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一六章 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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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所有怪异行为都有原因，至少他自己是这么想的。他认为自己中了剧毒，血液很快会变成粉状物，为了求生，只能靠补充其他人的新鲜血液。同年，他因为精神问题进入精神病院治疗，一名精神病医生指示一名男护士把他送到另一个房间去，和另一名患者同住，但他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拒绝前往。
精神病院的护士说，他害怕同住后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可能真是如此。与此同时，对他的药物治疗似乎很有效，他的状态很稳定。后来一名心理医生认为他不必再住院，只需定期接受门诊治疗就行，顺便还能解决一下医院的病床紧张问题。那名照料他的男护士回忆说：“当我们知道他要出去的消息后，大家乱成一团，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一名门诊医生在被问到为何放出伏尔泰时说：“因为药物治疗控制住了他。”；这是因为受害者家属，后来控告医院，他们玩忽职守！
一九七七年，伏尔泰获得自由后大部分时间都由其母亲照料。她为他收拾了公寓，就是他后来被捕的那所房子。伏尔泰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间小屋子里，偶尔陪陪他的母亲。他领取政府的救济金，同时还以失业者的形象行乞。父亲也为他支付一些账单。为了多陪陪这个儿子，父亲经常在周末带他出去玩，有时会给他买些礼物。这在周航看来，这家伙的父亲还是很负责任的，只不过，也许是有些近墨者黑吧，他的母亲同样患有精神疾病！
这个卷宗非常之详尽，周航看到这里，除了一向的冷静之外，已经被吸引了进去，他更加关注的是后面的事情，于是继续看着。以前认识伏尔泰的一些人发现他比从前活跃了，经常说自己上高中时的一些事。这些陈年旧事在他嘴里却鲜活无比，好像刚刚发生一样，但他从不提小时候的事。他转变话题很快。说着飞碟突然就能转到高中时组建的“纳粹党”后来，他母亲看房间太乱，说了他两句。他从此不让母亲进房间。太和湖事件时，他父亲去保释他时也说，当地警察误会了伏尔泰，只是一次意外事件。
太和湖事件发生于一九九七年八月，从那时到杀害乔夏太太这段时间，他的思想急转直下，可以从一些细节看出来。九月的时候，他和母亲吵了一架。然后愤怒地杀了她的猫；十月时，他以每条十五美元的价格买了几条狗，买来后就宰了；
十月二十日，他盗窃了价值仅为两美元的汽油，在接受警察盘问时却异常冷静，拒不认罪，最后警察没办法只好把他放了。十一月中旬。他看到报上有一条拉布拉多犬的广告后，到了主人家，他很会讲价，用一条狗的价钱买了两条小狗；十一月下旬，有户人家遛狗时丢了一条狗。于是在报上登“寻狗启事”希望好心人提供线索，伏尔泰也往他家打了个电话。此后不久，警方陆续接到多人报案宠物失踪。
十二月七日，他到枪支专卖店买了一把点二二口径的左轮手枪，按照规定必须填写一张表格，里面有一项要他填写是否曾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他填了“没有”填完了表格，他还得等到十二月十八日才能获得枪支许可。在等待期间，他做了几件事，有些甚至很麻烦：他重新登记了自己的卡车；从报纸上剪下来有关厦门绑架犯和免费赠狗的新闻；新年那天，父亲带他去买礼物，他挑了一件橙色大衣，此后他一直穿着这件连帽皮大衣，从未脱下。
