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蹉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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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父就是这间石库门的主人，六十年前，他和我的祖母在这里开了一家裁缝铺，在这附近一带也是小有名气。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前，闸北这里就住着很多日本浪人，他们走私贩烟，肆意妄为，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放在眼里。上海沦陷以后，那些日本人更是飞扬跋扈，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一个日本浪人看上了我家这座石库门，就故意找我祖父的茬，说他做坏了日本女人的一件旗袍，兴师动众地找上了门来。我祖父是个刚直的人，自然与他们论理，却惨遭杀害，我的祖母也惨遭奸杀，幸好我父亲在南京读书，才躲过了劫难。
我父亲在南京读中学时就加入了gc党组织，得知父母惨遭杀害，悲痛欲绝，就和几个同学离开南京投奔延安，后来，他与我母亲在抗大认识并结婚，五十年前，我出生在延安宝塔山下的一座窑洞里，我妈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夏安安”。我父亲当时在山西抗日前线，我母亲就把我托付给了延安保育院，她自己也受组织委派去西安开展地下工作。
后来我们保育院跟随着中央昆仑纵队转移，从延安一直走到了西柏坡。在那里，我才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他已经是四野首长的一名警备连长。从他那里才知道了我母亲已经于几年前，由于叛徒出卖而在西安就义了。此后一直到解放，我父亲跟着四野首长从东北打到了海南岛。
五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回到了上海老家，那时他已经再婚了，我的继母是一名医院的护士。他们住进了这座房子以后，一直没有孩子，就把我从北京接了回来。我父亲是南京军区总部的一位作战参谋，我的继母成了军区总部医院的一位护士长。那时候我才十六岁，没多久就被我父亲踢着屁股赶到了海军东海舰队，当了一名通讯兵。da跃进时期，我给自己取了现在这个名字。
和我父亲同时从四野警卫处调到南京军区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老战友方文祥伯伯。从我父亲当四野首长的警备连长开始，方伯伯就是我父亲的指导员，两个人一直搭档到了海南岛。抗美援朝开始以后，我父亲和方伯伯强烈要求去朝鲜参战，但他们的请求却没有得到四野老首长的批准，反而一纸调令，把他们从四野警卫处，调到了南京军区。我父亲成为了作战参谋，参与制定对台海作战；方伯伯被调到了军区政治部工作。
方伯伯有一个女儿，名叫方怡，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英文系，她比我年长两岁，现在是上海市政府的一名专职翻译。我父亲和方伯伯在同一条战壕里扔手榴弹、抠扳机和拼刺刀的空隙，给我和方怡定下了亲事。我们彼此早已知道对方的存在，但从未见过面，直到三年过后，我回上海探亲，才第一次见到了方怡。那年，我才二十三岁，而方怡已经二十五岁了。
我的继母名叫秦岚，出生于音乐世家，这把小提琴就是她家的传家宝，她还教会了我拉小提琴，是个非常贤惠、温柔的女人。秦阿姨对我父亲充满着敬仰和深情，闲暇之余，她会给父亲拉上一曲优美的乐曲，两个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非常的恩爱。她比我大十来岁，却让我对她一直心怀尊重和感激。
我迈进这座大门的第一眼，就看见秦阿姨那瘦弱菜色的脸，后来我才听我父亲说，秦阿姨把自己家里的粮食都拿去救济医院里的那些年轻的战士们，或者路上碰到的那些乞讨的人，使得她自己经常饿着肚子去工作，曾经在医院里昏过好几次了。
“哎呀，安安，你可回来了，你爸爸上午还在发脾气，说你怎么还不回来，说要到你们舰队把你给绑回来呢。”别看秦阿姨消瘦柔弱，可说起话来却是底气十足。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这么十二道金牌催我回来，我爸他真是的，我申请探亲总得有个时间，哪能说走就走啊，他自己都在军区总部，怎么能让我搞特殊化呢？”我嘟着嘴抱怨着对秦阿姨说：“阿姨，你瘦了很多，我爸他没有照顾好你，却急着催我回来干什么？”
“我没事儿，精神好着呐，安安，你也老大不小了，应该成家了。”
“阿姨，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可我早已经跟我爸说清楚了，那个方怡到现在我还不认识，你们叫我怎么和她结婚？那是他和方伯伯头脑发热，吃饱了撑得，才给我们定下这门亲事，根本就没考虑我们的感受，解放都这么多年了，他们两个怎么还想包办婚姻啊，你跟他说，这婚我不结了，现在我就回部队去。”
“你敢！”话音刚落，我父亲从外面怒气冲冲地进来，吹胡子瞪眼地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小子现在要是敢回部队去，老子马上把你送到东南前线去。”
