杀吃亲生儿子。据大杨财政所离休干部、****党员孙传玺回忆，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孙传玺妻子娘家的邻居），1960年将其亲生儿子小秃子打死煮吃，全家8口人先后死光。
据法院原秘书尚振华（离休干部）回忆，他所经办的案件中，有一个先吃小孩的惨案。案犯是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
梁志远的一个亲戚吃了死去的儿子，夫妇腹泻病危，其婶母说他们不该吃人肉。他说：“情愿一顿吃饱死，不愿长饿活着生。”结果两夫妇死亡，全家7口人死去5口。
哥哥杀吃弟弟。据市技术监督局、****党员、退休干部杨心宽回忆：1960年春，我在城父公社任组织部长，该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村，韩某（16岁），其父母死后，即与其弟韩四生活在一起。1960年3月，他因饥饿将其弟弟打死，头和脊背放在泥圈里，肉放在锅里煮时被干部发现了。经审问供认杀弟煮吃的事实。因********，公社党委作决定时我参加研究，将韩某抓送公社“火箭营”（一种强化劳动的组织）扣留关押，数月后在“火箭营”死亡。
据亳州市原书记李兴民回忆：我家原住亳县大杨公社郭万大队李老家，与前瞿庄石某家相距很近。石某家是一个18口人的家庭。1960年春，18口人饿死近一半的时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泻。除石有亮一个活着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
当地还有一些多户吃人的村庄：
据古城公社沼北大队原副大队长、党员马占坤回忆：1960年春，该大队河西王村多户农民吃人肉。大队多次检查屡禁不止。王某的母亲屡教不改，被大队书记耿某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致死。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党员陆美（女，已离休）在1960年3月3日汇报：魏庄公社蒿庄村，全村40多户有25户吃人肉，严重时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下地扒死尸。社队都知道此事，认为无法制止就听之任之。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是一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他们吃人肉是半公开的。张某氏，用人肉加稀饭救活了近门的一个孤儿张催粮（即回忆本村张韩氏杀吃女儿的张催粮），张催粮现已年近半百，有时还谈论这方面的事。
这是历史真实事件，就在上个自称要实现现代化的世纪。据传在当今的朝咸，还有人把人肉做成咸肉。
回到小说里。
据估计，这里的总计6000余万民众，已经有1400余万人活活饿死，另有1800余万人跑到那些叛乱省份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首都政府运走的不是粮食，那是人命。
这样一场特大饥荒的爆发，决不是偶然。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饥荒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这种剥夺到了极致，就是对人们救命口粮，对人们生存权的剥夺。