十二月十八日获得合法配枪资格后，伏尔泰又去买了些子弹，现在他觉得可以为所欲为了。他先是朝着一户姓菲林的人家开了一枪，把墙壁射穿了；几天后，他又朝另一户斯克的厨房里开了一枪，子弹擦着厨房里的斯克太太的头皮飞过；没过多久，葛瑞斯惨案就发生了第一桩），他家离斯克家只隔一条街，而斯克太太受惊和葛瑞斯先生惨死都是伏尔泰兴之所至的杰作。葛瑞斯家前面有很多树，要想在此快速驶过并击中目标的胸部，需要有非常好的枪法，据此分析，斯克太太是靠着幸运才逃过一劫。
一九七八年一月五日，伏尔泰买了一份《海南市日报》，上面载有乔夏太太被杀的新闻报道，并有很多民众对此桩谋杀案的谴责声明，这份报纸他一直保留着。一月十日，他又买了三盒子弹。一月十六日，邻居家收音机的声音惹怒了他，他拿起枪就朝那户人家的窗子开了一枪。
警方已经掌握了伏尔泰在一月二十三日，也就是乔夏太太被杀这一天的详细行踪。当日一大早，他想闯入一户邻居家，但在窗外的时候被厨房里的女主人看到了，只好离去，走之前他还到人家的院子里坐了一会，吓得女主人打电话报了警，等警方到达时伏尔泰早就溜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偷偷进了另一户人家，但很快主人发现了他，并一路追赶他到了大街上，最后还是追丢了。主人回家检查损失时发现丢了一些财物，但很奇怪的是孩子的床上有新鲜的大便，柜子里的衣服也有一股尿骚味，周航明白，这都是恋物癖的典型行为。一个小时以后，他又到了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并在此遇到了高中同学，这名证人对抓到他起了重要作用。
这个高中同学看到他的样子时吓了一大跳，衣服上沾着血，嘴角布满结痂，和高中时已经大不一样。她开始时没有认出他来，直到伏尔泰说起她高中时的男友，伏尔泰的朋友时，才想起来他是谁。但她被伏尔泰的样子吓坏了，谎称自己马上要去银行，赶紧开车走了，但伏尔泰尾随着她的车到了路边并试图上车，吓得她锁紧车门疾驰而去。几分钟后，他又潜入购物中心附近的一户人家，但被主人发现了，他声称自己只是想抄近路，然后他就闯入了乔夏太太家。
那名失踪男婴的尸体也在一九七八年被发现了，距离伏尔泰家比较近。伏尔泰入狱后，绝口不提自己的罪行，最后庭审从海南市转移到了广东。又过了一年，一位精神病医生取得他的信任，并和他谈了几次。伏尔泰便开始对精神病医生，讲述了自己连续杀人的经过。
周航用鼠标滑动页面，这份文件继续往下看去便是伏尔泰的自述了：“我第一次杀人完全是个意外，当时我的车坏了，无法发动，但我必须找一间公寓进去，因为母亲不让我去她家过新年。以前，每个新年我都会去她那里大吃一顿，然后和外婆、姐姐聊聊天，但这次母亲不让我去了，我很愤怒，就开枪射击她的汽车，还要杀死其他人才能平息怒气。”；
“第二次杀人则是因为看到别人赚了许多钱而感到嫉妒，我去她家行窃时被女主人发现，我只能杀了她，还喝了一点她身上的血。后来那一次，我本来也是去盗窃，但我进去后发现他们全家都在，我只好把他们全杀了。我认识在停车场碰到的那个女士，她是我好友席尔瓦的女友。席尔瓦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死了，但我认为他是被黑社会的人暗算了，因为那时候他还是个社团分子，还贩卖过毒品。我觉得他的女友应该知道一些这方面的内幕，所以才在停车场和她搭讪，但她说已经结婚了，不想再和我谈前男友的事情。都是因为我母亲给我下毒，黑社会才能够赚钱，我知道这些人是谁，如果我能找到证据，一定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再往下，法庭审判从一九七九年初开始。五月六日，《海南市日报》记者郎峰在报道庭审时写道：“被告看起来脸色惨白，精神迟钝。棕色头发乱糟糟的，塌陷的双眼呆滞无神，这时候他刚刚过完二十九岁的生日。坐在法庭上显得很无聊，不时把弄面前的一张纸，有时候呆滞地盯着法庭里的灯光看。”