“好啊，天天坐在指挥所里收发电报，我早就腻了，我正手痒痒着巴不得你把我送到那儿参加战斗呢。”我的犟脾气也上来了，拧着脖子与父亲较上了劲，“那个方怡是胖是瘦我都没见过，你让我怎么跟她结婚？”
“我见过呀，难道你还不相信你老子的眼光吗？方怡那丫头长得眉清目秀的，你秦阿姨也见过，人家还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现在又在市政府当翻译，她哪一点比你差？你还在这里跟我支支吾吾的；告诉你，小子，你要是能娶上方怡这样的姑娘，那是你的造化，是你老子祖宗十八代的福分，你要是不答应这门亲事，那就给我滚出这个门，永远都不要回来，老子没你这样的儿子。”
父亲的气场把我一下子给镇住了，父子俩大眼瞪小眼地犟在那里。秦阿姨连忙出来打圆场，她把父亲拉到一边，然后笑着对我说：“安安呐，阿姨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追求婚姻自由的想法并没有错，不过，方怡的确是个优秀的女孩子，不管是她的相貌还是她的才华，对你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你爸爸的脾气是急了点，可你也不要太犟了，要不先见见方怡再说，好吗？”
“阿姨，你这样说我就没意见了，你看我爸刚才的架势，就差拿枪指着我了。”我的犟脾气稍稍有些松懈下来。
“是啊，你还敢跟我瞪眼睛，要是换做战争年代，你要是敢不听老子的命令，老子拿枪崩了你，信不信？”
“老夏，你也少一句吧，安安既然这么说了，你就去跟老方两口子说说，让他们两个人见个面，行不行让他们自己决定，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会儿不一样了，上级领导说了不算，长辈们说了也不算，他们自己的婚姻呐，还是由他们自己说了算，老话不是说，强扭的瓜不甜嘛，这孩子们要是不对心，你就是勉强撮合他们也没用。”
我爸随即就去找方伯伯两口子，当天晚上，也就在这个房间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方怡姐。正如我父亲所说的，她确实是一个眉清目秀，文静娴雅的女子，这第一眼让我们彼此都有了好感。四位长辈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便借故离开，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独处的机会。
那天晚上，方怡姐说的并不多，只是静静地坐在我的对面，听我说部队里的那些破事，而且还听得津津有味，说实话，那时候的女孩子对军人有着一种天生的敬仰和好感。我初中刚毕业就被我父亲踢到了部队，此后虽然也自学了一些高中的课程和电子机械的内容，但与方怡姐的学历相比，实在让我自己感到寒碜。不过还好，方怡姐偏重的是文科类的内容，而我所使用的是一些理科类的知识，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说，两个人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方面就没什么可比性，这反而让我占到了便宜。
“方怡姐，你愿意和我结婚吗？”我的问题让我自己都感到脸红，可我终于还是问了出来，眼睛却不敢看着她。一阵沉默过后，我抬起头，发现方怡姐的脸红扑扑的，正怔怔地盯着我看，就只好看着她接着说：“以前我们都没见过面，方伯伯和我爸他们也没拿你的照片给我，他们肯定以为只要是他们看上了，我们做晚辈的就应该听从，根本就没有我们发表意见的权利，姐姐，你说呢？”
“我不知道，我小时候一直和我妈生活在外婆家，到了解放的时候，才知道我爸把我定了亲，我也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可我又不敢问我爸，只是听我爸我妈说你怎么怎么样，今天看到你，我发现他们对你的评价有些不符合实际，但我可以放心的是，你的人品绝对是符合我的理想的，你是个非常有上进心的男孩子，而且我觉得你比你的实际年龄要成熟许多，与你说话感觉不会那么拘束，所以——所以，我说——你会愿意和我结婚吗？”方怡姐虽然把问题换给了我，但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对我们俩的婚事已经是没有异议了。
“姐，我想——我们先订婚怎么样？我回到部队还要向上级提出申请，等上级同意了，我们再结婚，好吗？这段时间我们先通通信，让我们彼此再了解得多一点，深一点，这样对我们以后的婚姻是有好处的。”我大胆地握住了方怡姐的手，红着脸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羞得方怡姐只是低头看着我的手，长长的秀发遮住了她的脸。
第二天中午，秦岚阿姨在家里烧了几个菜，我们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就算是给我和方怡姐订婚了。对于我的想法，秦岚阿姨和方伯母是非常赞成的，我爸和方伯伯似乎也找不出什么不能答应的理由，所以也只好同意。
我在家里待了三天，陪方怡姐看了一次电影，吃了两次饭，牵了三次手。在第三天的夜里，我把方怡姐送回家，告别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拥抱亲吻，已经有些难舍难分了。
回到部队，我正式向上级领导提出了结婚申请。其实我爸和方伯伯早就和他们提出请求了。舰队的领导过去虽说不是我爸他们的直属领导，但对我爸他们也是知根知底的，渡江战役的时候，还曾经一起合作配合过，所以舰队领导很快就批准了我的申请。那年的五一节，我爸和秦岚阿姨与方伯伯他们夫妻俩，陪着方怡姐一起到了我所在的部队基地，在舰队首长的主持下，我们举行了一个简朴但又隆重的婚礼。