历史上的饥荒可能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灾害的严重后果，人们才能意识到民主的重要。这里说的是真正的，理性的民主，不是暴民的民主。因为，智商为零的暴民那里没有民主，只有被蛊惑，只有被利用，只有脑袋发热后的掠夺，一片焦土上的毁灭和被毁灭。
这里，曾经是每个人都过得下去的波旁帝国，一场幻想家和野心家发动的所谓革命，一场对人类文明制度的野蛮破坏，一场对人生命和尊严的践踏，变成了人间地狱。暴民毁掉了这里的有产者，最终也会掉了自己的家园。
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阶层都被这场左疯子扫荡一空时，穷人反而更没有未来了。社会是个生态体系，各类阶层各个职业都是和谐共生的。笃信邪说，破坏生态平衡，最终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态体系的奔溃。
洒家的证据之一，上世纪的那场饥荒中，据网传有三千万人活活饿死了。这是一场怎样的悲剧啊！！
希望大家能真正记住那场巨大的民族灾难，不要再被左疯子们蛊惑。被魔鬼利用去搞所谓的“斗争”结局只能是自己倒霉，倒血霉。
丧钟为谁而鸣？？也许只是无关紧要的个陌生人，也许是熟悉的身边人、亲人或朋友，也许正是在为自己而鸣。
巴黎第一共和国，斗争一片火热，人民激情四射。
斗争，斗争，斗争的土地上不会长出繁华与幸福，斗争的土地上只会量产痛苦饥荒与死亡。人类本来是和谐的共同体，所有阶层和谐共生，魔鬼却灌输给人们斗争这一恶念，让人性中的恶无限膨胀。羡慕嫉妒仇恨，等级屠杀的导火索；无能无知无耻制造这无法无天的屠杀。善良勤劳的人们被这些恶人以革命的名义杀害殆尽后，革命者粉丝们的丧钟终于敲响。被魔鬼操纵人性的无知无耻者必然会被召唤到魔鬼的老巢——地狱。
这些无良恶人的丧钟终于敲响！！
上帝的天谴，你们这些自称人民的恶人谁也逃不过！！
心存恶念，生性残忍，洪水般的力量，猪一般的智商，这些下层流氓是绝佳的斗争工具。不过，那时候巴黎第一共和国的革命代表会议真心用不着这些工具了，作为革命领导者的代表们也要吃饭，还必须吃好饭，革命领导者周边的利益群体也不能饿着。所以，这最低等最弱智的工具就由他自生自灭去吧。当然，必须给它们美美的灌上一肚子迷魂汤，让他们放弃使用暴力谋生，做个安静的弱智，饿死前别惹出什么麻烦。
此时，该国首都巴黎之外，不少被搜刮地区早已是地狱般景象。饿死人早就是是斯通见惯的事情了，甚至整村整村饿死都是很平常的。前文提到的一下午共杀11人的变态杀人狂胡茂昌就在这一时期死了，是饿死的。他们所在地区每人只有那丁点配额，有钱也买得不到粮食和副食品，杀人犯待遇也是这样。据说这家伙死的时候，手里还攥着一堆钱——人民革命元。这种逗比货币从一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就是一种笑话，那个时候的人民革命元在巴黎共和国国内也已经是废纸一张了。这个作废宣传典型的死尸就横在家里，直到化为散乱的骨架都没人收尸。没了地主富农领导农业生产，粮食连年歉收，可给政府的粮食供给却不能少。这些喝多了迷魂汤的革命忠诚粉丝把口粮都给了政府，作为粮食生产者的自己却食用粮食代用品。于是，在那场饥荒中，这个村全村死了个精光。
这就叫现世报。
C世纪25年年初起，巴黎第一共和国，全国范围内的饥荒愈演愈烈。可是，早在几百年前，原波旁帝国属地上的人民就不再为吃饱饭发愁了。很多看似美好的奇思妙想付诸实践，结果就是历史的倒车和人间的悲剧。
东萨克省山丘县黄山和谐公社，从那年6月初至8月15日，已死亡642人。其中8月1日至15日，死亡229人，平均每天死亡15.2人。千年历史上，这里从来都是粮食过剩的，饿死人的事情从来没有过。其实当地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被一味愚忠中央政府的地方政府控制起来，专供中央。所以，产粮的地方饿死人，产文件的地方却一个个吃得饱饱的。