按照法律广东。控方希望法庭判处被告死刑；辩方则以伏尔泰的精神有问题进行抗辩。控方认为伏尔泰有足够的行为能力，必须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最终，蔡斯还是以一级谋杀的罪名被起诉，陪审团很快就讨论完毕，一致认为他有罪。法官下令把他收押于广东监狱，直至执行死刑。
看到这里，周航注意到，莫宁教授似乎并不同意陪审团的判决。也不认同该案件的审理方式。莫宁教授曾经陈树过他自己的观点，当时还有一桩案件，海南市政厅的雇员，谋杀了前海南市长和议员两人后，却有完全不同的审判结果：他以精神问题为由逃过了死刑的处罚，只是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因此莫宁认为伏尔泰这样明显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他应该在精神病院度过后半生。不应该送他上电椅。
伏尔泰在广东监狱等待死刑的时候，莫宁还曾去探访他，和莫宁同去的是国安调查部驻广东的监狱联络官康健，莫宁在笔记中这样描述：“康健衣着光鲜、相貌堂堂、很会讲话，拥有让哑巴开口的本领；探访伏尔泰是我这一生中最奇特的经历之一。从进入监狱开始，到我们和伏尔泰面对面开始交谈，我都在不停地颤抖。这所监狱戒备森严，但我还是感觉到一股让人恐怖的气氛弥漫周围，之前我曾经和无数罪犯打过交道，但这次是最恐怖的一次，我甚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身边的康健也有类似的感觉！”
“我们走进电梯，来到电梯室，周围仿佛有一股奇怪的声音在鸣叫。在会客室等待伏尔泰的时候，我也感到一阵阵恐惧。很快，我听到了伏尔泰走来的脚步声，我仔细打量了他一下，他戴着手铐和脚镣，就像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中马利的鬼魂出现了，他只能拖着脚往前走，动作呆滞。”
“他的神情也让我们很惊讶，头发很长，那双眼睛我永远无法忘记，它们就像是电影《大白鲨》里面的那条大鲨鱼，瞳孔几乎看不见，只有一个黑点。我们面对面谈了很久，但我仍然感觉这双眼睛是属于魔鬼的。他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仿佛能够看穿我的思想，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侵略性的动作，一直都安静地坐着，把玩着手里的一只塑料水杯。
他即将被执行死刑，所以我也不用说什么安慰的话，但我知道第一次和这种谋杀案案犯交谈时，一定要赢得他的信任，这样他才会对我敞开心怀，所以，我和他谈话时显得很轻松，并且表示能够理解他。他承认自己杀了人，但说这是不得已的，因为他要维持自己的生命，他深信有人在他的肥皂盒里下毒，使他奄奄一息，只有杀人喝血才能活下来。”
“我对他说从没听说过有人在肥皂盒里下毒的。他开始教育我了，他说，人人都有肥皂盒，如果拿起肥皂时发现肥皂底部是干的，那就没事；如果底部有黏着物，那就意味着有人给你下毒了。我问他中了什么剧毒，他就说了前面提到的血液变成粉末的那番话。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认为他的说法简直是太荒唐了，但我要和他交谈话，不能做出这样的反应，甚至不能流露出一丝吃惊的模样，只有这样他才会对我畅所欲言。”
“他的确是满嘴胡言，甚至说自己是犹太人，虽然我知道他说的是谎言，但并不点破，也没有露出吃惊或不相信的神情，我平静地让他继续往下说。然后，他说自己额头上有一颗‘大卫之星’，因此注定一生都要受到纳粹的迫害与荼毒，说着他还让我看他的前额。我大可以对他说：‘别胡扯了。’；也可以对他说：‘哎呀，这漂亮啊，我要是也有一个就好了。’但这样说无助于得到我想要的信息。当然，他的额头上并没有什么‘大卫之星’。”