我和方怡姐结婚以后，四位长辈就先回去了，方怡姐在基地招待所里和我一起度过了十天的蜜月。十天以后，我依依送别了方怡姐，一个多月以后，秦岚阿姨给我打来电话说，方怡姐怀孕了。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从一个愣头青成为了一个女人的丈夫，马上又要成为孩子的父亲了。这样的变化对我来说，仿佛犹如在梦里。我常常在试问自己，幸福是不是来得太快了点，我真的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以书信的方式与方怡姐传递着思念之情，而她则不厌其烦地向我描述着怀孕后她的感受和心理变化，总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成了联络我们感情的纽带。我相信她在我心里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对她的感情在日渐加深。
每每想到与方怡姐在一起的那十天时间，我都会心潮澎湃，心底的**就难以抑制，只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到浴室里，用自wei的方式来排遣生理上的需求。那段时间，只要是女的在我面前经过，我都会把她联想成方怡姐，然后想象着与她做ai时的体位和节奏，最后只得跑到厕所里自我解决。
我知道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就以方怡姐怀孕为名，向领导递交了请假单。不过那时候舰队刚好搞演习，所有人员一律不准请假，因此我的请假单就被领导锁进了他的抽屉里。好不容易到了国庆节前夕，演习才陆续结束，我的请假单终于被批了下来。
一天以后，当方怡姐在我面前出现时，却把我给吓住了。方怡姐已不是半年前我所看到的那样苗条秀气，风姿绰约，原来的瓜子脸如今像一只充足了气的皮球，滚圆滚圆的，满脸尽是妊娠斑；柔顺飘逸的长发被理成了齐耳的短发，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而宽松的长外套，却难以掩饰她那臃肿、邋遢的体态。
那天夜里，我和怀孕近五个月并同样忍受着性饥渴的方怡姐做了三次。我们的性饥渴得到了缓解，却惊动了方怡姐的胎气。第二天早上起来，方怡姐的体下见了红，等我把她送到医院时，孩子小产了，后来医生跟我们说，是个女孩。当时我们俩都很伤心，也很懊悔。秦岚阿姨和我岳母赶到医院，也很难过，不过她们一再地安慰我们，说“你们还年轻，等方怡养好了身子，再要孩子也不迟”。
我父亲和我岳父得知消息，两个人连夜从南京赶了回来，把我拉到病房外面臭骂了一顿，才解了他们心头的怨气。特别是我爸，就差拔枪毙我了，“小子，老子这次先原谅你一次，你给我听好了，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发生，老子直接拿枪毙了你。”
等长辈们都离开病房以后，我才把方怡姐抱在怀里，哭着对她说：“姐，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是个混蛋，姐，你打我吧，你狠狠地打我吧。”
方怡姐伸手抹着我的眼泪，凄厉地笑着说：“安安，你别哭了，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件事儿姐也有责任，孩子没了，我这几个月的辛苦就白费了，还好我们还年轻，以后肯定还会有孩子的，等过年的时候，你再回来，到时我们再要一个。”
孩子没了，可我和方怡姐的感情却更深了。不过，方怡姐却一直没有怀孕。两年以后，“史无前例的文化da革命”开始了，当时我已经是东海舰队的一名电讯科长，在基地拥有了自己的家属宿舍。第二年为了躲避外面的纷争和动乱，方怡姐作为随军家属，把工作调到了舰队基地的资料室，从此，我们夫妻俩才结束了三年的两地分居，真正拥有了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家。
相比民间的“文攻武卫”“造反”“批斗”，我们舰队倒成了“世外桃源”，虽然那些政治学习是免不了的，但是由于我们处于沿海前线，故舰队的备战和训练依然还能正常进行。我们电讯科是舰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监听和甄别着海峡上空那些复杂的电波，一刻也不敢放松。
那些年，方怡姐也去部队医院看过很多专家，得到的结论是，她可能不会再有孩子了。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只有黯然接受。记得当时方怡姐哭着对我说：“安安，我们离婚吧，你再去找一个年轻点的女孩子，让她为你生儿育女吧。”
“姐，你说什么胡话呢？我怎么会和你离婚呢？你不能生孩子，又不是你的责任，错在于我，有孩子固然好，但真的没有孩子，我们也不需强求和自责，坦然地接受这个现实。”我搂着方怡姐，深情地安慰她说：“从今往后，我们两个人就携手同行，要开心地面对生活，能陪着你慢慢变老，那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我们本来以为，两个人这样平静地过一辈子就得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然而，几年以后我们国家发生的一件大事，再一次把我们的生活，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父亲和岳父当年在四野的老首长，我们国家的副统帅竟然叛逃出国，折戟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此后，全国掀起了一轮新的政治运动，并波及到了军队，而四野的老部队则首当其冲。