这公平吗？？这不公平！！于是乎，以老实忠厚勤恳著称的当地人拿起了武器，为了有口饭吃，为了不被饿死，反抗，暴动，抢粮食，或者说拿回原本属于自己的粮食。
8月16日晨，山丘县黄山县和谐公社暴动了，一次非常成功的暴动，当天下午，周边几个公社也暴动了。起义者夺占粮仓，驻守粮仓的当地人士兵没有开枪，士兵们也很饿，他们自觉加入了起义者行列。同样的道理，次日，黄山县武器库被起义者拿下，兵不血刃。当地这场暴动的唯一伤亡就是愚忠中央政府的地方官员被愤怒的民众吊死。此后，当地再也没有向首都运送过一粒粮食，也再也没有饿死过人。
东萨克省的暴动从这个地方开始，迅速蔓延至全省以及全国其他地区。
中央政府面对真正人民的反抗似乎是束手无策，这正是他们一直高调宣传的“草根正义”。他们还面临一个比叛乱更加棘手更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首都和其他控制区主要城市的饥荒。
在非常形势下，几乎个个是肥猪般体形的巴黎革命政府高层终于有一丝清醒了，开始创造性的解决问题。在这种背景下，神奇的粮食代用品粉墨登场了。
C25年10月17日，巴黎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规定除少数重体力劳动者外，城镇居民每人每月降低2斤口粮。这份官样文件首次承认“夏收之后，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和人口外流现象继续发生”。
当时，饥荒继续演进，日趋严重，粮食空前紧张，广大农民食不裹腹。就连较为富庶的苏科尔省也到了“天天喝粥，有粥无菜”的境地。C25年年底，巴黎革命政府控制区内，情况最好的三个省农村公社人均口粮配额已减至220斤，比C19年的配额减少了55%。至于那些“情形不怎么乐观的”其他各省农村部分地区，早已是道殣相望，村室无烟，人真的死绝了。
粮食富余省份的独立使得这个国家的粮食库存已到了最低警戒线。作为应付迫在眉睫的粮食危机的一项直接措施，巴黎政府正式向全国发出号召：要求各级党委政府、机关、学校，全力开展征集代食品活动。
10月10日，革命代表会议发布指示称，各省份秋收力争要多打粮食，多搞菜，多搞代食品，总之，多多益善。政府虽然没解释粮食为何打不出来，为何会有亘古未有的饥荒，但革命胖子们毕竟明确提出要“多搞代食品”。
宣传机构又有了新的工作目标，从前一阵铺天盖地的宣传粮食大丰收，到眼下鼓动全民大搞代食品，这个弯子实在转得太大了。政府宣传称，“两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造成粮食严重减产”；“和谐公社已使贫苦农民永远摆脱了那种每遭自然灾害必然有成百万、成千万人饥饿、逃荒和死亡的历史命运”。政府当然知道，就在这篇社论发表之时，被掠走粮食的各地农村正在发生大面积饿死人的情况，但事实归事实，宣传归宣传，他们选择采取了“硬着头皮顶住”的无耻说谎方阵。说谎者在这篇谎言中自己揭穿了自己的谎言，实在是有些狗血。后来的粮食代用品比这种放屁宣传还要狗血。
面对各地饿死人的警报，文件又来了。产文件的人吃得多产量也自然高。呵呵。
巴黎共和国首都，最高政府发出了《关于立即开展大规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运动的紧急指示》，根据国家科学院的建议，向全国推荐了一批代食品。所谓“代食品”，就是以瓜果、蔬菜代替粮食作为主食，甚至树皮、树根、野菜、观音土都可以代替粮食吞进肚里。