“我觉得也许他是在给我下套，或者是在考验我能否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另一个可能是他在和我开玩笑，或许在他胳膊上或胸前真有一个什么记号，但他却说长在自己的前额上。目的只是为了知道我是否真的了解他。在此情形下，我也只能撒谎，说自己没戴眼镜。这个地方又很昏暗，实在看不清他的额头，但我没有否认他额头上长着‘大卫之星’的说法。他又对我说，纳粹分子已经和飞碟联系上了，他们经常在地球上空飞行，并用心灵感应来对他发号施令，让他杀人喝血。最后他对我说：‘你知道，莫宁先生。你应该很清楚，我杀人其实都是为了自卫。”
“刺！”周航从鼻孔中笑了一声，然后吧嗒吧嗒的抽了两口雪茄，再喝了口咖啡，他觉得这个案子，或者说这个故事有趣极了，最起码伏尔泰是个“幽默”的小子。他继续看下去。
此前很多访谈者都问过伏尔泰是如何选择被害人的。但都被他巧妙地避开了，而莫宁则成功取得了他的信任，从他嘴里套出了这个信息，或许是莫宁这次访谈伏尔泰最重要的成果。他非常爽快地告诉莫宁，在杀人之前。他会听到一股神秘的声音，这些声音告诉他必须立刻去杀人，接受“命令”之后，他就到街上去寻找下手的对象。如果这一家紧锁着门，他就会走开，如果这一家很容易进入，他就进到屋里杀了他们。莫宁当时也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破门而入时，他的原话，回答道：“噢！如果上了锁，就意味着我是不受欢迎的。”；周航想，在伏尔泰的心目中，生死之间竟然只隔着一道门锁！
最后莫宁问他为什么一直拿着塑料杯，他说这就是监狱给他下毒的证据，说完后他侧身让我看了看杯子里面的黄色碎屑，后来我认出那只是一些通心粉和奶酪的残渣。他希望我把这些东西带到国安调查部的实验室去化验，这份礼物让莫宁无法拒绝。
这次访谈莫宁可以说收获颇丰，对行为科学调查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有帮助，让他们对那些无逻辑的凶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他们和那些有预谋、有准备的凶手有很大不同。伏尔泰不仅是无逻辑凶手中的典型，在莫宁的执法生涯中，他比任何人都更有意义。这也是访谈过后，莫宁的原话。伏尔泰在圣昆廷监狱期间，经常受到其他犯人的嘲弄和辱骂，犯人们威胁说如果伏尔泰靠近他们，就立刻宰了他，并经常让他早点自杀了事。当时对他进行检查的监狱医生都不胜其烦，巴不得早点执行他的死刑，好让监狱里安静一点，但这个医生最后建议监狱方面说，不如把他转到广东东郊里的监狱，因为广东医疗中心在那所监狱里安装了治疗精神病患者的设备。
他的所有怪异行为都有原因，至少他自己是这么想的。他认为自己中了剧毒，血液很快会变成粉状物，为了求生，只能靠补充其他人的新鲜血液。同年，他因为精神问题进入精神病院治疗，一名精神病医生指示一名男护士把他送到另一个房间去，和另一名患者同住，但他担心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拒绝前往。
精神病院的护士说，他害怕同住后不如一个人自由自在，可能真是如此。与此同时，对他的药物治疗似乎很有效，他的状态很稳定。后来一名心理医生认为他不必再住院，只需定期接受门诊治疗就行，顺便还能解决一下医院的病床紧张问题。那名照料他的男护士回忆说：“当我们知道他要出去的消息后，大家乱成一团，但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一名门诊医生在被问到为何放出伏尔泰时说：“因为药物治疗控制住了他。”；这是因为受害者家属，后来控告医院，他们玩忽职守！