我岳父平时说话犀利，是个眼睛里揉不得半粒沙子的人，在军区政治部，岳父是个敢于向一些陋习和恶劣作风“放炮”的人，自然会得罪很多人。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岳父就被“隔离审查”，让他交代当年老首长的所谓“叛变”“怕死”“不服从命令”的证据材料，岳父实事求是地就当年的“四平之战”为老首长说了几句公道话，随即就被当做“叛党叛国集团”的成员，撤消了一切职务，被投入了监狱。
作为四野老首长的警卫人员和我岳父的老战友，我的父亲也不能幸免。军队的造反派对我父亲是软硬接受，威逼利诱，让他揭发我岳父的问题和老首长的证据，被我父亲严词拒绝了。不久，我父亲也被关进了禁闭室。
我岳父本来就有严重的糖尿病，那些造反派还故意在他昏迷的时候，给他注射葡萄糖，致使他很快就离开了人世。我岳母在家里听闻消息，也悬梁自尽了。我和方怡姐当时一直在舰队基地，对家里的变故一无所知。
父亲在禁闭室里听说了岳父岳母的死讯以后，在禁闭室里沉默了一天一夜，然后对监守人员说：我可以揭发方文祥的问题，也可以把老首长过去的问题交代清楚，但是，你们得让我先回一趟家，把一些资料整理好再给你们。
造反派同意了我父亲的要求，就派几个人押着我父亲回到了这里。西屋的楼上，原来是我父亲的书房，父亲上去之后，取出珍藏多年岳父送给他的一把“勃朗宁”，饮弹自尽了。他过去常说，军人就应该死在枪口下，不是敌人的枪口，就是自己的枪口，至此，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秦岚阿姨平静地收敛了我的父亲，然后穿得整整齐齐的，躺在床上，用一把手术刀，割断了她自己手腕上的动脉……
纸终究还是包不住火，父辈们的噩耗还是被我们得知了，过度的惊恐和悲伤彻底击垮了方怡姐的心理——她疯了。为了保护我们，舰队首长派人把方怡姐秘密送进了基地疗养院，并把我关进了禁闭室，还通知哨兵说，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进出禁闭室，违令者，格杀勿论。军区的那些造反派们几次想冲击基地要提审我，都被荷枪实弹的警备战士给吓了回去。而后，首长顶着巨大的压力，让人把我塞进了核潜艇远航西沙，由此躲过了一劫。
我随着核潜艇在广袤昏暗的海底游弋，悄无声息地保护着祖国的海疆。每次远航归来，首长都会亲自把我送进了禁闭室，专门派他的警卫看守，一直到我下次的出海。那几年，方怡姐一直生活在疗养院，病情时好时坏，可她整天在嘴里唯一念叨的人却是我——她的安安。
十月的春风终于吹散了笼罩在神州大地上的阴霾，我也不用再进禁闭室了。五年来我第一次见到了方怡姐，她人变胖了，满头花白的发丝，看起来却像个年近花甲的老太婆，动作变得迟缓了，目光也变得呆滞无光，但那年她才三十八岁。
“安安，你去哪里了？姐姐等了你这么久，你为什么都不过来？”方怡姐她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些话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却是面带笑容目不斜视地看着我。她的话像一把刀子，戳进了我的心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忍不住滚落下来，可她却拭着我的眼泪安慰我说：“你哭什么呀，安安，姐姐又没有责怪你，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你应该高兴才是啊！”然后她的眼神却陷入了迷茫，环顾着四周，拉着我的手紧张地问：“安安，我们的女儿呢？她怎么也不来看我？我有些想她了。”
“姐，你难道忘了吗？我们的女儿在她的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那里，她开心得很，你就别想她了。”我把方怡姐紧紧地搂住，勉强挤出笑容对她说：“姐，我是来接你回家的，我们回家吧！”
为了方便照顾方怡姐，我申请转业到地方电信部门工作。近十年的时间里，方怡姐的病情一直比较稳定，她深知自己的病情，平时非常注重休息和药物治疗，所以她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醒，而且还陆陆续续地翻译了许多英文小说，在译文界有了一定的名气。五年前，方怡姐一位早年定居加拿大的女同学得知她的情况后，就特意飞到国内找到我们，向我提出要接方怡姐去加拿大治疗的建议，我当然是满口答应了。
我们的父母得到平反后，他们补发的工资和抚恤金，再加上方怡姐这些年的稿费和我自己的一些积蓄，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金额，足够我们花大半辈子了。方怡姐去了加拿大以后，我就把那些钱都汇到了她在国外的账户，供她治疗所用。哪知她把那些钱拿去投资，不到三年时间，方怡姐不仅在温哥华拥有了她自己的住房，而且还成了一位真正的“百万富翁”。
国外优美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再加上医药和心理方面的治疗，使得方怡姐的精神彻底得到了恢复。前年，我辞去了工作，去加拿大和方怡姐团聚，并和她在美国纽约华尔街租了一间写字楼，正式开始了资本投资和运作。