那些缺粮的地方，饥民们早就上山采取野果、树皮充食。但这种非谷粟类之物质从此就被冠之以“代食品”之学名，野菜、树皮、稻秸、橛根、玉米芯等不能吃的玩意开始在官方指示下在全国推广，这是一个奇迹。
更荒唐的是该国科学院为此还进行了具体的“食品”分类研究。
在统称为“代食品”的各类物质中，大致可分为两类：（1）自然生产类的动植小球藻，及其它水生植物（红萍等）；各类农作物（玉米、水稻、小麦、高梁等）的秸杆；各类植物（蚕豆、豌豆、洋芋等）的橛、根，土伏林等；冷树皮；各种野菜（野口头、鹅子草、泥鳅稿、野芹菜、野池米、毛姑、豆瓣菜等）及野生菌类；各类作物枝茎（红薯秧、豆角皮等）；各类野生果实（橡子、栲槠、芭蕉等）各类昆虫……（2）合成类（用霉地素、链孢素作基本原料）人造肉精、人造肉精粉；人造肉（又称人造成型肉）、人造肉丸子、人造肉汤；人造奶；人造循环食用油……
在上述各类代食品中，小球藻得到了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特别重视。
小球藻原是一种水面浮生植物，一开始只是作为猪饲料使用。由于粮食空前紧张，生猪存栏量急剧减少，猪饲料居然过剩了。猪能吃的人大概也能吃吧。于是，国家科学院建议在全国推广小球藻代替粮食。“推广小球藻，既可治浮肿，又能保证不饿死人。”
小球藻生长的关键要素是采集小球藻培养液。各地稀释小球藻培养液的种类繁多，最常见的方法是：用人畜粪尿，以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的稀释人尿为最佳配方。机关、学校、工厂、街道普遍建起了培养小球藻的水池，城市居民更是利用家中的瓶罐，培养小球藻。许多家庭让孩子每天在餐前喝一两勺小球藻水液，相信小球藻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实际上，这只是粮食极度匮乏的年代中人们的一种预期心理，与科学原理毫不相干。
在各类代食品中，比较具有实际效用的应是“人造淀粉”。
所谓人造淀粉，就是将经过整理的秸、根、叶、茎、球等磨成粉状，通常将其混入玉米面、高梁面，做成馍或窝头，食后胃腹部有某种充实感或肿胀感，而不象饮了小球藻液后那样虚无缥渺。
此外，国家科学院昆虫所在短期内搞出可食昆虫1200多斤，并将取得的经验向全国推广，“采食昆虫是补充营养的一种途径。”
在各级政府的全力推动下，人造肉的商业性生产取得很大进展。据轻工业部、商业部、化工部不完全统计，当年已实现月生产人造肉479吨，其中首都周边的十个重点厂生产了446吨。从C25年12月起，巴黎全市已在全市所有饭馆出售人造肉炒菜。
为了推动代食品运动向纵深方向发展，各级政府还用召开“吃饭大会”或“节粮先进集体、先进个人表彰大会”的形式宣传代食品的优越性。其实，“绿水”（群众称小球藻为绿水）可以代替猪饲料本来就是荒谬的，人食用这个根本不可能吃饱，其他的代食品也基本是类似的玩意。
在荒唐的推广代食品运动中，科研部门与宣传部门发挥了重要的忽悠作用。
首都国家科研部门对玉米皮、红薯秧的“营养成分”作出鉴定。其结果是：玉米皮：含水分7.09%，蛋白质3.92%，淀粉33.36%，糖1.62%，粗脂肪0.44%。红薯秧：含水分39%，灰粉1.84%，淀粉63.17%。最后的结论是，玉米皮、红薯秧质量很好，适于人体食用。
某省大学所属科研机构发明了用稻草粉和面粉各半制成的馒头，声称“经过医学院的化验，营养价值超过标准面粉”。可这怎么可能！！？？
某知名教授将石灰水煮稻草再研制成粉，声称稻草的淀粉量达到30%至80%，并将这种淀粉起了一种学名，曰“稻草淀粉”。
…………