一九七七年，伏尔泰获得自由后大部分时间都由其母亲照料。她为他收拾了公寓，就是他后来被捕的那所房子。伏尔泰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间小屋子里，偶尔陪陪他的母亲。他领取政府的救济金，同时还以失业者的形象行乞。父亲也为他支付一些账单。为了多陪陪这个儿子，父亲经常在周末带他出去玩，有时会给他买些礼物。这在周航看来，这家伙的父亲还是很负责任的，只不过，也许是有些近墨者黑吧，他的母亲同样患有精神疾病！
这个卷宗非常之详尽，周航看到这里，除了一向的冷静之外，已经被吸引了进去，他更加关注的是后面的事情，于是继续看着。以前认识伏尔泰的一些人发现他比从前活跃了，经常说自己上高中时的一些事。这些陈年旧事在他嘴里却鲜活无比，好像刚刚发生一样，但他从不提小时候的事。他转变话题很快。说着飞碟突然就能转到高中时组建的“纳粹党”后来，他母亲看房间太乱，说了他两句。他从此不让母亲进房间。太和湖事件时，他父亲去保释他时也说，当地警察误会了伏尔泰，只是一次意外事件。
太和湖事件发生于一九九七年八月，从那时到杀害乔夏太太这段时间，他的思想急转直下，可以从一些细节看出来。九月的时候，他和母亲吵了一架。然后愤怒地杀了她的猫；十月时，他以每条十五美元的价格买了几条狗，买来后就宰了；
十月二十日，他盗窃了价值仅为两美元的汽油，在接受警察盘问时却异常冷静，拒不认罪，最后警察没办法只好把他放了。十一月中旬。他看到报上有一条拉布拉多犬的广告后，到了主人家，他很会讲价，用一条狗的价钱买了两条小狗；十一月下旬，有户人家遛狗时丢了一条狗。于是在报上登“寻狗启事”希望好心人提供线索，伏尔泰也往他家打了个电话。此后不久，警方陆续接到多人报案宠物失踪。
十二月七日，他到枪支专卖店买了一把点二二口径的左轮手枪，按照规定必须填写一张表格，里面有一项要他填写是否曾在精神病院接受过治疗，他填了“没有”填完了表格，他还得等到十二月十八日才能获得枪支许可。在等待期间，他做了几件事，有些甚至很麻烦：他重新登记了自己的卡车；从报纸上剪下来有关厦门绑架犯和免费赠狗的新闻；新年那天，父亲带他去买礼物，他挑了一件橙色大衣，此后他一直穿着这件连帽皮大衣，从未脱下。
十二月十八日获得合法配枪资格后，伏尔泰又去买了些子弹，现在他觉得可以为所欲为了。他先是朝着一户姓菲林的人家开了一枪，把墙壁射穿了；几天后，他又朝另一户斯克的厨房里开了一枪，子弹擦着厨房里的斯克太太的头皮飞过；没过多久，葛瑞斯惨案就发生了第一桩），他家离斯克家只隔一条街，而斯克太太受惊和葛瑞斯先生惨死都是伏尔泰兴之所至的杰作。葛瑞斯家前面有很多树，要想在此快速驶过并击中目标的胸部，需要有非常好的枪法，据此分析，斯克太太是靠着幸运才逃过一劫。
一九七八年一月五日，伏尔泰买了一份《海南市日报》，上面载有乔夏太太被杀的新闻报道，并有很多民众对此桩谋杀案的谴责声明，这份报纸他一直保留着。一月十日，他又买了三盒子弹。一月十六日，邻居家收音机的声音惹怒了他，他拿起枪就朝那户人家的窗子开了一枪。
警方已经掌握了伏尔泰在一月二十三日，也就是乔夏太太被杀这一天的详细行踪。当日一大早，他想闯入一户邻居家，但在窗外的时候被厨房里的女主人看到了，只好离去，走之前他还到人家的院子里坐了一会，吓得女主人打电话报了警，等警方到达时伏尔泰早就溜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偷偷进了另一户人家，但很快主人发现了他，并一路追赶他到了大街上，最后还是追丢了。主人回家检查损失时发现丢了一些财物，但很奇怪的是孩子的床上有新鲜的大便，柜子里的衣服也有一股尿骚味，周航明白，这都是恋物癖的典型行为。一个小时以后，他又到了购物中心的停车场，并在此遇到了高中同学，这名证人对抓到他起了重要作用。
这个高中同学看到他的样子时吓了一大跳，衣服上沾着血，嘴角布满结痂，和高中时已经大不一样。她开始时没有认出他来，直到伏尔泰说起她高中时的男友，伏尔泰的朋友时，才想起来他是谁。但她被伏尔泰的样子吓坏了，谎称自己马上要去银行，赶紧开车走了，但伏尔泰尾随着她的车到了路边并试图上车，吓得她锁紧车门疾驰而去。几分钟后，他又潜入购物中心附近的一户人家，但被主人发现了，他声称自己只是想抄近路，然后他就闯入了乔夏太太家。