去年底，方怡姐把“安琪投资”交给了我，她自己回温哥华修养去了。今年上半年，我一直都在国内，寻找投资的信息，没想到那天在长途车上，竟然会意外地认识你。也许是我太兴奋了，等你下车的时候，我竟然没想起来问你在哪座学校读书。回到这里后，我真的是懊恼不已，遗憾自己这辈子再也没有缘分见到你了。
我买好了飞机票，准备明天就回去。可想不到你自己今天会找上门来，而且还提议让我陪你一起过生日，伊如，你说，是不是我们有缘，注定是要重聚的。
林伊如慢慢站起身来，感动地对夏跃进说：“夏先生，你的故事很精彩，太让我感动。”
“伊如，我……”夏跃进也站起来，真的醉了。
“夏先生，我扶你去休息吧！谢谢您的蛋糕和红酒，我也该回去了。”林伊如扶着夏跃进，真诚地说。
夏跃进脚步踉跄地挡在了她的面前，从怀里掏出一本存折递到她的面前，口齿不清地说：“伊如，这本存折里面有一万美元的存款，是我刚才以你的名字办的，密码我把它记在上面了，送给你，作为我今天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夏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已经打搅您一天了，还让您破费为我庆生，我已经很感激了，怎么能再收您的钱呢？再说，这也没理由啊？”
“你别——误会，伊如，我没有别的意——思，缘分，我只想说——缘分让我认识你，你就收下，钱不多，但——是我的心意，伊如，你就算是先替我保存着也行，如果你需要用钱，那你就尽管把它取出来，如果你不想用这个钱，那么就等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再还给我，好吗？”
林伊如只得接过存折放进自己的挎包里，告别了怅然若失的夏跃进，离开了石库门，踏上回程。时至今日，林伊如都无法对这次可以说改变她一生命运的上海之旅最初的动机做出合理的解释，而且当林伊如坐在长途汽车上离开上海的时候，她的心里仍然还像是在做梦一样。
我的祖父就是这间石库门的主人，六十年前，他和我的祖母在这里开了一家裁缝铺，在这附近一带也是小有名气。日本人占领上海以前，闸北这里就住着很多日本浪人，他们走私贩烟，肆意妄为，根本不把我们中国人放在眼里。上海沦陷以后，那些日本人更是飞扬跋扈，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有一个日本浪人看上了我家这座石库门，就故意找我祖父的茬，说他做坏了日本女人的一件旗袍，兴师动众地找上了门来。我祖父是个刚直的人，自然与他们论理，却惨遭杀害，我的祖母也惨遭奸杀，幸好我父亲在南京读书，才躲过了劫难。
我父亲在南京读中学时就加入了gc党组织，得知父母惨遭杀害，悲痛欲绝，就和几个同学离开南京投奔延安，后来，他与我母亲在抗大认识并结婚，五十年前，我出生在延安宝塔山下的一座窑洞里，我妈给我取了一个名字叫“夏安安”。我父亲当时在山西抗日前线，我母亲就把我托付给了延安保育院，她自己也受组织委派去西安开展地下工作。
后来我们保育院跟随着中央昆仑纵队转移，从延安一直走到了西柏坡。在那里，我才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他已经是四野首长的一名警备连长。从他那里才知道了我母亲已经于几年前，由于叛徒出卖而在西安就义了。此后一直到解放，我父亲跟着四野首长从东北打到了海南岛。
五十年代中期，我父亲回到了上海老家，那时他已经再婚了，我的继母是一名医院的护士。他们住进了这座房子以后，一直没有孩子，就把我从北京接了回来。我父亲是南京军区总部的一位作战参谋，我的继母成了军区总部医院的一位护士长。那时候我才十六岁，没多久就被我父亲踢着屁股赶到了海军东海舰队，当了一名通讯兵。da跃进时期，我给自己取了现在这个名字。
和我父亲同时从四野警卫处调到南京军区的还有一个人，那就是他的老战友方文祥伯伯。从我父亲当四野首长的警备连长开始，方伯伯就是我父亲的指导员，两个人一直搭档到了海南岛。抗美援朝开始以后，我父亲和方伯伯强烈要求去朝鲜参战，但他们的请求却没有得到四野老首长的批准，反而一纸调令，把他们从四野警卫处，调到了南京军区。我父亲成为了作战参谋，参与制定对台海作战；方伯伯被调到了军区政治部工作。
方伯伯有一个女儿，名叫方怡，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英文系，她比我年长两岁，现在是上海市政府的一名专职翻译。我父亲和方伯伯在同一条战壕里扔手榴弹、抠扳机和拼刺刀的空隙，给我和方怡定下了亲事。我们彼此早已知道对方的存在，但从未见过面，直到三年过后，我回上海探亲，才第一次见到了方怡。那年，我才二十三岁，而方怡已经二十五岁了。
我的继母名叫秦岚，出生于音乐世家，这把小提琴就是她家的传家宝，她还教会了我拉小提琴，是个非常贤惠、温柔的女人。秦阿姨对我父亲充满着敬仰和深情，闲暇之余，她会给父亲拉上一曲优美的乐曲，两个人相濡以沫，相敬如宾，非常的恩爱。她比我大十来岁，却让我对她一直心怀尊重和感激。
我迈进这座大门的第一眼，就看见秦阿姨那瘦弱菜色的脸，后来我才听我父亲说，秦阿姨把自己家里的粮食都拿去救济医院里的那些年轻的战士们，或者路上碰到的那些乞讨的人，使得她自己经常饿着肚子去工作，曾经在医院里昏过好几次了。
“哎呀，安安，你可回来了，你爸爸上午还在发脾气，说你怎么还不回来，说要到你们舰队把你给绑回来呢。”别看秦阿姨消瘦柔弱，可说起话来却是底气十足。
“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啊，这么十二道金牌催我回来，我爸他真是的，我申请探亲总得有个时间，哪能说走就走啊，他自己都在军区总部，怎么能让我搞特殊化呢？”我嘟着嘴抱怨着对秦阿姨说：“阿姨，你瘦了很多，我爸他没有照顾好你，却急着催我回来干什么？”