在C26年10月，接近该国最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宣传部门将代食品的“优越性”推到了极致，“甚至说得比真粮的营养价值还高”。他们说，双蒸饭易于消化，更易于发挥食物的营养价值，是对人类膳食结构改革的重大贡献；小球藻、精制淀粉则不含胆固醇，有益于防止心血管疾病。
尽管宣传媒介将代食品和双蒸饭等的优越性吹得天花乱坠，但各地不时传来群众误食代食品导致中毒的消息。
C26年4月，萨兰省兰得县群众15900余人因食用未知有毒树皮，致使11100余人中毒，3800人死亡。5月，鲁西省3800人吃野菜野草中毒，1540人死亡。各地农民还因吃了腐变的蔬菜，患了青紫病，无有效药物，大批量死亡。
“一两粮食蒸来蒸去不还是一两粮食吗？”
多国科研部门对该国代食品的“营养价值”又作出了新的测定。40种代食品的有毒成分。橡子粉、稻草的“营养成分”多国一再检验，结论都是基本没有任何营养价值。多国研究还证明，稻草、玉米根、玉米芯、玉米秸营养价值很低，“不能产生热量，不能消化吸收，不适合大量掺食”；而所谓“粗淀粉”的真正淀粉含量只有0.8%至2.96%，蛋白质0.27%-0.6%，将其喂小白鼠，三天内体重下降31%，解剖后发现胃扩大和胃壁变薄。
该国民众对这场运动更是牢骚满腹：“勤俭建国真正好，又吃野菜又吃草”，“我们不吃野菜，那是给猪吃的”“形势好得很，为什么天天吃无缝钢管（通心菜）？”“过去给地主坏蛋给贵族老爷扛活还管饱不限量呢！”“波旁帝国不好，鱼虾酒肉都能吃着；新社会好，什么都买不到。还不如从前给地主当雇工，也比不上过去的猪狗。”“什么人民的好政府，比茅缸板还臭！害得我们饭都没得吃。”“革命代表大胖脸，社员饿死他不管！”
一边是紧缺的供应，沸腾的民怨，一边确是几乎无限量的胡吃海喝。但这种无限量只限内部高层人员。
外面怎样无关紧要，国家体制内官员总是能吃饱饭的。政府规定科级以上官员每人每月补助供应糖一斤、豆一斤；同级别军队官员，每人每月增加供应肉2斤、蛋2斤。此举虽然得到中高级官员的普遍拥护，却极大地挫伤了一般办事人员和广大普通群众。巴黎市的一般低级别官员讽刺道，“高薪人员猪肉炒鸡蛋，低薪人员一锅菜叶熬稀饭”，“现在政府内部分三等，一等是吃肉的，二等是吃糖豆的，三等是喝汤的”。
军队内部，连级以上军官的饭食有“富强面粉的馒头、花卷，有大米饭，还有市场上少见的猪肉、鸡蛋和香肠等荤菜”，“每天的伙食标准不低于一元钱”。
困难地区全力供给着首都，这里的科以上官员每人每月供应食糖1斤、大豆3斤、食油0.5-3.5斤，肉0.5-3.5斤，鸡蛋0.5-2斤，纸烟2条，下水2-3斤，水产3-5斤，粉条3-5斤，豆腐3-5斤。
与此同时，非首都周边地区的普通人正享受着“粮食食用增量法”和代食品。美食是属于领导的，饥荒才是普通人归宿。到C世纪26年年中，这场饥荒已经遍及政府控制区共计9个省116个县。然而，号称是穷苦人政府的巴黎革命代表议会对此却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还在部分地区照征粮食。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剩下的只有一两成，连自己吃都不够，只能靠野菜和一些杂粮度日，更谈不上任何储藏。当时因为给首都供应粮食，多数百姓家都吃不上饭，许多百姓就被活活饿死。
所谓和谐公社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就剩下些妇女小孩，没人干活。多数公社食堂吃的饭早就不成样了，很多就是把不剥皮的红薯切成小块，再配上红薯叶子煮，开饭时一个人给舀一瓢，那一瓢有两碗。可是那时候人们饿极了，别说两碗稀汤，五碗都不够喝。绝大多数人都有浮肿病，脸色黄，浑身肿，不拄棍子都站不稳走不动。只有掌握实权的干部多吃多占脸上光堂些。人们下地干活时，都能看到许多低矮的新坟头。乡亲们说，饿死的人太多了，哪还有那么多棺材，死的人都是挖个坑软埋。人们饿的有气无力，坑也挖不深，坟头也就不大。后来死的人更多了，有的一家饿死三四口人。死的人多，大人小孩都没人埋，也饿得没力气抬死尸挖墓坑了。