那名失踪男婴的尸体也在一九七八年被发现了，距离伏尔泰家比较近。伏尔泰入狱后，绝口不提自己的罪行，最后庭审从海南市转移到了广东。又过了一年，一位精神病医生取得他的信任，并和他谈了几次。伏尔泰便开始对精神病医生，讲述了自己连续杀人的经过。
周航用鼠标滑动页面，这份文件继续往下看去便是伏尔泰的自述了：“我第一次杀人完全是个意外，当时我的车坏了，无法发动，但我必须找一间公寓进去，因为母亲不让我去她家过新年。以前，每个新年我都会去她那里大吃一顿，然后和外婆、姐姐聊聊天，但这次母亲不让我去了，我很愤怒，就开枪射击她的汽车，还要杀死其他人才能平息怒气。”；
“第二次杀人则是因为看到别人赚了许多钱而感到嫉妒，我去她家行窃时被女主人发现，我只能杀了她，还喝了一点她身上的血。后来那一次，我本来也是去盗窃，但我进去后发现他们全家都在，我只好把他们全杀了。我认识在停车场碰到的那个女士，她是我好友席尔瓦的女友。席尔瓦在一场摩托车事故中死了，但我认为他是被黑社会的人暗算了，因为那时候他还是个社团分子，还贩卖过毒品。我觉得他的女友应该知道一些这方面的内幕，所以才在停车场和她搭讪，但她说已经结婚了，不想再和我谈前男友的事情。都是因为我母亲给我下毒，黑社会才能够赚钱，我知道这些人是谁，如果我能找到证据，一定把他们全部抓起来。”
再往下，法庭审判从一九七九年初开始。五月六日，《海南市日报》记者郎峰在报道庭审时写道：“被告看起来脸色惨白，精神迟钝。棕色头发乱糟糟的，塌陷的双眼呆滞无神，这时候他刚刚过完二十九岁的生日。坐在法庭上显得很无聊，不时把弄面前的一张纸，有时候呆滞地盯着法庭里的灯光看。”
按照法律广东。控方希望法庭判处被告死刑；辩方则以伏尔泰的精神有问题进行抗辩。控方认为伏尔泰有足够的行为能力，必须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最终，蔡斯还是以一级谋杀的罪名被起诉，陪审团很快就讨论完毕，一致认为他有罪。法官下令把他收押于广东监狱，直至执行死刑。
看到这里，周航注意到，莫宁教授似乎并不同意陪审团的判决。也不认同该案件的审理方式。莫宁教授曾经陈树过他自己的观点，当时还有一桩案件，海南市政厅的雇员，谋杀了前海南市长和议员两人后，却有完全不同的审判结果：他以精神问题为由逃过了死刑的处罚，只是被送往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因此莫宁认为伏尔泰这样明显患有精神疾病的人，他应该在精神病院度过后半生。不应该送他上电椅。
伏尔泰在广东监狱等待死刑的时候，莫宁还曾去探访他，和莫宁同去的是国安调查部驻广东的监狱联络官康健，莫宁在笔记中这样描述：“康健衣着光鲜、相貌堂堂、很会讲话，拥有让哑巴开口的本领；探访伏尔泰是我这一生中最奇特的经历之一。从进入监狱开始，到我们和伏尔泰面对面开始交谈，我都在不停地颤抖。这所监狱戒备森严，但我还是感觉到一股让人恐怖的气氛弥漫周围，之前我曾经和无数罪犯打过交道，但这次是最恐怖的一次，我甚至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身边的康健也有类似的感觉！”
“我们走进电梯，来到电梯室，周围仿佛有一股奇怪的声音在鸣叫。在会客室等待伏尔泰的时候，我也感到一阵阵恐惧。很快，我听到了伏尔泰走来的脚步声，我仔细打量了他一下，他戴着手铐和脚镣，就像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中马利的鬼魂出现了，他只能拖着脚往前走，动作呆滞。”
“他的神情也让我们很惊讶，头发很长，那双眼睛我永远无法忘记，它们就像是电影《大白鲨》里面的那条大鲨鱼，瞳孔几乎看不见，只有一个黑点。我们面对面谈了很久，但我仍然感觉这双眼睛是属于魔鬼的。他一动不动地盯着我看，仿佛能够看穿我的思想，但他并没有做出什么侵略性的动作，一直都安静地坐着，把玩着手里的一只塑料水杯。