“我没事儿，精神好着呐，安安，你也老大不小了，应该成家了。”
“阿姨，我知道你想要说什么，可我早已经跟我爸说清楚了，那个方怡到现在我还不认识，你们叫我怎么和她结婚？那是他和方伯伯头脑发热，吃饱了撑得，才给我们定下这门亲事，根本就没考虑我们的感受，解放都这么多年了，他们两个怎么还想包办婚姻啊，你跟他说，这婚我不结了，现在我就回部队去。”
“你敢！”话音刚落，我父亲从外面怒气冲冲地进来，吹胡子瞪眼地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小子现在要是敢回部队去，老子马上把你送到东南前线去。”
“好啊，天天坐在指挥所里收发电报，我早就腻了，我正手痒痒着巴不得你把我送到那儿参加战斗呢。”我的犟脾气也上来了，拧着脖子与父亲较上了劲，“那个方怡是胖是瘦我都没见过，你让我怎么跟她结婚？”
“我见过呀，难道你还不相信你老子的眼光吗？方怡那丫头长得眉清目秀的，你秦阿姨也见过，人家还是名牌大学的高材生，现在又在市政府当翻译，她哪一点比你差？你还在这里跟我支支吾吾的；告诉你，小子，你要是能娶上方怡这样的姑娘，那是你的造化，是你老子祖宗十八代的福分，你要是不答应这门亲事，那就给我滚出这个门，永远都不要回来，老子没你这样的儿子。”
父亲的气场把我一下子给镇住了，父子俩大眼瞪小眼地犟在那里。秦阿姨连忙出来打圆场，她把父亲拉到一边，然后笑着对我说：“安安呐，阿姨理解你的心情，你想追求婚姻自由的想法并没有错，不过，方怡的确是个优秀的女孩子，不管是她的相貌还是她的才华，对你来说都是不可多得的，你爸爸的脾气是急了点，可你也不要太犟了，要不先见见方怡再说，好吗？”
“阿姨，你这样说我就没意见了，你看我爸刚才的架势，就差拿枪指着我了。”我的犟脾气稍稍有些松懈下来。
“是啊，你还敢跟我瞪眼睛，要是换做战争年代，你要是敢不听老子的命令，老子拿枪崩了你，信不信？”
“老夏，你也少一句吧，安安既然这么说了，你就去跟老方两口子说说，让他们两个人见个面，行不行让他们自己决定，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那会儿不一样了，上级领导说了不算，长辈们说了也不算，他们自己的婚姻呐，还是由他们自己说了算，老话不是说，强扭的瓜不甜嘛，这孩子们要是不对心，你就是勉强撮合他们也没用。”
我爸随即就去找方伯伯两口子，当天晚上，也就在这个房间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方怡姐。正如我父亲所说的，她确实是一个眉清目秀，文静娴雅的女子，这第一眼让我们彼此都有了好感。四位长辈看在眼里，喜在心里，便借故离开，给我们创造了一个独处的机会。
那天晚上，方怡姐说的并不多，只是静静地坐在我的对面，听我说部队里的那些破事，而且还听得津津有味，说实话，那时候的女孩子对军人有着一种天生的敬仰和好感。我初中刚毕业就被我父亲踢到了部队，此后虽然也自学了一些高中的课程和电子机械的内容，但与方怡姐的学历相比，实在让我自己感到寒碜。不过还好，方怡姐偏重的是文科类的内容，而我所使用的是一些理科类的知识，因此从这些方面来说，两个人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方面就没什么可比性，这反而让我占到了便宜。
“方怡姐，你愿意和我结婚吗？”我的问题让我自己都感到脸红，可我终于还是问了出来，眼睛却不敢看着她。一阵沉默过后，我抬起头，发现方怡姐的脸红扑扑的，正怔怔地盯着我看，就只好看着她接着说：“以前我们都没见过面，方伯伯和我爸他们也没拿你的照片给我，他们肯定以为只要是他们看上了，我们做晚辈的就应该听从，根本就没有我们发表意见的权利，姐姐，你说呢？”
“我不知道，我小时候一直和我妈生活在外婆家，到了解放的时候，才知道我爸把我定了亲，我也不知道你长得什么样？可我又不敢问我爸，只是听我爸我妈说你怎么怎么样，今天看到你，我发现他们对你的评价有些不符合实际，但我可以放心的是，你的人品绝对是符合我的理想的，你是个非常有上进心的男孩子，而且我觉得你比你的实际年龄要成熟许多，与你说话感觉不会那么拘束，所以——所以，我说——你会愿意和我结婚吗？”方怡姐虽然把问题换给了我，但从她的表情可以看出，她对我们俩的婚事已经是没有异议了。
“姐，我想——我们先订婚怎么样？我回到部队还要向上级提出申请，等上级同意了，我们再结婚，好吗？这段时间我们先通通信，让我们彼此再了解得多一点，深一点，这样对我们以后的婚姻是有好处的。”我大胆地握住了方怡姐的手，红着脸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羞得方怡姐只是低头看着我的手，长长的秀发遮住了她的脸。
第二天中午，秦岚阿姨在家里烧了几个菜，我们两家人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就算是给我和方怡姐订婚了。对于我的想法，秦岚阿姨和方伯母是非常赞成的，我爸和方伯伯似乎也找不出什么不能答应的理由，所以也只好同意。
我在家里待了三天，陪方怡姐看了一次电影，吃了两次饭，牵了三次手。在第三天的夜里，我把方怡姐送回家，告别的时候，我们第一次拥抱亲吻，已经有些难舍难分了。
回到部队，我正式向上级领导提出了结婚申请。其实我爸和方伯伯早就和他们提出请求了。舰队的领导过去虽说不是我爸他们的直属领导，但对我爸他们也是知根知底的，渡江战役的时候，还曾经一起合作配合过，所以舰队领导很快就批准了我的申请。那年的五一节，我爸和秦岚阿姨与方伯伯他们夫妻俩，陪着方怡姐一起到了我所在的部队基地，在舰队首长的主持下，我们举行了一个简朴但又隆重的婚礼。