革命者控制区的很多地方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这类地方“人相食”的惨状不可避免的上演了。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有时路上死人被人埋后，一夜就不见尸体了。有些地方，农民家里死了人，为了防止被人扒吃，就守坟多夜，待尸体腐烂发臭为止。有的吃人家的死人，有的吃自家的死人；人肉有吃熟的，也有吃生的；有吃死尸的，也有杀吃活人的；有吃自己搞来的，也有从市场上买来的（多为熟肉）。在城郊、集镇、村头摆摊卖的熟猪肉中，有不少是人肉冒充的。在吃人肉的人当中，约有40％引起腹泻而死亡；另一些人常吃人肉而没出事主要是吃瘦弃肥、肉菜混吃、少食多餐、腌咸常吃等。
下文为本朝某段饥饿历史中，某些人残忍杀吃亲人的真实记录。
叔父吃侄女。据民政局离休干部葛现德回忆，其家乡城父公社葛鱼池生产队有一名社员，吃了其侄女的肉。1960年，其兄嫂死后，一个不满10岁的侄女被其收养，不久侄女饿死，被其吃掉。因吃人肉，精神紧张，患病多年。
儿子吃父亲。1960年5月25日，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孙振林（****党员，县文化馆副馆长）等人汇报：在魏岗公社逯楼大队陈营村检查，群众强烈反映农民马某，在其父亲死后被煮吃掉，并将一部分充当猪肉以每斤16元卖掉。由于当时政府对这类事采取回避态度，所以没加追究。
父母吃儿子。1960年3月28日，****公社王阁大队王庄王某，在小儿饿死后，被煮吃，吃后夫妻两人腹泻，三天后二人均死去。全家七口饿死五口，剩下两个孩子被送进大队孤儿园。
母亲生吃女儿肉。1960年春，大杨公社刘匠大队朱寨村朱李氏，在全家4口人已饿死3口的情况下，自己饿得无法忍受，就在死去的女儿身上啃掉几块肉吃下去，因此引起腹泻，拉出许多烂肉。当检查人员任怀赞（大杨公社烟酒专卖主任）发现时，该人已全身浮肿，处于半昏迷状态，但知道要馍，要饭，要医，要药。生产队长朱本善把真实情况告诉检查人员，并说昨天刚把生吃的女儿埋在地里。
据张催粮回忆，1960年春，我家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张韩氏，全家4口人，饿死两口之后，身边只有一个瘦弱的女儿，她迫于饥饿，丧失理智，打死了女儿，将其煮吃，之后精神失常，有时呼叫女儿的名字。
据市农业银行离休干部、****党员王体忠回忆：他家在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社员王某的老婆（1922年生人）在1960春因饥饿打起了十来岁女儿的主意，将女儿打死煮吃。此人在90年代初还健在。
父亲杀吃亲生儿子。据大杨财政所离休干部、****党员孙传玺回忆，大杨公社丁国寺西南邵庄孙某（孙传玺妻子娘家的邻居），1960年将其亲生儿子小秃子打死煮吃，全家8口人先后死光。
据法院原秘书尚振华（离休干部）回忆，他所经办的案件中，有一个先吃小孩的惨案。案犯是大杨公社钓台村农妇张某，1960年吃掉自己的死孩后，不久又打死邻居的小孩吃掉。案发后被捕，判决后死于狱中。
梁志远的一个亲戚吃了死去的儿子，夫妇腹泻病危，其婶母说他们不该吃人肉。他说：“情愿一顿吃饱死，不愿长饿活着生。”结果两夫妇死亡，全家7口人死去5口。