他即将被执行死刑，所以我也不用说什么安慰的话，但我知道第一次和这种谋杀案案犯交谈时，一定要赢得他的信任，这样他才会对我敞开心怀，所以，我和他谈话时显得很轻松，并且表示能够理解他。他承认自己杀了人，但说这是不得已的，因为他要维持自己的生命，他深信有人在他的肥皂盒里下毒，使他奄奄一息，只有杀人喝血才能活下来。”
“我对他说从没听说过有人在肥皂盒里下毒的。他开始教育我了，他说，人人都有肥皂盒，如果拿起肥皂时发现肥皂底部是干的，那就没事；如果底部有黏着物，那就意味着有人给你下毒了。我问他中了什么剧毒，他就说了前面提到的血液变成粉末的那番话。看到这里，有人可能会认为他的说法简直是太荒唐了，但我要和他交谈话，不能做出这样的反应，甚至不能流露出一丝吃惊的模样，只有这样他才会对我畅所欲言。”
“他的确是满嘴胡言，甚至说自己是犹太人，虽然我知道他说的是谎言，但并不点破，也没有露出吃惊或不相信的神情，我平静地让他继续往下说。然后，他说自己额头上有一颗‘大卫之星’，因此注定一生都要受到纳粹的迫害与荼毒，说着他还让我看他的前额。我大可以对他说：‘别胡扯了。’；也可以对他说：‘哎呀，这漂亮啊，我要是也有一个就好了。’但这样说无助于得到我想要的信息。当然，他的额头上并没有什么‘大卫之星’。”
“我觉得也许他是在给我下套，或者是在考验我能否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另一个可能是他在和我开玩笑，或许在他胳膊上或胸前真有一个什么记号，但他却说长在自己的前额上。目的只是为了知道我是否真的了解他。在此情形下，我也只能撒谎，说自己没戴眼镜。这个地方又很昏暗，实在看不清他的额头，但我没有否认他额头上长着‘大卫之星’的说法。他又对我说，纳粹分子已经和飞碟联系上了，他们经常在地球上空飞行，并用心灵感应来对他发号施令，让他杀人喝血。最后他对我说：‘你知道，莫宁先生。你应该很清楚，我杀人其实都是为了自卫。”
“刺！”周航从鼻孔中笑了一声，然后吧嗒吧嗒的抽了两口雪茄，再喝了口咖啡，他觉得这个案子，或者说这个故事有趣极了，最起码伏尔泰是个“幽默”的小子。他继续看下去。
此前很多访谈者都问过伏尔泰是如何选择被害人的。但都被他巧妙地避开了，而莫宁则成功取得了他的信任，从他嘴里套出了这个信息，或许是莫宁这次访谈伏尔泰最重要的成果。他非常爽快地告诉莫宁，在杀人之前。他会听到一股神秘的声音，这些声音告诉他必须立刻去杀人，接受“命令”之后，他就到街上去寻找下手的对象。如果这一家紧锁着门，他就会走开，如果这一家很容易进入，他就进到屋里杀了他们。莫宁当时也很好奇地问他为什么不破门而入时，他的原话，回答道：“噢！如果上了锁，就意味着我是不受欢迎的。”；周航想，在伏尔泰的心目中，生死之间竟然只隔着一道门锁！
最后莫宁问他为什么一直拿着塑料杯，他说这就是监狱给他下毒的证据，说完后他侧身让我看了看杯子里面的黄色碎屑，后来我认出那只是一些通心粉和奶酪的残渣。他希望我把这些东西带到国安调查部的实验室去化验，这份礼物让莫宁无法拒绝。
这次访谈莫宁可以说收获颇丰，对行为科学调查组的研究工作也非常有帮助，让他们对那些无逻辑的凶手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他们和那些有预谋、有准备的凶手有很大不同。伏尔泰不仅是无逻辑凶手中的典型，在莫宁的执法生涯中，他比任何人都更有意义。这也是访谈过后，莫宁的原话。伏尔泰在圣昆廷监狱期间，经常受到其他犯人的嘲弄和辱骂，犯人们威胁说如果伏尔泰靠近他们，就立刻宰了他，并经常让他早点自杀了事。当时对他进行检查的监狱医生都不胜其烦，巴不得早点执行他的死刑，好让监狱里安静一点，但这个医生最后建议监狱方面说，不如把他转到广东东郊里的监狱，因为广东医疗中心在那所监狱里安装了治疗精神病患者的设备。