我和方怡姐结婚以后，四位长辈就先回去了，方怡姐在基地招待所里和我一起度过了十天的蜜月。十天以后，我依依送别了方怡姐，一个多月以后，秦岚阿姨给我打来电话说，方怡姐怀孕了。
在三个月的时间里，我从一个愣头青成为了一个女人的丈夫，马上又要成为孩子的父亲了。这样的变化对我来说，仿佛犹如在梦里。我常常在试问自己，幸福是不是来得太快了点，我真的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一直以书信的方式与方怡姐传递着思念之情，而她则不厌其烦地向我描述着怀孕后她的感受和心理变化，总之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成了联络我们感情的纽带。我相信她在我心里已经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我对她的感情在日渐加深。
每每想到与方怡姐在一起的那十天时间，我都会心潮澎湃，心底的**就难以抑制，只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跑到浴室里，用自wei的方式来排遣生理上的需求。那段时间，只要是女的在我面前经过，我都会把她联想成方怡姐，然后想象着与她做ai时的体位和节奏，最后只得跑到厕所里自我解决。
我知道这样下去总不是个办法，就以方怡姐怀孕为名，向领导递交了请假单。不过那时候舰队刚好搞演习，所有人员一律不准请假，因此我的请假单就被领导锁进了他的抽屉里。好不容易到了国庆节前夕，演习才陆续结束，我的请假单终于被批了下来。
一天以后，当方怡姐在我面前出现时，却把我给吓住了。方怡姐已不是半年前我所看到的那样苗条秀气，风姿绰约，原来的瓜子脸如今像一只充足了气的皮球，滚圆滚圆的，满脸尽是妊娠斑；柔顺飘逸的长发被理成了齐耳的短发，失去了往日的光泽；而宽松的长外套，却难以掩饰她那臃肿、邋遢的体态。
那天夜里，我和怀孕近五个月并同样忍受着性饥渴的方怡姐做了三次。我们的性饥渴得到了缓解，却惊动了方怡姐的胎气。第二天早上起来，方怡姐的体下见了红，等我把她送到医院时，孩子小产了，后来医生跟我们说，是个女孩。当时我们俩都很伤心，也很懊悔。秦岚阿姨和我岳母赶到医院，也很难过，不过她们一再地安慰我们，说“你们还年轻，等方怡养好了身子，再要孩子也不迟”。
我父亲和我岳父得知消息，两个人连夜从南京赶了回来，把我拉到病房外面臭骂了一顿，才解了他们心头的怨气。特别是我爸，就差拔枪毙我了，“小子，老子这次先原谅你一次，你给我听好了，下次再有这样的事发生，老子直接拿枪毙了你。”
等长辈们都离开病房以后，我才把方怡姐抱在怀里，哭着对她说：“姐，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是个混蛋，姐，你打我吧，你狠狠地打我吧。”
方怡姐伸手抹着我的眼泪，凄厉地笑着说：“安安，你别哭了，一个巴掌拍不响，这件事儿姐也有责任，孩子没了，我这几个月的辛苦就白费了，还好我们还年轻，以后肯定还会有孩子的，等过年的时候，你再回来，到时我们再要一个。”
孩子没了，可我和方怡姐的感情却更深了。不过，方怡姐却一直没有怀孕。两年以后，“史无前例的文化da革命”开始了，当时我已经是东海舰队的一名电讯科长，在基地拥有了自己的家属宿舍。第二年为了躲避外面的纷争和动乱，方怡姐作为随军家属，把工作调到了舰队基地的资料室，从此，我们夫妻俩才结束了三年的两地分居，真正拥有了一个属于我们俩的家。
相比民间的“文攻武卫”“造反”“批斗”，我们舰队倒成了“世外桃源”，虽然那些政治学习是免不了的，但是由于我们处于沿海前线，故舰队的备战和训练依然还能正常进行。我们电讯科是舰队的“千里眼”和“顺风耳”，监听和甄别着海峡上空那些复杂的电波，一刻也不敢放松。
那些年，方怡姐也去部队医院看过很多专家，得到的结论是，她可能不会再有孩子了。对于这样的结果，我们只有黯然接受。记得当时方怡姐哭着对我说：“安安，我们离婚吧，你再去找一个年轻点的女孩子，让她为你生儿育女吧。”
“姐，你说什么胡话呢？我怎么会和你离婚呢？你不能生孩子，又不是你的责任，错在于我，有孩子固然好，但真的没有孩子，我们也不需强求和自责，坦然地接受这个现实。”我搂着方怡姐，深情地安慰她说：“从今往后，我们两个人就携手同行，要开心地面对生活，能陪着你慢慢变老，那也是一件很浪漫的事。”
我们本来以为，两个人这样平静地过一辈子就得了，“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然而，几年以后我们国家发生的一件大事，再一次把我们的生活，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父亲和岳父当年在四野的老首长，我们国家的副统帅竟然叛逃出国，折戟蒙古国的温都尔汗，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九·一三”事件。此后，全国掀起了一轮新的政治运动，并波及到了军队，而四野的老部队则首当其冲。
我岳父平时说话犀利，是个眼睛里揉不得半粒沙子的人，在军区政治部，岳父是个敢于向一些陋习和恶劣作风“放炮”的人，自然会得罪很多人。运动刚刚开始不久，岳父就被“隔离审查”，让他交代当年老首长的所谓“叛变”“怕死”“不服从命令”的证据材料，岳父实事求是地就当年的“四平之战”为老首长说了几句公道话，随即就被当做“叛党叛国集团”的成员，撤消了一切职务，被投入了监狱。
作为四野老首长的警卫人员和我岳父的老战友，我的父亲也不能幸免。军队的造反派对我父亲是软硬接受，威逼利诱，让他揭发我岳父的问题和老首长的证据，被我父亲严词拒绝了。不久，我父亲也被关进了禁闭室。