哥哥杀吃弟弟。据市技术监督局、****党员、退休干部杨心宽回忆：1960年春，我在城父公社任组织部长，该公社龙台庙大队韩老家村，韩某（16岁），其父母死后，即与其弟韩四生活在一起。1960年3月，他因饥饿将其弟弟打死，头和脊背放在泥圈里，肉放在锅里煮时被干部发现了。经审问供认杀弟煮吃的事实。因********，公社党委作决定时我参加研究，将韩某抓送公社“火箭营”（一种强化劳动的组织）扣留关押，数月后在“火箭营”死亡。
据亳州市原书记李兴民回忆：我家原住亳县大杨公社郭万大队李老家，与前瞿庄石某家相距很近。石某家是一个18口人的家庭。1960年春，18口人饿死近一半的时候，老三的小孩死了被留下煮吃。全家人都吃了，全都腹泻。除石有亮一个活着以外，其他人全都死去。
当地还有一些多户吃人的村庄：
据古城公社沼北大队原副大队长、党员马占坤回忆：1960年春，该大队河西王村多户农民吃人肉。大队多次检查屡禁不止。王某的母亲屡教不改，被大队书记耿某打后送公社“火箭营”关押致死。
据县委生活检查组长、党员陆美（女，已离休）在1960年3月3日汇报：魏庄公社蒿庄村，全村40多户有25户吃人肉，严重时几乎每天夜里都有人下地扒死尸。社队都知道此事，认为无法制止就听之任之。
观堂公社集东一里张庄是一个多户吃人肉的村庄。他们吃人肉是半公开的。张某氏，用人肉加稀饭救活了近门的一个孤儿张催粮（即回忆本村张韩氏杀吃女儿的张催粮），张催粮现已年近半百，有时还谈论这方面的事。
这是历史真实事件，就在上个自称要实现现代化的世纪。据传在当今的朝咸，还有人把人肉做成咸肉。
回到小说里。
据估计，这里的总计6000余万民众，已经有1400余万人活活饿死，另有1800余万人跑到那些叛乱省份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首都政府运走的不是粮食，那是人命。
这样一场特大饥荒的爆发，决不是偶然。灾荒完全是人为的，如果当局愿意的话，他们随时都有能力对灾荒进行控制。饥荒不单纯是一种供给不足，而更多的是一种权利分配不均，即对人们权利的剥夺。这种剥夺到了极致，就是对人们救命口粮，对人们生存权的剥夺。
历史上的饥荒可能与自然灾害有密切关系，但客观因素往往只起引发或加剧作用，权利的不平等、信息的不透明、言论自由的缺乏、政治体制的不民主才是加剧贫困和饥饿、导致大规模死亡的饥荒发生的主要原因，在粮食问题的后面是权利关系和制度安排问题。因为只有在民主自由的框架中，信息才有可能公开，公众才有可能就政策制定进行公开讨论，大众才有可能参与公共政策制定，弱势群体的利益才能得到保障，政府的错误决策才有可能被迅速纠正而不是愈演愈烈。在没有重大灾害的承平时期，人们对民主的作用和意义往往并不在意；或许只有面对灾害的严重后果，人们才能意识到民主的重要。这里说的是真正的，理性的民主，不是暴民的民主。因为，智商为零的暴民那里没有民主，只有被蛊惑，只有被利用，只有脑袋发热后的掠夺，一片焦土上的毁灭和被毁灭。
这里，曾经是每个人都过得下去的波旁帝国，一场幻想家和野心家发动的所谓革命，一场对人类文明制度的野蛮破坏，一场对人生命和尊严的践踏，变成了人间地狱。暴民毁掉了这里的有产者，最终也会掉了自己的家园。
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阶层都被这场左疯子扫荡一空时，穷人反而更没有未来了。社会是个生态体系，各类阶层各个职业都是和谐共生的。笃信邪说，破坏生态平衡，最终是整个人类社会生态体系的奔溃。
洒家的证据之一，上世纪的那场饥荒中，据网传有三千万人活活饿死了。这是一场怎样的悲剧啊！！
希望大家能真正记住那场巨大的民族灾难，不要再被左疯子们蛊惑。被魔鬼利用去搞所谓的“斗争”结局只能是自己倒霉，倒血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