我岳父本来就有严重的糖尿病，那些造反派还故意在他昏迷的时候，给他注射葡萄糖，致使他很快就离开了人世。我岳母在家里听闻消息，也悬梁自尽了。我和方怡姐当时一直在舰队基地，对家里的变故一无所知。
父亲在禁闭室里听说了岳父岳母的死讯以后，在禁闭室里沉默了一天一夜，然后对监守人员说：我可以揭发方文祥的问题，也可以把老首长过去的问题交代清楚，但是，你们得让我先回一趟家，把一些资料整理好再给你们。
造反派同意了我父亲的要求，就派几个人押着我父亲回到了这里。西屋的楼上，原来是我父亲的书房，父亲上去之后，取出珍藏多年岳父送给他的一把“勃朗宁”，饮弹自尽了。他过去常说，军人就应该死在枪口下，不是敌人的枪口，就是自己的枪口，至此，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秦岚阿姨平静地收敛了我的父亲，然后穿得整整齐齐的，躺在床上，用一把手术刀，割断了她自己手腕上的动脉……
纸终究还是包不住火，父辈们的噩耗还是被我们得知了，过度的惊恐和悲伤彻底击垮了方怡姐的心理——她疯了。为了保护我们，舰队首长派人把方怡姐秘密送进了基地疗养院，并把我关进了禁闭室，还通知哨兵说，没有他的命令，任何人都不得进出禁闭室，违令者，格杀勿论。军区的那些造反派们几次想冲击基地要提审我，都被荷枪实弹的警备战士给吓了回去。而后，首长顶着巨大的压力，让人把我塞进了核潜艇远航西沙，由此躲过了一劫。
我随着核潜艇在广袤昏暗的海底游弋，悄无声息地保护着祖国的海疆。每次远航归来，首长都会亲自把我送进了禁闭室，专门派他的警卫看守，一直到我下次的出海。那几年，方怡姐一直生活在疗养院，病情时好时坏，可她整天在嘴里唯一念叨的人却是我——她的安安。
十月的春风终于吹散了笼罩在神州大地上的阴霾，我也不用再进禁闭室了。五年来我第一次见到了方怡姐，她人变胖了，满头花白的发丝，看起来却像个年近花甲的老太婆，动作变得迟缓了，目光也变得呆滞无光，但那年她才三十八岁。
“安安，你去哪里了？姐姐等了你这么久，你为什么都不过来？”方怡姐她一眼就认出了我，这些话从她的嘴里说出来，却是面带笑容目不斜视地看着我。她的话像一把刀子，戳进了我的心里，我的眼泪一下子就忍不住滚落下来，可她却拭着我的眼泪安慰我说：“你哭什么呀，安安，姐姐又没有责怪你，这么多年都过来了，你应该高兴才是啊！”然后她的眼神却陷入了迷茫，环顾着四周，拉着我的手紧张地问：“安安，我们的女儿呢？她怎么也不来看我？我有些想她了。”
“姐，你难道忘了吗？我们的女儿在她的外公外婆和爷爷奶奶那里，她开心得很，你就别想她了。”我把方怡姐紧紧地搂住，勉强挤出笑容对她说：“姐，我是来接你回家的，我们回家吧！”
为了方便照顾方怡姐，我申请转业到地方电信部门工作。近十年的时间里，方怡姐的病情一直比较稳定，她深知自己的病情，平时非常注重休息和药物治疗，所以她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醒，而且还陆陆续续地翻译了许多英文小说，在译文界有了一定的名气。五年前，方怡姐一位早年定居加拿大的女同学得知她的情况后，就特意飞到国内找到我们，向我提出要接方怡姐去加拿大治疗的建议，我当然是满口答应了。
我们的父母得到平反后，他们补发的工资和抚恤金，再加上方怡姐这些年的稿费和我自己的一些积蓄，在当时已经是一笔不小的金额，足够我们花大半辈子了。方怡姐去了加拿大以后，我就把那些钱都汇到了她在国外的账户，供她治疗所用。哪知她把那些钱拿去投资，不到三年时间，方怡姐不仅在温哥华拥有了她自己的住房，而且还成了一位真正的“百万富翁”。
国外优美的环境和宽松的氛围，再加上医药和心理方面的治疗，使得方怡姐的精神彻底得到了恢复。前年，我辞去了工作，去加拿大和方怡姐团聚，并和她在美国纽约华尔街租了一间写字楼，正式开始了资本投资和运作。
去年底，方怡姐把“安琪投资”交给了我，她自己回温哥华修养去了。今年上半年，我一直都在国内，寻找投资的信息，没想到那天在长途车上，竟然会意外地认识你。也许是我太兴奋了，等你下车的时候，我竟然没想起来问你在哪座学校读书。回到这里后，我真的是懊恼不已，遗憾自己这辈子再也没有缘分见到你了。
我买好了飞机票，准备明天就回去。可想不到你自己今天会找上门来，而且还提议让我陪你一起过生日，伊如，你说，是不是我们有缘，注定是要重聚的。
林伊如慢慢站起身来，感动地对夏跃进说：“夏先生，你的故事很精彩，太让我感动。”
“伊如，我……”夏跃进也站起来，真的醉了。
“夏先生，我扶你去休息吧！谢谢您的蛋糕和红酒，我也该回去了。”林伊如扶着夏跃进，真诚地说。
夏跃进脚步踉跄地挡在了她的面前，从怀里掏出一本存折递到她的面前，口齿不清地说：“伊如，这本存折里面有一万美元的存款，是我刚才以你的名字办的，密码我把它记在上面了，送给你，作为我今天送给你的生日礼物。”
“夏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我已经打搅您一天了，还让您破费为我庆生，我已经很感激了，怎么能再收您的钱呢？再说，这也没理由啊？”
“你别——误会，伊如，我没有别的意——思，缘分，我只想说——缘分让我认识你，你就收下，钱不多，但——是我的心意，伊如，你就算是先替我保存着也行，如果你需要用钱，那你就尽管把它取出来，如果你不想用这个钱，那么就等我们下次见面的时候再还给我，好吗？”
林伊如只得接过存折放进自己的挎包里，告别了怅然若失的夏跃进，离开了石库门，踏上回程。时至今日，林伊如都无法对这次可以说改变她一生命运的上海之旅最初的动机做出合理的解释，而且当林伊如坐在长途汽车上离开上海的时候，她的心里仍然还像是在做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